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故事会》：一本中国期刊的神话【全文】

第一章如歌的故事 （1）

《故事会》创刊40年了，40年铸就的辉煌足以使为之奋斗的人们陶醉，但是，编辑部的同志如这本刊物一样平实，不事声张，不搞庆贺，而是平声静气地总结和反思走过的不平凡历程，试图解开《故事会》何以成为中国期刊出版的神话这个谜，于是有了这本《解读》的书。
　　一本普普通通的刊物，传统的小32开本，装帧谈不上时尚，封面也没有“大美人”吸引人的眼球，可是它40年来送给读者一串串美妙动人的故事，却在中国期刊出版史上树起了一座丰碑，这的确是一个谜，一个奇迹。据中国故事期刊协会2002年6月15日的统计，全国共有52种故事类期刊，月发行量863万册左右，而其中《故事会》的发行量近400万册，几乎占“半壁江山”。据世界期刊联盟(FIPP)编辑的《世界期刊概况》统计，1999年在世界发行量最大的综合性文化类期刊的排行榜中，《故事会》名列第五位。近10年来，它获得了一连串的荣誉：1994年，在中央电视台主办的“全国青少年喜爱的电视、报刊”的调查中，《故事会》被评为“读者最喜欢的全国十大杂志”之一；1997年，《故事会》入选中国首届“百种重点社科期刊”；1999年，《故事会》获首届“国家期刊奖”；2001年，《故事会》被新闻出版署授予“双高”（高知名度、高学术水平）期刊，列入“中国期刊方阵”的第一梯队；2002 年，《故事会》在《全国国民阅读与购买倾向抽样调查》中，被评为“读者最喜爱的十家杂志”之一；2003年，《故事会》在第二届“国家期刊奖”评选中，再次被评为最高荣誉的“国家期刊奖”。《故事会》成为上海市的著名商标，成为上海出版界的“名片”，成为中国出版人的骄傲。
　　读罢《解读》，这个谜终于解开了。《解读》本身就是由很多很多感人至深的故事组成的。《故事会》里的每一个故事，都有一个或几个故事之外的故事。《故事会》编辑部的每一个人都有几个或几十个故事中的故事。这一个一个故事解读了《故事会》一步一个脚印的发展变化。这些故事的主人翁都是《故事会》的编辑、作者、读者，故事的情节无非是一个作品的产生过程或在读者中产生的反响，或者是编辑与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亲密交往。于是有了“老家”在什么地方的故事，有了把“根”留住的故事，有了创办“黄埔军校”的故事，有了一副神奇的“药方”的故事，有了注入人格力量的故事，有了“放水养鱼”的故事，等等。这其中有《故事会》初创时期的艰辛，有“非常时期”的尴尬，有挑战面前的沉思，有成功之后的喜悦，还有对未来的憧憬。然而，这故事里的世界，一样使你无比振奋，一样使你激动不已，一样使你刻骨铭心。这故事如水一样清澈，如蜜一样甜美，如歌一样飞扬。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不寻常的故事，才有《故事会》的不寻常发展。
　　他们自己把《故事会》的成功秘诀，归结为八个字：“眼睛向下，情趣向上”。这八个字很有分量，体现了《故事会》编辑部的一种精神，一种价值取向，一种办刊理念，一种企业文化。这一办刊理念，是《故事会》办刊宗旨的高度概括，是文化工作植根于人民群众的生动表现，是建设先进文化的必然要求。也许，这也应该成为通俗文化类期刊共同的精神，共同的价值取向，共同的办刊理念，共同的企业文化。
　　“眼睛向下”，源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工作规律的深刻认识。人民是文化的惟一承载者，人民需要文化，文化更需要人民，广大文化工作者只有深入群众，深入生活，深入实际，汲取营养，才能生产出人民群众需要的文化产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眼睛向下，是文化工作者的基本功之所在。一个优秀的文化工作者，必然把人民群众视为“衣食父母”，情为民所系，心为民所想，全心全意地投身于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把人民群众的需要作为自己的工作动力，把人民群众的愿望作为自己的工作目标，把反映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成果作为自己的工作职责。眼睛向下，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呼唤。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中国gongchandang人和中国人民一项艰巨的历史使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就是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文化。在文化建设中要体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首先要眼睛向下想着群众，深入实际了解群众，倾听群众的呼声，反映群众的愿望。眼睛向下，就要像《故事会》那样“还故事于民”，像《故事会》那样“在时代的脉搏上跳动”，像《故事会》那样把读者视为“上帝”，与“上帝”交流，同“上帝”拉起手来，向“上帝”传递声音。
　　“情趣向上”，源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工作使命的深刻认识。只有把文化建设放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个事业的大局中来考察，放到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背景下来考察，放到维护好、实现好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要求中来考察，才能摆正与大局的关系，与读者的关系，与群众利益的关系；才能认识自己肩负的责任，自己工作的意义，自己办刊的目的；才能懂得什么是高尚的，什么是平庸的，什么是有害的，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情趣向上，就要像《故事会》那样把刊物看做读者的精神家园，呵护读者心灵中的圣地；像《故事会》那样看到“小”刊物背后的大理论，强化主体意识，登高远望；像《故事会》那样学会“沙里淘金”，培养起一支高素质的“子弟兵”；像《故事会》那样在时代的坐标中提升，打造中国自己的品牌期刊。
　　对一个刊物来说，40年时间说短也不短，说长也不长。评价一个刊物可能首先不会看其办刊时间的长短，而要看其社会影响力。但是，时间毕竟是最无情的裁判，一个刊物一时的影响力也许不难做到，长时间的、持续的影响力，难啊，难。
　　《故事会》的故事还没有完，它将继续往下讲。愿《故事会》的故事永远像火一样闪亮，像浪一样前行，像歌一样飞扬。
　　2003年11月2日于北京
　　

第一章谜一样的传说(1)

　高晓声永远也无法看到那些读者来信了，他以自己的生病之躯，完成了人生的最后一篇作品，将自己生命和文学的最后一片绿叶留在了这本他认为值得留下的“书”上，然后才挥手告别那些喜欢他作品的读者，独自依依不舍地远行了。
　　这是一本何等神奇的“书”呢……
　　1．边寨、童心和“最后一片绿叶”
　　这是那些作家们无论如何都未曾想到的故事。
　　可是，这的确又是这些作家们自己所亲身经历的事情。
　　故事发生在公元1987年的深秋。
　　一批上海作家来到云南红土高原上的楚雄地区边寨采风。
　　楚雄位于金沙江畔，这里山高谷深，交通不便，是一个多民族集居的大山区，运输大都靠马帮忙或是人背肩挑。这样的自然环境正好适合这次上海作家采风团的要求，因为这次采风与以往的不同，这次在出发前定的“原则”是越是偏僻越向前。
　　这天中午，作家采风团来到边寨的一户村民家中。
　　好客的主人一听说是上海来的作家，心里格外高兴，拉着他们的手非要到他的“寒舍”去“稍坐”不可。
　　作家们进屋坐下之后，相互与主人通了姓名。主人立刻忙着生火煮饭，说是进了山寨就要遵守山寨的规矩，无论如何得喝上一杯酒。
　　酒席上，好客的主人端起酒杯，径直走到采风团一位高个子的年轻人面前，充满深情地说：“来，我先敬你一杯！”
　　年轻人站在那里，顿时有些惶然，抬眼看看四周，这些与自己一同来采风的“团员”们，大都是在当今中国文坛上德高望重的名人，而自己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如何能接受主人敬的第一杯酒？
　　可是，盛情的主人却并不在意，他爽直地对那个年轻人说：“按我们这里的风俗，第一杯酒要敬最尊贵的客人，我喜欢看你们编的‘书’！”
　　还未等年轻人回答，豪爽的主人一仰脖子，将那杯酒灌了下去。
　　在这偏僻而闭塞的大山中，竟然还能寻到“那个年轻人”参与编辑的那本“书”的踪影，那本“书”竟然让一个文化不高的“乡野村夫”如此不忘的同时，还记住了一个年轻的编“书”人的名字，写了一辈子书的作家们不得不对这件事感到惊讶！
　　这是一本什么“书”呢？
　　听听这个孩子关于这本“书”的故事吧。
　　这是一个只有十二岁的男孩。这个年龄的孩子，应该是天真活泼、四野撒欢的时候。可是，这个男孩却不幸得了可怕的肾癌，终日躺在县医院的病床上，被病魔无情地折磨着。
　　这些年来，父母亲看着孩子的身体和精神一天不如一天，常常是背地里擦眼泪，他们除了四处给孩子寻医治病之外，就是千百万计地满足孩子的一切要求。吃的除了人间的龙肝凤胆，玩的就差没有摘下天上的星星月亮，可是孩子仍然不满意。
　　有人告诉说，这么大的孩子是看书的年龄。于是，父母亲又给孩子买来了许多少年儿童读物和连环画，本地没有的，又想方设法托人到外地去找，病床上的书，堆得简直像一座小山了。
　　可是，孩子还是不满意，仍就偷偷地掉眼泪。病情发作起来，就一个劲地朝母亲撒泼。
　　怎么办呢？父母亲为此真是一筹莫展。
　　有一天，县文化馆有人来看望小孩，顺便带来了一本“书”。
　　孩子接过“书”，躺在病床上看了几页，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脸上渐渐地有了笑容，他对妈妈说，我真舍不得一下子把她看完，每天就这样躺着看上两页，然后再躺在床上想一想书里的故事，心里就舒服多了。
　　孩子的父母亲万万没有想到，一本薄薄的小“书”，对于病危的孩子竟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孩子竟生怕一下子读完了，一切又都会暗淡下去。
　　就这样，一个临近死亡边缘的孩子，就连睡觉的时候，也用一双瘦瘦的小手紧紧搂着这本他喜爱的小“书”。
　　一颗童心，在“书”中渐渐复苏……
　　这又是一本什么“书”呢？
　　1999年7月4日，中国当代著名作家高晓声在他七十一岁生日到来的前两天溘然去世。
　　从《陈奂生进城》到《摆渡》《鱼钓》《绳子》……高晓声一生为人们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优秀文学作品。可是，有谁知道他留给读者的最后一篇文字是什么呢？
　　事情还得从那年清明节后的一天说起。
　　那天，高晓声从自己家里的抽屉里取出三篇稿子，双手捧着交到一位编辑的手里说：“这里有三篇稿子，你带回去挑选一下，能给你们办的刊物写东西，我是非常乐意的，因为你们的刊物拥有中国最多的读者。”
　　那位编辑约稿的时候是去年的初冬，高晓声因身体的原因，每年的这个时候都要像候鸟一样地“南飞”。他这时刚从南国的海口回来，那里的阳光、沙滩、海浪，使他回到南京的家中后仍然还很兴奋，那双骨突的眼睛比过去有了光彩，因切除了半叶肺而右倾的身子也仿佛比以前结实。他始终没有忘记去海口前夕那个编辑的约稿，要求他最好能写一篇如同欧·亨利《最后一片绿叶》式的精彩故事。他答应了，于是一边在海口疗养，一边构思他心中的作品。
　　高晓声在将三篇稿子交给编辑之后，又应这位编辑之约，为读者题写了一句话：“人人爱听故事，尤其爱听好故事”。
　　这位编辑回去后，从高晓声的三篇作品中选了一篇《雪夜赌冻》，发在当年他们编的那本“书”的第八期上。
　　作品发表之后很受欢迎，反应强烈，曾被数家报刊转载。编辑部收到许多读者来信，这些来信大都谈了自己的读后感。细心的编辑将这些来信认真地收集起来，准备在适当的时候转给高晓声。
　　然而，高晓声永远也无法看到那些读者来信了，他以自己的生病之躯，完成了人生的最后一篇作品，将自己生命和文学的最后一片绿叶留在了这本他认为值得留下的“书”上，然后才挥手告别那些喜欢他作品的读者，独自依依不舍地远行了。
　　这是一本何等神奇的“书”呢？

第一章谜一样的传说（2）

　2．百年长河的奇异浪花
　　这本“书”的名字，叫《故事会》。
　　那个随同上海作家采风团到云南楚雄边寨采风的“高个子年轻人”名叫吴伦。
　　吴伦还是业余作者的时候，就曾经在《故事会》上发表过大量的故事，当时只是《故事会》的一名普通的特约编辑，无论其作品的影响，还是在中国当代文坛上的知名度，的确无法与那些著作等身的名家相比。可是，边寨的山民却在众多的作家中独独“钟情”于他，这主要还是来源于《故事会》。因为在这座边远的山寨，许多人都喜欢读这本刊物，他们正是在这本刊物上认识了吴伦的名字。
　　那位得了肾癌的孩子喜欢的那本“书”也是《故事会》。
　　这是辽宁金县东风棉织厂一位名叫徐铎的读者，在给《故事会》编辑部的来信中讲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同时他还在信中夹带了几元钱，希望能为他同事的这位孩子买几本《故事会》，他认为能使一个“垂死的孩子感到欣慰和满足的东西，一定是神奇的。”
　　徐铎的信是这年的7月23日写好邮出的，编辑们根据地址给那个病中的孩子邮去了几本《故事会》。
　　过了三个月，徐铎给编辑们回信：
　　尊敬的编辑同志们：
　　谢谢你们，衷心地谢谢你们！
　　本该早给你们去信，可就是怕又给你们添麻烦。我们虽然素不相识，你们那热情又善良的心灵却使我们的鼻子一阵阵的发酸。告诉你们，孩子的生命还正在顽强地延续，各地不少读者来了信件，有的还寄来了你们的《故事会》，你们是抚慰不幸人们心灵的天使，是真正的净化人们心灵、陶冶人们情趣（操）的工程师。《故事会》所以受欢迎，你们的举（行）动最能说明这一点。要说的，确（真）是语言难以表达，只有好好地工作，来报答你们吧！
　　病孩得到各方的照顾，县图书馆少儿读物部对他也特殊照顾，用他的话说，就是“真好……”赞美的不仅仅是对他的怜悯和同情，正恰恰（是）对我们社会、我们时代的那种人与人之间的情谊最单纯（真诚）的称颂。
　　再一次地谢谢你们吧！
　　祝你们的《故事会》更加繁茂（兴旺）。
　　徐铎11月24日
　　《故事会》虽然不能救活这个病危中的孩子，但作为一种精神的东西，却支撑着一个年幼而顽强的生命，给他以与疾病斗争的信心与勇气，使他在精神上得到了一种药品所无法获得的情感与心灵的寄托，这是一种何等巨大的力量啊！这是一种生命的奇迹，是精神所裂变出来的巨大能量，这是任何物质都无法代替的。
　　与这位孩子相似的是，为中国当代著名作家高晓声留下“最后一片绿叶”的还是《故事会》。
　　《故事会》是上海文艺出版总社《故事会》编辑部负责编辑出版的一本文学月刊，三十二开本，每期九十六个页码。她创刊于1963年7月，至今已有整整四十年的历史了。四十年，在世界人类的历史中只是短暂的一瞬；对于中国文化史来说，显然也无足挂齿。但是，对于中国期刊的发展史来说，却有着许多令人回味和深思的东西。
　　追溯中国期刊的发展，至今也不过一百多年历史。《故事会》却几乎跨越了这段历史的五分之二，而她在海内外所产生的影响，对于建设基层民族文化，以及她所赢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却是许多期刊所无法比拟的。
　　《故事会》是中国期刊百年历史长河中一朵奇异的浪花！
　　据中国故事期刊协会2002年6月15日的最新统计，目前全国共有五十二种故事类期刊，每月发行总数八百六十三万册，而《故事会》的发行量将近四百万册，占故事类期刊月发行总数的41.7％，几乎占了中国故事类期刊的“半壁江山”，名列此类期刊发行的第一位。
　　目前中国各类期刊将近九千多种，而《故事会》是期刊中极少数几乎完全靠读者心甘情愿自己掏钱订阅或购买的刊物，在当前许多期刊连自身的生存都无法维持的情况下，她却连续数年创造了月发行量达四百多万册的纪录，令海内外的期刊界震惊。
　　据中国期刊的有关资料统计，自1988年以来，《故事会》的发行量在全国的九千多种期刊中，一直保持在前五位的位置。其中1988年、1989年、1996年、1997年、1999年以平均月发行量四百四十一万册、三百一十八万册、四百零一万册、三百九十八万册、三百七十三万册，位居全国月刊发行第一名。
　　这还不算，在《故事会》发展历史上的1985年6月号，发行量竟达到七百六十多万册！
　　据世界期刊联盟（FIPP）编辑的《世界期刊概况》统计，1997年在全球发行量最大的前五十名期刊排名中，中国的《故事会》月刊名列第六位。
　　1999年，在世界发行量最大的综合性文化类期刊的排行榜中，《故事会》被排在第五位。
　　几乎是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也可以说是从1979年9月《故事会》确定新的办刊思路和总体构想以来，发行的旺盛势头始终未减。
　　1998年，《故事会》克服盗版等造成的经济损失，创下了平均期发三百九十七万册的佳绩，全年码洋达一点二亿元。
　　近年来，《故事会》通过改革，使刊物发行跃上了四百零七万册的新台阶，品牌年销售额逾亿元。不足十个人所创造的经济效益，相当于当时国内一个中型钢铁联合企业。
　　每期近四百多万册的期刊，从来稿到编辑到印刷再到发行，每天有多少人在为这本期刊忙碌，她又为社会解决了多少人的就业问题？
　　面对这些沉甸甸的数字，这本期刊的分量，明眼人自然是一下子就能掂量得出来的。
　　这是一种奇特的《故事会》现象。
　　1997年，《故事会》编辑部被国家人事部、国家新闻出版署评为全国新闻出版系统先进集体。
　　除了这些看得见的数字之外，更重要的是这本期刊在人们心灵中所引起的共鸣，对读者灵魂深处悄然无声的影响，以及对于中国本土文化、道德、人文精神的传播，这是一种无法计算的数字。
　　1994年，在中央电视台主办的“全国青少年喜爱的电视、报刊”的调查中，《故事会》被评为“读者最喜欢的全国十大杂志”之一。
　　1997年，《故事会》入选中国首届“百种重点社科期刊”。
　　1999年1月，《故事会》被评为上海市著名商标。
　　1999年12月，《故事会》获首届“国家期刊奖”，并入选第二届全国“百种重点社科期刊”。
　　2001年11月，《故事会》被国家新闻出版署授予“双高”（高知名度、高学术水平）期刊，列入中国期刊方阵，并参加中国期刊展。
　　2002年5月，《故事会》在国家新闻出版署授权进行的第二届《全国国民阅读与购买倾向抽样调查》中，被评为“读者最喜爱的十家杂志”。
　　2003年1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举行的第二届全国优秀期刊评比中，《故事会》再次获奖。这次评奖是从全国当时的八千八百八十九种期刊中进行评选的……

第一章谜一样的传说（3）

人们心灵中对她的眷恋可想而知。
　　上海市五华伞厂的读者谢丽雯来信向编辑提供了两条信息：
　　一是在教师节，不少学生家长向老师赠送大红花和《故事会》作为礼物；
　　二是有位同事的外公是一位老工程师，临终的时候儿孙们问他还有什么遗言，他用手指着桌子上的那本刊物说：“你们把她摆在我的遗像前，我还没有读完呢……”
　　儿孙们遵照老人的遗愿，在老人逝世后将那本刊物摆在了他的遗像前。
　　这本刊物仍然是《故事会》。
　　经常给《故事会》写稿的故事作者吴祥，家住黑龙江省绥化市，他在给《故事会》的来信中谈了这么一件令他感动的事情：
　　“今年清明节前夕，绥化市殡葬馆新建的骨灰存放处落成。我与妻子前往为已故的老岳父迁移骨灰。新建的骨灰存放处庄严肃穆，所有骨灰存放格都用银白闪亮的铝合金与通体透明的玻璃砖制成。安放岳父的骨灰之后，我在存放处内游览。蓦地，我在第三架第四层的第三十六架位上、一位标名为韩立明老先生的骨灰盒前，发现了一本摆放得端端正正的2001年第六期《故事会》，而那本《故事会》里，刚好有我的一篇题为《信你不信我》的作品。我被震撼了，无论是感情还是心灵都受到无可比拟的震撼。我万没有想到：一个升入天国的灵魂从人间带走的竟然是一本《故事会》！我由此想到：《故事会》的艺术不仅是高雅的艺术，也是通俗的艺术；不仅是老百姓的艺术，还是灵魂的艺术；《故事会》的艺术将与天地共存！”
　　谁能想到，在人间与“天国”之间，《故事会》的一位作者与一位读者竟是这样神奇地“相遇”！
　　《故事会》有一位作者名叫鲁秀，1991年10月应邀到浙江桐庐参加笔会，可是在火车上却被一个青年人将身上的钱包骗走。
　　这件事情过了三年之后，有一天，鲁秀突然收到一张汇单，上面汇的数额正好是那年在火车是被骗走的钱数。
　　鲁秀觉得很奇怪，再看那汇款的地址是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北京街。可是却没有门牌号码，汇款人的姓名：奎久。
　　鲁秀一下子感到惊奇了，自己的朋友和熟人中根本就没有这个人呀，他凭什么给自己汇钱呢？
　　第二天，鲁秀收到了一封信，拆开后一看，信的开头竟是：“实在对不起，首先向你道歉，万望你能饶恕我的罪过，是你拯救了我，你是我的恩人……”
　　原来，这个写信的人就是那个汇款人“奎久”。
　　鲁秀继续往下看时，方才明白。正是这个“奎久”，当年在火车上行骗，并将自己的钱包不知怎么给骗走了。谁知道这个当年行骗的青年人，竟然是《故事会》的一名忠实读者，不久前他在《故事会》上看到了鲁秀写的一则故事，很受感动，觉得自己不应该继续行骗了，决心痛改前非，经过四处打听，终于知道了鲁秀的地址，如数退还了三年前行骗的这笔钱。同时在信中一再说明，这笔钱是自己劳动换来的，绝对是干净的。并盼望今后能在《故事会》上经常看到鲁秀写的故事。
　　鲁秀终于明白了，“奎久”就是“愧疚”的意思！
　　《故事会》的一名作者与一名读者，他们的灵魂就是这样在这本刊物上相互地撞击着，滋养着，升华着。
　　这哪是一笔飞回来的钞票，这是一个人灵魂的回归啊！
　　这是一种神秘的《故事会》感应。
　　为什么一本小小的刊物，竟有如此真实而美丽的传说？
　　为什么由无数无名人物所支撑起来的这本刊物，会成为中国期刊群中一颗耀眼的明星？
　　那么多的人凭什么喜欢这本刊物？
　　这本刊物为什么能够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
　　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人编辑了这本刊物？
　　这本刊物究竟走过了一段什么样的道路？
　　在激烈的期刊市场竞争中，这本刊究竟有什么“秘密武器”？
　　……
　　这是许多期刊界同行和数以千万计的读者所期望探寻的秘密。
　　从开始时的“星星之火”，到现在的“燎原之势”，四十年来，《故事会》的发展一直都是一个谜。
　　许多人都曾想破解这本中国期刊之谜，因为这里有着许多胆略，许多智慧，许多超凡的构想，许多同时代人所遇到的机遇与挑战，许多历史与现实的交错所闪烁出来的奇异火花……她不但可以给中国当代期刊的发展以可资借鉴的东西，同时还会给中国期刊史和文化史留下无数耐人寻味的思索。
　　可是，如何才能真正地解开这个谜呢？
　　带着这一连串的问题，我走进了这个书写中国期刊神话的编辑部，打开了那一个个封存已久的档案袋，翻阅了那一本本落满历史尘埃的报纸、杂志，走进一个个当事人想说或不想说的记忆，走进那些与这本刊物有着“血缘”关系的人们心灵……开始了整整一年的探秘之旅。
　　我希望能解开这个世纪之谜。
　　让我们来细细地解读……

