“如果你有正确的态度，有趣的事情自然会找到你。”
——埃里克·雷蒙德
最近一段时间，开源很热闹，从GOTC大会，开放原子全球开源峰会，再到COPU第十八届开源中国开源世界高峰论坛,大会一场接一场。预计下半年还有一系列接踵而来的开源大会，足以让各路开源人乐此不疲。
这些热闹的背后，我们既看到了国家对开源战略的重视，也看到了社会各界对开源的关注。而对长期以来默默耕耘的开源人来说，无疑是件好事情。但随着参与开源的利益方逐渐多样化，各种现象也不断增多，开始让一部分原本比较纯粹的开源人感到无所适从。
对此种种，有位老师讲了一个鲁迅《阿Q正传》里的故事，一直倍受压迫的阿Q在看到城里的举人老爷对革命党的到来惊恐万分后，就想着自己也可以投身成为革命党人，这样就能去革未庄里那些原本一直欺负他，同时被他称作“鸟男女”们的命。不料，当他打着革命的旗号走上街头时，猛然发现原来欺负他的赵秀才和假洋鬼子却早已先他一步宣称自己是革命党了，于是他的梦想就彻底落空。
用这个故事来比喻当下的开源实际上不甚恰当，我也无意以这个故事去隐喻和批判什么。但这个故事却告诉了我们，世界并不如阿Q所想的那般简单。发展到今天的开源，也已并不是简单的当初。开源已经被时代赋予了更多的含义。
在看似开源的春天里也并没有鲜花满地。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除了那些获得政策支持，资本加持，或者背靠经济实力雄厚的科技大厂的，在一线努力致力于推广或从事和开源业务相关的个人，社区团队以及创业公司，在当下的开源中，他们的大多数其实活得并不如意，业务也没有想象的风声水起。中国的开源企业，不说目前尚无一家的体量可以达到上市规模，但从那些被资本追捧的明星开源企业，今年以来不断有企业创始人长时间去海外拓展业务的现象来看，这也许和他们的企业战略有关，但似乎正在暗暗诉说着中国市场业务进展缓慢的尴尬。
实际上，无论是宏观或微观层面，无论是企业或市场角度，开源在中国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各种挑战还是相当现实和严峻的。
地理学家胡焕庸曾经从人地关系的角度研究我国的人口和农业问题，提出了一条被称为胡焕庸线的人口和经济水平线，这条线实际上与400毫米等降水量线重合。在胡焕庸线的东侧分布着我国近94%的人口和超过95%的GDP总量。可见，在农业经济时代，很大程度上降雨量决定了农作物的生长好坏，因此也决定了地区经济的发展水平。到了工业经济时代，由于机器，能源和原材料是生产要素。能源和原材料的供应能力决定了地区经济的差异，所以在能源和原材料供应充足或者交通运输便利的港口城市就成为了工业经济发达的地区。
如今，我们的社会进入了数字经济时代，代码，数据和算法成为了新的生产要素。那么，我们似乎可以这样来大胆断言：一个地区的代码产出量和拥有量，单位面积和单位时间内的数据产出量，以及算法和算力水平决定了该地区的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
从市场的宏观层面来说，开源作为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可以极大推动着数字经济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从上述的断言也可以得出一个观点，开源生态的发展壮大，事实上也将极度依赖于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
所以，我们必须客观认识到，虽然开源生态是一个为全社会所使用的普遍生态，但由于各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在推广开源时，也必须结合所在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来决定推广和发展开源的节奏，不能盲目一刀切。
根据联合国在2020年发布的《数字合作路线图》的报告指出，开源软件，已经不仅是公开免费的代码，更被定义成为数字公共产品(Digital Public Goods, DPG)的形式之一。属于数字公共产品的开源软件是在知识产权保护下由软件产权的拥有者无偿提供出来为社会各方所共享共用，并共同协作生产的过程。
开源软件既然作为了数字公共品，就天生具有了它的社会属性和政府属性。从社会层面上来说，应当提倡和鼓励开源成为企业的一项社会责任，尤其是对有实力和有能力的科技大厂来说，开源就是为社会可持续发展做贡献。从政府层面来说，适当和合时的政策介入就会成为一种必要，尤其在政策层面如何建立更加有效的开源人才的培养和激励，以及促进开源发展的相关产业扶持政策，同时将开源的安全合规管理等纳入一定的政府法规的规制体系，将成为政府规范和政策制定者们所无法避免的问题。
