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应对经济下滑的过程中，消费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在此背景下，本课题在对国内外有关数据进行整理的同时，在已有关于“数字普惠金融”总体消费效应的研究基础上，深入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农村”间的消费效应。其次，对“数字普惠金融”和“居民消费”进行了定义，并建立了相关的理论机理和分析模型。一是从数字化使用的角度，探索数字化对传统银行业务的变革和突破；二是基于数字覆盖范围，对“长尾巴”的“普惠性”进行了研究。然后，运用四川省18个城市的宏观数据，运用面板数据的方法对其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我国数字普惠金融体系的发展对我国居民的消费水平有明显的提升作用。其次，相对于农村而言，发展数字化普惠金融能够更好地促进农村居民的消费。同时，通过现代技术手段，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更好地为广大农民提供更多的金融服务，对于深入发掘农民的消费潜能、突破限制其消费的制度壁垒，因而，以数字普惠金融为切入点，探讨我国城乡之间的消费差异问题，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课题。
关键词：数字普惠金融；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固定效应模型；
In the process of meeting people's needs for a better life, promoting harmonious social development, and coping with economic downturn, consumption is a very key link. In this context, this project not only collates relevant data at home and abroad, but also explores the consumption effec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on the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on the basis of existing research on the overall consumption effec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Secondly,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and "household consumption" are defined, and relevant theoretical mechanisms and analysis models are established. Firs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gital use, explor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breakthrough of digitalization to traditional banking business; Second, based on digital coverage, the "inclusiveness" of the "long tail" was studied. Then, using the macro data of 18 cities in Sichuan Province, the panel data method was used to conduct an empirical study.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ial system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consumption level of Chinese residents. Second, compared with rural areas,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can better promote the consumption of rural residents. At the same time, through modern technical means,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can better provide more financial services for the majority of farmers, for in-depth exploration of farmers' consumption potential, break through the institutional barriers that limit their consumption, therefore, taking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as the starting point to explore the consumption differenc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China, is a very valuable topic.
Keywords: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fixed-effect models;
一、绪论
1.1研究背景
最近几年，伴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尽管我国的经济已经进入了高质量发展的时期，但是因际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和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影响，我们的经济发展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因此，我们应该怎样才能更好地推动我国的经济发展，这是一个需要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在“投资、消费和出口”这三辆马车中，传统投资与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逐渐减弱，消费在拉动总体经济复苏的第一拉动力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要从更多的居民消费需求转变为消费需求，推动整体居民消费增长，使之增加居民消费率和最终消费率。所以，提高居民的消费支出，是充分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基础性作用的一个重要抓手，也是在新时代背景下，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选择。