第一章还故事于民（1）

那时的何承伟是个只有二十八岁的“毛头小伙子”，提出如此“高论”，真还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当时一场席卷全国达十年之久的“革命风暴”刚刚平息不到两年，在一些人看来多少还是有点冒风险……
　　1．“老家”在什么地方
　　2002年4月，韩国。
　　这里正在召开世界期刊联盟亚太会议，各国期刊界巨头们相会一起，共同交流办刊经验。
　　过去站在讲台上发言的大都是欧美国家的期刊代表，他们分别代表着世界的许多著名期刊。今天，一位来自中国的中年人走上讲台，他的发言，赢得了与会者热烈的掌声。
　　这掌声是赞同，是钦佩，还有带着几分莫名的羡慕。
　　他向与会者介绍了中国上海的著名期刊《故事会》多年来的办刊经验。
　　这位与世界顶级期刊美国《读者文摘》杂志、《国家地理》杂志，法国《ELLE》杂志的发言人同时登上这次专业性极强的世界期刊会议讲坛的中年人，就是上海文艺出版总社社长、《故事会》主编何承伟。
　　为什么何承伟的发言会得到如此大的反响？
　　事情还得从寻找《故事会》的“老家”说起……
　　浙江桐庐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在清清的富春江畔，有一个被人们称作“故事大王”的人，他叫吴文昶。
　　“文化革命”中，他深入农村，看到乡村中少数干部受封建思想的影响，许多妇女同男人一样地劳动，但却得不到同样的报酬，妇女们对此很有意见，于是就编写了一个妇女要求同工同酬的幽默故事，在乡村中讲给群众听，结果很受农民的欢迎。他在台上讲，农民们在台下开心地笑，许多妇女还在下面不断地插话，气氛非常热闹。
　　这天，吴文昶讲完之后，却被一个妇女硬拉到了家里。
　　一会儿，一碗热腾腾的白糖煮荷包蛋端到了吴文昶的面前，那妇女对他说：“你的故事说出了我们农村妇女的心里话，我们最爱听。你讲了这么长时间，也该饿了，吃点东西填填肚子吧。”
　　这一下吴文昶被感动了，在那一切都要凭“票”供应的年代，想不到自己讲一个故事，竟会受到如此厚待。他更想不到的是，他所讲的这则故事竟不胫而走。一下子传遍了附近的七个县，不论是农民、工人还是乡村干部，也不论是田间地头、工厂车间还是在公共汽车上，人们到处都在传说着这个风趣的故事。
　　可是，过了不多久吴文昶却受到了冷遇。
　　为了“贫下中农管理学校”，上级有关部门硬要叫吴文昶编一个故事去讲。在千人大会上，吴文昶刚一登台，大家以为他又要讲新编的生动故事了，顿时给予一阵掌声。
　　吴文昶在台上刚报了故事的题目，台下的听众顿时都稀里哗啦地站了起来，拍拍屁股跑了，将他孤零零地扔在那里。
　　如此场面，与上次讲故事时形成了很大的反差，吴文昶的心灵里感到一阵震惊。
　　同样是“故事大王”吴文昶在讲故事，同样是那些过去爱听他故事的听众，为什么会出现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呢？
　　让我们看看当时在上海召开的全国部分省市故事工作者座谈会上的反响。
　　1979年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万物复苏的时节，春回大地，暖气微微，人们的思想从“文化革命”的桎梏中逐渐解放出来，日趋呈现出活跃的局面，各种新思想、新观点、新流派开始出现，思索——这个“文化革命”时期的奢侈品，开始回到了它的母体。
　　复刊不久的《故事会》在新形势下面临着新的抉择。
　　编辑们在苦苦地思索着：《故事会》向何处去？
　　1979年9月20日，上海文艺出版社在上海延安西路200号的文艺会堂召开了建国以来第一次全国性的部分故事工作者座谈会，这是一次战略性的会议，它将决定《故事会》未来的命运。
　　会议是简朴的。大家住的是普通的招待所，吃的是每人一份的客饭。会场不设主席台，大家将桌子围成一个圆形，各自坐在自己的位子上发言。会议休息时惟一的娱乐形式是听参加会议的故事作者讲故事，四川参加会议的故事作者王正平讲的《孔二小姐》，至今仍然被大家传讲着。
　　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北京、陕西、四川、河北、辽宁、浙江、江苏及上海的故事作者，和从事故事理论研究的人员共三十余人。这些人员中，除了当时在全国具有一定影响的故事作者黄宣林、张道余、夏友梅、肖士太等之外，还有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辽宁大学、浙江教育学院和上海群众艺术馆的屈育德、姜彬、任嘉禾、王永生、蒋成瑀、乌丙安等专门从事组织和理论研究的专家。上海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郑煌，《故事会》的负责人刘斌、何承伟以及编辑部的编辑陈中朝、苏菊珍、顾乃晴、钱舜娟、鲍放等也出席了这次会议。大家在一起共同交流从事创作与活动的经验和体会，探讨在新形势下故事创作的艺术规律和如何进一步办好《故事会》等问题。
　　上面所写到的发生在浙江桐庐的两个故事，就是参加这次会议的故事作者吴文昶在发言时所讲的亲身经历。
　　它给与会的专家、作者和编辑们提出了两个十分严肃的问题：故事向何处去？故事类的刊物向何处去？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由于极“左”路线的阴影还没有完全散尽，对于文学艺术特别是像故事这样极具民间文学色彩的文学样式的发展，人们都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疑虑。那时，各种以写“伤痕”为主的文学期刊铺天盖地充斥于市，大有将小小的《故事会》淹没之势。随着粉碎“四人帮”之后小说、诗歌、电影、电视等各种文学艺术的蓬勃发展，以及人们生活和欣赏水平的提高，故事乃至《故事会》这样的刊物有无发展前途，《故事会》有无继续办下去的必要，成了这次会议争论的焦点。
　　与会者各抒己见，相互争论，以理服人，共商《故事会》发展的大计。而善于讲故事的吴文昶却避开锋芒，以故事的形式谈了自己的观点。他这两次不同的遭遇，在与会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在这次座谈会上，辽宁大学著名民间文艺理论家乌丙安教授，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姜彬教授，北京大学屈育德教授，《故事会》负责人何承伟等慷慨陈言，分别宣讲了有关当代故事的本体论、发展论、文体论等各项论题。
　　如：《故事发展的艺术规律和特征》，《新故事要在民间文艺的基础上发展》，《继承传统发扬特色》，《对现阶段故事创作与流传中几个问题的探索和研究》……
　　专家们发表的这些高质量的发言，使与会者如沐春风，茅塞顿开，同时也为《故事会》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从事多年故事创作组织工作的任嘉禾的发言更是石破天惊：打回老家去！
　　回顾故事发展最兴旺时期——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它像山花一样，在社会主义的祖国大地上开放。这个时期，在《故事会》上先后发表了《两个稻穗头》《母女会》《说嘴媒人》《老队长迎亲》《李科长三难炊事班》等深受老百姓喜爱的故事，朴实地向人们展示了社会主义时代动人的生活图景，以及新旧思想在交锋时所产生的动人情节。这些故事不但在当时脍炙人口，直至今天，还仍然在民间流传。
　　在“文化革命”中《故事会》曾一度停刊，以后又以《革命故事会》的刊名复刊。由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刊物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左”的思潮的影响。姚文元甚至写过一篇题为《革命故事别开生面》的文章，将“三突出”论、“根本任务”论、“主题先行”论等违反故事创作的模式，像紧箍咒一样地套在故事作者的头上，要故事作者去写与“走资派”斗争的作品。他们打着支持“新生事物”的幌子，妄图将故事创作纳入他们阴谋文艺的轨道。他们一方面对一些人民群众喜闻乐听的好故事进行扼杀和摧残，一边又下令写，下令讲，下令听，下令刊登发表他们认为“好”的故事。
　　可是人民群众却对这样的故事嗤之以鼻，吴文昶在这次座谈会上所讲的亲身感受就是最好的例证。
　　这时的《故事会》处在一种虚假的繁荣中。
　　由于这一时期刊物上所登的作品与人民群众的思想愿望背道而驰，实际上是没有群众基础的。当时，虽然每期发行达十五万册左右，也算一个不小的数字，但仔细一看，基本上都是各级文化单位用公费订购的。这些花公家钱订的《故事会》，总不能都堆在各级文化单位吧，于是便把她作为政治教育的宣讲材料发下去，也就算完成了任务。
　　老百姓是否要读这样的刊物，当然是可想而知了。
　　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整个出版工作获得了新生。但是，这时的出版界与其他战线一样，由于多种社会原因，人们都还被极“左”思想的阴影笼罩着。刊物的编辑们已经意识到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办刊了，但具体涉及刊物的定位、内容、版式、发行等等，心中都还没有底。
　　与此同时，另一种思想在刊物编辑和作者们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那就是随着人民群众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娱乐形式的不断丰富，讲故事这种口头文学样式，是否有发展前途？现实社会是否还需要它？如果随着社会的发展，它已无存在的必要，那么作为故事载体的这本刊物也就不一定要办下去了。
　　这个时候的编辑部处在一种思想徘徊的时期，每个编辑都在积极地思考，认真地探索：《故事会》究竟应该朝哪个方向发展？
　　编辑部将这样一个问题，带到了这次座谈会。
　　任嘉禾在会上所作的《打回老家去》的发言，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赞同。
　　可是，“老家”又在什么地方呢？

第一章还故事于民（2）

2.创刊在火热的夏季
　　1962年的冬天，在江苏省常熟市的街头上走着两个陌生的外地人。
　　两个陌生人在大街上走了一会儿之后，就走进了一座临街的茶馆。
　　他们推开大门，一股热浪顿时扑面而来。只见里面人声鼎沸，笑语喧哗，与外面形同两个世界。在无数的茶桌前面摆着一张桌子，一位老者正在给饮茶的客人们讲故事。
　　那位老者所讲的故事，对于这两个陌生人来说并不陌生。可是，在这样的气氛中，在这样的一种特殊环境下，听这样的故事，觉得与在书斋里捧读完全是另外的一种感觉——特别轻松，特别陶醉，特别有“味”，特别能引起心灵的共鸣。
　　那位老者所讲的故事名叫《小二黑结婚》，是著名作家赵树理的作品。两个陌生人便是上海文艺出版社戏曲电影编辑室副主任顾伦和老编辑张诚濂。
　　他们在如此寒冷的冬天到这里来干什么？
　　原来，上海新闻出版局副局长丁景唐曾召开过一次上海各出版系统的联席会议，商量出版“工农兵通俗文库”的事情。研究的结果是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戏曲电影编辑室担任戏曲故事的编辑任务，由室副主任顾伦具体负责实施。
　　在此之前，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过一本小书，名叫《小舞台》，是一本文娱资料丛书，其中有说唱、相声、戏剧、独角戏等，故事也包括在其中。在其第四期上还刊登了“讲故事笔谈”五则。
　　这次会议之后，顾伦先让老编辑张诚濂接手，接着又将编辑李中法调来共同负责具体的编辑工作。
　　在工作中，大家感到一年编几本这种通俗性、历史性的戏曲故事并不是一件太难的事情。因为题材都有现成的舞台剧本，只是将这些适合舞台的东西压缩改编一下变成一种通俗的文字就行了。困难在于无法找到合适的作家，请一些稍有名气的作家帮助改写，人家嫌这是一本通俗读物，每一本书才两三万字，太“小儿科”了，都不愿意“搭手”。后来左找右找才找到上海作家周嘉俊，他答应将电影《李双双》改写成通俗故事，后来又请了上海戏剧家协会的一名干部，将电影《三打白骨精》改写成通俗故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这样费力地请作家帮助改写故事，每出一本都感到很吃力。编了几本通俗的戏曲故事书之后，觉得这条路总是走不出来，编辑开始感到很苦恼。
　　正是在这样的时候，顾伦、张诚濂这两个“陌生人”来到了常熟。
　　谁知两个人却在这里发现了“新大陆”。
　　江南茶馆里老百姓这种自娱自乐讲故事的形式，深深地将两位吸引了。接着他们在当地作了调查，发现常熟的故事活动相当活跃。无论是在田边地头，还是工厂车间，那些根据现代戏曲、电影、小说以及报纸上的新闻报道所改编的故事，群众自己讲，自己听，深受欢迎。
　　顾伦当即高兴地对张诚濂说：“老百姓讲他们爱听的故事，这种办法不错，对于我们编的《戏曲故事》也许是一条出路！”
　　兴奋中的两个人冒着寒风从常熟赶回上海。
　　到了上海之后，他们又深入到工人文化宫、图书馆、俱乐部以及部分郊县进行调查。这才发现，故事活动在上海已是热火朝天。他们觉得一下子云开雾散，眼前的天地顿时宽阔，就请那些讲故事的人，将他们所讲的故事记下来，然后带回去再加以适当的修改、整理，一本小册子很快就编辑出来了。
　　这本编好的小册子叫什么名字呢？
　　如果叫原来的《戏曲故事》显然名不副实，可是，丢掉了“故事”二字也不行。这些故事都是来自于群众，来自于民间，为体现这本小册子的群众性，李中法、张诚濂经过考虑，决定将这本新编好的小册子叫《故事会》。
　　将这个“新生儿”的名字以及编辑好的故事一起报送顾伦，顾伦看后认为不错，欣然同意送出版社副社长李信。
　　李信为人平和，办事向来喜欢讲群众性，一贯主张多出一些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东西。作为分管的副社长，他的态度如何，对于《故事会》的创刊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前身是由郭沫若任董事长、吉少甫主持的群益出版社，巴金主持的平明出版社，叶以群主持的新群出版社，吴朗西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等数家出版社经过合营、调整、充实而成，曾出版过《战斗的青春》《铁道游击队》《黎明的河边》等一大批在新中国文学史上极有影响的图书，被视作是一座由雅文学装点其间的殿堂。可是，在今天却要出一本极不显眼的、实实在在的“下里巴人”的小册子，各种不同的议论自然不在少数。
　　李信看完送审的稿件后，却力排非议，同意以《故事会》的名字出版丛书。
　　小样出后，李信又多次跑来亲自看排出的小样。
　　1963年7月，那是一个火热的夏天，中国现代期刊史上的第一本新故事期刊——《故事会》正式出版了！版权页上印的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94号，定价为0.26元。
　　《故事会》创刊号在开卷的“编者的话”中写道：
　　它专门刊载基本上可以直接供给故事员口头讲述的故事脚本，以促进群众故事活动的发展，扩大社会主义宣传阵地，丰富群众文化生活。这些故事文字浅显，通俗易懂，比较适合群众的欣赏习惯，因面也是可以供群众阅读的通俗读物……《故事会》的对象，以农村故事员为主，兼顾工厂和其他方面。它所刊载的故事，尽量做到口语化，讲起来顺口，群众听得清楚……欢迎各地故事员把好的故事按照口头讲述的要求整理出来，寄给我们；欢迎各地评话艺人把适合故事员讲述的评话寄给我们；欢迎大家来改编或创作可供口头讲述的好故事。
　　《故事会》从一开始，就高高地扬起了故事要适合“口头文学”的旗帜！
　　在这本创刊号的“稿约”一栏里，《故事会》的这种用稿标准提得更加明确：
　　……不论是根据小说、报道、戏剧、曲艺、电影等文艺形式改编的还是创作的，只要可以供口头讲述，适合群众的欣赏习惯，我们都欢迎。
　　由此可见，《故事会》从她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定下了一个办刊的基调，即所采用的稿件必须是通俗易懂，可供传讲的口头文学作品。
　　在中国百年的期刊史上，《故事会》也许是第一家提出如此办刊方针的一本刊物。
　　《故事会》第一期交新华书店销售，反应不错，第一次印刷六万册很快卖完，第二次加印到十一万五千册，又很快供不应求，最后总共销掉了二十多万册，这对当时的书刊发行来讲，简直就是一个“异数”。
　　不久，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白彦、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副局长丁景唐，为此专门来出版社了解刊物的编辑情况，并专门听故事员讲述《故事会》上刊登的故事。
　　《故事会》创刊之初工作是十分艰辛的。她只是附设在戏曲电影编辑室，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老编辑张诚濂不久调离，另一位编辑林二南调入，与李中法共同编辑这本小册子，同时还要他们兼编其他的文化实用图书。
　　这个时候，民间文学编辑室一位女编辑听说要编与现实和老百姓联系紧密的新故事丛书，很想来干这件事情。就在《故事会》创刊的同一个月，她便得到通知，加入了这本新创丛书的编辑行列，她的名字叫钱舜娟。
　　从此，钱舜娟便与《故事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她在这个岗位上默默一干就是许多年。
　　不久，《故事会》交民间文艺编辑室，由室副主任刘斌负责。顾乃晴、管鑫万、周月华、王须兴、蔡星华、钟佩珍、王存礼等相继参与编辑，出版社在民间文艺编辑室下正式成立《故事会》编辑组，由李中法任组长，钱舜娟任业务副组长，王须兴任政治副组长。
　　在整个出版社的部门中，当时设政治副组长的只有《故事会》。
　　继创刊号之后，《故事会》第二辑、第三辑于1963年12月、1964年1月相继出版。
　　1964年4月开始，基本是每月出一辑，两年多的时间一共出了二十四辑，发行六百一十二万册。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又增加了一套六十四开本的《故事会小丛书》，目的是为了便于读者携带。这套小丛书，两年中共出六十七种，五百三十万册。
　　1965年8月至12月，为适应读者的阅读需求，又编辑了一套“一九六四年《故事会》分类合编本”，其中包括《新人新事故事集》《革命历史斗争故事集》等总计六种，共印一百零四万五千册。
　　到1965年底，包括《故事会》在内的三套故事小丛书，共印刷、销售了一千二百四十六万册，发行面遍及全国。
　　此时《故事会》的母体——《戏曲故事》最多的一辑印了一万四千册。《游龟山》新一版只印了一千册。
　　这个数字简直无法与其所生的“儿子”——《故事会》的发行量相比。
　　《故事会》从呱呱落地的那一刻开始，就展现了她与众不同的强大生命力。
　　一棵小草，在长满参天大树的土地上，悄悄地生长起来。
　　这是偶然，但也是必然。
　　难道这就是要“打”回的“老家”吗？

第一章还故事于民（3）

　3．“革命”是随便能去掉的吗？
　　“必须将上面的‘革命’二字取消。”那个年轻人一言出口，四座皆惊。
　　几双目光，都盯着桌子上那本由他们所编辑的刊物。
　　那是“文化革命”刚刚结束不久的1978年，极“左”思想还不同程度地残留在人们的脑海。此时此刻，竟提出在一本刊物的封面上将斗大的“革命”二字取消，那不是自找麻烦吗！
　　“革命”，是随便能够去掉的吗？
　　这是一本什么刊物？
　　为什么有人会提出这个建议？
　　那个提出“建议”的年轻人是谁？
　　要回答这个问题，还是让我们先来回溯一下历史。
　　1966年5月，“文化革命”的风暴开始席卷上海，《故事会》被迫停刊。
　　1973年3月，《故事会》复刊，改名为《革命故事会》。
　　《故事会》的前面加了“革命”二字，在近乎文化荒漠的年代，这本“起死回生”的小小刊物自然是责任重大。
　　在那个年月里，有谁不害怕说自己不“革命”呢？编辑的思想像被一种无形的东西束缚着，拼命地向“左”拉。《革命故事会》便成了一本配合形势的政治教材。老百姓不喜欢看的故事登了不少，而老百姓喜欢的故事又不去登，又不能登。这种人为的束缚和限制，造成了故事题材的不够多样化以及内容的贫乏无味。那种违背故事创作规律而造成的公式化、概念化、图解政治和生编硬凑，那种只图花架子，赶浪头，赶“革命”的做法，完全背离了创办《故事会》时的初衷，违背了故事的创作规律，离老百姓越来越远。
　　这时已担任《革命故事会》编辑组组长的何承伟同编辑们走出编辑室，到工厂、农村深入调查，立刻发现《革命故事会》上面登的东西老百姓根本就不爱看，而在民间却流传着许多生动有趣的故事，群众经常是三五成群地相互传讲。他们将这些故事搜集回来研究，看这些流传在街头巷尾的故事究竟有没有价值。研究的结果使编辑们大开眼界，这些在民间流传的故事不仅情节生动，而且语言也精练风趣，很有特点，与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贴得很近，男女老少都爱听。
　　这样，编辑们便从现实中找到了答案：尽管总是讲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但在一本普通的故事读物上面加上了“革命”二字，看似“革命”，但那居高临下的姿态，实际上是离人民群众越来越远，令老百姓望而生畏。事实上，与其他的文学形式相比，故事与人们的关系更加密切，甚至可以说故事已成了人们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许多生动的故事在人民群众中你传我传，你讲我讲，根本就不知道作者是谁。常常是一个人说，我来给你们讲一个故事，立刻就会吸引很多听众。这可以看出故事与人们生活的关系。《故事会》要想生存和发展，就必须让每期所刊登的故事回到人民群众中去，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就应该用寓教于乐的形式，让群众在阅读刊物上面故事的同时，得到身心的愉悦和情绪抒发的满足，然后再将这种愉悦和满足通过讲故事去告诉更多的人，达到进行自我教育的目的，而不是进行政治灌输，强迫他们来接受教育。
　　这便是《故事会》的“老家”。
　　于是，何承伟提出了将《革命故事会》前面的两个字去掉，还《故事会》以本来的面目。
　　那时的何承伟是个只有二十八岁的“毛头小伙子”，提出如此“高论”，真还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当时一场席卷全国达十年之久的“革命风暴”刚刚平息不到两年，在一些人看来多少还是有点冒风险。
　　好在实事求是之风正在逐渐恢复，面对着《革命故事会》的尴尬局面，何承伟的提议得到了大家认同。
　　1974年3月至1977年11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此段时间，上海文艺出版社属上海人民出版社领导）编辑出版的《革命故事会》出版了三十三期。
　　1978年1月至1978年11月，原以丛书形式出版的《革命故事会》改为双月刊，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从第34期办到第39期便宣告结束。
　　1979年1月从第40期开始由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故事会》双月刊，正式取消了加在前面的“革命”二字。
　　这是为1979年座谈会所作的准备，或者说这次座谈会是还《故事会》以本来面目的继续。
　　在这次座谈会上，来自浙江的“故事大王”吴文昶在讲了前面自己所经历的故事后，深有感受地说：“两则故事都是我自己编自己讲的，为什么群众会有截然不同的反映呢？这次座谈会上大家的发言和争论，使我明白了，因为前者说出了农村广大妇女心中的不平，为她们说了公道话。后者违背了群众的心意，大家不爱听，拍拍屁股就跑了，那是对‘四人帮’搞的那一套的抗议。由此我懂得了：故事一定要写出群众关心的事，讲出群众的心里话。”
　　还故事于民，成了这次座谈会上与会者共同的呼声。
　　记得那是1963年的春天，李中法、管鑫万两位编辑来到上海郊外的金山，找到故事作者胡林森，让他叫上几个爱讲故事的朋友一同去张堰镇茶馆喝茶。
　　这是一家百年老店，里面早已坐了不少茶客。几个人进去坐定之后，泡上一壶茶，又买来了大饼油条当早点，边吃边谈故事。这茶馆是个“百口衙门”，什么小道消息，新鲜故事都汇聚在这里。连张家媳妇、李家婆婆之间难解的家务事和各种社会新闻，一个又一个的传说，都在这里毫无掩饰地传开。
　　几个人边饮茶边闲聊，一会儿，旁边桌子上两个茶客正在谈论金卫乡种试验田的消息将他们吸引了。仔细一听，还真让人感动。这金卫乡与张堰镇是毗邻，是一个穷得出了名的海滩。而一群有文化的年轻人却不甘贫穷，在海滩上种起了试验田，这些青年男女们一个又一个有趣动人的故事就在这试验田里发生了。那两位茶客一边讲着，一边开心地哈哈大笑。
　　讲者无意，听者有心。走出茶馆，两位编辑都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故事，让胡林森回去写下来。胡林森回去后连夜写成了《海滨新一代》的故事，在当年上海市举办的故事会讲上一炮打响，受到了听众的热烈欢迎，引起了各种传媒的重视，故事不胫而走。以后，上海文艺出版社以此为书名，专门为胡林森出版了个人短篇故事集。
　　这件事说明凡是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反映了人民群众要求，表达了人民群众心声的故事，就会受到人民群众的喜爱。
　　从人民群众中来，又能够回到人民群众中去的故事一定是好故事。
　　在这次决定《故事会》未来命运的座谈会上，与会者发言最热烈的就是故事的人民性问题，这同时也是任何一本刊物所不能回避的问题。大家认为，民间故事历来以它鲜明、强烈的人民性为特征，新故事也不例外。人民性，就是要求新故事能及时地、如实地反映和表达一定历史时期，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盼望解决的问题。你反映了，人民就欢迎，反之就厌弃。人民群众是最公正的，他们既欢迎故事无情地鞭挞假、恶、丑，同时也称赞故事颂扬真、善、美。
　　让故事回到人民中去，就有无限的生命力。
　　还《故事会》于民，她才能有生长的土壤，才会有鲜活的生命。

