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大陆新儒家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文化群体，但他们的共同的心理基调是一种危机感：面对西方强势文化，民族如何自处？新儒家力图在当代生活中解决文化认同、政治重建和身心安顿三大问题。
一、海外新儒家的主张
唐君毅曾参加起草海外新儒家1958年元月宣言《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其中说：“中国之学术文化，当以心性之学为其本原。”所谓心性，乃是儒家的仁心。唐君毅一生致力于炎黄子孙的道德完善。他说人生的目的是实现道德自我，追求完满和至善；道德应该涵盖一切：“道德自我是一，是本，是涵摄一切文化理想的。”
唐君毅赞成民主自由，认为由于儒家思想的民主精神只局限于道德领域，未能进展到公民人格和社会组织层面，因此没有建立起民主政治制度。
牟宗三是海外新儒学公认的集大成者。他论证了儒家三期说，提出儒家三统说和自我坎陷论。他著述的重心也是道德问题，认为儒学就是身心性命之学，现代新儒学的任务是道统之肯定，即肯定道德宗教之价值，护住孔孟所开辟之人生宇宙之本源。牟宗三称自己的儒学精神是道德的形上学。
牟宗三也赞成民主法治。他认为，现代国家制度的建设，是西方文化之所长，中国文化之所短。儒家以仁为中心的内圣，无法开出民主科学法治的外王。儒家的道德理念必须经历一个自我坎陷（自我否定）的过程，接受吸纳西方的民主科学法治，才能完成中国文化的创新。
杜维明是海外新儒家后起之秀。他指出儒学是为己之学，是身心性命之学。他说儒家的礼是现实，仁是理想。礼是生活中做人的标准，仁是责任的召唤。他认为儒家人士身上有一种清教徒式的自我约束精神，实现个人道德圆满仍然是儒学的中心意义。杜维明指出，过去有些统治者利用儒学的部分内容维护特权利益，控制民众思想，伤害了儒学，导致倒退。
由海外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四人联名签署，于1958 年元月在中国台湾地区《民主评论》及《再生》杂志同时发表的名文《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力主建立民主政治制度。该《宣言》说：
“中国之政治历史，遂长显为一治一乱的循环之局。欲突破此循环之唯一道路，则只有系于民主政治制度之建立。”
二、大陆新儒家代表人物及其主张
大陆新儒家虽然起步晚，一出手却高举高打，直指禁区。在大陆某些新儒家如蒋庆看来，海外新儒家无论是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还是杜维明、刘述先、成中英，都是边缘人自说自话，不过是只顾自己、不顾大局的自了汉而已。
蒋庆的批评有两条：一是海外新儒家没有从变革政权和政治的角度入手，只模仿宋儒，把儒学归结为心性之学，注重道德完善，是“甘心沦落为一个哲学上的小流派，偏安于学院之中”。“抛弃了儒者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使国人把当代儒者看作只是追求个人完善的自了汉与建构自己思想体系的哲学家”，使儒学成为无用之物。二是海外新儒家热心于改造儒学，追求自由民主法治，是背离儒家宗旨，“力图使中国成为西方文化的殖民地”，“此必导致中国文化理念中所固有的政治形态灭亡，从而文化灭亡”。
儒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是政治儒学。他直白地指出，中国需要复古更化，重建中国儒教，将中国建成一个政教合一的儒教国。
在蒋庆规划的政治蓝图中，儒教人物在取得全国政权成为统治者之后，应实行王道政治。他说：“王道是指古圣王之道，具体说来，是指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一脉相承的治国平天下之道。”又说：“王道政治，是为民而王的政治。为民而王，不是由民做主，亦不是以民为本，而是为民众的利益而平治家国天下。”蒋庆说：“中国的政治秩序依儒家文化统治为合法，不依儒家文化统治为不合法。”