在2016G20首脑会议中，国家将发展普惠金融提到了议程的首位，而数字普惠金融是近几年来普惠金融发展的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它的发展速度非常快，对普惠金融的发展模式和发展内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此外，它还可以打破地理空间的局限，在网络平台上面向多个用户群，为用户带来更加便利和有效的普惠服务；它还可以加快资金循环的速度，减少资金的使用费用，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从而更好的为人民群众提供普惠的资金支持。因此，在当下，充分利用数字普惠金融，是推动居民改善生活质量，改善居民生活质量的关键。鉴于各地区的差别，基于四川省的具体情况，本课题选择四川省作为案例地，开展“普惠金融”与“消费”的互动关系的实证分析。
1.2 研究路线图
1.3 研究基本内容
全文共分为四个章，首先介绍了论文的选题背景、基本思想以及论文的创新之处；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第三章阐述了“数字普惠金融”和“家庭消费”的内涵；第四章论述了我国目前的普惠金融状况和我国的居民消费状况；第五章论述了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行为的作用机理，为后面的研究提供了基础；第六章为本文的实证内容。第七部分结论及对策建议，最后写出本文的不足与展望。
1.4创新点
1.4.1研究视角创新
数字惠普金融是近些年来不断发展的金融模式类别，其强调了数字化金融背景对于我国整体金融体制的全面改革，从数字惠普金融的发展现状来看，其整体应用效果究竟如何仍然需要谨慎探讨。为了更好的推论数字惠普金融对我国整体经济的帮助，本次研究中创新性的以居民消费作为评价要素，不仅能够对数字惠普金融的实际实施效果形成完整的评价，还可以根据这种反馈了解数字惠普金融对于整体经济的全面影响，而这种思路同样是本次研究的创新点所在。
1.4.2研究样本创新
论文选取了2011-2020年作为研究对象，所获得的资料更具现实性，更具说服力；所获得的资料是四川省统计局和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所的资料，没有任何造假现象，为本论文的研究成果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从而保证了所得出的结论在资料上的合理性。同时，以北京大学的“数字普惠金融”为主要研究指标，以“居民消费支出”、“居民可支配收入”、“城镇化率”等指标为主要研究指标，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状况进行了研究和分析。
1.5 研究贡献
在深入剖析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居民消费行为的作用机制的基础上，笔者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可以为居民提供更多的数字化金融产品和服务，从而拉近城乡居民之间的消费差距，为居民提供更好的消费平台。从而使居民消费对经济的推动和更进一步发挥其对我国经济的引擎作用。因此，它将为我们国家长期的发展与持续的经济增长提供更为长久的支撑。此外，本文还将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普惠金融相关产品及衍生金融服务、提高我国居民金融服务质量等方面，对促进我国居民消费，实现资金内循环具有重要的现实与现实价值。
2 文献综述
2.1 国外文献综述
在“数字化”和“普惠金融”的创新研究中，有研究指出“融资难”、“资金短缺”是制约我国“城镇化”的关键因素，这说明构建产业化的全方位金融支持体系非常必要，这也表明构建和健全普惠金融体系，具有十分现实的现实意义。Munyeqera和Matsumoto （2016）在846户农户的样本中发现，移动货币、便捷支付等方式提高了农户的金融获取率，这说明数字化发展对普惠金融具有正向的影响。 Pijswijk等（2021）提出了数字化发展对城市和农村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然而，数字化发展与乡村的社会、环境、制度等因素密切相关，因此，推进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必须立足当地实际。关于普惠金融的角色， Devsm （2006）提出普惠金融是为了缓解贫困人群和农户等相对贫困人群的资金排斥，从而达到降低贫困人口比例的目的。Soekarno等（2020）提出“普惠化”是利用金融技术缩小收入差距的一种有效途径，对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和居民的合理收入分布具有重大意义。
2.2 国内文献综述
普惠金融是金融领域的一部分，2005年，联合国首次将普惠财政这一理念引入到财政政策中，焦瑾璞（2014）认为，这一理念是一种可以向所有不同阶层的人民提供全方位、多角度的财政政策。而“数字普惠金融”是基于“普惠金融”的扩展和发展，它可以极大地刺激居民的消费，推动社会的发展，张勋（2019）提出“数字普惠金融”是“普惠金融”和“数字化”技术相融合的结果，它可以极大地减少融资的难度，减少融资的费用，使边远山区的老百姓也可以获得更多的融资，从而推动边远山区的发展，这也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力发展，能够助推农村经济的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业务包括信用贷款、保险和金融产品服务等，何宗樾和宋旭光（2020）提出，数字普惠金融可以从数字信用缓解流动性约束，数字理财，数字支付等方面来促进居民的消费。另外，纪明和曾曦昊（2022）提出，发展普惠金融可以促进居民的消费增加，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基于此，涂颖清和万建军（2022）提出了数字普惠金融以小微、中型企业、初创龙头企业等为重点，指出了“数字普惠金融”所面向的群体具有普惠性的特点，揭示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可以促进居民收入分布格局的优化，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的消费水平”。宋晓玲（2017）在阐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异”的作用机理后，利用各省面板数据，采用逐步回归、随机效应回归等方法，对两者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推进，将会明显缩小“城乡收入差异”。邱云飞（2021）以中间环节为基础，进一步检验了这一假设，发现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有效地推动我国居民的消费升级，同时也证明了我国城市和农村地区的普惠金融对我国居民的消费具有明显的城乡差别特征。基于此，南永清等（2020）提出，由于农村区域的总体金融服务质量不高，存在着“金融压制”的问题，因此，农村区域的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的冲击更为明显。但蒋旭航和张长全（2021）等人则提出了与之截然相反的观点，即“数字化普惠金融”的发展，将会对城市居民的消费产生更加明显的作用。基于上诉两种不同的观点，本文以四川省为例，进行实证分析，来判断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于城乡的消费支出，谁更明显。
