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谕纪泽：
十月十一日接尔安禀，内附隶字一册。二十四日接澄叔信，内附尔临《元教碑》一册。王五及各长夫来，具述家中琐事甚详。
尔信内言读《诗经》注疏之法，比之前一信已有长进。凡汉人传注、唐人之疏，其恶处在确守故训，失之穿凿；其好处在确守故训，不参私见。释“谓”为勤，尚不数见。释“言”为我，处处皆然，盖亦十口相传之诂，而不复顾文气之不安。如《伐木》为文王与友人入山，《鸳鸯》为明王交于万物，与尔所疑《螽斯》章解，同一穿凿。朱子《集传》一扫旧障，专在涵泳神味，虚而与之委蛇，然如《郑风》诸什注疏，以为皆刺忽者固非，朱子以为皆淫奔者，亦未必是。尔治经之时，无论看注疏，看宋传，总宜虚心求之。其惬意者，则以朱笔识出；其怀疑者，则以另册写一小条，或多为辩论，或仅著数字，将来疑者渐晰，又记于此条之下，久久渐成卷帙，则自然日进。高邮王怀祖先生父子，经学为本朝之冠，皆自札记得来。吾虽不及怀祖先生，而望尔为伯申氏甚切也。
尔问时艺可否暂置，抑或它有所学。余惟文章之可以道古，可以适今者，莫如作赋。汉魏六朝之赋，名篇巨制，具载于《文选》，余尝以《西征》《芜城》及《恨》《别》等赋示尔矣。其小品赋，则有《古赋识小录》；律赋，则有本朝之吴谷人、顾耕石、陈秋舫诸家。尔若学赋，可于每三、八日作一篇大赋，或数千字，小赋或仅数十字，或对或不对，均无不可。此事比之八股文略有意趣，不知尔性与之相近否？尔所临隶书《孔宙碑》，笔太拘束，不甚松活，想系执笔太近毫之故，以后须执于管顶。余以执笔太低，终身吃亏，故教尔趁早改之。《元教碑》墨气甚好，可喜可喜。郭二姻叔嫌左肩太俯，右肩太耸，吴子序年伯欲带归示其子弟。尔字姿于草书尤相宜，以后专习真草二种，篆隶置之可也。四体并习，恐将来不能一工。
余癣疾近日大愈，目光平平如故。营中各勇夫病者，十分已好六七，惟尚未复元，不能拔营进剿，良深焦灼。闻甲五目疾十愈八九，忻慰之至。尔为下辈之长，须常常存个乐育诸弟之念。君子之道，莫大乎与人为善，况兄弟乎？临三、昆八，系亲表兄弟，尔须与之互相劝勉。尔有所知者，常常与之讲论，则彼此并进矣。此谕。
评点
勤作读书札记
曾氏在此信中，先从大处为儿子读《诗经》作指导。他告诉儿子，汉唐人注《诗》，其所失在穿凿附会，其所得在不参私见。相比之下，朱熹的《诗集传》要胜过汉唐的注《诗》之作。朱熹重在体味诗的神韵，将《诗》引入文学领域而予以赏识，这是朱熹的高明之处。但朱熹认为《郑风》皆为讽刺淫奔的，则亦未必对。在此基础上，曾氏教给儿子一个读经的具体方法，即勤作札记。读书札记重在两个方面：遇有心领神会者，则记下自己此刻的阅读心得；遇有疑问者，则将自己的所疑提出来，以后随着学问的提高，对先前的所疑又有新的认识，也宜将这一过程记录下来。古今不少大学问家便是将学问如此日积月累的，著名的训诂学家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的学问便是这样得来的。王念孙的《读书杂志》，王引之的《经传释词》《经义述闻》等都是训诂学的名著。曾氏平生十分敬仰这对高邮王氏父子，自己的治学成就不如王念孙，但希望儿子能成为王引之。
曾氏这种不尽信书、不迷信权威的态度以及记札记的读书方法，于今人仍有指导意义。
——《唐浩明点评曾国藩家书》（谕纪泽(咸丰八年十月二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