第一章还故事于民（8）

　4．《故事会》要姓“故”
　　何承伟急匆匆地朝安福路52号走去。
　　他来到上海电影制片厂文学部，找到正在写电影剧本的故事作者胡林森和吴仲川。
　　两人见何承伟来了，忙将已写出初稿的电影剧本交给他。
　　何承伟接过剧本，逐字逐句地仔细推敲，又细细地琢磨了剧本的故事结构和剧中精彩故事的各个细节，提了不少的修改意见。并建议他们是否能先写一个中篇故事，到家乡去讲一讲，听听群众的反映，再回过头来改剧本。
　　两人根据何承伟的建议，将电影剧本改成了一个8万字左右的中篇故事，回到乡下去一讲，台下便响起阵阵笑声和掌声。
　　故事在群众中的良好效果显而易见。
　　回到电影制片厂后，胡林森和吴仲川根据群众对故事的反映，结合何承伟提出的意见，对电影剧本进行了修改。由于有了故事的基础，修改起来得心应手，剧本很快通过。
　　电影在全国放映后很受观众欢迎。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儿子孙子和种子》。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这部受到观众好评的电影，竟是从《故事会》编辑的眼中“淘”出来的呢！
　　那是一个淫雨霏霏的早晨。
　　顾伦同何承伟从上海市区来到郊区的金山松隐镇一家简陋的小旅馆，立刻约几位当地的故事作者来讲生活中自己遇见和听到的小故事，这实际上就是故事创作前的一个选题材、搭架子过程。
　　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编辑和作者吃住都在一起，大家无拘无束地讲着各自认为感兴趣的故事，而大家讲得最多的是正在开展的计划生育方面的故事，小小的旅馆里不时地传出阵阵笑声。
　　两位编辑听了之后，认为农村的计划生育是一个很好的现实题材，便建议胡林森等回去后将这些大家讲的素材写成小故事，肯定会得到读者喜欢。
　　几天之后，上海电影制片厂的编辑胡华来到金山，听了这些故事同样很感兴趣，就建议将这些小故事改写成一个电影剧本。
　　电影放映后，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同名的中篇故事集。
　　这能说明什么呢？
　　一则好的故事，完全会超过其自身的影响。而作为故事载体的《故事会》则必须登载好的故事，才能有强大的生命力。
　　在1979年9月召开的这次座谈会上，与会者一致认为，《故事会》虽然复刊了，但在“革命”二字的“指引”下，那些所谓的故事，大都是一些干巴巴的政策图解。要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就必须在故事的创作上拨乱反正。
　　故事要姓“故”，对于这一点，大家是“英雄所见略同”。
　　“四人帮”在上海的写作班子，曾打着“彻底革命”的旗号，妄图割断《故事会》这种以刊登现实故事为主的刊物与民间文学的血肉关系，去为他们的政治野心服务，这无异于将这本期刊引向死亡。
　　故事要姓“故”，《故事会》更应该姓“故”。
　　这样一个鲜明观点的提出，使在座编辑们的心里一下子暖融融的，真有一种被无情地扔在山野上的孩子，在风雨中毫无方向的辗转哭喊之后，一下子找到了家的感觉。
　　这种感觉真好。作为这次会议的具体组织者和实施者，何承伟认为既然《故事会》要姓“故”，那她所发作品的艺术风格上，就必须继承民间故事的长处，采用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形式，用白描的手法刻画人物，结构明快简洁，故事完整连贯，情节单线发展，写作要尽量采用短句，切忌用欧化句子。要多用比喻，节奏感要强，要朴实上口，易记易传——这便成了《故事会》以后选稿的一条艺术标准。
　　回顾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故事会》创刊前后所发表的一些受到老百姓欢迎的好故事，它们之所以能够经受住时间的考验，至今还为群众所喜爱，一方面是因为它们大都带着浓浓的泥土气息，朴实健康，思想则像一眼江南的古井，清澈而有深度。另一方面，它们也都保持了民间故事的传统艺术特色，适应了中国民间的审美情趣和要求。
　　但是，《故事会》上所刊登的故事，毕竟有别于民间故事。这些故事是在中国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既不可能单纯沿着民间故事的方向去发展，也不会像民间故事那样单纯，它要受到时代的影响，受到随着时代发展的各种艺术门类的影响，这就要求《故事会》上所发表的故事必须具有时代的特色，而不是那种在故事之前就来上一句“在很久很久以前”那样的套话。因为那样的故事与老百姓有一种隔膜感，而缺少亲近感。
　　这些从事故事创作的作者和从事故事研究的专家们从事实和理论上的阐述，使整天埋头在稿子堆里的编辑们茅塞顿开，一股从未有过的清新的空气吹进了编辑部。
　　那么，怎样才能让《故事会》姓“故”呢？
　　其实，《故事会》的编辑们从创刊的那一天起，就在做这项工作了。他们将一个个故事从作者邮来的稿件中筛选出来，然后让它们长上翅膀，飞出编辑部，飞到田间地头，飞到工厂矿山，飞到军营哨所，飞进一个个读者的心里，然后又从他们的心里飞出口中，飞向更多人的心灵深处。
　　难道这就是姓“故”了吗？
　　是的，只有这样才能叫姓“故”！
　　《故事会》作为一种以刊登现实题材故事为主的刊物，无论如何都应该有她自己相对独立的艺术特色，也就是说我们在吸收各种艺术门类其中也包括民间文学的营养时，绝对不能将其“嫁接”成别的“品种”，刊物绝不能丢掉自己所独有的口头文学的本色。如果我们在学习中不是吸取有用的营养，而是被别的刊物或思想所同化，脱离了自己刊物的故有特色，就会成为非驴非马、不伦不类的东西。试问，如果《故事会》没有了自己独特的办刊特色，刊物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所以《故事会》要姓“故”，这个“故”就是保持其口头文学的特色，让中国的广大老百姓看了上面的故事后能够记得住，讲得出，传得开，并由此获得永不衰竭的艺术生命。
　　这，成了以后历届编辑所遵守的办刊原则。

第一章还故事于民（9）

5．憧憬中翻开新的一页
　　在上海文艺出版社举办全国第一次故事创作和理论座谈会后的1981年，美国进行了一次全年畅销书的调查，结果令许多作家感到吃惊。当年畅销书之一的竟然有一本名叫《意大利童话》。
　　这是一本曾被无数作家认为是“小儿科”的图书，是一本在民间广为流传的口头文学作品集。
　　这件事说明，作为姓“故”的口头文学作品，不但在中国受到广大老百姓的欢迎，就是在美国这样高度发达的国家，也同样会得到广大读者的喜欢。故事这种口头文学并不因为社会文化水平的提高，娱乐生活的丰富而消失，它将与书面文学以及其他各种艺术样式长期共存。
　　排除了“左”的干扰，实事求是地从创作实践和理论上加以探讨，编辑部带到会上来的问题也得到了相应的解决，编辑们的心里也豁然开朗。
　　那是一个风雪的黎明，在新疆一片荒凉的山野上，几排木屋里都挤满了人，人们的眼睛都直直地盯着台上的那个人，人群中不时地响起一阵笑声和掌声。
　　这些发出笑声和掌声的人可不一般，他们中有杀人的恶魔、投毒的凶犯、敲门砸锁的高手……这是一群人间的罪人，是一些令人汗毛倒竖的魔鬼。
　　台上的那个人是谁，他有什么魔力能征服这些人？
　　台上那个人名叫林嘉伟，是上海的一名故事作者，同时也是一位善于讲故事的故事演讲者，这次他是应上海市劳改局之邀，专程从上海来到这大西北一座劳改农场给犯人们讲故事的。他讲的故事，将这些高墙里的犯人们都吸引了，讲到动情之处，有几个犯人还禁不住低头抽泣了几声。
　　林嘉伟的故事在这里受到了空前的欢迎，来听故事的犯人达数千人之多。听完故事后，许多犯人还主动写了听故事的心得，有的找到管教干部，表示在这里要进一步认罪服法，在劳动中改造自己，重新做人。
　　林嘉伟讲的故事，篇篇都是《故事会》上发表的。
　　在林嘉伟把故事带进高墙之前，吴文昶已将他的故事带到了市人大会场。
　　吴文昶曾写过一篇作品，名叫《狗尾巴的故事》。故事是说有个刁乡长做事雷厉风行，大刀阔斧，被人们称为刀乡长。这次他新官上任来到宏桥乡第一刀就是消灭本乡的狗，他规定每家每户杀一条狗，就得交一只狗尾巴。没多长时间，全乡的狗都被解决了，宏桥乡变成了无狗乡。后来县长带了一班人马下乡，指名道姓要吃本乡的狗肉，可狗肉没吃着，他们只吃着了一桌狗尾巴宴。宴会上县长指出为了发展本乡的经济，要求刀乡长大力发展养狗事业。于是刀乡长在全乡大会上开始进行养狗动员……
　　吴文昶写这个故事，用了一个奇怪的题目，给人造成了一种悬念：狗尾巴有什么故事呢？其实，他是有意用“嬉皮笑脸”的创作方法，阐述了一个让人深思而又严肃的主题。故事所引起的强烈反响，也是吴文昶所始料未及的。在一次群众性的演讲中，前后鼓掌达九次之多。有的地方还将此故事作为干部教材，印发给当地干部“学习”。
　　就这样，吴文昶将这个故事带到了市人大的会议上。有的人大代表还给这个故事录了音，磁带到处转借。从此之后，作为市人大代表的吴文昶，除开会之余就多了一项任务，那就是给参加会议的人大代表们讲故事。这位来自农村基层的故事作者所讲的故事风趣、幽默，既吸引了大家，又使大家从中了解了许多农村政策方面存在的问题，在娱乐和笑声中了解了民情民意。
　　辽宁省特等劳动模范张功升，是抚顺市辽宁电厂的一名工人，在近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他创作和改编了一百五十多则故事在群众中讲述，受到群众的一致欢迎。《故事会》的编辑们将这些故事录了下来，整理后加以发表，受到了读者的喜爱。经过在北京的故事比赛后，张功升竟被请到人民大会堂去讲故事，又通过电视为周恩来总理和朱德委员长讲故事，同时还给贺龙、陆定一、宋任穷等中央领导同志讲故事，并受到了这些领导同志的高度赞扬。周扬同志还鼓励他，今后要多编多讲，一直讲到共产主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又被请进中南海去讲故事……
　　所有这些说明了什么呢？它说明故事这种文学形式不像小说，不像散文，更不像诗歌，它没有那种贵族化、学院化的“气质”，如果有人将故事这种文学形式当成了一种工具，去追求某种个人或小团体的利益，或者将其有意地贵族化，搞得很优雅，那是十分可笑的，因为故事原本都是来自于民间，来自于街谈巷议，是老百姓的东西，只要有人类的地方都会受到欢迎。从古至今，无论是在穷乡僻壤的土屋茅舍，还是金碧辉煌的皇宫廷榭，无论是吃糠咽菜的乡野村夫，还是金玉美食的王侯将相，只要有人类语言的地方，讲故事，听故事从来都没有停止过。中国古代的唐宋传奇，三言二拍以及许多古典文学名著，如《三国》《水浒》《西游记》等等，原先大都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下里巴人”，这些在人民群众口头说讲的故事，流传日久，才经文人搜集整理，发展成文。更远的还可追溯到远古的神话与传说。《淮南子》《山海经》《搜神记》《述异记》等等，都大量辑录了“生于民间”的“街谈巷语”所形成的故事。就连人们认为很雅的《儒林外史》《红楼梦》，也同样地少不了故事，最近有日本学者将这两部书称为“物语”，即故事。
　　《故事会》在现实的情况下，还要不要继续办下去的问题已经迎刃而解了。
　　编辑们重新审视了过去的一些观点。
　　作为编辑组长的何承伟是这样阐述这种认识的：
　　“以前，往往把故事的产生与当时广大人民群众掌握文化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认为广大人民群众被剥夺了学习文化和掌握文化的权利后，他们并没有停止文学创作活动，而是继续用生动的口语创作了难以计数的故事作品。所以，把故事作品称为‘不识字的人的文学作品’。根据这一观点，往往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一旦作者掌握了文字以后，故事这种口头文学样式就会逐步消失。
　　“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编辑部的同志认识到这种观点是不全面的。故事的产生和发展，与当时广大人民群众没有文化、不掌握书面文字是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但是，这只是促使故事产生和发展的一个因素，而不是全部的因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理解，只强调了社会阶级斗争的根源，而对于永远伴随着人类生活的活的工具‘语言’这一现象的存在和作用却完全忽视了。这就是说，故事这一文学样式的存在和发展还有着其他一些原因：
　　“其一，故事这种口头文学的存在更重要的是取决于人们嘴上活生生的口语的存在。只要有口头语言的存在，就会产生口头文学作品。从历史上来看，不少古代统治者和文人，尽管他们已掌握了文字，但活的语言仍为他们口头创作提供了充分的可能性。《世说新语》《太平广记》及其他古籍中记下来的古代统治者或文人的口头传说、故事就是鲜明的例证。
　　“其二，故事这种口头文学的存在，和它在人民生活中所具有的独持的功能也是分不开的。例如，由于故事是用生动的口语创作而成，通俗易懂，相对书面文字来说，能为更多的人所掌握和运用；故事刊物不仅能供人看，而且还适合口头讲述，只要作者与故事作品产生共鸣，他就会自觉地在生活中加以传播。
　　“正是由于众多的原因，使得故事这种口头文学样式，伴随着人民的生活不断地发展。可以预言，只要人类的语言在地球上响着，故事创作就不会停止。”
　　我之所以将何承伟的这段话摘录于此，主要是想说明这些话对于《故事会》今后的发展至关重要，它从理论上夯实了“大厦”的地基，在当时思想还比较混乱的情况下，的确起到了拨云见日的作用。不仅使编辑部从以前犹豫徘徊的氛围中解脱出来，对办好《故事会》这本刊物充满了信心，同时也对以后科学地指导编辑工作打下了基础。
　　这个基础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找到了《故事会》的读者定位。
　　1963年7月创刊的《故事会》和以后复刊被改名的《革命故事会》，由于时代的原因，都不同程度地带有为当时的政治运动服务的痕迹，作品大都是靠改编电影或戏剧。这本原定专门以发表故事这一口头文学作品的通俗性刊物，她的读者对象是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是不够明确的。只把她作为一种辅助的政治宣传品，由各级文化馆（站）买回去发给基层故事员或乡村里喜欢故事的农民读者就算完事。
　　这一次编辑人员的思想解放，首先使大家感到《故事会》的读者对象并不局限于故事员。因为就全国范围来说，故事员的数量最多也不会超过一万人，而且故事员这支队伍今后也不会有很大的发展。其次，她的读者对象也不仅局限于中国农村的农民。以前选发的作品，从如何满足农村读者的需求谈得较多，这是有一定片面性的。这就无异于将这本刊物限制在一个狭隘的范围里，自己将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了，同时也将本来可以做大的刊物天地给自我缩小了。
　　那么，这本刊物的读者定位究竟应该是什么呢？
　　农村读者应该是《故事会》很主要的读者群，农村也是《故事会》的一个很主要的市场，但这绝不是惟一的。作为一本以刊登口头文学作品为主的刊物，她的读者对象是多方面的，是为了满足各个层次的读者对口头文学的需要。因此，她的努力目标，应该是尽快突破原有的读者群，将其扩大、深入到中国城乡千千万万的家庭中去，为人们茶余饭后相互交谈提供各种生动有趣的口头文学作品，将《故事会》上的作品，变成老百姓心中的故事去进行传播，达到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
　　这样的天地是多么广阔呀，每一个编辑都有自己的用武之地！
　　还有一点就是，何承伟上面的一段认识代表了编辑人员的共同心声，以此形成了编辑部对刊物的总体构想。
　　这种构想是《故事会》的发展史上一次战略性的转移。
　　在“十年内乱”时期，《革命故事会》上的故事之所以不受群众的欢迎，主要原因是概念化，脱离生活。随着“文化革命”的结束，人们思想的日趋活跃，文化生活的日趋丰富，如果刊物仍然照此办下去，编辑们自然是越办越觉得没有信心。
　　必须迅速结束“文化革命”带给《故事会》的影响，与会的每一个编辑都深深地感到要使广大读者对刊物产生浓厚的兴趣，产生自觉传播的愿望，很关键的一条就是要使办的刊物不仅在内容上，而且还要在艺术形式上，尽量地缩短与读者之间的距离。
　　办《故事会》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传播，传播一种有趣的、生动活泼的民族文化和民族思想。
　　故事在传播过程中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当读者读了刊物发表的作品，再传播给他人听的时候，一般都是把这个作品所反映的内容和采用的形式，当作自己对社会的看法和自己的艺术才能加以表现的。这个时候，刊物的作品和读者的思想基本上已融为一体。当然，一本刊物要使自己发表的每一篇作品都达到这个要求也是不太可能。但作为以刊登口头文学作品为主的刊物，《故事会》的总体构想则必须朝这个方向努力。这个总体构想，要贯串在组稿、选稿、编稿以及联系作者、读者全部过程的各个环节中。
　　这个总体构想的主要精神就是：贴近时代，贴近群众，保持个性。
　　在上海文艺会堂那间小小的会议室里，《故事会》的编辑和参加会议的故事作者以及故事理论研究的专家们，共同描绘着《故事会》的未来。
　　那时，有谁能够想到，《故事会》这个正在治愈的“孩子”，二十多年后，会长成中国期刊界一位顶天立地的“巨人”呢！
　　1979年9月26日，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座谈会结束，与会者向第二届中国民间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并通过大会，向中国第四届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开展故事活动的建议》。
　　怀着憧憬，《故事会》悄悄地翻开了新的一页。

第一章“井喷”时期（1）

从1979年9月的座谈会之后，《故事会》决定“开禁”。对于过去认为不够“革命”的题材，认为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民间笑话，特别是那些在“四人帮”的政治高压下长期流传于民间街头巷尾，体现民心民意民情的故事，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开掘。
　　这一开掘，立刻引起了意想不到的“井喷”，来自于“文化革命”中各种各样流传于民间的故事，堆满了每个编辑的案头。
　　《故事会》迎来了第一个辉煌时期……
　　1．轻轻地启开“闸门”
　　“文化革命”中的一天，一批外国来宾来到黄浦江畔的上海。
　　时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要员之一的陈阿大，是昔日上海滩上一个不学无术的流氓，平时与人说话皆是满嘴的脏话。
　　这天，在接见外宾之前，他就将头发梳得光溜溜的，连苍蝇都爬不住。见到外宾后点头哈腰，连连握手。外宾见他如此模样，双眼就不住地盯着他看。这一下陈阿大的造反派脾气被“看”火了，他用上海话骂道：“赤那！阿乌！”
　　外宾不解，忙问翻译：“他说什么？”
　　翻译看看陈阿大的流氓相，不敢如实翻译这两句骂人的口头禅，急中生智，就顺口说道：“这是上海话，意思是说：‘先生，你好！’”
　　外宾“噢”了一声，点点头。
　　不久，外宾离开上海到了北京，正值张春桥到机场迎接。
　　外宾当然知道张春桥是靠造反起家，然后从上海到北京去的，突然想起刚学的两句上海话，如能与张春桥说一说，他一定会很高兴。外宾立即朝张春桥大声地喊道：“赤那张春桥，阿乌！”
　　周围的人无不掩口暗笑。
　　这是发表在1980年第一期《故事会》上的一则小故事，被编排在“笑话”这个栏目里。它风趣、幽默，读后令人捧腹大笑。这则小故事是故事作者从民间搜集整理出来的，它尖锐地讽刺了“文化革命”中“四人帮”一伙不学无术的本来面目，读后无不痛快，故事很快便四下传开。
　　也就是从这前后开始，《故事会》打破了原有的沉闷局面，逐渐发表许多轻松活泼而又思想内涵深刻、故事性较强的笑话。
　　有一篇名叫《一定要今朝来》的笑话，与上面陈阿大接见外宾有异曲同共之妙，它是“文化革命”中人民对于“四人帮”培植亲信的干部政策的嘲讽。《故事会》发表之后，立刻在全国各地引起了传讲，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笑料。
　　故事说的是一个外国医药代表团到上海访问，有一个靠投靠“四人帮”被“双突”上去的干部去接待。外国代表团的团长在谈话中对那位干部说：“贵国有个李时珍，对于世界医药上的贡献真是了不起……”这时，这位“双突”干部立刻问翻译：“李时珍同志来了没有？”翻译一听，顿时吓了一跳，急忙向他摇了摇手。那位“双突”干部一看急了，就对翻译大声地命令道：“噢，什么，没有来？你叫人赶快派小轿车去给我接来！”翻译听后急得直搔头皮。这位“双突”干部一看，立刻说：“呀，他在理发？！不行，叫他马上就来。”翻译实在无可奈何，就只好凑到这位“双突”干部耳朵边说：“李时珍是明朝……”这位“双突”干部见翻译如此不听话，大为光火，就生气地说：“明朝来，不行，一定要他今朝来！”
　　这哪里是一篇故事，这是一篇来自民间的、多么深刻的声讨“四人帮”的檄文呀！
　　这些采自民间的笑话故事，真实地反映了人民的心声，人们怎么能不流传呢！
　　如此辛辣的讽刺，如此鲜明的爱憎，如此轻松的表达，这是在此之前的《故事会》所从来都未曾有过的。
　　这是1979年的座谈会后在《故事会》上结出的第一朵奇葩。
　　这是作为编辑组长的何承伟迈出的总体构想的第一步：打开禁锢闸门，容纳百川之水。
　　笑话——这个备受群众欢迎的形式，就是这样从批判人民憎恨的“四人帮”之流入手，从桎梏中解放出来，成了《故事会》上一道“亮丽的风景”。随着时代的变迁，这道“风景”的地位越来越高，它从开始位于刊物的中间位置，到后来竟逐渐地走到了刊物的前沿。人们只要打开这本刊物，几分钟内便可读完一则笑话，引发笑声，与这本刊物“亲近”，然后再来细细地品读后面的故事。
　　面对着被封冻了十年之久的中国故事文化的长河，《故事会》用带着春风的笑声，紧贴当时读者的心灵，轻松地启开了禁锢的“闸门”。

第一章“井喷”时期（2）

　2．高尚之剑
　　1958年3月的川西坝子上阳光明媚，菜花飘香。
　　在通向金牛坝的碎石路上，一位年约三十多岁的大嫂，正满头大汗地推着一辆“嘎吱嘎吱”叫的鸡公车，她只有十二岁的儿子在前面拉着，车上足足有四百多斤重的谷种，母子二人拉得很吃力。
　　这时，一件突然的事情发生了。
　　一辆轿车鸣着喇叭从后面驶了过来。那拉车的孩子一急，便将那鸡公车拉到了公路边上，谁知一不小心，身上那件刚做的白汗褂被路边的树枝挂做，只听“吱”的一声，好好的一件白汗褂被撕破了。
　　这位大嫂名叫张明英，她的儿子小名叫毛娃子，从小就是个毛手毛脚的小淘气。张大嫂正要骂自己的儿子，可张大的嘴巴却“啊啊”地骂不出来。这是为啥？原来就在毛娃子的白汁褂“嘶”地一声响时，那辆轿车也“戛”地一声停下来了。
　　车上走下一位身穿灰呢大衣的人，他走过去拍着毛娃子的肩膀问道：“小鬼，伤着没有？”毛娃子直摇脑袋说：“没事。”那个人又走到张大嫂的身边连连道歉：“大嫂子，对不起，把小鬼吓着了。”临走又问了张大嫂家所住的村子，知道那里叫大林盘。
　　夕阳快落山的时候，那个穿灰呢大衣的人坐车来到大林盘，在当地干部的带领下找到了张大嫂家，然后坐下来与张大嫂一家人摆家常。末了，他从随行人员的手中接过一件白衬衣，递到了张明英大嫂的面前，并歉意地说：“大嫂，上午汽车路过时，让小鬼把衣服挂破了。这件衬衣给小鬼穿吧。”张大嫂连忙说：“这怎么行呢，那是毛娃子自己不小心挂破的呀！”那位穿灰呢大衣的人又双手捧着递到张大嫂的面前，笑着说：“那是嫌衣服不好嘛！”
　　张明英大嫂含泪收下了这件白衬衣，但是她怎么也舍不得给毛娃子穿。她用自己的红被面子将这件珍贵的衬衣包着，一家人时时刻刻地想着那个送这件衬衣的人，盼望他能再次来到华西坝。
　　那个送衬衣的人是谁？
　　他就是万民敬仰的周恩来总理。
　　这是《故事会》在“井喷”时期发表的一篇来自民间的故事。这个故事看似平淡，实则深刻，从周恩来这位伟人的身上，让人们体会到一种做人的道理。
　　这同样是当时作为编辑组长的何承伟对刊物总体构想的一个方面，是《故事会》至今仍遵循的一条办刊原则，即必须高扬高尚之剑，在批判社会上各种丑恶行为的时候，让诚实、信誉、善良、简朴这些人类所具有的优秀品质，在故事里得到具体的展现，并以此去感染更多的人。
　　一本刊物要想提高自身的品位，就必须尽力提高其作品的品味；要提高作品的品味，就必须尽力地提高作品中人物的品味。作品人物特别是主要人物的人格，无处不在其刊物里凸现。任何一本以叙述人物活动为主的刊物，只有让其人物在故事情节的活动中体现出一种人格美，这本刊物才能真正地走进读者的心灵。
　　每一个人的心灵都是需要用别人的美的人格去抚慰的。
　　《故事会》在打开禁锢的闸门之后，便首先抓住了这一点，因为人格美是每一个人终生仰望的目标。
　　如果我们把一本刊物比着一个人，那么这个“人”也必须具备其人格美，才能够被别人所接受，才能够受到更多人的关爱。
　　在经历了1979年9月的战略性决策之后，《故事会》在很短的时间便迅速完成了这种战略性的“转移”，刊物“人格”的魅力在“井喷”时期已经初现，此时的订数开始逐月上升。
3．发掘传奇故事
　　三十多年前一个深秋的早晨，有一艘“莱姆号”商船慢慢地驶进了西欧某个国家的港口。
　　船员杰克同哈利斯在休息的时候走上码头，见墙壁上贴着的一张纸吸引了很多人。两人就走上前去，只见那纸上写着有一个名叫克劳迪的人，提出要与任何一个大胆的人打赌。说在离这座城市三十英里的地方，有一个叫三星岛的岛屿。这岛上虽然有一幢三层楼的别墅，但却没有人敢去过夜。谁敢上这岛上去探险，直的进去，横的出来，平安地度过一夜，那么，克劳迪愿意拿出一万美金作为报酬。如果遇难，则不负任何责任。谁敢去请到M大街97号503室面洽。
　　杰克决定去冒这个险。这是因为他很想得到那笔钱，为生病的母亲治病。他不听哈利斯的劝告，独自找到了那间面洽的房间。
　　克劳迪是一个老头子，他见了杰克后好心地劝道：“作为一个长者，我还想提醒你，曾经有许多身材比你高大，武艺比你高强的人，都没有能经受住考验，我看你……”可是，杰克想到病重的母亲急着要钱治病，就毫不犹豫地坚决要去那座岛屿。克劳迪这时“哈哈”一阵大笑，拿出一支手枪，三粒子弹交给杰克。趁着蒙蒙夜色，将杰克送上了三星岛。
　　岛屿上那座三层楼的楼房里漆黑一团，伸手不见五指。杰克划亮火柴，见屋内的装修十分讲究，但由于很久无人居住，四周雕花的墙上布满了灰尘和蜘蛛网，给人一种阴森恐怖的感觉……
　　这是《故事会》在“井喷”时期所发表的一篇故事的开头，它把人们引进了一个充满异国情调的阴森森的荒岛，然后便在这个地方发生了一个引人入胜的传奇故事，而故事中那个令人意想不到的结尾所体现出来的主题——人性的丧失和对金钱疯狂而不择手段的占有，更是让读者在掩卷之后沉思良久。
　　这篇故事发表在1980年第二期的《故事会》上，是由故事作者陶文进搜集整理的，读者如果有兴趣不妨可以找来一读，故事的名字叫《恐怖的脚步声》。
　　“文化革命”中，民间流传着许多这样的传奇故事，每一个过来人现在恐怕都还能够说出一串这些故事的名字来。《一双绣花鞋》《北京十点钟》《第二次握手》《秘方上的血痕》《中百公司手帕柜台》《骨灰盒上的照片》……在那个特殊的年月里，这些故事几乎成了人们业余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这些故事不但思想内容深刻，而且艺术手法奇巧，情节生动，故事单线发展，带有别的文艺形式所无法取代的口头传讲的特点，深得老百姓的喜欢。
　　这是一笔十分宝贵的艺术财富，必须对此进行认真的发掘。
　　《故事会》编辑部此时看到了这个问题。编辑人员同作者一起深入到基层，对这些流传于民间的传奇故事进行了认真的搜集。在搜集中，编辑人员为那一个又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故事所感动，所震撼，人民群众对于故事的参与和所表现出来的艺术才华，远远地超过了任何一个作家。他们的这种创作以及所表现出来的勇气，是任何一个作家都无法比拟的。在历史的大变动时期，他们的创作更加活跃。
　　这些传奇故事犀利辛辣，针砭时弊，反映了社会动向，表达了人民心声。同时，这些传奇故事又极富民间文学的特点，情节曲折，生动幽默，富有艺术魅力。好记，易记，能传，往往只要听上一遍，就能复述出来。如果经过去粗取精的筛选后发表，将人民群众的这种口头文学用文字的形式固定下来，一定会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认识到这一点后，编辑们经常结合组稿，分头到浙江、江苏、四川、陕西、辽宁等地进行更加广泛的社会调查，了解这类故事在现实社会中的实际状况。