2.3 文献评价
在对相关文献进行总结和分析后，我们发现，无论是传统金融，普惠金融，互联网金融，还是数字普惠金融，都会在某种程度上对城市和农村的消费起到积极的推动效果。在我国，普惠金融对城镇和乡村两个地区的消费行为有不同的路径和效果，其对城镇和乡村两个地区的消费支出也有不同的效果。当前，国内外对普惠金融领域的广泛关注和对消费差异问题的深入探讨，为本论文的深入开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但是，因为其发展的历史还不长，相关的理论还不够完善，所以大部分的学者都只针对城乡进行了单一的分析，并没有得出一个统一的结论，那就是，在城乡之间，数字普惠金融提高居民的消费水平，但是其对城乡之间的作用还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其次，由于我们已有的关于普惠金融的调研，均采用2015年的综合指标对各省份的县域经济发展进行了全面的评价，因此，我们将选取近期的市域经济发展阶段作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本文从城乡两个层面对消费支出进行了分析。鉴于家庭可支配收入是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因此，本研究采用控制变量的方法来对这些因素进行了分析，以消除这些因素之间的共线性。
3 数字普惠金融与居民消费的现状分析
3.1四川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基本模式
从数字惠普金融的角度来看，其应该是一种国家性范围的金融制度建设普及，但是从金融自身属性入手来看，由于区域不同、发展情况不同和经济基础水平不同，关于数字惠普金融的基本模式是存在一定差别的，因此，在探讨四川省数字惠普金融的基本形式中，要考虑全国的普遍形式，并且在普遍形式中分析四川省独特的数字惠普金融发展现状。
3.1.1移动支付
移动支付是数字化普惠金融最基本的一种方式，它可以拓宽人们的金融覆盖范围，提高人们对金融的获得度。根据中央银行的数据显示，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中国的移动支付的交易量一直在以指数形式增长。2012年，中国的移动支付市场在2.31万亿元左右，从2022的数据来看，截止2022年年底，我国的移动支付市场数额已经来到了351.3万亿元的市场规模。这数据表明，移动支付正在飞跃式地被人们接受。与传统的支付方式相比，手机支付方式具有一定便捷性；通过扫码支付、人脸识别支付等方式，可以不受到时空的限制，快速方便地满足了人们的日常支付需要。对于那些财政保障能力不足的地区和人群来说，这样的便利方式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让他们在家里就能享受到转账，汇款，代付等业务。在日常生活支付、医疗支付、餐饮服务、公共交通、购物消费、政务服务等多种消费场景下，其业务与服务方式也在持续更新，以适应人民群众的多元化与个人化的需要，彰显其“普惠”特征。而针对四川省的移动支付现状来看，在基础移动支付以外，针对四川省的实际现状也进行了全面的剖析，四川省的移动支付的主流发展趋势可以分为两方面：其一是关于移动字符覆盖的领域更加全面化，例如四川省开始尝试医保利用移动支付，并且建立了7个试点地区，这也是一种移动支付覆盖范围扩展的尝试；其二就是移动支付与三农问题的连接，从当前数字化金融发展的态势来看，农村的移动支付应用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在实践中进行相关问题的解决将会进一步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的落地。
3.1.2信贷业务
数字普惠金融是面向个体及中小微企业的一种新型金融工具，它填补了中国传统的投资与融资方式的不足，将有助于拓展中小微、私营企业的投资与融资渠道，提升其投资效率，并能有效地减少其投资与融资的费用。“数字化”普惠金融通过数字化技术实现多个组织之间的信息共享，通过收集、整理和提取具有多种特征的、实时的有价值的信息，并通过对这些信息的分析，迅速地进行信用评价，从而有效地缓解小微企业的信用信息不全和信用风险。同时，通过智慧的风险控制系统和大数据的“画像”，实现小额信贷的大规模发放，有力地扩大了对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范围。例如蚂蚁金服旗下的网络银行，采用了一种全新的网上借贷方式，也就是俗称的“310”，也就是3分钟申请，1秒放款，整个过程不需要任何人力介入，极大地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率。利用技术的优越性，实现了普惠的数字化，并逐步实现了信用业务的透明化和理性化。
从我国的信贷基本盘来看，信贷模式的数字化转型已经初具雏形了，落实到四川省而言，在四川省的十四五规划中正式提出：到2025年，基本建成金融强省，全省金融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7.3%左右，基本形成金融业态丰富、产业布局优化、资源配置高效、开放合作深入、生态环境优越的金融业发展新格局，初步建成依托成都，立足西部，联合港澳，面向东亚、东南亚和南亚，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西部金融中心。基于这种思路的引导下，四川省的整体信贷业务不仅要不断丰富，而且要配合当下数字化的整体发展模式来不断完善，才能做到整体的经济发展。而在探讨信贷内容对于居民消费的帮助时，也要考虑整体大环境对于信贷业务的鼓励与进步。
3.1.3互联网保险
互联网保险是一种新型的数字化普惠金融方式，对于提高可获得性和普惠性，促进可持续发展，有着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从表3.2中我们可以看到，网络保险的渗透率从2011年开始迅速成长，2015年到达高峰之后迅速下滑，2018至今稍微有一点成长，然后慢慢恢复。其中，2015年之前的互联网保险中，财产险的比例都超过了60%，而保险与第三方网络平台合作销售的万能、年金等理财投资商品，仍然处于业务的风头最盛时期。2016年，随着监管政策的变化，网络人身险的渗透率出现了下降趋势，并且逐渐回落到了比传统财产险更低的水平当前，“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出了多种网络保险业务，其中，2 C业务是由保险公司和顾客之间的直接交易。在 C端由代理进行连接，采用2A2C方式；并且，利用社交媒体上的内容博客来吸引流量，与 C端进行链接的，属于2B2C的模式。互联网保险对传统的限制进行了突破，对客户的需求进行了深入挖掘，将互联网与人身保险进行了融合，并运用了保险科技，从定制化和个性化两方面来持续地减少了费用。互联网保险在很大程度上对保险消费者进行了科普，并将其进行了下沉，从而提高了保险的可得性与普惠性。