蒋庆儒家政治观最基本的内容。蒋庆强调必须使整个国家回到六经的轨道上来，从而确立政治合法性，否则攻权就没有合法性。
在政治操作层面，蒋庆设计了通儒院（儒士组成）、庶民院（按功能选区选举产生）和国体院（宗教界以及圣贤名人的后代组成）三院制，讨论和决定国家政策。
蒋庆的政治儒学，排斥自由、平等、民主、人权。他在《政治儒学》中说：“自由、平等、民主、人权是西方文化的产物与特质……这些价值与儒家价值存在某种层面与程度的冲突，如儒家强调个人对家国天下的道德责任而不怎么强调个人自由，即把道德责任放在行为价值的第一位，个人自由则放在其次。”
儒教宪政的指导思想是王道政治。儒教宪政的构成要素分为三部分：虚君共和制、议会三院制和太学监国制。虚君共和制代表了国家产生的天意与国家的历史延续性，以及国家的精神性、神圣性、威严性。只有孔子的后裔符合条件，中国只能抬举孔子后裔为虚君。
议会三院制是对应着中国文化中“天、地、人”的精神结构而构成，因而具有三重合法性。这包括代表“天”的通儒院、代表“地”的国体院和代表“人”的庶民院。太学是古代中国培养高级儒士的最高国家学府。太学是主权的整权性代表，太学地位高于议会、政府、检察院与法院。
大陆另一位新儒家学者张祥龙认为，蒋庆的上行路线过于激进。张祥龙赞同蒋庆的政治儒学及复兴儒教的想法，但张祥龙在《重建儒教的危险、必要及其中行路线》一文中说：“今天的仕途早已被西方传来的党派政治和西式大学培养的‘管理人才’把持，儒家这条最重要的上行路线已基本上被堵死。”
张祥龙提出了中行路线。所谓中行路线，就是在中国设立若干儒家文化特区。在特区内，“以家庭和家族的聚居为基本社会结构，以农业为本，土农工商皆有，三教九流并存。”
新儒家康晓光，多次演讲并发表文章，主张儒化，呼吁在中国实行儒家仁政，建立儒教。康晓光对现实中国持强烈批判态度。康晓光不赞成以自由民主主义救治中国，认为“对于中国来说，既能保留现实的优点，又能克服现时的缺点，非‘仁政’莫属”。
康晓光说，仁政属权威主义的范畴，它是一种仁慈的权威主义。在仁政里，谁掌权呢？康晓光说，是儒士共同体，即践行儒家理念的贤人。
在大陆新儒家中，陈明是比较特殊的一位。他说：“我既是一个儒者，也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给自己的角色定位是，像基督教的新教革命那样，通过内部变革来（使儒教）适应社会变迁。换句话说，他想把儒家思想与自由主义融合起来，使儒家适应新的世界潮流。
陈明在《文化儒学：思辨与论辩》一书中说，张之洞提出的中体西用，是原教旨主义；李泽厚提出的西体中用，是全盘西化。陈明走的是中间路线。他根据宋明儒家的思路，提出了“即用见体”说。意思是，通过效用的价值（用），发现中国人的意志需要（体）。陈明说，在个体生命和群体生命的关系问题上，他赞成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结合。陈明说，不知怎么回事，就有人说他是文化新儒家，说蒋庆是政治新儒家，康晓光是制度新儒家，梁治平是法治新儒家，盛洪是经济新儒家。陈明说自己的下一步目标，是建构一个可以叫作大陆新儒家的理论学派。
1956 年出生的郑家栋，是大陆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很多媒体曾称他是“德高望重”的“儒学大师”。郑家栋经常高调发表言论，力主继承传统道德，并在多个国际讲坛宣讲儒家的心性传承，曾出版《当代新儒学史论》《现代新儒学概论》《学术与政治之间——冯友兰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本体与方法——从熊十力到牟宗三》《断裂中的传统》等著作。但是，郑家栋竟然充当了偷渡人口的蛇头，跌入犯罪深渊。
秉持自由主义立场的秋风（姚中秋），近年掉过头来，重拾和挖掘传统。他给自己的任务是，在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中寻找自由和宪政的踪迹，以便为今后实现宪政提供历史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