第一章“井喷”时期（3）

　编辑们在调查中惊人地发现，不关是工人、农民，同时还有大量的知识分子和国家各级机关的干部，也有年轻的战士和民警，都在用口头的形式流传着这些故事。这类故事在文化革命中都曾受到过或多或少的批判。编辑们决定与这些讲传奇故事的人接触，可是这些讲故事的人却说：“你们前几年刊登的故事我们不爱看，但我们在悄悄讲的这些故事你们也不可能发表。”
　　这句话在编辑们的心里引起了震撼。
　　何承伟召集编辑会议，认真地分析这种反映。
　　经过分析，大家都认为这种来自民间的批评击中了刊物的要害，说明“左”的思想还在影响着编辑的头脑，办群众性的刊物，实际上是脱离了群众。
　　认识了这个问题，编辑部的编辑们就对这类故事进行了积极的研究，剔除其糟粕，保存其精华，然后在刊物上发表。
　　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要发表这样的作品还是需要一定胆量的。因为虽然“四人帮”已经倒台，但人们的思想还是被紧紧地束缚着，这样的作品从未在全国的任何一种刊物上公开发表过，也就是说这里还是一块禁区。
　　何承伟决定在全国的期刊界，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何承伟带领《故事会》的编辑们，悄悄地启开了第二道闸门。
　　《故事会》很快地发表了一系列的传奇故事，《三个戴大口罩的人》《奇怪的“四脚蛇”》《斩夫剑》等在全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当时掀起了一股未曾料到的“《故事会》热”。
　　这个时期发表的传奇故事，以肖士太、黄宣林、欧阳德整理改编的《蔷薇花案件》反响最大。
　　这是文化革命中流传较广的一个故事，这次连载是根据流传在江西九江地区的口头版本改编而成。各节分别加了标题，这些标题是：珍贵的礼物、手表的来历、急诊室的病号、挂钟里的匕首、奇特的葬礼、棺材里的秘密、舞厅里的巧遇、小镇上的枪声、神秘的“2400”等。这篇长达五万多字的故事，从1983年第八期开始，刊物用了整整五期的版面予以连载，一直到第二年的第一季度才结束。
　　这是《故事会》过去未曾有过的。
　　故事写的是解放初期的1950年，发生在上海发电厂的一件事情：
　　总工程师陆宗祥五十大寿，他从市公安局孙副局长送来的礼物中，发现了一只罕见的白金手表，不料表内装有定时炸弹。
　　侦察科长关涛为侦破此案，与助手蔡力、王充多方查询，终于查明此表主人系身居南洋的大资本家刘叶枫。正当关涛等要去访问突然回沪的刘叶枫时，南普医院又出了一件奇案：该院来了一个来历不明的绿色皮肤的病人，经值班医生梅秀玉和侯家如抢救无效而死亡；可当他俩推着尸体去太平间，不料尸体又被人劫走了。关涛等赶到医院，经讯问与现场侦察，梅、候的行为引起了他们的怀疑，于是，当梅、候两人刚要出门回家时，关涛突然叫住了他们。接着在梅家的挂钟里又出现了匕首和恐吓信，并发现了一朵蔷薇花。这时，刘叶枫却大张旗鼓地去苏州为亡妻大办丧事。在这扑朔迷离的情况下，关涛当机立断，决定顺着手表跟踪追击。他们以工商联的名义赴苏州吊唁，并用计戳穿了敌人大办丧事的假象，发现了医院被劫的尸体，而且该尸体就是刘叶枫失踪的儿子刘邺汝。于是，一切疑点、矛盾便集中到刘叶枫之妻王素君的身上。可是，王素君却不知去向。
　　王素君是蔷薇花特务组织内的重要人物。她因丢失了组织密码名单，才匆匆回国，如今见事已败露，当即逃离苏州，只身来到上海，巧遇了旧友邢俊友。她决计以身相许邢，企图外逃，结果为其主子“二号”所杀。狡诈的“二号”把她的头颅置于皮革箱中嫁祸于邢。关涛闻讯，大为诧异。由此预感到我们内部有敌人的耳目，便建议连夜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正在这时，大中国旅社的服务员跑来报告了一家水果店老板的可疑行踪。于是，会议便根据新的情况，部署了行动。关涛往水果店现场侦察时，擒获了冒充敌特“五号”的敌人，在审讯中，发现了“二号”的手令，关涛一看那手令的笔迹，顿时惊呆了……最后经过关涛等公安人员的努力，蔷薇花案件终于告破，敌人妄图炸毁电厂的阴谋彻底破灭。
　　这是一个多么生动曲折地表现我公安人员机智勇敢，保卫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安全的故事，它歌颂了正义，鞭挞了丑恶。
　　《蔷薇花案件》刊登后，受到读者的欢迎是可想而知的。
　　山东省栖霞臧家庄邮电局一位名叫王川生的读者，在1983年12月13日的一封来信，代表了许多读者的心情：“故事中的曲折情节，巧妙的写作手法，一下子把我吸引了。每一期读了连载故事后我总盼着下一期《故事会》到来，俺这里不少职工看了这个故事连载，都讲这个故事太好了，吸引人，看不够，有味儿。”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要在全国率先“解放”这些被认为“摆不上桌面”的传奇故事，不但需要一定的眼光，而且需要一定的胆量。因为在“文化革命”中这些大都被当成了“毒草”，当成了“政治事件”，给传讲故事的人加上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人们对于这些故事能否公开正式发表，都还心存疑虑。
　　无论如何，《故事会》都是一本有魄力和眼光的刊物，她此时的举措和以后的行动都证明了这一点。
　　传奇故事的发掘，是一件顺民心、得民意的编辑行动，使这本刊物赢得了更广泛的读者，产生了更加广泛的影响。
　　以后二十多年的事实证明，这不仅是对传奇故事作品的发掘，也是对这类作品的肯定与支持，更是对这些故事传讲者的肯定与支持，这些人以后逐渐地走上了故事创作的道路，成了《故事会》最中坚的创作力量。多年以来，他们都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艺术才华，不断地给这本他们心中的刊物以丰富的营养，使我们的文学艺术真正地来自于人民，同时又回到了人民中间。刊物也因此在题材和作者队伍方面开拓了更加广阔的空间。
　4．个人创作开始凸现
　　运输公司有个汽车司机名叫华铁成，去年冬天妻子不幸暴病死去，留下了两个女儿。大女儿九岁，名叫彩蝶，小女儿六岁，名叫蜓蜓。大女儿与妈妈一样聪明，在邻居的帮助下，不仅很快学会了洗衣煮饭，而且还能照料妹妹。
　　国庆节快到了，张姨悄悄告诉彩蝶，说她爸爸又给她找了个妈妈。彩蝶乐得立即将这个喜讯告诉了妹妹，小蜓蜓听了，一拍巴掌跳了起来，高兴地喊道：“姐姐，咱们又有妈妈了！”
　　可是，孩子们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位即将做她们妈妈的赵爱娜却不爱她们，要他们的爸爸将她们“解决”后才能结婚。
　　11月17日，华铁成在中午出车回来，先煮好了饭，然后在里面拌上老鼠药，再用清油把鸡蛋一炒，分盛两大碗，放在灶台上，随后又去公司出第二趟车。华铁成这次直挨到天黑才回家，满以为两个孩子已经“解决”了。可是一推开门，小女儿一下子扑过来，拉着他的手哭着说：“爸爸，你怎么才回来？”华铁成忙问：“你姐姐呢？”“姐姐在里面”“那你为啥哭？”“我饿。”“饿，灶台上有蛋炒饭，为啥不吃？”“姐姐不让我吃，硬要等你回来一块吃。”小女儿说着，将华铁成拉进里屋，用小手指着饭桌上的酒菜说：“看，爸爸，这是姐姐给你买的。”
　　“这是干什么？”华铁成愣住了。这时彩蝶倒满一杯酒送到爸爸面前，噙着泪花说：“爸爸，妈妈活着时你每年过生日，总要给你炒几个菜，买一瓶酒，陪你喝一杯。现在，妈妈没有了，我用平时省下的小菜钱，给你买了两个菜和一瓶酒，你……你就一个人喝酒吧！”
　　“啊，我的生日！”华铁成顿时傻了。这时，两个孩子拿过灶台上的饭碗就开始往嘴里扒饭，华铁成一巴掌将两只饭碗打落，他抱住两个孩子，眼里涌出了泪水……
　　后来，华铁成为了个人的“幸福生活”，还是在一个寒冷的冬天，开车将小姐妹扔在了秦岭大山中。当人们找到的时候，只见九岁的姐姐彩蝶解开棉衣，把六岁的妹妹搂抱在自己的怀里，两个人依偎着，早已冻僵。
　　在医院的急救室里，蜓蜓被救过来了，而彩蝶却因将自己身上的热全给了妹妹，她……她死了！
　　从急救室里，不断地传来小蜓蜓的哭喊声：“姐姐！我要姐姐……”
　　这是《故事会》在1984年第一期上发表的一篇由个人创作的故事，他的作者是陕西人，名叫陈希元。
　　《故事会》在刊发了大量来自民间的笑话和传奇故事之后，打破了昔日沉闷的局面，给刊物吹进了一股来自民间的新鲜空气，发行量与日俱增。这时，《故事会》已完成了自己的“原始资本积累”，开始走向新的繁荣。
　　这个新的繁荣的显著标志就是，故事作者不断地涌现，个人创作开始在来稿中占着越来越大的比重，一批反映民意的优秀故事作品开始出现，为这本刊物增添又一道迷人的“风景”。
　　《彩蝶》是这个时候发表的最受读者欢迎的作品之一，发表之后，雪片般的读者来信飞向编辑部，据当时的编辑回忆，那时这些读者来信都是用麻袋装着扛进编辑部的。
　　1987年11月9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在第七版上用整个版面刊登了《故事会》上发表的三篇故事，其中放在首篇的就是《彩蝶》。
　　兰州某部队二大队一位名叫严明龙的读者来信说：“我看完《彩蝶》后，禁不住热泪盈眶。我为彩蝶鸣不平，同时我为华铁成感到惋惜，他不仅失去了好女儿，而且更重要的是失去了应有的人格，他是有负于‘爸爸’这个称号的。要知道，（人活着）仅有爱情是不够的，假如爱情需要牺牲孩子，那么，我情愿不要爱情。”
　　江西无线电元件厂一位名叫雷勇的读者在1984年1月27日的来信说：“《彩蝶》这个故事情节扣人心弦，富有正义感。我看完后，深深为九岁的小彩蝶那种崇高的思想境界和美好的心灵而感动。同时，也对华铁成为了讨好新欢而不择手段谋害亲生女儿的罪恶行径表示极大的愤慨！也为我们工人队伍中出现像华铁成这样的人面兽心的败类而深感痛心。我们非常感谢《故事会》编辑同志和作者陈希元同志，给我们创作出如此好的故事。希望今后能够看到类似的新故事。”
　　为什么人们如此地喜欢这篇故事？
　　这里，除了环环相扣的情节之外，作者在作品中所融入的人文情感，也是打动读者的一个重要原因。
　　作者通过这个故事，表达了在当今社会中，人们在各种个人利益的诱惑下一种人性的失落，体现了一种对于人性复归的呼唤，因此才能够打动读者，才能够得到“假如爱情需要牺牲孩子，那么，我情愿不要爱情”的回音。
　　故事创作个人化的逐渐出现，使《故事会》慢慢地走出了“原始积累”时期大人物，大事件，大情节和以搜集、整理、改编为主的高地，开始走向“平民化”的原野。这些个人创作的作品，大都是作者从自己身边的人和事入手，经过自己的酝酿和辛勤创作，通过感人的情节，去触动读者那根最敏感的神经，深刻地体现了一种人文精神的关怀，而这也是《故事会》的编辑们所希望达到的。

第一章“井喷”时期（4）

有一篇故事叫做《书记盖房》，是冯峰鸣与韩钟亮两位作者合写的。这是一篇很短的故事，可是在当时却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许多读者都希望那位盖房的马副书记能够到他们那里去当书记。
　　我在采访中，当编辑部将这篇故事复印给我时，初看这个标题觉得“没啥看头”。可是仔细一读，顿觉其味无穷。
　　故事说的是柳林公社副书记老马，在快退休之前突然提出要盖一所新房，而且选中了原先要盖幼儿园的那块地基。那地方前靠柳树林，后临荷花湾，景色宜人，交通方便，是全公社最好的宝地。群众对此背后都骂他。而公社下面一些厂长们却借此大献殷勤，砖瓦厂的钱厂长来了，水泥厂的赵厂长来了，石料厂的李厂长来了……房子自然是很快就盖好了。老马办宴庆贺，他在敬第三杯酒时说：“这第三杯酒是告别酒，明天我就要退休回山区老家了，临走之前，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为什么幼儿园两年没盖成，一说帮我盖私房，不出十天就盖好了呢？这新房要交幼儿园，我这是‘假私济公’，没有办法啊！”一番话，说得大家更是大眼瞪小眼，不由得都思考起这既熟悉又陌生的问题来。
　　一个看似平淡的题材，被作者在很短的文字中写得波澜起伏，读完仍然回味无穷。
　　这篇故事的作者没有从正面去写在干部队伍中出现的腐败现象，而是从一位正直无私的干部“假私济公”的行为中群众对他的误解，从侧面反映了干部队伍的腐败问题。作者用幼儿园建房和书记建“私房”之间鲜明的对比，深刻地说明这种腐败同样也是一种人性的失落。
　　像这种走出自我，深刻地反映社会问题的个人创作，在来稿中占有一定的比例。在这些故事中那些娓娓道来的也好，山吹海侃的也好，催人泪下的也好，令人捧腹的也好，数万字的中篇也好，几百字的小品也好，大都紧紧地围绕着人性的失落与回归来展开故事，也就是说，这些作品大都用意想不到的情节，更贴近于普通人的生活和心理，读后总会给人留下一些回味和思索。
　　这些个人创作的故事，完全有别于《故事会》过去所发表的一些作品。这些故事的作者每天都生活群众中，更多的自己就是群众中的一员。他们经历着故事里的事件，熟悉故事里的人物，直接参与和推动着故事情节的发展，感受着故事中的情感，体验着故事带给人们心灵的冲击。因此，这样的故事来自于群众，又很快地会回到群众中去，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听”的一种最好的形式。
　　《故事会》上采用的稿件，经历过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
　　在创刊初期，稿件都以对当时影响较大的电影、戏曲、小说的改编为主，在停刊之前逐渐开始编发一些基层故事员在群众中演讲的作品。复刊后的《革命故事会》又走回到了初期用稿的老路。
　　在去掉“革命”二字后，《故事会》突破了过去的用稿范畴，编发了大量从民间流传中搜集整理的故事，既满足了广大读者的要求，又使刊物的质量得到了很大提高。可是，时代是发展的，人的思想水平不能总在一个层面上，随着时代的前进，编辑们在实践中逐渐认识了这个问题，如果不趁此大好时机“诱发”更多作者、特别是优秀作者，《故事会》将同初期一样，面临稿源不足或来稿不够理想的问题。
　　也就是说，这将直接地影响到刊物的质量。
　　老编辑陈中朝、钱舜娟等深深理解初期组稿的困难……
　　那时《故事会》上所发表的作品，大都是先由口头创作，然后再用文字记录下来。为了编好刊物，出版社给买了一台录音机。那是一台老式的“苏（联）式”录音机，沉沉的要一个人用担子才能挑得动。每次下去搜集故事，都由出版社派人一同背下去，当时能享受这样的“待遇”已经是很不错的了。
　　上海青浦县有一个名叫吕燕华的人，在群众中讲了无数次的家史，很生动，也很感人。于是，钱舜娟等几位当时的编辑就跑到青浦去，与她“同吃，同住，同劳动”，又听她的母亲流着泪讲她们母女在旧社会的苦难遭遇，使编辑们为从家史改编成故事补充了许多素材和细节以及主人公的人物性格特征。
　　吕燕华只上过小学一年级，要叫她来写好这个故事当然是很困难。怎么办，就只好将那些从她母亲那里听来的素材“移”给她，又与她共同研究，如何使她讲的故事跳出真人真事，使故事更集中、曲折、生动。这样，大家在一起又重新“搭”了一个故事架子，让她再到群众中去讲。
　　吕燕华虽然识字不多，但从小在乡下就爱听、爱讲故事。这次登台一讲，立刻就把听众吸引了。她将口头文学中的夸张、比喻、衬托、对比等手法应用得十分贴切。就这样，编辑们再根据听众的意见，又对故事进行了修改，再让吕燕华去讲。反复多次之后，编辑们认为可以了，这才打开录音机，让吕燕华对着“讲故事”。有时候编辑们自己也讲，这样进行对比之后，才正式记录下来进行文字上的修改，然后根据编辑程序通过后才发表。
　　这是一个多么漫长而又艰苦的工作，在这整个过程中，随时都得遵守两条基本原则：一是头脑里随时都得有大众，二是故事要大众化，不要化大众。这刊物后面的辛苦是读者所无法看到的。当然，这对于初期那些文化水平不高的故事作者是一个培养，对于编辑也是一种走出书斋接触了解作者和读者的过程。
　　老编辑们那种认真负责的敬业精神的确值得学习，但是刊物要发展，人手明显不足，再这样编稿明显不行。同时，随着人们文化水平的提高，那种“保姆”式的培养作者的办法只能是事半功倍，无数有一定文化的新作者正在“冒”出来，这是一个多么好的机会呀！
　　面对着个人创作的凸现，编辑部抓住这个机遇，为刊物的下一步发展，开始打造自己的“铁军”。
　　所谓“铁军”，实际上是骨干作者队伍，没有一支能打硬仗的作者队伍，刊物主编再好的构想、编辑再高的水平都只能是一句空话。
　　何承伟与编辑们分析了这些个人创作故事的作者，与吕燕华这样的作者相比，因为有了一定的文化，所以故事写得也多少有了一点“文”气，而编辑们首先要打掉的就是这种“文”气。
　　记得在“文化革命”前的1964年，著名作家赵树理在1月号的《人民文学》上发表了一篇作品，名字叫《卖烟叶》。这位写惯了“山药蛋”小说的作家，写这篇作品的目的，是“想叫农村读者当作故事说”，“试试灵不灵”。结果，这位以自己所写的小说通俗易懂而闻名的作家，得到农村故事员的反映是“不好讲”，因此这“烟叶”也未能“卖”出去。
　　由此可见，能写好小说的作者，不一定能写好故事，文化水平较高的作者，不一定能写过那些文化不高而又常年生活在基层的故事员，因为故事实实在在是一种需要能够口头流传的文学。对于这些个人创作的来稿，编辑们看后只要认为好的，就叫其反复修改，改成口头能流传的东西，使这些以后成为刊物骨干的作者，一起步就明确了故事应该怎么写，少走了许多弯路。
　　有几位上海作者，写了一篇题为《三请皮老虎》的故事。说的是一家工厂的年轻厂长，请一位身怀绝技的皮革专家从安度晚年的家中再次“出山”。稿子的总体构思不错，题材也有新意，作者驾驭文字的能力也比较强，如果是一般的文学刊物，稍微理顺一下就可以用了。可是，编辑们看了后，认为写得太书面化，不易于口头流传，就是在《故事会》上发表了，也不可能产生影响，只能像一般的小说一样，人们读了就算完事。要使这篇作品发表后同别的好故事一样受到读者喜爱，得到流传，产生更大的影响，就必须让作者来认真修改。
　　编辑将这个意见告诉了作者，作者根据要求作了第一次修改。
　　编辑看后仍不满意，并指出有的地方的形容词可以不要，把一些描写太“生动”的地方删去。
　　作者听后睁大了眼睛说：“这不是越改越‘土’了吗？”
　　编辑高兴地说：“对，要的就是这个味，要‘土’得让人一下子就能记住。”
　　这篇作品修改后一经发表，果然引起了读者的反响，很快在民间流传，许多老读者至今都还记得这篇故事。
　　这个时期，由于个人创作的大量出现，加之刊物处在由发表搜集整理作品为主，到逐渐发表个人创作的转型期，在发表了大量适合口头流传的个人创作故事之外，也发表了一些只供阅读，难以传讲的作品。如1979年第一期上的《神奇的“天鹅”》，1980年第二期上发表的《相思豆》，都是很好的文学读物，思想内容也很健康，但是它们却缺乏口头文学的特点，难以在群众中流传。
　　个人创作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作者在写作技巧上敢于冲破“文化革命”中“三突出”，“高大全”的藩篱，大胆创新，使故事在艺术上有了新的突破，使读者爱看，爱读，爱讲。
　　这个时期最有代表性的是吴伦写的《三百元的故事》。
　　那时吴伦还是上海金山县的一名干部，《故事会》的编辑们在去金山举办创作班时，吴伦写了这篇故事。可是，当时却引起了不同的意见，有的认为没有写“正面人物”，也有的认为这个故事没有“积极意义”。稿子到了老编辑陈中朝的手里，他看后认为不错，又给各位编辑传看，最后大家一致认为，这篇故事注重了情节的生动和人物的塑造，语言也很有特色。故事发展到现在，应该在内容和艺术上有所突破，这篇故事正好体现了这种突破。然后，陈中朝便对这篇故事进行了修改，很快地发表在1979年第五期的《故事会》上。
　　作品发表后，不仅在读者中，更主要的是在故事界的同行中引起了较大的反响。
　　许多从事故事研究的专家在他们的著作里，都曾引用过这个故事。
　　故事写的是上海电料厂工人温林在下班路上，把一个病倒在地上的妇女送回家。被送妇女的丈夫贾大权诬陷温林，说他侮辱妇女，要他赔偿三百元。在这个“好人受气，坏人当道”的特殊时期，温林无可奈何，只好向自己的妻子要了三百元钱，交给了贾大权才算了事。实际上这是贾大权夫妻两人设计的一个骗局。接着温林聪明的妻子就在公共汽车上设计夺回了被欺诈的三百元钱，愤怒的群众在车上痛打了贾大权。
　　这篇故事在于从整个写作技巧上都与过去的故事有所不同，开头绝无周旋，一笔带过。发展情节时才将故事慢慢展开。高潮迭起后通过事件进行了人物的塑造，使温林妻子机智、聪明以及善于斗争的性格跃然纸上。同时，故事的高潮部分对揭示作品的主题也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结尾则一改过去故事的“点睛”之笔，留给读者许多思考。将许多可信的细节融入作品，也与过去故事中的“说教”大不相同。
　　个人创作的凸现，使《故事会》这块刚刚走出阴影的文学之“地”，看见了一束黎明的曙光，使编辑部由过去的等“米”下“锅”，或找“米”下“锅”，一下子变得“金玉满堂”，编辑的桌子上堆满了来稿。虽然这些个人的来稿中真正好的作品还是很少，编辑们为这些来稿的发表还将倾注大量心血，但这却是一股刊物春天到来的信息。
　　1979年底，《故事会》正式从民间文艺编辑室分出成立编辑部。
　　从1984年开始，《故事会》由双月刊改为月刊，每期用稿的70%选自这些个人创作的来稿。这期间每月的个人创作来稿达两万多件。编辑们以沙里淘金的精神，在选择优秀作品的同时，努力发现优秀作者，不断加以培养，目前的基本作者队伍中有20%来自这些个人创作的自然来稿者。
　　《故事会》就是这样为自己未来的发展奠定了一块坚实的基石！