针对四川省的互联网保险深度和全国排成，具体如下标所示：
表1 2022四川省保险深度
| 类别 |
保险深度 |
全国排名 |
| 四川总体保险 |
4.10% |
13 |
| 四川人身保险 |
3.10% |
13 |
| 四川财产保险 |
1.00% |
16 |
| 四川保险金额 |
2635元 |
20 |
从整体保险水平来看，四川省在全国出于中游地位，而人身保险是其中占比最大的保险类别，财产保险紧随其后，符合当下我国主流的保险价值意愿。从全国数据排名来看，四川省在保险领域还有很多潜力可以挖掘，而在数字惠普金融不断普及的当下，更是可以从这个行业深度挖掘。
3.1.4数字化理财
最近几年，因为我们国家的物质生活条件的提高，所以我们对金融产品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而且，在网络信息技术日益成熟的情况下，数字化金融已经变成了数字时代的一种趋势。根据《我国信息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分析报表》，2014-2021年中国的金融服务使用者数量从7849万人增长到了1.66亿，其中2019年1.692亿，达到了一个新的峰值。互联网金融产品的特点是：金融投商品的多元化，流动性资金高，投资交易门槛低，申赎灵活。与传统金融相比，网络金融的运作方便，即时的信息更新，更能让投资人感到满意。网络理财产品是一种新型的理财方式，它能够更好地向下兼容，极大地减少了数字鸿沟，而且它的个人理财服务门槛很低，
这使得它对有微额小微理财意愿的广散用户具有更高的吸引力，让更多的微额理财服务用户能够感受到个人理财的金融服务。在培育“下层”群体的投资理念的基础上，互联网金融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进行金融资产的合理分配，从而带动居民的消费升级，从而有效地推进普惠金融的发展，进而扩大内需，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从四川省现状来看，四川农信是四川省业务规模最大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也是首批国家发改委“数字化转型伙伴行动”的金融机构代表。在服务三农、小微和县域经济的过程中，不断的吸纳用户的数字化理财需求，从现状来看，已经构建了“蜀信e”手机银行、“蜀信e·惠支付”服务平台和“蜀信e·惠生活”社区电商平台三位一体的数字经济服务模式，而借助这种数字化的金融服务体系构建，推动了数字化经济的全面进步，2021年，全省数字经济总体规模达1.92万亿元，而且经过推算，2025年将达到3万亿元。
3.2居民消费水平概括
从图3-4可以看出，在总体情况下，居民的消费水平呈现出了不断增长的态势，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和消费能力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并且将这种差异完全地反映了出来。我国城市和农村居民的消费状况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一是从1978年到1990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城市和农村的消费水平逐步提高，城市和农村的消费差异缩小，城市和农村的经济增长速度保持稳定。在这段时间里，农民的消费水平的增速一直保持在30%到90%的范围之内，并且比城市还快，这很有可能是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顺利实行，使得农民的可支配收入提高，从而提高了他们的消费水平。从1990年至2010年是第二个时期。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逐步提高，城镇和农村的消费水平逐年提高，城镇和农村的消费水平逐年提高，城镇和农村的消费结构得到了有效的改善。此外，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也在不断地拉大，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显著地高于了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这可能是因为在城镇化政策的实施过程中，乡村向城镇提供了大量的人力资源，从而造成了乡村的经济发展滞后，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速有所减缓。但是，城镇化给城镇居民带来了工资及财产性金融财富的增加，从而提升了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基尼系数逐步升高，有的已经突破了0.4的警戒线，由于自然因素和可用的资本有限，传统的金融体系向城镇区域偏移，已经产生了对乡村区域的金融排斥，从而造成了乡村区域内农民的消费需要与意愿得不到满足，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消费水平与结构存在着巨大的差距。2010年至2019年是第三个阶段。总体的消费水平都表现出了快速的发展，而且，农村的消费水平的增速也明显加快。
4 概念与理论基础
4.1 相关概念界定
4.1.1 数字普惠金融的概念
普惠金融的第一个理念是在联合国的指导下，通过国家的政策扶持，建立一个合理的、可持续的、面向所有群体的、合理的、可持续的金融系统。普惠金融在引入中国之后，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扶持，从最基本的小额贷款，发展到了微观金融服务，最后发展成了综合性的普惠金融，其核心是通过各种形式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来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随着普惠金融业务的不断深入与网络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两者之间存在着较强的关联性，从而催生了数字普惠金融。互联网以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新一代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技术，从“规模”、“速度”和“精度”三个层面上降低成本，提升风控水平，增强市场竞争力，可有效缓解普惠融资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高、抵押约束严重等问题。数子化是网络技术的数字化；普惠，就是要为所有有金融需要的人提供服务，特别是对中低收入阶层的服务。从总体上讲，“数字普惠金融”具备“金融本质”、“普惠”特征和“数字技术”特征。