对于企业来说，相比传统的软件商业，试图通过开源的商业变现是一个更加复杂和漫长的过程。开源到商业的实现路径是这样的：开源项目->社区运营->商业产品研发->市场营销->客户收入，而传统软件型企业的商业路径是: 商业产品研发->市场营销->客户收入。我们从上述的路径可以看到，从开源起步的软件商业，比传统的软件商业其实是凭空增加了一段开源项目的运营，而这对于企业创始人及其团队来说，不但增加了经济投入的负担，而且挑战巨大。这其中的挑战不仅因为更长的路径，更因为社区运营和企业经营属于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和价值观。开源社区注重的是对等交流的开放式网络均质文化，而企业经营则注重团队在差序格局下的层级式的执行效率。一个团队要同时把开源项目的社区运营和企业经营做好，需要项目管理团队需要有精神分裂式的思维模式，更是一种在开放和闭合之间进行微妙地平衡管理艺术。
开源在面向企业级市场时，由于企业级的2B行业市场并不如消费级的2C行业市场那样，一旦方向明确，只要资本大量快速砸钱就可以快速催生一个巨大的市场。企业级市场购买的长决策链及业务需求的复杂性，和产品相适应的行业Know-how也往往需要更长时间的培育，这些恰恰是纯粹金钱所无法快速催生的。
这个状况，不仅在中国，更在美国的市场有同样的情况。笔者粗略统计了一下最近几年开源上市的美国开源企业，如Gitlab, Confluent, HashiCorp等开源明星企业，虽然长期可看好，但这两年的业务发展始终不及市场预期，从下图列示的这几家公司的股价从上市到今天的变化图，我们可以看到无一不经历了断崖式的股价下跌和公司价值向业绩的回归。
一个新的商业模式就是一次价值发现或者价值重构。按照埃里克·雷蒙德在《大教堂与集市》里的结论来说，开源就是对于软件作为许可销售价值的抑制，开源真正发展的是软件作为使用价值下的服务价值发现。如果去深入研究OSI（“开源软件促进联盟”）针对开源许可定义的10条标准的分析来看，我们所能得出的一个结论就是OSI开源许可的各项规定的就是了让开源软件的直接销售价值趋零而设的。换句话说，要想符合OSI所要求的标准，就得让软件的直接销售价值不复存在。所以，无论在开源下有多少种商业模式可被定义出来，其中的一个不变的核心关键是离不开将开源代码作为服务收费的基础，而不再是将软件当作产品去销售。
但，软件产业在中国经过三十年的发展，软件作为服务业的价值依然没有被充分认可。这实在是一个不幸的事实。即使在今天，我们只要从网上随便搜索一下国内需求方发布的软件和服务的招投标公告就可以很容易看到这个现实：那些需求方在招标中动辄就要求软件供应方在其提供的软件中包含少则一年，多则三年，甚至更长到5年的免费维护服务。参与投标的软件提供方也许可以投机取巧把这些服务折算后包含到软件报价中，但却无法改变甲方企业的一个固执的逻辑，就是软件可以收费，但服务需要免费。而甲方企业这样的认知就是和开源商业模式下基于服务收费逻辑的完全背
更进一步而言，新涉足开源的各方对于开源的认识不足，尤其是大量来自传统行业的开源的消费方对于开源的战略价值和使用路径认识不足。在既往的开源圈里，更多聚集的是开源代码的开发者和爱好者，以及先期获取了开源红利的科技大厂。但在国内值得消费开源的大量传统甲方企业用户，和传统闭源软件提供商和技术服务商，远还没有认识到开源对于他们自身业务影响的重要性。前期我们在开展《企业开源治理师》的专项课程中就碰到这样一个事例，一个传统闭源软件产品的企业创始人在参加了我们的培训后，意识到开源合规的重要性。于是，他特地通过我们找了个开源许可的合规专家对自己的软件产品进行了一次付费评估，才猛然发现他原来一直认为完全属于他们自主研发并且作为核心业务发展多年的软件产品，其实使用了多达22个开源组件，涉及到了多个不同的开源许可证,甚至还有几个传染性极强的GPL开源协议许可。这下，把他惊出了一身冷汗。事后他如是说到，“还好在我的企业没有做大时，能够及时发现这些问题。否则，万一做大了，因为开源使用不合规再被别人告了，岂不是损失重大。”
事实上，这样的情况绝不是孤立的个例。在未来，这些开源的传统消费方才是中国开源的群众基础，帮助他们建立对于开源正确的认识，也才是中国开源得以持续发展的基础。
另外一点，开源产业生态链的不成熟也是导致当下开源产业发展的一大障碍。传统的软件产业链条一般是从软件原厂商，软件销售端的分销，代理或者销售伙伴，软件服务端的增值代理服务商，咨询方案服务商，技术开发支持服务商再到最终用户，整个产业链的生态相对完整。而一个软件企业的成功与否，除了技术本身，还取决于它的产业生态链构建的完整度和成熟度，这个我们可以从那些软件巨头如SAP，甲骨文等在过去的成功一眼就可以看出。虽然互联网和SAAS服务的兴起，让软件产业生态链中的各种角色有所变化，但一个没有产业生态链的软件行业是很难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成功。这对于开源来说，同样如是。
综上，相比开源最初所包含的比较单纯的代码开放共享的社会意义，当下我们所面临的开源，已经不再是一种简单的技术开发方式，也不再是一种简单的商业策略，更成为了数字经济的重要基础设施。而开源，作为中国科技发展的战略抉择，已经关乎中国未来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所以，如何正确地认识并且恰当地参与开源是值得各方需要思考并重视的一个问题。
转载自丨OpenTEKr 开源星系
编辑丨翁培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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