第一章“井喷”时期（5）

　　5．第一次辉煌
　　1983年11月2日，在湖南省浏阳县文化馆里，正在举行一次与众不同的座谈会。参加的一共十七个人，座谈的是一个看来与这个县的工农业发展毫不相关的极古怪的题目：谈谈你为什么要订《故事会》。
　　这是不是《故事会》编辑部来召开的一个读者座谈会呢？
　　不是。
　　是不是《故事会》编辑部委托这里的文化馆或什么单位帮助召开的呢？
　　也不是。
　　原来这个县当年订阅量最大的刊物有两种，一种是主要由公家出钱订阅的《支部生活》，另一种是主要由老百姓自己出钱订阅的《故事会》。而《故事会》在这个县发行达到三千多份之后订户还在增加，大有在这个县的期刊发行中独居榜首之势。
　　这件事情让文化馆的工作人员感到奇怪，为了加强全县的精神文明建设，发展全县的文艺事业，他们想出了这样一个向《故事会》“取经”的好办法，
　　这十七名人员，来自工、农、商、学和机关，基本代表了县里的各个方面。
　　清清的浏阳河在不远处哗哗地流着，这里的发言也伴着水声在流淌。
　　首先发言的是县冻肉厂的青年职工阳惠明，他说：“我订阅了五份杂志，最喜欢的还算《故事会》，遗失最多的也是《故事会》，简直松不得手，一不小心就会被人摸去。她在我们车间是最受欢迎（的），因为她办得活，又通俗易懂短小易记。过去别人说我是王木匠挖猪糟——扣口不开的哑嘴巴，自从八一年订了《故事会》，上台讲了《被通缉的人》《书呆子恋爱记》等几个故事，从此就传开了，‘哑嘴巴’（的外号）也无形消失了，（大家）开始称我是‘土财主’，意思是有‘才’平时不爱说。其实我的‘才’是搭帮《故事会》给我的。”
　　磷矿技工学校的学生张志文说：“我在高中读书时就爱看《故事会》，曾先后零购了十三本（期）。越看越过瘾，成了我必须的业余课外书之一，主要是它办得灵活，生动。有肉、鱼、蛋，还有酱油、味精和别的调料，越‘吃’越有味，感到美味可口。我特别喜欢有关土特产、名胜古迹等传说故事，它可以长知识，增智慧，添毅力，培养对祖国的热爱。希望她多发一些这样的好故事。”
　　退休的曹建华原是一位女干部，她听完两个年轻人的发言后就抢着说：“退休后闲着无事，文化又不高，看小说不感兴趣，看诗又不懂，唱歌又嗓子不好，我就订了一份《故事会》。我身边带有两个五六岁的小孙子，天天要我讲故事，实在是个包袱，哪里去找呢？《故事会》帮了我的忙，特别是新故事，它短小精悍，又好记，写得又非常活，又有教育意义。但《故事会》的封面还不算美。”
　　农民业余文艺作者廖取勋的发言更是直爽：“我们村里大部分农民认为《故事会》都看得懂，都说这是真正为我们农民服务的书。村里有个周三老倌（曾对我）说：‘小说和诗我看了半天，还不知哪里刮风下雨，《故事会》一看就记下了，实在好。我们这些四十岁以上的人，只来得葡萄酒，来个六十度的塘东花烧酒受不了，只看这样通俗易懂的书，因为文化水平（只）是个五磅热水瓶。’”
　　另一位农民业余戏曲作者张云，在接到开会的通知之前，专门“戴着有色眼镜”对《故事会》作了一次全面的“体检”，这位“主治医生”在发言中说：“我订了一本《故事会》，早几天，我从头至尾将几年来的都重新翻阅回顾了一下，为防止和消除精神污染，重新学习，但内容上很少看到‘侠客’、‘幽灵’、‘女尸’、‘野人’等方面的不堪卒读的东西。她的确是个有教育意义（的）刊物……是活跃农民文化生活，向群众进行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的好书，好教材，深受广大农民的欢迎。”
　　这真是一场别开生面的座谈会，在没有一个编辑部人员在场的情况下，在数千里之外的那条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浏阳河畔，读者公正、客观地对《故事会》这几年来的得失进行着评价。
　　这次座谈会专门作了发言记录，然后由县文化馆的张文清写成一份纪要，于一个星期之后邮往上海的《故事会》编辑部。
　　这是一篇多么沉甸甸的记录啊！
　　这里的话，代表着全国千千万万不同层次读者的心声，代表着读者们对《故事会》这几年来工作的评价，而在这些评价的后面，却凝聚着编辑部所有工作人员的心血。
　　当时的《故事会》，像湖南浏阳县这样全年每期订数达三千多册已不算稀奇。
　　广西的一个县，每当刊物将要邮到的日子，许多读者天天赶到邮局去等待，全县每期定数近万册。
　　1984年，位于天山山麓的石河子垦区一三三团场有二万多名职工和家属，第一季度就订了八百二十份《故事会》，第二季度又增到九百四十份，平均每个队三十份，其中液压件厂九百余人订阅了六十份。《故事会》在这个僻远的大山深处，发行量一直位居首位。垦区的另一个一二二团场，每期订数也达到了七百二十册，同样位于这个团场所订刊物的首位。
　　湖北省光化县实验小学，在任课的五十名教师中，就有二十九人订阅了《故事会》。1983年下半年，河北省承德县西大庙中学李仕东老师的这个班，共二十九名学生，就有十一个人订了《故事会》。
　　河南省漯河水利技校一位名叫刘金涛的老师，对班上的学生进行了一次课外阅读情况的民意测验。他自制了几十张问卷调查表，罗列了一些他自认为有影响的刊物名称，让学生在最喜欢的刊物后面打勾，为了避免遗漏，最后还单独设了一栏“其他刊物”。由于调查是无记名的，学生都表现得很大胆。这位老师过去没有读过《故事会》，因此在所列的刊物中就没有将《故事会》列入。可是，当调查的问卷交上来后，他不由大吃一惊，在“其他刊物”一栏里，大部分学生几乎都填了《故事会》。
　　在刘金涛老师的印象中《故事会》只是一本小刊物，不属于向中学生推荐的书刊。看了问卷，作为老师不由慎重起来，忙找了几本来读，便一下子被吸引了，立刻用班费给学生们订了一本。这位过去专搞“纯文学”的老师，因为发表自己作品的杂志看的人太少而苦恼，现在通过“民意测验”，发现了这本备受学生欢迎的刊物，他立刻积极地为《故事会》写稿，成了刊物的一名忠实作者。
　　1979年到1985年，在整整的五年时间里，《故事会》完成了她的第一次飞跃。
　　一棵充满活力，充满希望的小草，在古木参天的文学圣地上，正健壮地生长起来。
　　让我们翻开现在已退休或没有退休的编辑们都铭记着的那段历史，看一看这些难忘的数字吧：（因作者本人不会电脑制表，请出版社或印刷厂给以下数字制一个表格！！）
　　1979年期发行量为二十六万七千九百三十三册，年总码洋二十八万九千四百元。
　　1980年期发行量为四十一万二千六百四十四册，年总码洋四十四万五千七百元。
　　1981年期发行量为九十四万九千万册，年总码洋一百零二万四千九百元。
　　1982年期发行量为一百九十五万七千二百九十七册，年总码洋二百零二万四千九百元。
　　1983年期发行量为二百八十二万七千三百八十九册，年总码洋三百零五万三千陆百元。
　　1984年期发行量为五百二十四万册，年总码洋五百六十五万九千二百元。
　　1985年期发行量为六百五十八万册，年总码洋一千八百九十五万零四百元。
　　我在这里之所以要引用《故事会》这些过去的“保密”数字，只是为了说明她自身的一个极不平常的发展过程。
　　令编辑们更加振奋的是，1985年第一期，刊物发行达到七百二十四万册，到了这年的第六期，发行量再次攀升达到了七百六十万册，创造了世界期刊单语种发行的最高数。
　　1984年《故事会》由双月刊改为月刊。
　　从这年的第一期开始，刊物的宗旨和风格基本稳定，即以发表反映我国当代生活的故事为主，同时刊登各类传统的中外故事，在坚持故事文学品种的特点上，塑造好人物形象，提高艺术美感，易讲、易记、好读、能传。
　　这种办刊宗旨的得来是不容易的。
　　从1963年7月创刊，到出现第一次辉煌的1985年，整整的二十二年中，《故事会》跟着她所诞生的时代，经历了太多的磨难。从配合“四清”运动，到“文化革命”中被迫停刊，编辑人员被赶下“五七”干校。再到后来复刊的《革命故事会》，编发配合形势进行政治宣传的稿件，《故事会》在崎岖的道路上、在云雾缠绕的峰峦间艰难地向前摸索着前行，其中的酸甜苦辣，当年的编辑们至今仍记忆犹新。
　　十一届三中全会使《故事会》获得了新生，实事求是的作风使编辑部的所有人员能够静下心来认真地思考这本刊物未来的道路，才使这本深受读者欢迎的刊物真正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和出路，给这本刊物注入了新的生命。
　　内容和形式的基本固定，使刊物有了自己的雏形。
　　读者定位的延伸使刊物走出了过去狭隘的“围城”，如同一匹骏马找到了辽阔的草原，有了自己自由驰骋的天地。
　　个人创作的凸现，为刊物的发展培养了未来的骨干作者，使刊物在以后的发展中有了自己丰厚的土壤，根才能扎得深，叶才能长得茂。
　　这个时候《故事会》的许多栏目已经开始形成，这些栏目虽然有的还没有完全固定，有的这期设了，下一期又没有了，处于一种时现时隐的状况，但总的来讲这些栏目的设置，为刊物的发展开辟了一条前所未有的道路，为刊物以后许多优秀栏目的设置打下了基础。
　　这时候设置的主要栏目有：新民间故事，科学幻想故事，笑话，风俗故事，谜语故事，寓言，土特产故事，外国童话等，有的栏目一直保持到今天，成了刊物的品牌。

第二章第一次挑战 （1）

　如果说《故事会》在第一轮与文学期刊分割市场的竞争中，依靠其独特的优势取得了良好的生存与发展空间的话，那么，这次与通俗文学及其各种期刊的市场争夺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随着这股“洪水”的冲击，中国期刊界新一轮的竞争与淘汰随之开始……
　　1．突如其来的“洪水”
　　谁也没有想到，正准备扬帆远航的《故事会》遇见了迎面而来的“洪水”。
　　《故事会》在吉庆欢乐的气氛中度过了难忘的1985年，如果没有别的什么原因，刊物照此发展，一定会取得更加辉煌的成绩。
　　可是，当进入1986年后，刊物出现了订户下降的趋势，突如其来的“洪水”冲击着《故事会》刚刚建立起来的“地基”。
　　开始，这股“洪水”来自飞速发展的各种文学期刊。
　　人们都不会忘记那一段历史，中国进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久闭的国门已缓缓地打开，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和文化的交流日益频繁，外面的各种思想和艺术流派也开始涌进国门。以《伤痕》为代表的“伤痕文学”，将人们心灵中最深处的苦难引发成对“四人帮”的无情控诉，文学期刊在这个时候以艺术的形式表达了人民的心声，一下子赢得了读者，只要是出刊的日子，邮局或者是新华书店都会涌满了读者。当时几乎全国每一个地级市都有一本属于自己的文学刊物，数量之大，可想而知。
　　这时的《故事会》在艰难的起步后要寻求发展，就面临着文学类期刊的挑战。因为除了全国性一些早已知名的文学期刊之外，各省、市（包括地级市）雨后春笋般冒出的各种文学期刊，就在一些读者的同一座城市，离他们更近，许多纪实性的作品，反映的就是他们那个地方的事情，无形中就分割了《故事会》的读者。
　　正处于顶峰时期的文学期刊很少注意到这个“小兄弟”，因为在文学期刊领域里来讲《故事会》不够“纯”，不够“雅”，想要加入这个高雅的期刊行列也似乎“品味”不够。在许多文学期刊向大十六开“进军”的时代里，这么一本三十二开的小本子已被认为是显得“太落伍”了。更何况与这些“纯”文学的期刊相比，《故事会》不能像它们一样地发表那些热点、焦点的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之类的作品，更不能发表“呐喊”或抒发“个人心灵感受”的诗歌，连《故事会》上的评论文章也只是寥寥数语，很少那种引经据典、洋洋洒洒之作，不能引起“轰动效应”。
　　这不能不算是《故事会》在竞争中的一种“弱势”，一种“先天性的不足”。
　　文学期刊在八十年代初期的飞速发展，以及当时这些期刊本身所具有的优势，使《故事会》感到了一种竞争的压力。
　　但是，《故事会》并未因此乱了自己的阵脚，几年的市场争夺战后，人们惊奇地发现，《故事会》这个“小兄弟”竟将那些“老大哥”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1996年6月2日出版的《中国青年报·星期刊》在头版头条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面对市场冲击，文学的坐标发生偏移，如今——故事夺走小说的天下》，文章称“中国文坛已经进入故事时代”。
　　1996年6月13日出版的《文学报》，在四版以整版的篇幅刊登了一篇特稿，题目叫《小说与故事，谁主沉浮？》，编者在开篇时写到：“现今，读故事的人远远超过读小说的人，已是不争的事实，如何看待这一现象，见仁见智、各有持重……面对近年来在市场冲击之下出现的纯文学小说的萧条萎缩之势，文化界的思考已趋向冷静和理智，现在也许到了纯文学应该以平等、而不是居高临下的态度来看待通俗小说及故事的时候了。”
　　在这个栏目下，任一鸣先生发表了一篇题为《“雅”“俗”相与析》的文章，对市场竞争中出现的这种现象进行了分析：“以时下风头正健的《故事会》为例……它们在内容上却更贴近生活，语言简明而平实，情感质朴而真诚，凭借较强的可读性和趣味性吸引了广大读者，而这些难道不是纯文学起码应具备的要素吗？”
　　作为博士生导师的黄霖先生，在他那篇《有故事才有小说 》的文章中，更是从中国小说史的角度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一部中国古代的小说史就是证明了有故事才有小说，小说正是出于故事之中，很难想像那些不能写故事或者不想写故事的作家能写出好小说。”
　　专家们的阐述已经将一切都说得十分明白了！
　　另一场更加汹涌的“洪水”，便是如狂涛般涌来的通俗文学。
　　通俗文学乃至各种通俗期刊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前后，真如同一头怪兽，一夜之间便覆盖了几乎整个中国的期刊市场，迅速地占领了“制高点”，取得了“统治地位”。
　　在这场中国期刊市场的较量中，首先被击败得一塌糊涂的便是那些自命清高的“纯”文学期刊。
　　这种失败有外部的原因，但更有其内部的因素。因为到了八十年代中期，这些文学期刊在外来各种文学思潮的影响下，开始逐渐偏离了中国老百姓几千年来的审美习惯和阅读意识，转向了对各种外来流派的介绍、欣赏与模仿，当然也不乏创新之作。但是，这种自称为“先锋”的自我的东西，逐渐地取代了那些反映人民大众心灵呼唤的作品，这确是一个已被证明了的事实。
　　我在上面所引用过的任一鸣先生的文章，是这样阐述这种“失败”原因的：“再来看纯文学，一些作家充分体验了文学解禁以来自由写作的潇洒，以至于潇洒到今日连读者都快‘潇洒’掉了，在自我意识的膨胀和写作技巧上的矫揉造作中越走越远，成了无根无基飘荡在空中的幽灵，失去了现实生活的肥沃土壤，失去了广大读者浑厚的‘合声’……”
　　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这时读者对文学期刊的“温度”由“沸点”开始迅速“降温”，发行量顷刻之间“飞流直下三千尺”，一度火暴的文学期刊立刻变成了“孤帆远影”，无奈地漂浮在中国期刊长河的尽头。
　　“纯”文学期刊强大的阵营在通俗文学期刊毫不留情的冲击下，真是不堪一击，很快就从中国期刊的主流被挤到了边缘，以后虽然经过多次挣扎，但到了迈进新世纪的门槛之时，仍然还是“无力回天”。
　　《故事会》的编辑们冷静地观察着这种“几家欢乐几家愁”的现象，思考着自己期刊的出路。
　　如果说《故事会》在第一轮与文学期刊分割市场的竞争中，依靠其独特的优势取得了良好的生存与发展空间的话，那么，这次与通俗文学及其各种期刊的市场争夺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随着这股“洪水”的冲击，中国期刊界新一轮的竞争与淘汰随之开始。
　　这种淘汰是排山倒海的，是残酷无情的。
　　一些过去发行量与《故事会》并驾齐驱，达到过月发行量几百万册的刊物，开始成千上万乃至几十万几百万的下跌，一大批曾经红极一时的刊物，完全无力抵挡这股猛兽般的“洪水”，开始在这轮竞争中沮丧地退出了第一阵营。
　　本来，《故事会》在开办时就定位为是一本“供群众阅读的通俗读物”。可是，就如同在“纯”文学期刊走红时一样，通俗文学及其期刊也不认这个“小兄弟”，说《故事会》太高雅，根本就不够“通俗”，没有通俗的“味”。
　　这一下，刚刚成长起来的《故事会》成了无人认领的“孩子”——“通俗”不承认，“纯”的又排斥。
　　你能有这样的“血缘”吗？充斥着美人头、凶杀案、黑社会老大、妓女、侠客等等大红大绿的封面。
　　你能有这样的“遗传基因”吗？月黑风高、飞檐走壁、杀人灭口、血溅红楼等等令人心惊胆战的文字。
　　没有办法，别人要做“亲子鉴定”。
　　许多刊物在这股大浪的冲击下完全失去了自我。
　　《故事会》的编辑们在思索中，将目光自然地移向了刊物的主编。
　　其实，何承伟根本就不愿意让自己办的刊物去与别的刊物“攀亲”。如果这样做，这说明主编无能，是一本刊物的主编缺乏独特见解，对自己领导的刊物缺乏信心的表现。
　　何承伟坚持要让《故事会》保持其独立的“人格”！
　　这种独立的“人格”是什么呢？
　　何承伟此时虽然仍是“我们社（上海文艺出版社）里的年轻人”，经常被出版社的同志们称为“小何”，但已具有了十多年的办刊经验。他“冷眼向洋”，看着期刊界的新一轮竞争，同时又把握住自己刊物的方向，决不随波逐流。他认为《故事会》是一本启迪人们灵魂深处最美好情感的杂志，是一本教人如何做人的刊物，这个基本的办刊原则任何时候都不能变。面对这种期刊界群雄逐鹿的局面，关心着形势的变化，坚持在自身的特色上下功夫，这便是一本有生命力的期刊一种独立的“人格”。
　　这就是何承伟所坚持的刊物的独立思想。
　　只有独立的思想才能保持一本刊物的高尚品位，这种清醒的认识，在当时的通俗文学大潮中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别说像《故事会》这种一开始就定位为“通俗读物”的刊物，很容易就跟着卷入这种“通俗”的潮流，就连很多一直都被认为“高雅”而有特色的期刊，最后也未能经受得了这种冲击，跟着泥沙俱下的“通俗”“洪水”，最后失去了读者，只好关门停刊。
　　浮躁是办刊的最大敌人！
　　何承伟组织编辑们认真地分析形势后，决定蹚着“洪水”走自己的路。
　　也就是在各种期刊竞争最激烈、《故事会》发行出现下滑的1986年1月，《故事会》在这期刊物的版权页上，首次打出了全体编辑人员的名字：
　　主编：何承伟
　　副主编：吴复新
　　编辑：顾乃晴、苏菊珍、陈中朝、鲍放、徐小芬
　　到了这年的第二期，编辑又增加了“言永祥、李宝强”。
　　到了这年的第七期，一个年轻人走进了编辑部，于是在这期刊物的编辑后面又增加了一个新人的名字：冯杰。
　　《故事会》调整队伍，充实阵营，在中国期刊新一轮的淘汰赛中奋力向前。
　　谁笑在最后，谁才是胜利者！