4.1.2居民消费的概念
整个社会的再生产进程中，消费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生产是一种生产活动，通过生产活动，使生产活动达到对人的多种需求的目的。一个是生产性的，另一个是生活性的。居民消费分为两种，一种是广义的，另一种是狭义的，狭义的，就是居民所消费的商品和服务的数量，它可以通过货币来表达，也可以通过实物来表达，例如，人均消费支出和人均拥有的耐用品消费数量。广义的消费指的是商品与服务的量，而非商品与服务的质。在狭义上，消费的变动可以被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消费水平的变动，另一种是消费需求在持续地发生变化，另一种是消费结构的变动，它是指在消费支出中的各个组成部分发生的变化。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背景下，四川省的城乡居民在消费上也出现了明显的改变，因此，本文将从影响其消费支出的影响因素（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以及四川省城乡消费支出的差异两方面研究四川省农村居民消费情况。
4.2 数字普惠金融与居民消费相关理论
4.2.1 收入决定理论
（1）绝对收入假说
第一个提出了消费函数的是一位叫 Keynes的西方学者（1937)，他在他的研究中清楚地把收入当作了消费的一个绝对值，并通过边际和平均的消费趋势来说明了收入与消费之间的关系。绝对收入假说的函数表达式为：
Ct =a + bYt
其中t为第t期；C为总消费;Y为收入；a一般是正数且取值范围较小，代表自发性的消费水平；b表示边际消费偏好，但通常取值范围为（0,1），远小于平均消费偏好，当收入的不平衡程度越来越大的时候，无论是边际消费还是平均消费，都会出现一个递减效应。高收入的人群虽然拥有很高的收入，但是他们的消费倾向却比较低，所以会造成居民的消费有效需求比较少。
（2）相对收入假说
杜森贝利（1949）与“绝对收入”假设相区别，它突破了“个人自主性”与“消费与收入”的可逆性关系这一常规观点。且存在着“荆棘”现象，从而得出了居民的“相对收入”假说。同时还表明，当期平均消费开支受到了当前和历史收入及之前的消费的影响，长度边际消费偏好确定了现期收入与历史峰值收入之比，而短长时间的平均消费偏好却保持在一种比较均衡的状态。相对收入假说的函数表达式如下：
Ct=f(yt,y0)
其中Ct为t期的总消费，yt为当期收入，y0为之前达到的最高收入。也就是说，当前的消费是由他人的消费和自己过去的最大的消费所确定的，也就是说，消费具有示范作用，具有不可逆的性质。我国居民的消费行为既受自己当前的收入和消费状况的影响，又受他人的消费状况的影响。不可逆性的棘轮效应是指，短期消费函数曲线就像是一个荆棘，它阻止了消费的下降，当收入提高时，居民的消费就会提高，而在收入下降时，居民的消费就不会下降。
（3）生命周期假说
美国经济学家 Modigliani （1954）提出了“生命周期理论”，其原理是：人的整个生命过程都是在不断地消耗并获取收益，并将其作为未来一段时间内的支出决策依据，从而使一个人的经济效益达到最优。更确切地说，一个人花了一辈子钱，但是他只是在他生活的某一时期得到了一笔钱，因此，他花了钱，赚了钱。比如，一个人在十几岁的时候，没有赚钱的能力，因此，他的支出超过了他的收入，这个时候，他就必须要借钱进行消费，而一个人在青壮年的时候，赚钱的能力大大提高，这个阶段的人，他会为自己的晚年做好规划，把剩下的消费存了起来，而人到了晚年，他通常已经丧失了赚钱的能力，他的支出就会小于他的收入，这个时候，他就可以利用他在青壮年期间存起来的钱，来支付本期的消费，从而实现了他的效用。它的表述是：
C = aw+ by
其中，w为实际财产；a 为财富的边际消费偏好； y 为收入；b 为收入的边际消费偏好
4.2.2流动性约束理论
在实际生活中，与生命周期假说不同，当消费者的钱不能满足他们的消费时，他们常常不能贷款，从而造成了钱的不流通，这就造成了一个叫做信用约束的问题。有关学者们对其产生的原因展开了研究，发现其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是消费者本身的因素，一方面，贷款通常都要用财产抵押，另一方面，由于信用门槛较高，对抵押物品有一定的要求，因此，很多小微企业和个人没有充足的资产来抵押，也就得不到信贷的支持。其次，信用贷款中存在着大量的信息不对称，尤其是对小微企业、农村居民和低收入群体，这些群体的信用贷款面临着严重的道德风险；此外，信用审查费用高昂，使得这些群体受到了严重的信用歧视。第四，我国的银行贷款市场还不够健全，银行贷款的规模很小，贷款的品种也很少，贷款的客户群体也都是以城镇为主，而对于乡村的贷款却很少。乡村人口所面对的资金流制约严重制约了他们的即时性消费，而数字化普惠金融则为他们提供了更低廉的消费贷款；另一方面，基于大数据的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有效降低信息不对称，实现了面向乡村和面向城镇的双重目标。再加上数字普惠金融提供的金融产品种类更多，能够帮助消费者实现跨期消费，消费增加带动经济发展，反过来使居民收入增加，从而产生良性循环。
4.2.3预防性储蓄理论
这个理论模型是由 Leland （1968）首先提出的，现在它已发展成了对我国居民高存蓄率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在预防性储蓄的理论中，消费者并非所有人都是理性的，也并非所有人都是风险中立的。在将来的收入不确定性很大的时候，消费者有可能会产生一种规避风险的心理，他们担心在将来的收入不确定的情况下，很难保持必要的消费，他们会在本期内将过剩的财富进行存储。这一理论表明，存款的动力之一是防止将来的收入不稳定，如果将来的收入不稳定，或者是消费者觉得将来的消费将会比现在的消费更高，那么，他们就会在这个时候进行适度的存款，以适应将来的消费需求。外国学者同意了将来的不确定性会对消费者的消费水平造成影响的观点，但是，导致了很多种预防性储蓄理论的原因，就是他们对将来的不确定性是否是将来的收入的不确定性存在着分歧。
格拉斯(Nil.M.Glass)在自己的著作中明确阐述了需求生命周期理论。需求生命周期理论假定，顾客(个人、 私有或公有企业)有某种特定的需求(娱乐、 教育、运输、社交、交流信息等)希望能够得到满足。在不同的时候会有不同的产品来满足这些需求。需求生命周期是更具有建设性的生命周期应用理论。
信息不对称理论是指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各类人员对有关信息的了解是有差异的;掌握信息比较充分的人员，往往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而信息贫乏的人员,则处于比较不利的地位。信息不对称理论是由三位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乔治阿克尔洛夫和迈克尔:斯彭斯提出的。该理论认为:市场中卖方比买方更了解有关商品的各种信息;掌握更多信息的一-方可以通过向信息贫乏的一-方传递可靠信息而在市场中获益;买卖双方中拥有信息较少的一方会努力从另一方获取信息;市场信号 显示在一定程度 上可以弥补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信息不对称是市场经济的弊病，要想减少信息不对称对经济产生的危害，政府应在市场体系中发挥强有力的作用。 这一理论为很多市场现象如股市沉浮、 就业与失业、信贷配给、商品促销、商品的市场占有等提供了解释,并成为现代信息经济学的核心,被广泛应用到从传统的农产品市场到现代金融市场等各个领域。