第二章第一次挑战 （2）

　　2．保留住一块绿洲
　　《故事会》的编辑们重新审视了最近几年来的工作，审视的结果大家都认为，刊物在进入到1986年后，虽然发行上出现了暂时的下降，但这只是一时的，因为通俗文学及其期刊出现的火爆形势是一种历史的偶然，但绝不是历史的必然。
　　国门初开，外部的各种思想不可避免地会涌进来，人们在“文化革命”中被禁锢多年的头脑，也有一个渴盼了解更多过去难以了解的信息和生活的要求。在“文化革命”中报刊上看到的都是“形势大好，而且越来越好”，现在人们需要看到事物的另一个方面，通俗文学正好在这个时候，适应了人们的这种心理，这就如同在此之前的“伤痕文学”引起人们一定的阅读兴趣一样，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当这一阵“洪水”过后，人们冷静地思索自己的阅读之时，就会发现那种阅读是何等的肤浅，当他们再来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时，就会发现在“洪水”中还保留着的那一块“绿洲”，这是一块心灵中的圣地，人们一定会更加珍惜。
　　这一分析应该是得力于何承伟所时刻抓紧的对故事理论的学习与研讨。
　　自从1979年9月那次《故事会》发展史上著名的座谈会之后，几乎是每一年，编辑部都要组织一次或几次这样的故事理论研讨会，并用以指导办刊和创作。他们定下了保留“绿洲”的各种办法。
　　让我们先来读一则在这块“绿洲”上所“生长”出来的作品，这篇作品与通俗文学上所发表的作品相比，真是另一番风景。
　　这篇故事名叫《小村长》，是由辽宁省特级劳动模范张功升讲述，江西的故事作者肖士太经过记录整理后发表的。
　　故事说的是有一位红军战士名叫李坚，有一次带着二十几名小战士和女同志转移，一连经过几个村子都没有找到一个人。奇怪的是，他们每到一个地方，总感到身后有人在跟踪。在这敌我斗争十分残酷的情况下，李坚立刻警惕起来。他走着走着，突然一个急转身：原来跟踪自己的是一个十二岁的小孩子，便问道：“你是……”那小孩没有正面回答他的话，反而问他：“你们找谁？”李坚说：“我们找村长。”小孩又问：“你是什么人？有证明吗？”“这……”李坚看看小孩，便拿出了证明。
　　那小孩接过证明，看了看，还给李坚说：“有什么事吗？”李坚想：哪能没事呀，可跟你这个小孩子说又顶什么用呢？便说：“我想找你们村长。”没想到那小孩竟说：“我就是。”李坚怀疑地说：“小朋友，难道……”谁知那小孩没等他说完，就打断他的话说：“你需要什么，就跟我说吧。”李坚只得告诉小孩，他们一行二十多人奉命转移，想在此找个吃饭睡觉的地方；另外六位女同志的鞋都张着嘴了，还想找六双鞋子。这小村长听后说了声“跟我来”，这二十几个大人就服服帖帖地跟着这个小孩走了。这一夜，李坚怎么也不敢睡着，他总是警觉地听着外面的动静，心中不停地问着：一个小孩子，怎么能当上村长呀？这里真正的村长又到哪里去了呢？
　　第二天天刚亮，李坚刚一出门，就看见小村长在外面一个角落里站着。一问才知道这个小村长为了他们的安全，一夜都在这里站岗。李坚只觉一股热流涌上心头。他忍不住问：“小朋友，为什么要让你这么个小孩当村长？”小村长只好将李坚引到了村头的一个大井旁边。借着晨曦，李坚朝井里一看，不由倒吸了一口冷气。怎么回事，井里填满了尸体！小村长这时向李坚哭着，诉说了白匪将全村大人都活活杀害的经过。全村逃过屠杀的孩子，就数他年龄最大，因此大家就选他当了村长，到今天，已经当了十三天的村长了。
　　李坚顿时热泪盈眶，他在自己的口袋里摸着，想找一件东西给这位小村长做纪念。可是，小村长却摇摇头，默默地从脚边拎起一捆鞋子，整整六双，双手托着，塞到李坚手里。李坚再也忍不住了，他摸着孩子的头，把这个年仅十二岁的小村长紧紧地抱在怀里。
　　这时，孩子哭了。他爸爸妈妈都被白狗子杀害了，他没有亲人，红军战士就是他的亲人，革命队伍就是他的家呀！他抬起头来，哭着对李坚说：“叔叔，你不要找了，我什么都不要。爸爸、妈妈生前经常对我说：‘要这块天，要这块地，有什么能比胜利更值钱呢？’”
　　李坚的心震动了：是啊，咱们要这块天，要这块地，有什么能比胜利更值钱呢？
　　这就是《故事会》在当时所发表的一则仅仅只有一千多字的小故事，读完之后，它在人们心灵中的震撼远远地超过了那些喧哗一时的“通俗文学”作品，这是“洪水”的冲击下一块圣洁的文学艺术的家园，一切正直善良的灵魂都会在这里得到安抚与共鸣。
　　《故事会》在这个时期所发表的作品，除了从正面讲民族正气，革命传统之外，还有大量的是“贴着心肝”讲发生在老百姓身边的事情。
　　有一则故事名叫《电脑媳妇》，说的是农机厂技术员宋华的爱人夏倩倩，是一个能从鸡蛋里算出骨头来的人，人称“电脑媳妇”。婚后总算计着做教师的婆婆那点退休金，一日三餐小两口都由婆婆供着。可是，过不多久，婆婆脸上的笑容少了，家里的吃菜也不如过去“丰富”了。
　　这天夏倩倩下班回家，路上见婆婆提着菜篮急匆匆擦身而过，就跟踪在后，见婆婆在菜场去买了许多菜，还有一只甲鱼，来到柳叶巷一户人家。一会儿，就听屋里传出一个老头子的声音：“不行，不行，你得给我买豆腐，没有豆腐你就别进这个家门。”夏倩倩一听，急忙找来宋华，小两口拉着母亲就要回家：“妈，我们不反对你找个老伴，可这个糟老头……”可是，当他们弄清母亲是因为退休工资要供弟弟上大学，这些天又买不起好菜给他们吃，才瞒着他们来给人当保姆时，作为儿子的宋华心如刀绞，“电脑媳妇”羞愧难言，她一把抱住婆婆，声泪俱下地说：“妈，都怪我，是我害苦了你，我真对不起你呀……”
　　这是一则婆媳之间家长里短的故事，也是一则劝人敬老尊老的故事，里面生动的情节和浓浓的亲情，在无数的家庭中曾引起过共鸣，感动和教育了许多对婆媳。在充满着刀光剑影的通俗期刊丛林中，这是一株多么清秀迷人的小花啊！她用一股清新的空气，轻轻地洗涤着人们心灵深处的尘埃，使在物欲的泛滥下走失的人性回到了自己的家园。
　　《故事会》尽力在通俗与高雅之间打开一条通道，通俗但不媚俗，高雅绝不高悬。她的每一个故事都来自坚实的泥土，都带着泥土的芬芳和山花扑鼻的香气。她通过一个又一个美丽动人的故事去荡涤人们心灵的尘埃，使人们在获得阅读的愉悦之时，心灵也同时得到了净化。
　　努力将《故事会》人格化，使她有自己的体态、风骨、个性、志趣和理想，并依靠这些已经人格化的东西去感染读者，打动读者，使读者爱不释手，朝夕相伴——这就是《故事会》的回答。
　　纵观《故事会》当时所发表的作品，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以反映现实生活的故事为主，通过故事讲做人的基本道理，这部分作品占了绝大部分，占所发作品的70%左右；另一方面是发表一些科学知识方面的故事，提倡科学，反对封建迷信，给读者以文化科学方面的知识，这部分占所发作品的20%左右；还有一部分就是纯粹的娱乐性作品，例如笑话等，这类作品只占所发作品的10%以下。这就构成了《故事会》的一个作品方队，这个方队在面对着“洪水”的冲击时发挥着出奇的作用，无论有多么巨大的洪浪涌来，这个方队都能将它们挡了回去，因为读者喜欢这个方队，它给读者带去的是心灵的共鸣与灵魂的呼应。
　　啊，一块多么美丽的绿洲！

第二章第一次挑战 （3）

　3．在时代的脉搏上跳动
　　一位名叫小青的姑娘正是找对象的年龄，邻居王大妈给她介绍了一个浓眉大眼的小伙子。可是，小青看后并不满意。说这个小伙子人倒是很精神，但是个“二级残废”——个子太矮，不够“标准”。
　　王大妈一下子糊涂了，忙问小青姑娘，怎样的才够“标准”。
　　小青说：“我要找个一米七五至一米七六的。”
　　过了几天，热心的王大妈按照小青的要求给引来了一个青年人。心想，这下小青该满意了吧。
　　谁知一见面，小青就生气了，对王大妈说：“你怎么给我介绍了一个跛子？”
　　王大妈听后惊得睁大了眼睛，对小青说：“你不是要找一个一米七五至一米七六的人吗？这个人的条件都合适，他左脚着地一米七五，右脚着地刚好一米七六呀！”……
　　这是《故事会》上发表的一则小故事，读后在令人发笑的同时，也给正在寻找伴侣的年轻人带来了许多沉思。
　　面对着来势汹涌的通俗文学大潮，编辑们并未乱了阵脚，而是顽强地坚守着自己的阵地。
　　《故事会》在何承伟的带领下，始终牢牢地把握着一个方向：贴近时代。
　　上海滩是中国最早创办期刊的地方，近百年的风云变幻，无数的潮起潮落，不同的期刊曾经在这里各领风骚。二三十年代较有影响的《良友》等刊物，如果不是在那时紧紧把握住时代的脉搏，拍摄和书写了大量反映抗日和民族危亡的作品，又如何能够吸引那么多的读者？
　　一本大众的刊物如果离开了时代，就必然走向死亡。
　　这是一个各种思想极其活跃的年代。特别是年轻的一代在对待婚姻恋爱方面，也有了与老一代人不同的标准。这些标准必然地要反映到人们的思想、工作和行动中来，作为一本大众读物，紧贴时代，反映这个时代不同人们的心理，给这些正在行走和寻觅的灵魂以引导，让他们觉得可信，可亲，就必然会赢得人心。
　　正是在这样一种思想的指导下，面对着许多通俗刊物热衷于表现“枕头加拳头”时，《故事会》却发表了大量反映时代青年如何正确对待爱情的故事。上面所提到的那则小故事，那是何等的生动和有趣，何等的智慧和幽默。短短的几行文字在给人们带来开怀大笑的同时，心灵深处的那种震撼也是久久难忘。
　　《故事会》发表了许多这样的爱情故事，这些故事大都带有“苦恼人的笑”，使人们在笑声中慢慢地醒悟，然后去领悟什么是真正的爱情。
　　江西的故事作者肖士太写了一篇故事，编辑部认为不错，就让其来上海改稿。
　　住在上海科技出版社招待所里，肖士太左改右改改不出来。有一天在吃饭的时候，他无意间讲了一个《大麻子二麻子的故事》，何承伟听后很感兴趣，第二天一上班就叫他停止原来那篇稿子的修改，把昨天讲的故事写出来。肖士太很快就写出了初稿，又经编辑部一起讨论，做了几次较大的修改，最后以《如此恋爱》的标题发表在1981年第五期《故事会》上，在读者中引起了广泛的影响，后来又被选入了大学教材。
　　故事写的是一个青年人，找对象只讲漂亮。有一天，见公共汽车上的一位售票员很漂亮，就写了一张纸的求爱信，乘下车之时压在售票员的桌子上。谁知售票员却将这纸条扔到车外，被一位过路的小伙子接着，那小伙子以为是售票员向他表示爱情，就照上面的地址不断地去信，从此两个人经常信件来往不断，越“谈”越热。最后，两个人决定见面时，才发现双方都是年轻的小伙子。
　　在“十年内乱”期间，反映恋爱的文学作品是很少的，但人们在口头创作中却不顾这些，一大批反映青年恋爱生活的故事，在人民群众中广为流传，用以帮助青年树立正确的恋爱观。《故事会》抓住这一点，发表了《如此恋爱》《一打手帕》《米兰的教训》等一大批恋爱故事，这些故事大都采用戏剧性的、幽默风趣的手法，通过对有错误恋爱观的青年进行讽刺批评，引出经验教训，以帮助人们分清是非，正确地处理和对待婚姻恋爱。
　　除了这些反映时代的爱情故事之外，《故事会》还紧贴时代脉搏，发表了大量反映时代风尚的故事。
　　什么是时代的脉搏？那就是随着十年“文化革命”的结束，人们的思想开始冲破牢笼，各行各业在改革开放形势下，正大力发展生产力，新思想、新气象、新面貌在与各种旧思想、旧的传统观念的斗争中不断涌现，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一派生机勃勃的新局面。
　　这是时代的主流，这是发展的方向。
　　在这个发展中，一些过去在“苏联模式”的保护下，吃惯了“皇粮”的编辑们连做梦也没有想到，多年来靠着国家出资办刊的“保姆式”办刊方式，在国家经济的发展中开始受到了社会的质疑，国家对期刊不再像过去一样地“养着”了，各类刊物都必须在市场中去“抢”饭碗。历史已经将中国的期刊推到了对各自命运选择的最关键的时刻。
　　各种思想的冲撞，各种流派的登场，各种生存利益之间的相互摩擦，中国期刊之间进行了一场铺天盖地的争夺战。
　　通俗文学以及各种通俗期刊，正是在这个时机披挂上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形成了一股力量强大的舰队，涌上了中国期刊长河的主航道。
　　何承伟在组织《故事会》编辑们对这种现象进行分析时，大家认为通俗并没有什么不好，关键是你“通”向何处，“俗”向何方。如果“通”得是鲜血淋淋，刀光剑影，叫人心惊胆战，又有什么意思呢？至于“俗”得来一本刊物只能靠“拳头”和“枕头”才能招揽读者的话，这本刊物究竟又能支撑多久呢？
　　《故事会》编辑部是冷静的，他们在这场中国期刊新一轮的淘汰赛中，坚持着过去一贯的风格，静悄悄地做着自己的事情。
　　坚冰早已打破，航道已经开辟，刊物的总体构想早已形成。
　　“风雨不动安如山”，《故事会》以不变应万变，不赶潮流，不随波逐浪，一句话，坚持走自己的路。
　　编辑们都坚信，一本好的刊物，是经得住时代洗礼的。
　　要能经受得住时代洗礼，关键仍然是《故事会》的“心脏”，要紧贴着时代脉搏跳动。
　　“文化革命”结束后，许多昔日被迫害的老干部平了反，官复原职，可是“左”的思想还残留在人们的头脑中，如何正确地对待过去的历史，对待一些新出现的事物，官复原职的老干部们是否能继续保持过去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成了人们在新形势下思考的一个问题。
　　《故事会》根据时代提出的这个新问题，从实际的生活出发，选发了一篇故事，名叫《一张巨额借条》。
　　故事说的是老干部王纪生，平反后给补发了二万多元的工资。可是，一位不速之客这时却来找到他。这位找他的人年近七十，从身上取出一张借条。王纪生一看竟是自己在抗日战争年代亲自签写的一张巨额借条。
　　原来是王纪生当年任团长时，在一次与日军的交战中，后路被敌人切断，军队没有了粮草。有人报信说，大地主时来家囤有大批粮食。这时正是国共合作时期，征得上级首长同意后，便向大地主时来借粮，并由王纪生亲自打了这张借条。
　　一晃几十年，当年的大地主又敢说话了，这笔钱到底给不给呢？
　　王纪生找到新上任的年轻副市长。这位副市长一听就说：“他是个大地主，解放那会地主的财产都分给贫下中农了，你借的那一千担粮食，不过是早一点充公罢了。哼，给他们摘了地主分子的帽子，又翘尾巴了，这不是反攻倒算吗？”同时，这位副市长还对王纪生这位老革命教训说：“你的脑子太死了，观念也有点……”并声称，如果这位时来不听话，就再给他戴上“帽子”。
　　王纪生只好去找当年的老首长。老首长一听，连说应该还。可是不久老首长又生病去世了。
　　怎么办呢？王纪生又去找当年一同去借粮的部队参谋田红。可是，到省城一打听，田红因贪污公款和受贿，已被逮捕。
　　最后，王纪生将自己补发的二万元工资给了时来，终于替当年的抗日部队还清了这笔账。
　　王纪生接过那张早已发黄的借条，心情终于平静了下来，他划亮火柴，想将这张借条烧了。这时，被儿子的女朋友看到，忍不住叫了起来：“不能烧，它是珍贵的文物！”就这样，这张巨额借条保存了下来，被交到博物馆，成为一份对后人进行教育的珍贵纪念品。
　　这样的一篇小故事里，有着多少时代的思想在交融，在碰撞啊！
　　那时，各地正在移风易俗，提倡人死后实行火葬。这件事情一下子成了老百姓议论的中心话题，特别是在农村中，一些上了年纪的人对此都有各种不同的思想。故事作者深入到乡村，根据现实生活，写了一篇故事在“都市新传说”栏目发表了。结果得到的是读者轻松的笑声和对这件移风易俗事情的理解与支持。
　　随着人们思想的活跃，乡村中一些旧的东西又开始死灰复燃，封建迷信有所抬头。特别在一些比较偏远的地区，这种封建迷信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许多痛苦。这时，《故事会》编发了一篇名叫《山村悲事》的稿子，说的是在大巴山的深处，一对年轻人相信封建迷信，双双殉情的故事，读后令每一颗善良的心都会为此震撼……
　　在这段时间里，《故事会》发表了许多这方面的故事。那些令人意想不到的事件，曲折多变的情节以及所包含的深刻内涵，顺应了时代，说出了民声，吸引了广大读者。使大家认识到封建迷信的可恨，特别是使许多年轻人走出迷信，走出愚昧，向往科学和文明。
　　时代因刊物而添彩，刊物因时代而增辉。
　　这，是不是办刊人必须进修的一门“哲学”呢！
　　《故事会》在办刊的总体构想中早已把握和抓住了这种辩证关系，编辑们都将其熟练地应用在自己整个的办刊过程，因此才能够在这轮残酷的中国期刊淘汰赛中，坐在那两间小小的办公室里，一边编发手中的稿子，一边静静地看着窗外期刊大战的“风景”。

第二章第一次挑战 （4）

　　4．只领先读者半步
　　何承伟有一个与众不同的观念：《故事会》只领先读者半步。
　　为什么不能领先一步乃至于十步百步呢？
　　何承伟说，不行，不行，那样“跑”得太快了，读者会看不见的。
　　一本“跑”得连读者都看不见的刊物，读者有什么理由来喜欢你呢？
　　那么，能不能“跑”慢一点呢？
　　何承伟说，那也不行，那些落后于读者的陈旧东西，读者会厌倦的。
　　纵观中国期刊的生存竞赛中，那些被淘汰出局或者是被挤到边缘的期刊，除了历史的因素或条件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恐怕就是“跑”得太快或“跑”得太慢了。
　　“跑”得慢的则不必多说，它的身上仿佛总留着一条无形的辫子，现代的读者不喜欢是很自然的。那些“跑”得快的呢，有的一古脑儿将一些外来品“拍卖”在上面，好像只有这样才能算“先锋”，才能算“领导时代新潮流”，一会儿这个主义，一会儿那个流派，也有一时真被这些“懵”住的读者，但是一旦醒悟，便会立刻抛它而去。
　　许多在“通俗文学时代”曾经红极一时的期刊，现在都到哪里去了呢？
　　历史和读者，都在同时筛选着他们喜欢的期刊！
　　何承伟这个“只领先读者半步”的“理论”，是《故事会》的一种“可持续发展战略”。
　　何承伟说，这是期刊与读者的最佳距离。这样的刊物，读者抬头就能看见，伸手就能摸着，这是一种多么好的感觉啊！
　　正是为了培养这种感觉，《故事会》与时俱进，不断地寻找这种最佳距离。
　　改革开放，给全国人民带来了一个了解外部世界的机会，这时的读者也都很想了解国外的一些作品，他们的阅读已不再完全只读“国产”的东西，他们渴望期刊能帮他们打开这一扇窗户。
　　《故事会》了解到读者的这种需求，先是不定期地发表了一些介绍国外的著名作家和作品的文章，听听读者的反响，结果反应不错。特别是一些学生读者，更是喜欢这些故事。于是，就逐渐地将这个栏目固定了下来，开始取名“外国故事”，后又从单纯读故事改为“外国故事鉴赏”，领先了读者半步，在此基础上接着又再领先半步，将范围由故事扩大到文学，改为“外国文学故事鉴赏”，半步半步地将读者引导到正确的阅读与鉴赏外国文学名著的轨道，一直延续到现在，成了《故事会》的一个品牌栏目。
　　可是，当时做这件事情的刊物远远不止《故事会》一家，有的搞了几次之后却很少有人问津，或者信心不足，于是就只好“停产”了。
　　为什么同是开辟栏目介绍外国作家与作品的刊物，《故事会》竟能吸引那么多的读者，而且越办越红火呢？
　　这里有一个我早已在前面公开了的秘密，那就是这些内容，必须与刊物的总体构想相一致，不能生搬硬套地转载，必须经过自身的消化，内容只能领先读者半步。
　　翻开《故事会》历年出版的内容，那些外国的优秀作品很少有直接地原封不动地放上去的。因为她不是一本专门刊登翻译作品的刊物，也不是一本纯粹介绍外国名人名著的杂志，更非一本“纯”文学期刊，她是一本大众读物，必须适合大众的口味。她耐心而细致地将这些“西餐”，经过加工之后，变成了适合中国人口味的东西，也就获得了生命力。
　　我在翻看这些内容时，清楚地看到，几乎大多数的外国作品都加上了“编译”二字。译者，原封不动地翻译也；编者，按照刊物与读者的需求进行再加工也。
　　中西方文化，就是这样在这本极具中国本土特色的《故事会》上，被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了。
　　从创办这个栏目以来，《故事会》一共介绍了英国著名新浪漫主义小说家史蒂文生的《自杀俱乐部》，英国著名小说家、英国著名诗人雪莱的妻子玛丽·雪莱的《尸人》，法国最杰出的浪漫小说家亚历山大·大仲马的《一场决斗》，德国素享盛名的中短篇小说家霍夫曼的《色拉彼翁兄弟》，俄国著名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七颗星星》等世界许多著名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品的介绍，拉近了刊物与读者的距离，同时也拉近了刊物、读者与世界文化的距离，使一本以介绍中国本土文化为主的大众刊物，在内容上更加充实，更加丰厚，引导着读者的视野也跟着阅读而更加开阔。
　　读者对这种“只快半步”刊物的阅读，那种亲近，那种快感，那种愉悦，那种心灵的自由与舒坦，简直是无法言表的。
　　为了减轻读者的阅读困难，为读者节约阅读的时间，在每一篇改编的外国名著前，都要由编辑加一节简短的介绍，这在读者阅读之前的“半步”，又起到了一种效果很好的导读作用。
　　这是一篇由夏一鸣改编的外国故事，题目叫《教授的心机》，它先于开卷读者的“半步”是这样写的：
　　亨利·迈尔斯·默海墨，是美国文坛知名度颇高的现代作家。他的小说具有清醒的现实主义的美学特征，一反当代美国甚嚣尘上的情节淡化和语言漂流，也避免了通俗小说的浮躁和故弄玄虚，因而具有合理的故事结构和引人入胜的阅读效果。
　　本故事是根据《一只赃抽屉》编译的，此作品很能代表亨利的写作哲学和个人风格。故事的收场出人意料，具有强烈的悬念意味；一波三折、每一波折都呈现出不同的生动画面，又具有情节的形式感，读完这篇故事，你除了对人性的优点和弱点进行审美反思之外，还可以对犯法与犯错之间的微妙区分做明智的选择。
　　关于人性的优点和弱点，这个曾经被一些人弄得玄而又玄的东西，在这里就这样被“淡化”得如此明白易懂，这先于读者的“半步”，完全是《故事会》化的“半步”。它没有用一句难懂或深奥的词语，而是平平淡淡地道来，使人感到一种亲近。到了这里，谁还愿意放下这篇故事呢！
　　《故事会》上发表了大量“文化革命”中民间流传的传奇故事后，刊物受到读者空前的欢迎。可是，过了一段时间，读者又觉得总发表短篇的传奇故事有些不能“解渴”。就在读者盼望的时候，《故事会》在每一期专门编发了一至两个中篇故事。
　　本来，作为一本“小”刊物，《故事会》过去都是以发表一些短小精悍的故事为主，正是这样才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可是，几十年来时代在不断地变化，而刊物总抱着过去有效的经验墨守成规，如果就照此一副老面孔，这样的刊物必然会停滞不前，甚至会倒退。
　　原因是什么呢？
　　《故事会》的编辑们深深地明白这样一个道理：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人们的思想与欣赏习惯也在跟着改变。作为文化传播的刊物，总是应该走在时代的前面，将一种先进而亲切（只领先半步）的文化奉献给读者，以情感的文化去打动读者心中的文化情感，只有这样，这本刊物才能够越办越受到读者的喜欢。
　　中篇故事的推出，无疑是这种思想的具体体现。
　　编辑在编发这些中篇故事时，严格按照刊物的要求，与刊物的总体风格相一致。同时，每一个中篇都尽力做成“压缩饼干”，宁可将长篇压缩成中篇，让读者花最少的时间，获得最大的阅读效果；决不做“发面馒头”，将短篇“发酵”成中篇，让读者花大量的时间云山雾海地在“迷魂阵”里转圈。
　　先于读者之前考虑的这“半步”，使读者的心灵默默地靠向了杂志。
　　你为读者考虑了什么，读者就会为你回报什么。
　　由于这个栏目的推出“只领先读者半步”，看完这些十分“过瘾”的中篇故事后，许多读者都高兴地说：“我们想要什么，《故事会》就来了什么。”
　　这个栏目经过读者多年的筛选，至今仍保留着，成为每期刊物最后的一道“大菜”。
　　翻开《故事会》上的中篇故事，几乎每一期最少有一篇，一年下来最少也有十二篇，每篇大概在一万二千字到一万五千字左右，其内容几乎包括了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这里有对社会上各种不良风气的抨击，也有对高尚人格的赞扬；有对陈规旧习的指责，也有对新人新事的歌颂。这里有对婚外恋者丑陋灵魂的曝光，也有对婆媳真情的心理描述。有公安干警英勇无畏的形象，也有犯罪分子深藏的幽灵。悲剧和喜剧在这些动人的中篇故事里上演，灵魂与肉体在这些文字中接受着洗礼。那些中篇中所包括的校园故事，社会故事，伦理故事，情感故事，侦探故事等等，几乎篇篇都很生动感人。
　　《故事会》所推出的这道“大餐”，是怎样一次又一次地打动着读者啊！
　　对于何承伟在办刊中的这个“快半步理论”，有人说这就是上海人的精明。
　　可是，这种精明是人人都可以想到而又很难做到的呀！
　　刊物被精细地办到了这个份上，还能不创造出发行量大增的奇迹吗？

第二章第一次挑战 （5）

5．向上的情趣与向下的眼睛
　　先来听一个故事吧：
　　莲湖乡有一个名叫林德庆的鱼贩子，几年来苦心经营，发了财，因而在方圆几十里也就有了点小名气。
　　这天，林德庆拎了一只装有二十来斤河虾的篮子走进汽车站，买好票刚要上车，就被一个检票员给拦住了。他抬头一看，不觉心中暗暗叫苦。原来这位拦住他的人是车站有名的小胡子阿发。上个礼拜一，就是这个阿发从他的鱼筐里顺手拎走了两条半斤多重的活鲫鱼，还说：“账嘛，以后算。”
　　这时，阿发摸了摸唇上的小胡子，笑嘻嘻地对林德庆说：“你是发了财的人，不要大蛇碰到鸟蛋——独吞啊！”说着就伸出两只蒲扇般的大手，左右开弓，将两大把新鲜的河虾抓进了食品袋，然后朝林德庆笑笑说：“分量不要称了，毛估估一斤吧？账嘛，以后再算。”
　　林庆德怕阿发不让自己上车，就只好忍了。
　　谁知这个阿发却“恶习不改”，三天后当林庆德再次乘车去卖黑鱼时，又被阿发从中拎了一条，并说：“有饭大家吃，有鱼大家尝。吃你大的你肉痛，拎条小的总可以吧？”
　　就这样一个多月过去了，小胡子阿发没有一次放过林庆德，总是要从他的鱼虾筐子里白拿。可这发了财的林德庆却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他可是远近闻名的棉花絮里也要榨出油来的人，岂能容别人如此地“揩油”，不久便一纸状子，将这个阿发告上了法庭。
　　法庭上，林庆德将每一次阿发“贪污”的鱼虾账报得清清楚楚。阿发对此也都点头承认，并说：“现在是应当算总账的时候了。”
　　正当法庭将宣判阿发照价赔偿时，门外跌跌撞撞进来了一个衣裳褴褛的老人，声音颤抖地指着林德庆对法官说：“账要算，这账全在我心里。若不是阿发帮的忙，我早就被这畜生折磨死了。林德庆是我的独生儿子，可他只顾自己发财，却黑了良心，不管我的死活。鱼不让我吃一条，虾不让我尝一口，几个月不踏进门槛来看望我。幸亏新来的邻居阿发，天天照料我，替我烧饭做菜汰衣裳，还摸出钞票来为我买小菜。我不好意思经常教阿发来破费，就想出了这馊主意。四邻八舍都看见，阿发替我拿来鱼虾替我汰好烧好，自己从未碰一点点。”
　　故事直到结尾，才给这个“黑分子”阿发平了反，同时又引起了人们无穷的思索。
　　这是发表在《故事会》上的一则故事，题目叫《鱼贩子告状》。
　　这则故事没有太多的事件和人物，也没有过分曲折的情节，但是它却吸引着人们一口气地读下去，读完之后在人们心中总会引起深深的沉思。读者从对那个小胡子阿发的愤怒，到最后油然产生出一种敬佩之情。而对那个林庆德，人们也由开始的同情，转而变成了最后的指责。与此同时，每一个有良心的人都不得不扪心自问：我们自己对老人又如何呢？
　　这则故事，写的是社会上几个最普通人的生活，同时也反映了《故事会》的另一个办刊原则：眼睛向下，情趣向上。
　　何为眼睛向下？
　　那就是编辑应该看到全国不同层次的读者，以及这些人群的生活与心理状况，故事要反映这些人的心声，贴近最基层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和他们的审美意识。
　　而情趣向上，那就是要精心选编鼓励人们奋发向上的作品，满足人民大众对于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体现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美德，积极地去发掘人性的优点，而又尽力地去克服人性的弱点。与此同时，这些故事给人的艺术审美价值也应该是不俗的。
　　有一天刚到上班的时间，有一个人便风尘仆仆地走进了出版社。他左手提着一只黑色的人造革提包，在门卫的指引下，直朝《故事会》编辑部走来。
　　这人是谁，他到这里来有什么事？
　　编辑们都在里屋埋头看稿，谁也没有注意他。他站在门外朝里面看了看，便看见了对着大门的那张办公桌，一位女同志正在拆着那些如山的来稿和信件。
　　他走了进去，轻声问道：“这是《故事会》编辑部吗？”
　　那位女同志抬起头来，看了看他，问道：“你找谁，有什么事吗？”
　　那个人说：“我是从山东省来的，专门来感谢你们。”
　　说着，那人就拉开了手提包，从里面取出一面锦旗来，然后轻轻地展开，只见那面锦旗上面写着几个大字：
　　情系老区人民，无私奉献爱心
　　那位正在拆信的女同志名叫归依玲，看着这面锦旗和面前这个风尘仆仆的客人，使她猛然想起了几年前的一件事情。
　　那天，在归依玲的这间办公室里，走来了一个农村来的年轻人，说自己是山东省苍山县三合乡任何湾村小的教师，姓朱，这次是代表全校师生来的。朱老师告诉归依玲，说他们那里很穷，学生很想看一点课外图书，可是又没有钱，现在书价太贵，穷人的孩子都买不起。学生对《故事会》很感兴趣……
　　归依玲听后，忙叫朱老师先坐下来休息，一边就忙着在柜子里找了几十本刚出版不久的《故事会》送给他。临走的时候，细心的归依玲又让他留下了地址。
　　从此，新刊物一到，归依玲都准时地给崔伟所在的学校邮去三本，七年来一期也未间断过。这个学校的学生读了邮去的刊物后，又给编辑部邮来了感谢信，说这本刊物对他们写作文的帮助很大。后来，崔伟调离了这所学校，他的爱人又到这学校里来教书，归依玲仍然是每期如数邮去。
　　这次，这所学校专门派人送来了这面感谢的锦旗。
　　《故事会》编辑部所提出的眼睛向下，就是这样一点一滴地关注着每一位读者，时刻倾听他们的需求，不断地调整着自己的办刊思路。
　　眼睛向下应该说是《故事会》的一个老传统。
　　创刊之初，如果没有顾伦、张诚濂冒着风雪深入到江苏常熟，怎么会突然萌生创办《故事会》这本刊物呢？如果没有李中法、钱舜娟、王须兴等许多老编辑深入到上海的工厂、乡村、部队，《故事会》又如何能够发展？现在编辑部在原来深入基层，深入生活的基础上又在上海及全国设立了许多故事创作基地。上海的金山、浙江的桐庐、辽宁的抚顺、河南的新乡等地，都成为编辑人员经常深入的地方。编辑们到了这些地方，就住在当地的小旅馆里，与当地的读者和作者们一同交换意见，虚心听取这些来自群众的呼声。
　　眼睛向下除了时刻倾听来自群众的声音之外，再有就是注意培养来自群众中的故事作者，时刻注意发现和培养作者队伍。作为一本大众的通俗故事刊物，《故事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基本是不登名家来稿的。她的主要作者队伍，便是那些终年生活在人民群众中的业余故事作者。
　　关于这方面，我在后面还将专门用一章的篇幅来记写。这里，我只想简单地讲两个故事。
　　有一次，吴伦与夏一鸣到河南新乡组稿，这里是《故事会》的一个创作基地。白天与作者们交流了刊物信息，到了晚上，两位编辑便关上房门，一篇一篇地阅读白天送来的作品。
　　突然响起了一阵敲门声。
　　因为人地生疏，两位编辑不觉警觉起来：到底是什么人在晚上来敲门呢？
　　回答的是一位年轻女子的声音。
　　进来的女子说，她从来未敢给《故事会》投稿，今天下午听了两位编辑的讲话，觉得你们对下面基层的作者挺关心的，就将过去写的两个故事拿来，想请两位编辑老师给帮忙看一看。
　　送稿人走了之后，两位编辑立刻展开稿子阅读，一下子就被里面生动感人的两个故事吸引了。吴伦对夏一鸣高叫：“好稿子，两篇都是好稿子，看来作者很有潜力！”
　　回到上海之后，两位编辑在编辑部研究参加笔会的作者时，决定推荐这位作者参加，去来路费全由编辑部报销，并让她将两篇稿子带来，在笔会上再作修改。
　　这两篇稿子改好后，《故事会》破天荒地在同一期上发表了，一篇叫《苹果树上掉下梨》，另一篇叫《骆驼的命运》。在当年的《故事会》评奖中，《骆驼的命运》是读者投票最多的故事之一，获得了当年的当代写实故事二等奖，一个年轻的基层作者就这样脱颖而出。
　　这位作者名叫陈荣霞，笔名叫晨雨。

第二章第一次挑战 （6）

已经在北京担任文物出版社编辑室主任的崔陟，深深地记得这样一幕：
　　那时，他是一名北京下乡知青，考上大学后毕业分配在河南邯郸的一所学校里教书。他给《故事会》写了一篇稿子，编辑陈中朝看了之后觉得不错，但有的地方还得作一些修改，电话里怕说不清楚，于是，在那个寒冷的冬天，陈中朝从上海不远千里来到邯郸。当两个人见面时，崔陟万万没有想到，陈中朝竟然是一位鬓发染霜的老编辑，心中非常感动。稿子经过两个人的仔细推敲后，由崔陟再次作了修改。陈中朝带着崔陟的稿子，登上了十分拥挤的火车，连个位子都没有。只见这位令人尊敬的老编辑站在车窗前，不停地向他挥手，他那头上的白发，在人群的拥挤下时隐时现……
　　崔陟呆呆地站在月台上，眼里不由涌出了泪花……
　　后来，在一次笔会上，崔陟终于看到了自己那篇名叫《老山沟的奇闻》的修改稿，只见上面陈中朝用红色毛笔写下的蝇头小楷，密密麻麻地布满了稿纸。
　　这是我于2002年8月5日上午在北京采访崔陟时，他激动地给我谈起的一件难忘的事情，现在回忆起来，他的眼里都还盈盈地闪着泪花。
　　正是由于编辑们坚持眼睛向下，《故事会》才能随时把握住时代的脉搏，紧跟时代前进的步伐，注意反映普通老百姓所关心和感兴趣的故事，以高品位的作品奉献给读者。
　　为了使每一篇发表的故事都能够真正地达到高品位，对于所发的稿子，编辑除了进行认真的修改和加工之外，还对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字都不轻易放过。
　　家住江苏常州的故事作者陆柏树写了一篇《走进〈故事会〉》的短文，谈到编辑对作品的要求，他是这样写的：“……其实，走进《故事会》的每位作者，都会有这样的共识：编辑部对每篇作品，是不惜任何代价的。而编辑老师对作品倾注的心血更是感人至深。就本人而言，在所有变成铅字的作品中，惟有《故事会》每发（表）一篇作品，都得经过编辑老师指导后反复修改。（我的）《不得安宁的灵魂》这篇作品，从构思、创作到稿件寄出，我用了一个星期的业余时间，结果在编辑部鲍放老师的具体指导下在数月之内两易其稿，定稿后她还先后打来三次电话，对作品中一个细节进行查询、修改和敲定，足见编辑老师对每篇作品的劳心劳神之极了。”
　　北京的故事作者范大宇，是一个写故事的高手，他给《故事会》写了整整十年的作品，共获得了十五个故事类的大奖，也算是故事界的一个名人了。但是，他的稿件在编辑部同样会遇到退稿的命运。为什么？因为《故事会》用稿从不看人，不管你是名人也好，还是靠口述请人记录的文盲也好，稿件面前人人平等，因为名人不一定每篇作品都是名篇，为了对她的读者负责，凡是不“出彩”的稿子，绝不能用一个字。对于作品与朋友，编辑们从来都是实行“一‘国’两制”——朋友归朋友，作品归作品。
　　对于像范大宇这样的名人，除了在作品上从严把关之外，对其准备发表的作品也同普通作者一样地接受“挑刺”。
　　范大宇写了一篇《偷钩》的故事，编辑部都通过了，准备在下期发表。但在评审组审读时，这篇作品最终未获通过。故事大王张道余指出，这篇作品在一个细节上有问题：“这篇故事在写黄花鱼出海的事情上是不通的，因为黄花鱼是不出海的。”
　　这个细节一提出，编辑们都瞪大了眼睛看着张道余。
　　张道余来自上海的金山，那里不远处就是大海。他说：“我是一个老渔民了，打了一辈子鱼，由于海水的压强比淡水大，在禁渔期出海的黄花鱼就会内脏破裂。”
　　编辑们都是些秀才，何曾知道那可口的黄花鱼竟是如此的“娇嫩”，差一点在作品中闹了笑话，于是，立即对作品进行了技术修改。
　　为了给读者提供高品位的作品，《故事会》的编辑们真是费尽了心血。
　　前面所写到的那篇备受读者欢迎的故事《彩蝶》，我在采访中发现，直到十八年后的今天仍然为许多人所铭记着。
　　前些年，被各种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作品不少，结果也只是“各领风骚两三年”，很快就被人们遗忘了。《彩蝶》能够被流传至今，也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之所以能够产生如此大的反响，能够在人们的心灵深处引起如此大的震撼，这与编辑部追求品位向上的一贯办刊原则同样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首先是一种积极向上的思想，是对九岁女孩彩蝶美好心灵的赞颂，以及对其父亲华铁成讨好新欢，不择手段谋害亲生女儿丑恶行的无情鞭挞。整个故事没有一句空洞的说教，而是以情动人，许多读者读了后都禁不住潸然泪下。
　　但是，光有高品位、积极健康的思想内容还是不够的，这则故事之所以有如此震撼人心的力量，达到如此强烈的社会效果，与整个作品的艺术魅力也是分不开的。
　　为了达到一定高度的艺术效果，编辑们对这部作品倾注了大量心血。
　　老编辑陈中朝和编辑部的编辑们多次与作者交换意见，最后又亲自动笔对作品进行反复的修改，抓准了情节在组织安排上的疏密相间，从而使作者试图在故事创作中探索以情动人的意图获得了成功。
　　作者在原稿中，用了一千多字的篇幅去写华铁成与新欢的鬼混，写得十分细腻。编辑审稿时认为过多地写他们之间的肮脏丑恶，会将读者的注意力引开，从而冲淡中心情节。同时会使故事显得庞杂臃肿，影响了故事的单纯性。为此，修改时就只用了几十个字，一笔就带过了。而对于其父狠心毒害亲生女儿一节，作者开始却写得较简单，编辑在看稿后又做了细致的修改加工。这样使故事的重笔就落在了父女之间，通过美与丑心灵的对比，使美者愈见其美，丑者愈见其丑。如果说在华铁成第二次出车回来，不较为细腻地写他的心理和回到家里的情景，而采用简单叙述，就会削弱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这篇故事的结尾，作者原来是这样写的：
　　正当人们轰轰闹闹将华铁成和“蝴蝶女士”往公安局送时，急救室的门开了，两腮挂满泪水的老医生告诉大家：“孩子醒过来了！”顿时，人们沸腾起来。这时又见车队的几个青年司机跑到急救室门前，把一捆钱捧到车队队长爱人的面前：“张嫂，这是我们大伙自愿凑的三百元钱，交给你，你就留在医院，好好照顾两个孩子吧！”张嫂接过了钱激动地说：“大家放心，这两个没娘的孩子我收下了，我一定要把她俩抚养成人！”话音刚落，人群里暴起了阵阵雷鸣般的掌声。不知是谁带头朝张嫂的怀里丢了五元钱，接着，人们便三元、五元、十元、八元地争着朝张嫂的怀里丢钱。顷刻间，张嫂的怀里、脚下、身前、身后都是钱。看着眼前的景象，华铁成“扑通”一声，跪倒地上，身后的“蝴蝶女士”也跟着跪在了千人百众的面前。
　　经过修改后的结尾为：
　　正在这时，急救室的门开了，两腮挂满泪花的老医生告诉大家：“蜓蜓醒过来了！”他顿了一下，声泪俱下地说：“可是，彩蝶这孩子，她为了保护妹妹，她……她把自己身上的热全给了妹妹，她……她死了！”
　　“哗，”人群中顿时怒吼声、唏嘘声响成一片。人们高喊着：“严惩杀人凶手！”公安人员立即出示拘留证，把华铁成、赵爱娜戴上手铐带走了。
　　这时，张姨抱着小蜓蜓出现了。小蜓蜓看着蒙上了白布的彩蝶遗体，被两个穿白大褂的缓缓推走了。她拼命从张姨手中挣扎下来，边奔边哭喊着：“姐姐！我要姐姐！”
　　读者完全可以从这两个不同的结尾，看出《故事会》的编辑们是如何在高品位的艺术上所作的努力和追求。原稿意在通过群众献钱来触及华铁成的灵魂。这样便使这则故事的主题发生了变化，同时人为的痕迹较重，也缺乏更深的感染力。修改稿是顺着整个故事的中心情节与立意顺流而下的。并且以彩蝶为了保护妹妹而献出自己年幼的生命，来揭示主题，这样改动，整个故事顿时力增千钧，撼人心魄，彩蝶的形象也更加丰满、感人。
　　《彩蝶》获得了全国故事大赛的一等奖。
　　在通俗文学卷起的大潮中，《故事会》没有迷失自己的方向，她仍然以自己独立的个性，高扬起自己的大旗，挺立在潮头，并以此赢得了最广大的读者。

第二章第一次挑战 （7）

　6．拿什么来“喂养”我们的孩子
　　在《故事会》的读者中，有一部分是青少年，更有许多是在校的大、中、小学的学生。刊物上面所发表的故事，并不一定每一篇都适合他们。如何使这些青少年能在这本刊物上找到属于他们自己的“家园”，成了读者群中的一些家长和老师所提出的一个问题。
　　湖北省沙市六中的罗时梅在给编辑部的来信中写道：“《故事会》中所有的故事都适合中小学生，便于他们了解社会，了解人生，分辨真善美丑……但同时他们也想看到反映他们生活或贴近他们年龄的好故事。”
　　罗时梅的来信只是这部分读者群中的一个代表，这样的来信编辑部还收到不少。对于编辑部来说，这是一个始料未及的问题：因为从刊物创刊时所提出的办刊宗旨，主要是面向成人，面向基层，为故事员提供资料。在首次全国部分故事工作者座谈会上，大家所提出的“还故事于民”，是让故事真正地回到民间，回到普通的老百姓中，这部分老百姓也主要是比较成熟的中年人，用以丰富他们的业余文化生活。应该说当时对于青少年、特别是在校的青少年学生和未入学的低龄儿童，刊物还来不及考虑，或者说考虑相应还是较少的。谁知刊物按照新的总体构想一改版，一下子就受到了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的欢迎。还有一些做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的人，闲时也将上面的一些故事讲给还未入学的儿孙们听。
　　《故事会》的读者，在这时的年龄结构上开始出现由中年向高龄和低龄两头辐射的新情况。
　　编辑们在阅读这些来信的时候，发现在读者群中，对于这方面的呼声正在日益增长。这主要是当时供他们阅读的东西的确太少，加之许多学生和低龄儿童所订阅的期刊，大都要经过老师和家长的多次筛选，一本思想内容和艺术品味都经不起历史检验的期刊，就很难在这种严格的筛选下“中标”。《故事会》在新的构想下进行重新调整后，几年下来，终于在全国众多的期刊中浮出水面，受到了社会中这部分最年轻、最活跃、同时也是最挑剔的读者的欢迎。
　　编辑们又重新翻阅了自己所编辑的这本刊物。作为一本不但是受到成年人，同时也受到青少年欢迎的刊物，过去对适合青少年阅读的内容的确是发表太少。刊物必须迅速适应这种变化，适当地调整版面。
　　“拿什么来‘喂养’我们的孩子？”《故事会》的编辑们在思考。
　　不久，《故事会》上开出了一个栏目，叫做“历史人物故事”。
　　一个民族的历史是青少年最丰富的营养，而那些在一个民族的历史上做出不朽贡献的人物，则是后人学习的榜样。这些故事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精髓，我们如果在前进中忘记了过去，忘记了那些曾为民族的复兴而傲然挺立的筋骨，我们就会忘记我们自己。
　　可是，青少年都有文化，重复历史书上那些背熟了的故事，他们就不一定愿意听。《故事会》采用了从民间挖掘历史人物故事的办法，作者深入生活，在民间去广泛搜集，不久便是硕果累累。
　　例如林则徐在青少年中几乎是人人皆知，对于他在中国历史上的丰功伟绩也是多有史书记载，如果我们的刊物为了教育而去“教育”，总是重复那些青少年都知道的东西，他们就会有一种厌倦，就不会去读。《故事会》则选取了一则《林则徐求雨》的故事，说的是他在楚地做官之时，有一年久旱无雨，米价飞涨，遍地饿殍。他向巨商富户借粮救民，但这些人正想借此发财，不肯借粮。
　　林则徐为了救民，便通知巨商富户三日内吃斋沐浴，一同到东城门外龙王庙设坛求雨。
　　烈日下，林则徐规定了“三不准”：不准张伞，不准喝茶，不准退席。这些脑肥肠肥的巨商富户何曾受得了这般痛苦，个个被晒得汗如雨淋。直到三炷香过后，他才叫人抬来茶缸，让这些人喝水。巨商富户们顿时豪饮。一会儿便都呕吐。林则徐吐的是米饭素菜，巨商富户们吐的全是鱼肉荤腥。这时，林则徐站起来，训斥道：“我辈为民请命，理应虔诚祈天赐福，消灾避难；君等却视民命如儿戏，该当何罪！”直到这些人答应出粮救济灾民，方才放他们回家。
　　原来，林则徐早在茶中放了少量吐药。他求雨是假，为民筹粮是真。
　　这位竭力禁烟的民族英雄，爱民之心跃然纸上。青少年结合所学的书本知识，对林则徐也就有了更深的理解。
　　类似这样的历史人物故事在《故事会》上一刊登，好像是“洪水”中突然隆起的一块“净土”，令读者怦然心跳。民间流传的历史人物故事生动、有趣，作为青少年书本知识的一种补充，很快就吸引了这些年轻的心。
　　《故事会》自创办这个栏目以来，先后发表了从民间搜集整理的历史人物有包公、林则徐、汤显祖、司马光、顾尚之等的传说故事。
　　中学生是《故事会》很大的一个读者群。这些十五六岁的孩子，正是长身体、长知识的时候，也是世界观逐渐形成的时期。如果只是一贯地给他们讲一些过去的故事，也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因此他们经常给编辑部来信，希望能在故事中看到自己生活的影子。
　　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这些“半大”的孩子，究竟需要些什么样的营养？什么样的栏目才能更加地吸引他们，使他们的心跟着这些故事跳动呢？
　　《故事会》的编辑们在实践中逐渐地取得了共识：贴近这些“半大”孩子们的生活和心灵。
　　这个栏目叫什么名称好呢？大家左思右想，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才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然后又在几次会议上提出来研究，结果诞生了一个备受中学生欢迎的栏目名字：16岁故事。
　　多么通俗，多么亲切的一个栏目啊，这些十五六岁的孩子们在这本他们所喜爱的刊物上，终于有了一块属于自己的园地！
　　全国数以十万计的中学生和他们的老师与家长，对这个栏目给予了满腔热情的支持。自从开办这个栏目以来，来稿始终不断。这一批十六岁的中学生毕业了，另一批十六岁的中学生又接着投稿，而一些已上了大学的学生，至今仍留恋着这个“十六岁”的栏目。
　　我利用采访的时间，读完了这个栏目的大部分故事，那的确是一片温馨的家园。在这里，纯洁与友爱滋养着青青的草地，天真和无邪明朗得如同秋日的蓝天，孩子心灵的嫩芽在阳光下绽开，少年美好的憧憬在碧波上荡漾……
　　来听一则“16岁故事”吧，这个故事题目叫《苹果树上掉下梨》。
　　怪了，苹果树上怎么会掉梨呢？
　　原来村里有三个小孩子，他们的名字叫小孬、胖墩、狗剩儿，每年他们都爱在苹果快熟的时候，去“摘”浩海爷家那两棵苹果树上的青苹果吃。可是今年却不行了，这个浩海爷总是坐在树下，使他们无从下手。
　　这时，一个叫刘棒棒的同学主动加入了他们“摘”苹果的行列，并出主意让狗剩儿走到那苹果树前时装病，骗浩海爷送他去看病，便趁机“摘”了两大书包苹果。
　　后来，当他们得知浩海爷这两树苹果是留给进村修水库的解放军叔叔吃的时候，就将自己的零用钱集起来，买了几筐苹果，晚上偷偷地散放在浩海爷的苹果树下。谁知这事被刘棒棒的弟弟刘超知道了，就把妈妈给他买的梨也拿来了，悄悄地放在浩海爷的苹果树下……
　　当我在这里简要地复述这个故事时，那些山乡少年花一样的心灵，不也同样地使我们这些为人父母的成年人，得到了一种灵魂的滋养吗？！
　　对于适合低幼儿童的故事，刊物的编辑们也有一个从模糊到清晰的认识过程。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故事会》就开始突破原有的发稿要求，逐渐发表了一些外国童话。这些童话大都比较短，适合于大人讲给年幼的孩子听，每期发一两篇。再后来就发一些儿童喜欢的寓言，这些寓言在原来外国童话的基础上，向前靠近了一步，主要是这些寓言大都本土化。大人讲起来顺口，儿童听起来更容易接受。