5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消费支出的实证分析
5．1研究假说
根据收入决定理论，可以明确在当下的整体经济进步和发展中，居民生活得到了明确改善，因此，这对于居民的消费提供了整体性帮助。而无论是基于绝对收入理论作用或者是生命周期消费理论的帮助，对于大部分居民消费而言，都会借助外部环境的优化而产生自我消费目的。此外，根据数字惠普金融的整体作用来看，数字化金融模式有着十分有效的普及作用，大量居民的参与都可以为其个体提高基本的消费收入，根据收入决定理论来看，这也会对应的增强他们的消费支出，而且根据信息不对称理论来看，数字金融的普及改善了过程服务成本，提高了贷款的便捷程度，改善了部分居民信贷信息获取较差的劣势，更是为他们的消费提供了相应的帮助。
根据流动性约束理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提高居民资金的流动性，这能使居民提高当期消费力，进而增加居民消费支出。其次，根据生命周期理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给居民提供各种金融产品服务，使得人们在相应的生命周期中获得对应的金融服务，这样能够实现经济效用的最大化。最后数字普惠金融的便捷性支付为居民的消费提供了较多的支付路径，这也使得居民消费支出的增加。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设一：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可以促进居民消费支出的提高。
本文提出研究假设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消费的影响存在城乡区域差异性，且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更利于促进农村消费的增长。
5.2研究设计
5.2.1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在变量选取方面，关于数字惠普金融对于居民消费的影响是当先的研究热点问题，很多学者针对于相关变量的选取及研究都作出了界定。例如赵洪丹，赵宣凯等人（2017）选取农村金融发展指标对农村居民的消费进行了全面的影响分析，其选取了农业贷款作为自变量，得出结论为伴随着农业贷款的增加，农村居民的消费得到了明显提高，并且呈现了倒“U”特征，临界值确定为2.5%，消费弹性数值约为0.1.这种思路为后续对于本次研究提供了借鉴和帮助，在本次研究中引入了邓杰（2022）的研究思路，其采用了最小二乘法对四川省金融发展与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发现,金融规模,人均可支配收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人均消费支出呈正相关关系,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与人均消费支出呈负相关关系。变量选取方面，本文选取居民消费支出和城市居民消费支出以及农村消费支出结构为被解释变量，数据来源于2010—2020年四川省发展年鉴，其中将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取对数后引入模型。其次，选取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为核心解释变量，以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测算公布的2010—2020年四川省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衡量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取对数后引入模型。最后，控制变量选取方面，本文借鉴相关研究，选取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产业结构、金融发展水平、就业率、城镇化率、人均GDP及社会保障水平作为控制变量，数据均来源于四川省发展年鉴。本文分析中，各变量的符号、含义和计算方法如表5-1 所示：
- 变量性质
| 变量性质 |
变量名称 |
变量代码 |
变量解释 |
| 被解释变量 |
居民消费支出 |
C |
城乡居民消费总额取对数 |
| C1 |
城镇居民消费总额取对数 |
||
| C2 |
农村居民消费总额取对数 |
||
| 解释变量 |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 |
Index |
北京大学发布的数字金融普惠指数 |
| 可支配收入 |
Sr |
居民可支配收入取对数 |
|
| 产业结构 |
g |
第一产业占比*1+第二产业占比*2+第三产业占比*3 |
|
| 金融发展水平 |
Fdi |
金融业存款总额/GDP |
|
| 就业率 |
Jy |
就业人数除以总人口 |
|
| 城镇化率 |
City |
城镇人口数/总人口数 |
|
| 人均GDP |
Pgdp |
人均GDP取对数 |
|
| 社会保障水平 |
Bg |
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被解释变量居民消费支出的对数均值为10.196，标准差为0.287，最小值为9.583，最大值为10.76
，说明各市州之间的居民消费支出差距较大。核心解释变量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的对数为1.643，标准差为0.639，最小值为0.258，最大值2.922，极值两端相差较大，说明四川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有显著的差距。
- 描述性统计
| Variable |
Obs |
Mean |
Std. Dev. |
Min |
Max |
| C |
180 |
10.196 |
.287 |
9.583 |
10.764 |
| index |
180 |
1.643 |
.639 |
.258 |
2.922 |
| sr |
180 |
10.2 |
.27 |
9.589 |
10.791 |
| g |
180 |
2.202 |
.116 |
2.004 |
2.62 |
| fdi |
180 |
1.472 |
.388 |
.851 |
2.729 |
| jy |
180 |
.185 |
.137 |
.055 |
.993 |
| city |
180 |
.426 |
.158 |
.011 |
.788 |
| pgdp |
180 |
10.457 |
.451 |
9.253 |
11.546 |
| bg |
180 |
13.4 |
.754 |
11.476 |
16.078 |
5.2.2模型构建
(一)模型设定
根据凯恩斯的理论，收人是影响消费者消费行为最主要的因素之一,居民可支配收人的多少直接制约着居民的购买能力,金融服务发展为居民提供了收入增长的机会和收人跨期选择的可能。在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时,本文将居民可支配收人作为控制变量
加入分析。同时,为了控制不可观测的个体差异和时间趋势,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关于固定效应模型，可以分为个体固定效应模式、时点固定效应模式和双固定效应模型类型，三种模型的具体表达式都有所差异，而为了更好的体现本次研究的基本方向，选取了李国瑾（2022）的研究。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i代表四川省18个市州；t代表年份；μi代表不可观测的随机变量；εi，t为随机扰动项；LnCi,t为居民人均消费支出；LnC1i,t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LnC2i,t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Lnindexi,t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Controli,t表示控制变量。
5.3实证分析
5.3.1相关系数检验
接下来进行相关系数检验，城乡居民消费变量、数字普惠金融变量、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各主要变量之间相关系数的结果。可以看出, 居民消费变量、数字普惠金融变量、居民可支配收入变量之间的相关程度在1%统计水平上均是显著果，且相关系数值普遍较高。然后从下表中的相关系数情况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index）与居民可支配收入（sr）之间的相关系数较大，说明可能存在一定的共线性，下面对其进行VIF检验
| C |
index |
sr |
g |
fdi |
jy |
city |
|
| C |
1 |
||||||
| index |
0.960*** |
1 |
|||||
| sr |
0.981*** |
0.969*** |
1 |
||||
| g |
0.781*** |
0.733*** |
0.786*** |
1 |
|||
| fdi |
0.301*** |
0.346*** |
0.313*** |
0.610*** |
1 |
||
| jy |
0.429*** |
0.360*** |
0.443*** |
0.650*** |
0.373*** |
1 |
|
| city |
0.120 |
0.0590 |
0.130* |
0.0630 |
-0.208*** |
0.0720 |
1 |
| pgdp |
0.754*** |
0.660*** |
0.767*** |
0.716*** |
0.118 |
0.647*** |
0.190** |
| bg |
0.304*** |
0.267*** |
0.308*** |
0.487*** |
0.476*** |
0.476*** |
-0.200*** |
| pgdp |
bg |
||||||
| pgdp |
1 |
||||||
| bg |
0.382*** |
1 |
1.共线性检验
|
|
VIF |
1/VIF |
| sr |
34.844 |
.029 |
| index |
24.339 |
.041 |
| g |
6.477 |
.154 |
| pgdp |
5.315 |
.188 |
| fdi |
2.926 |
.342 |
| jy |
2.408 |
.415 |
| bg |
1.671 |
.598 |
| city |
1.232 |
.812 |
| Mean VIF |
9.902 |
. |
从上表中的共线性检验结果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index）与居民可支配收入（sr）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共线性，VIF值大于10，说明需要对其中一个指标进行剔除，本文选择居民可支配收入（sr）进行剔除。接下来进一步进行检验，如下表所示VIF值均小于10，说明检验通过。
|
|
VIF |
1/VIF |
| g |
5.977 |
.167 |
| pgdp |
4.348 |
.23 |
| fdi |
2.86 |
.35 |
| index |
2.765 |
.362 |
| jy |
2.396 |
.417 |
| bg |
1.665 |
.601 |
| city |
1.18 |
.847 |
| Mean VIF |
3.027 |
. |
2.异方差检验
| 检验模型 |
统计量 |
P值 |
| White检验 |
50.89 |
0.0403 |
从上表的结果来看，P值小于0.05，说明模型不存在异方差。
5.3.2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选择
| 检验模型 |
统计量 |
P值 |
| F检验 |
9.68 |
0.0000 |
| Hausman检验 |
19.94 |
0.0000 |
在选择面板模型后需要根据面板数据的特性判断是否存在个体效应，运用 F 检验确定究竟使用混合回归还是个体效应模型；如果存在个体效应则需进一步运用豪斯曼（Hausman）检验判断是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从上表的检验结果来看，F 检验的结果显示 p 值为 0.0000，拒绝原假设认为存在个体效应，不应进行混合回归，因此应该选择个体效应模型。接下来的豪斯曼检验的结果的 p 值为 0.0000，故拒绝原假设“H0 : mi 与解释变量不相关”，认为应该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而非随机效应模型，因此选用了固定效应模型。
5.3.3回归分析结果
1.回归
从核心解释变量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其回归系数分别为0.275，居民消费支出在0.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说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每增加一个单位，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加27.5%，即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可以显著促进居民个人消费支出，研究假设一得到验证。
| (1) |
|
| VARIABLES |
C |
| index |
0.275*** |
| (14.95) |
|
| g |
0.412*** |
| (4.293) |
|
| fdi |
0.0487* |
| (1.810) |
|
| jy |
0.0599 |
| (1.075) |
|
| city |
0.0178 |
| (0.470) |
|
| pgdp |
0.227*** |
| (6.018) |
|
| bg |
-0.0115 |
| (-1.082) |
|
| Constant |
6.525*** |
| (16.87) |
|
| Observations |
180 |
| Number of idd |
18 |
| R-squared |
0.975 |
t-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 p<0.01, ** p<0.05, * p<0.1
根据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四川居民消费数据回归结果模型拟合度比较好，R数值为0.975。而关于数字金融普惠水平与消费的影响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检验，也证明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居民消费有着比较强的推进作用，而其他经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的指标分别是产业结构和人均GDP水平。而如金融发展指标则在10%显著性检验上呈现正向结果，这种结果也充分证明了假设1的成立。
2.稳健性检验
本文的稳健性的检验采用更换被解释变量的方法，将城镇消费水平与农村消费水平分别进行回归，从结果来看index与C之间仍然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这说明稳健性检验通过。下表4反映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城镇、农村居民消费基准回归结果，其中列(1)、列(2)分别代表了城镇居民消费和农村居民消费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变量(index)无论是在整体估计结果还是在城镇居民、农村居民消费的独立估计结果中,系数均为正数,且在1%水平是非常显著的。从下表内容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城镇、农村消费支出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其回归系数分别为0.25、0.33，这表明无论是城镇、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在0.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这其中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每增加一个单位，城镇消费支出增加25%；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每增加一个单位，农村消费支出增加33%。这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消费的影响存在城乡区域差异性，且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更利于促进农村消费的增长，即研究假设二得到验证。
| (1) |
(2) |
|
| 城镇消费 |
农村消费 |
|
| VARIABLES |
C1 |
C2 |
| index |
0.250*** |
0.330*** |
| (11.09) |
(10.46) |
|
| g |
0.418*** |
0.373** |
| (3.556) |
(2.276) |
|
| fdi |
-0.0309 |
0.224*** |
| (-0.936) |
(4.877) |
|
| jy |
0.00818 |
0.157 |
| (0.120) |
(1.644) |
|
| city |
0.0244 |
0.00202 |
| (0.526) |
(0.0312) |
|
| pgdp |
0.110** |
0.495*** |
| (2.386) |
(7.676) |
|
| bg |
0.0121 |
-0.0608*** |
| (0.930) |
(-3.353) |
|
| Constant |
7.189*** |
2.975*** |
| (15.17) |
(4.498) |
|
| Observations |
180 |
180 |
| R-squared |
0.943 |
0.964 |
| Number of idd |
18 |
18 |
t-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 p<0.01, ** p<0.05, * p<0.1
从回归结果来看，在解释变量更改后，整体显著性表现并没有发生变化，证明了模型的稳健，也确保了本次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在替换了解释变量后，数字金融指数在1%显著性水平检验上通过了检验，并且根据系数对比来看，C2系数更大，代表了农村消费受到数字普惠金融整体影响更大。
6 结论与展望
6.1 主要结论
本文采用逐步回归的实证方法，以四川省18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结合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数据，利用 2011- 2020 年的年度数据建立模型，就数字普惠金融对四川省城乡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进行研究分析。研究表明：就四川省而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居民消费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存在城乡区域差异性，农村居民消费相对于城镇居民消费情况，更显著。表明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一样的情况之下，更能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的增长。
6.2 对策建议
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下建议：①四川省是我国西部经济大省，应加快发展“数字化”普惠金融，推动金融体制改革，推动金融服务和产品的创新，扩大“数字化”普惠金融的覆盖面，缩短与东部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②通过对“数字普惠”的“数字化”支撑，实现“数字普惠”的“智能化”，以“更低”的方式，实现“更高”的“更广”的目标，增加“更多人”对“更好”的需求。③通过完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等有关体系，提高居民的整体消费信心，有效缓解父母养育费用过高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