第二章第一次挑战 （8）

　到了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编辑们认为照过去那样办下去，似乎还是有点少特色，也有点“零碎”。
　　编辑部便想对这个栏目实行改革。
　　怎么改呢？时下一些刊物“通俗”得离儿童们越来越远，《故事会》在这个时候去贴近那些牙牙学语的儿童，是否会直接地影响到自身的发行量？
　　编辑们又在一起认真地研究，后来终于达成了共识。办刊物最可怕的是赶潮流，现在无人或很少有人来关注这个问题，正好说明在这件事上可以取得新的发展。儿童不仅是祖国的未来，同时也是家庭的未来，“贴”近了这部分的“读者”，就是贴近了时代，贴近了未来，同时也贴近了这些“读者”的家长和亲朋好友，这将是一个多么大的读者群啊！
　　焦点集中在这个儿童故事栏目的名称上。
　　通俗，易懂，易记，有概括力和影响力，这是《故事会》栏目名称的一个特色。
　　栏目在酝酿中终于定型，名叫：妈妈讲故事。
　　这个名称一确定，就改变了过去编发这类稿件相对比较零碎的局面，一开始就受到了家长们的欢迎。这些给低幼儿童听的故事，不仅思想内容积极健康，同时语言也是精雕细刻，每一篇都十分精彩。
　　有一篇名叫《闹闹王子过生日》的故事，说的是有一个专门喜欢制造各种“闹”声的王国，名叫“叽里咔嚓国”。其王子要过生日了，国王于是决定在同一天里，让全世界的人都同时发声大叫，以取悦自己的儿子。当信使去世界各地都联系好后，有一个人却说，到那天全世界的人在同一个时刻发出叫声那是多么动听呀，可是自己参加这个队伍一同大叫，不就听不到这么动听的声音了吗？于是他告诉自己的家人，家人又将此告诉了别的人，结果到那一天，大家都为了听到这“动听”的叫声，全世界一下子出奇的静寂。王子有生以来才第一次听到了小鸟的歌声，听到了风在树叶间低语的沙沙声，小溪流水的丁冬声。他第一次得到了大自然送给他的礼物——轻柔、安静。他爱它们！现在，叽里咔嚓国再也没有噪声了，去那里访问的人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块纪念碑：欢迎到安静的叽里咔嚓国来！
　　这样的故事，我相信每个妈妈都愿意讲给自己孩子听的。
　　“你知道在北方的夜空中漂亮地闪耀着宛如宝石的七颗星星吗？那是北斗七星。将七颗星星连接起来，它就像盛水的勺子。夜空的星星怎么会变成勺子状呢？这里还有个传说。”
　　这是在“妈妈讲故事”栏目中发表的一则故事的开头。这则故事叫《七颗星星》，是俄国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写的是一个善良女孩子的故事。编辑在语言上所作的严格要求，译写者曹俊德在语言上所下的功夫，真正地为母亲和“小读者”们制造了一个童话的意境。
　　当那个善良的小姑娘将从树叶上采来的露珠盛满勺子，准备端回去给自己干渴的母亲喝时，一位老爷爷这时来向他要水喝，他把水给了那位老爷爷。“老爷爷用颤抖的双手接过勺子，‘呼噜呼噜’地把水全喝光了。也不知是怎么回事，金勺子愈发熠熠生辉，老爷爷的身体也反射出金光。不知什么时候，勺子上嵌入了七颗令人眼花的金刚石。老爷爷将勺子放在桌子上，对女孩说：‘姑娘，你待人善良，我很感激你。为了报答你美好的心灵，我为你降雨。’老爷爷说完，他的身影便消失了。随后七颗金刚石闪出耀眼的光辉，跳出勺子，高高地飞往北面的天空，组成了勺子状的七颗星星，顿时，‘滴答’真的下起雨来了……”
　　这样的故事，既能培养孩子们高尚的品质，又向孩子们传播了科学知识，同时语言上又是一种美的享受。
　　在各种通俗文学期刊泛滥、“少儿不宜”的各种色情、凶杀书刊铺天盖地袭来的时候，读者对《故事会》上这些为青少年发表的故事反响是强烈的。
　　浙江省东阳县马礼村小学的霞明来信写道：“自从《故事会》开辟了‘妈妈讲故事’专栏以后，我便选择了几个故事讲给自己的学生听。由于这些故事既浅显易懂饶有趣味，又事中寓理，教人明理，竟获得了小学生的欢迎。于是，小学生每逢空余便要求我给他们讲几个故事，我也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常把贵刊‘妈妈讲故事’栏中那（些）生动有趣、颇有回味的故事讲给他们听。他们说：‘老师，我们听了你讲的故事，使我们明白了不少的道理。’”
　　山东省菏泽二中的苑福来同学来信说：“我们高中三年级的学生，大概是由于面临高考的缘故，对与高考无关的课外书报，大都已丧失了‘感情’，并与它们‘分了家’，但惟有《故事会》却用它那独特而富有生气的‘魔力’吸引着我们，成了我们‘知心的朋友’。‘新的《故事会》来了没有？’在每一个星期内，甚至每一天内都有同学问我……每次来后，同学们总是争着看，我总是轮到最后看。同学们看后总禁不住发出赞美声。不止一个同学对我这样说：‘《故事会》办得真好啊！毕业后，即使考不上（大）学，在农村劳动，我也要订一份。’”
　　无疑，读者是一本刊物最好的“读审员”。
　　这些针对青少年读者设置的栏目，多年来一直坚持着办下去，有的已经成了刊物的名牌。许多当年读着“16岁故事”长大的孩子，现在有的已为人父母，“妈妈讲故事”中的内容，又成了他们阅读的首选。
　　在通俗文学及其期刊，以无情的手段将许多期刊挤向边缘的时候，我们民族千百年来的优良传统和优秀文化，就是这样在这本小小的刊物上生生不息地延续着。
　　《故事会》依靠着这些我们民族文化和道德的精髓，来滋养着我们的孩子。正是这样，这本极不显眼的刊物，才能在一些大型期刊发行量急转直下的情况下，守住自己的阵地，并使自己的航船，在风浪中仍勇敢地行驶在中国期刊长河的主航道。

第二章第一次挑战 （9）

　7．打造令人神往的世界
　　人的灵魂是需要滋养的。
　　这种滋养既来自于内部世界，也来自于外部世界。
　　内部世界是人们必须不断地对自己的各种行为进行反省、追求与发掘自己心灵中美好的东西。而外部的世界，则是人们通过人与人的接触和社会交往，特别是通过传播和接受人类的先进文化，用以滋养自己的灵魂，陶冶自己的情操，去触摸、感受和发扬人性美好的一面。
　　这种人类文化的滋养是无形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她必须用心灵去感应，用生命去体验。
　　何承伟说，《故事会》就是要通过文字，打造一个令人神往的世界。
　　这个令人神往的世界是什么呢？那就是通过文字这种神奇的东西，去为人们构建一个向往的精神世界，让人们的灵魂在这个世界里得到一种满足、激动与沉醉，激发人们不断地追求更新的目标，人类便在这种不断追求中完善自己。
　　人类自身的发展告诉我们：离开了人类进步文化滋养的灵魂就会荒芜。
　　正是为了打造这个令人神往的世界，《故事会》的编辑在那两间小小的屋子里，几十年如一日，埋头编刊，淡泊名志，头上的青丝不知何时竟染上了银霜，以致在退休之后，心中还挂记着这本刊物。
　　编辑们在多年的办刊中都知道，一本群众通俗读物，一本以“讲”故事为主的刊物，实际上所宣传的就是一种文化，一种思想，也是一种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的体现。因此，她必须从人性出发，去挖掘、开拓民族文化中最精髓的东西。
　　对美的赞颂，特别是对心灵美的赞颂，占了《故事会》所发表作品中很大的篇幅。
　　以情动人，是故事引人入胜的十分重要的艺术手段。为了打造令人神往的世界，《故事会》上所发表作品，大都以人物的命运、遭遇、感情、磨难等人类在日常生活中所经常会遇到的问题来吸引人，感染人。用高超的艺术魅力将读者引入其境，并迸发出与作品中人物同喜、同忧、同悲的感情，使读者的心情久久地难以平静。
　　《故事会》在1989年第一期上发表了崔陟所写的一则故事，叫《麦子长出来了》，便是这方面的一篇代表作。
　　故事说的是汤河边羊尾巴根村里有个女人名叫陶燕婷。在解放战争时期用生命将游击队长左力魁救活，解放那年两人结婚，可是，到了省城做官的丈夫后来便用欺骗的手段与她离了婚。
　　村子里有个老实忠厚的光棍汉万东明偷偷地爱上了这个可怜的女人，可是，他却穷得连衣裳都没有一件像样的。陶燕婷看在眼里，便时常帮助他缝补衣裳。一来二往，两人也就心照不宣地好上了。
　　可是村里有个恶棍名叫万宝昌，却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将这个可怜的女人强奸了。就在他得手之时，却有一个人破门而入，此人正是深爱着陶燕婷的老光棍万东明。万东明见状，只在自己的胸口上猛击了几拳，一跺脚跑了。
　　不久，村里派万东明与侄子万长山去修水库。万东明突然对侄子说：“今儿个吃了晚饭扛着大镐上我这儿来。”侄子不知何因。万东明说：“刚才我出去转了一圈，谁家的自留地上的麦子都种上了，只有你婶子（陶燕婷）的地还没有种。”当晚，在月光下，叔侄二人就将陶燕婷的二分自留地种上了麦子。万东明用手抚摸着整平的土地，喃喃地说：“小雨下过好几天了，不知麦子还能出来吗？”
　　在工地上，万东明总是担心着陶燕婷地里的麦子。谁知在排除哑炮时，他却不幸受伤，养伤中仍担心着陶燕婷地里的麦子。
　　一天晚上，侄子万长山发现伤重的万东明突然不见了。就追出工棚，只见在去羊尾巴村的路上，伤重的万东明头也不回地朝前走着，当走到陶燕婷的自留地时，“咕咚”一下就摔倒了。月光下，只见碧绿的麦苗密密匝匝、整整齐齐地钻出了地面，万东明手里攥着麦苗，一动不动。
　　忠厚老实的万东明，他掂着陶燕婷，掂着她那自留地里的麦子。他凭着最后一口气，硬是神奇般走回村来，亲眼看见麦苗真的长出来了，他才安心地死去。
　　这则故事内容充实，对于当年中国北方乡村的描写也很生动，这里我只能作简单的复述。作者崔陟当时还在河北农村，他当过知青，与农民曾同睡一张土坑，同吃一锅稀粥，深深地了解中国农民的纯朴与善良。在乡村的岁月里，这些纯朴的灵魂曾经一次又一次地震撼着他的心。那些纯朴美丽的灵魂，便是他所神往的美好世界，因此他将这则故事写出来，使更多的人在读这则故事时，同样也在自己的心灵深处，留下了美丽的记忆。
　　与万东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陶燕婷曾经救过命的那位“游击队长”，是这位“游击队长”灵魂深处那令人不齿的东西。这种强烈的对比中，美与丑，善与恶，在读者的心灵深处默默地进行分辨，读者在轻轻地触摸这些文字的同时，也在轻轻地敲打着自己的灵魂。
　　这是当时的任何一篇通俗文学作品所不曾写过的故事，这是一首人物美丽心灵的赞歌，这篇充满着美好人性的故事，远远地超过了那些“三点式”的“通俗”之作，发表这篇作品的《故事会》能够受到读者的喜爱，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还有一则故事叫《情断试心河》，发表在1989年第六期《故事会》上，作者龙江河擅长写悲剧故事，在一幕幕的人间悲剧中，让人从中感受到一种美感。
　　故事说的是石溪镇商店的一位姑娘，在镇中心的大樟树上贴出了一张大红的“征婚广告”：“本人情况镇人皆知，无须介绍。因我不慎，四天前一只金戒指指遗落试心河，若有哪位未婚男子能下河捞起，我将无条件地嫁给他。决不食言。”
　　这姑娘名叫黄珍，是镇上出名的美女。
　　接着，便有十几个身强力壮的青年人下河去捞。一周之后，这些人什么也没捞到，便一个个退出角逐，都不再去捞了。最后，宽阔的河面上就只剩一个人了。
　　这人不是别人，正是被黄珍“淘汰”的昔日恋人唐强。在山里寒冷的季节里，唐强仍坚持要往河水里跳，黄珍冲上去一把拉住唐强的手说：“我、我骗了你，河里根本就没有金戒指……”可是，唐强却不听这些，仍坚持跳下了河里，继续摸那枚金戒指。
　　人们见了之后，都说这个唐强太傻，那完全是黄珍弄来骗人的，现在这种专门捉弄人的姑娘多的是。

第二章第一次挑战 （10）

谁知二十多天之后，唐强终于在河中捞出了一枚金戒指。
　　看着这枚戒子，一股热浪从黄珍的心中升起：天上星星数不清，可是月亮只有一个；天底下有金钱的有地位的男人多得像星星，可是真正理解自己的只有唐强一人。真是万两黄金易得，人间真情难觅……
　　如果这个故事就到此为止，那么这也只是古往今来千万个爱情故事的重复，也不会在人们的心中留下太多的东西。
　　为了让这个故事提高品位，在读者心中留下一片难忘的晴空——让读者有所收获，有所思索。编辑与作者共同商量，决定跳出过去爱情故事的窠臼，挖掘具有现实意义的主题：
　　……正当黄珍姑娘要向唐强表白自己的爱情时，却遭到了唐强的拒绝。他摇摇头说：“男女之间除了爱情，更多的还应该有理解，我同你热恋了一年多，深知你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从来不说假话。尽管镇上人对你议论纷纷，我却可以断定，你的金戒指一定躺在河底，这事如果不弄个水落石出，以后你在镇上将永远无法抬起头来。因此，我有责任为你澄清！理解毕竟不等于爱情！”
　　一个令人神往的美好心灵，就这样不动声色地、顺应故事情节地展现了出来，没有一点雕刻的痕迹，没有一点空洞的说教，故事所产生的美感，如余音绕梁，在人们的心中久久回旋。
　　优秀文化对于人们灵魂的滋养，就如同春雨，真正是润物细无声啊！
　　向往与追求，构成了人类丰富而复杂的内心世界。这种内心世界在实际生活中，不断地支配着人们的行动。因此，故事在赞颂人类美好心灵的同时，也不能忘记对于丑恶行为的指责。
　　这同样也是一个令人神往的世界。
　　人们在这个世界里，应该看到丑恶被受到指责，践踏人性会受到惩罚，恶魔会受到驱逐，正义之剑在这里闪闪发光。
　　1988年，中国大地上到处都在冒出来许多“万元户”，《故事会》在这年的第一期上，发表了一篇《算出来的万元户》，读后真是让人啼笑皆非。
　　故事说的是山坡乡，这是全县出名的穷乡。可是县里要开万元户表彰大会，让各乡报名单。这可让乡长发了愁，就找到前几年做烧饼卖的王老万。将他家的母猪、猪崽、羊、就连家里吃的粮食和准备烧窑盖房的土坯都算成了钱，被报上去成了万元户。谁知到县里开会前后，报纸上一宣传，收税的，要赞助的，把本来就很穷的王老万给弄得更穷。待他在县里开会回来，谁知一场大雨，将准备盖房用的土坯都给“泡了汤”。当乡长前来看望生病的王老万时，王老万长叹一声：“哎，你这小子把我害苦了！”
　　这是一声切肤之痛的长叹，也是一声无可奈何的长叹。这声长叹是一声控诉，是一声心灵深处暴发的闷雷。中国老百姓受够了浮夸风的苦，吃够了弄虚作假的罪，这个为了自己仕途不管老百姓生死的乡长，都会受到人们的指责。人们心灵深处的世界里，就在这则欲哭无泪的故事中，接受着一种良心和道义的呵责：千万不能做那样的人！
　　在一些通俗文学将不堪入目的文字当成“宝贝”展现给读者时，当这样的刊物形成一种浪潮涌来时，《故事会》的编辑们，就是这样在他们所编辑的作品中，不断地打造着一个令人神往的世界。
　　读者对这个“神往的世界”反映如何呢？
　　2002年11月的一天，编辑姚自豪收到一封厚厚的来信，拆开一看，里面是一叠投给编辑部的稿子，稿子的上面附着一封信。
　　这不是一篇普通的来稿和信件，它寄自电网密布的大墙之内，出自于一个囚犯之手。
　　正是《故事会》上一篇篇生动感人的故事，正是那一个个由作者和编辑所精心营造的世界，使这位正在服刑的犯罪之人，在接受管教的同时，从阅读《故事会》上的故事，将他的心灵引向了一个神往的世界，在那里，他的灵魂得到了一次从未有过的洗礼。
　　他在这封2002年10月30日的来信中写道：“……姚老师，我想说的是，如果没有你（的帮助），就不会有我今天的成绩。如果没有你和《故事会》（老师们）的关心、爱护、还有帮助，或许我还在沉沦。这些，我将永远铭记在心！”
　　是的，只要他永远铭记着编辑老师们为他和千千万万读者所打造成的、那个令人神往的世界，就一定能够勇敢地重新站起来，面对生活，笑对人生。
　　现在，他已经成了这大墙里的“名人”，平时除了服刑，听从管教，反省之外，他还爱上了写故事，不断地给《故事会》投稿。近半年，他的作品先后在《中国青年》《辽宁青年》等刊物上发表，其中的一些作品，还被《读者》《东西南北》《文摘周报》等报刊转载。同时，他的事迹也在全国一些大杂志上作过专题报道。
　　就在他写这封信之前的一个星期，在大墙内他还接受了一家省级电视台“法制时段”的专访，录制了《大墙内外》的专题片。
　　这位在大墙内给《故事会》编辑来信来稿的作者名叫杨晓海。
　　有一位名叫刘天增的读者，家住内蒙古右前旗土贵乌拉镇，他在给《故事会》的来信中是这样写的：
　　一个月前，我得了一场大病，出院后仍然不好。后来，又请几位大夫诊断，都说不出还有什么病，可是我总感到四肢乏力，精神不振，整天在家（里的）炕上，不是睡觉，就是坐着，有心做点营生，可是又不能做。一天让我的孩子借了一本书来，我接过一看，是一本《故事会》。我就翻开正文看起来。看了一篇又一篇，都感到很好。“吃饭了，爸爸。”“噢。”我嘴里答应着，手里确（却）放不下书。“还不吃饭？都凉了！”伸手把书夺过去了。我一看是老婆，她瞪着眼：“有什么好看的？饭都不吃！”“可好看呢！不信我吃了饭给你讲一个故事。”我吃过饭就给她讲了《杨志福觅爱》。她们听了笑得都合不上嘴，高兴地说：“好故事，好故事！比去看电影还解闷呢！又不用花钱，又不用跑腿。”后来，我又去借了几本一一看过了，都感到很好，每天有《故事会》作伴，我也不觉无事可做了。现在，我每天在家读《故事会》，然后又将里面的故事讲给家人和邻居听，人也不知怎么有了精神，家里的业余生活也变得有趣了。这都是《故事会》的成效，我要感谢《故事会》。《故事会》真是一本好刊物。
　　这就是一位读者，在《故事会》这个令人神往的世界里的真实故事。我如果不是亲眼看到这封读者来信，真以为自己读的是一篇神话
　　读者在这里神往的是人性的美丽，灵魂的美丽，是不断地提升着自己的美丽。
　　人的心灵在这本小小的刊物里找到了依托。
　　这是一片没有被“洪水”卷走的绿色的家园。
　　因此，在1985年前后，虽然一开始《故事会》的订户有所下降，但是这种形势只持续了半年多，《故事会》的订户便开始出现了回升，最后竟然超过了以前的订数，在1986年、1987年、1988年这三年里，月发行量都保持在四百四十多万册以上。从1984年到1986年，在这竞争最激烈的三年中，《故事会》连续三年发行量居全国期刊之首。为此，《人民日报》曾发表了《故事会的发行量为什么能猛增？》的专题文章。《光明日报》也以头版头条位置发表评论员文章及长篇通讯，对《故事会》的办刊方针进行了肯定。
　　这一事实雄辩地说明，在全国范围内，每月最少有上千万的读者对这本刊物情有独钟。在“通俗文学”及其各种通俗期刊大潮涌起的时候，同样是作为一本通俗读物的《故事会》，不靠“枕头”，不靠“拳头”，却能在发行上超越“两头”书刊的发行量。这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作品深刻的思想内涵，精益求精的艺术追求。在这本小小的刊物里，不仅有读者需要的娱乐性与知识性，同时还有读者需要的观赏性与趣味性，具有提高人的生活质量，陶冶人的精神情操，塑造人的美好灵魂所必须的钙、铁、蛋白质以及多种精神微量元素。人们的心灵深处需要她的滋养，人们的情感需要她来倾诉，她适应了中国正处于“初级阶段”的国情，在一本薄薄的刊物中，照顾了社会各阶层、多元化的审美要求。因此，才能够成为一本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畅销读物。

第二章“第二次浪潮”（1）

在1963年7月《故事会》创刊之时，全国也就独此一家故事期刊。在经历了近二十年的风风雨雨之后，进入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全国的故事类报刊也屈指可数。可是，到了八十年代中期，直到九十年代，在短短的十年间，故事类报刊却如同雨后春笋般出现，仅在上海滩上就有了好几家，全国几乎每个省都有一家故事类的报刊。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这种报刊还在增加。
　　《故事会》在神州大地独领风骚的局面已不复存在。
　　这是《故事会》的主编何承伟和编辑们所始料未及的……
　　1．把“根”留住
　　编辑们都吃惊地瞪大了眼睛。
　　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在经历了与“通俗文学”及各种通俗期刊的激烈竞争之后，编辑们还未回过神来，令他们意想不到的“第二次浪潮”，再一次向《故事会》提出了挑战。
　　在1963年7月《故事会》创刊之时，全国也就独此一家故事期刊。在经历了近二十年的风风雨雨之后，进入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全国的故事类报刊也屈指可数。可是，到了八十年代中期，直到九十年代，在短短的十年间，故事类报刊却如同雨后春笋般出现，仅在上海滩上就有了好几家，全国几乎每个省都有一家故事类的报刊。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这种报刊还在增加。
　　《故事会》在神州大地独领风骚的局面已不复存在。
　　这是《故事会》的主编何承伟和编辑们始料未及的。
　　编辑们怎么能不感到吃惊呢？仅从1984年下半年的统计，全国故事类刊物已多达六七十种。除此之外，故事又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即从刊物向着报纸延伸。《中国故事》《故事世界》《故事大王》《故事林》《故事家》《外国故事》《古今故事报》《今古传奇·故事版》等等，这些新创办的故事类报刊，让人顿感“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全国故事类报刊的迅猛发展，使《故事会》的编辑们感到由衷的高兴。这说明由他们所亲手编辑的这本刊物，经过多年来的不断努力，不仅在读者中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同时也在全国的期刊同行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故事这种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民族文化，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关注。
　　在高兴的同时，编辑们又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刊物。如何在此激烈的竞争中求得生存与发展，成了摆在面前的一个相当实际的问题。
　　如果说上一次与“纯文学”和“通俗文学”及其期刊的竞争，主要表现在争夺读者抢占市场的话，那么，这“第二次浪潮”则是直奔主题，出现了“弟兄们”毫不客气地与《故事会》分割“蛋糕”的局面。
　　“故事”本是同根生，手足相煎何太急？
　　然而，市场是无情的。《故事会》巨大的发行量，在诱惑着新故事类报刊不断诞生的同时，也使一些处于困境中的期刊纷纷改变办刊方针，经过改头换面，向着故事类期刊靠拢。
　　这些从故事的母体中所衍生出来的刊物，林林总总，五光十色，令读者眼花缭乱。
　　读者将如何选择？
　　老牌的《故事会》很有可能要遮蔽在这一片新生的故事丛林。
　　《故事会》的编辑们面对着如此多的“亲兄弟”，该怎么办呢？
　　经过反复的思考，编辑部形成了一个共识。在这场新一轮“亲兄弟”之间的竞争中，印数是要追求的，因为印数的萎缩就是市场的萎缩。但是，作为一个有远见的编辑，决不能把印数当成包袱来背，以致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在忙乱中乱了自己的阵脚，丢掉了自己经过艰苦摸索而形成的一套切实可行的办刊方针和编辑方法，以至于不顾自己刊物的特点，盲目地去追求、模仿所谓的畅销作品，扔掉了自己多年以来生存的根基。与此相反，《故事会》应该在这个时候充分发挥自己的长处，力求在激烈的竞争中，使刊物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刊物要想得到发展，就必须得有自己的根基，就不能做墙头上的草。一句话，要把自己的“根”留住。
　　什么是《故事会》的“根”呢？
　　何承伟认为，除了积极健康的思想内容之外，《故事会》最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其作品的口头性，要便于老百姓记忆和口头流传。
　　这，就是《故事会》的“根”。
　　留住了这个“根”，《故事会》就能成长。
　　离开了这个“根”，《故事会》就会死亡。
　　通过前一阶段的实践，《故事会》已经形成了一个明确的办刊方针，力争将她办成一本新时期的口头文学刊物。因此，《故事会》的“根”，简单地说就是她的口头文学性。刊物上所发表的作品，尽量做到让读者看了一遍就能记住，并且能够很快地复述出来。要做到这一点，不仅仅是一个语言口语化的问题，同时还涉及与口头传播相适应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这就要求刊物所发表的作品尽可能地从内容到艺术与故事传播者的思想和艺术口味保持一致。
　　这件事情说起来简单，但是要真正做到却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因为同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有其两重性一样，与其他的文艺形式相比，口头文学有它独特的长处，同时又有它与众不同的短处，如何更好地解决这个“长”与“短”之间的关系呢？
　　何承伟对编辑们提出，《故事会》的艺术风格就是要使所发表的作品，节奏明快，情节凝练，生动活泼，亦庄亦谐，易记易讲。
　　人生最强大的力量都是对手给的，对手有多强，你就有多强，或者比对手更强。《故事会》在新一轮分割“蛋糕”的竞争中，决定仍然坚持走自己的路，紧紧地围绕着“根”来做文章。
　　节奏明快，情节凝练，是《故事会》作品的一大特点。
　　节奏原本是音乐的术语，指一部音乐作品中交替出现的有规律的强弱、快慢、长短现象。这一术语被应用到故事创作中，那就是在作品中要根据情节的发展和人物的刻画来决定快慢程度。
　　故事作品在节奏上有一个十分明显的特点，那就是情节的发展力求干练、明快，切忌拖拉。在极短的篇幅内表现出极为丰富的内涵，这也是故事与小说和其他叙述类文学作品所不同的一点。
　　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并非一件轻松之事。
　　夏一鸣曾经向著名作家陆文夫约过稿子，请他为刊物写一篇故事。在此之前，夏一鸣邮去了几本《故事会》，并附上了约稿启事。
　　陆文夫的稿子写好后，夏一鸣一看，整个文章有六千多字。作为当代的著名小说作家，陆文夫的稿子肯定是写得不错的。但是，《故事会》有她自己的办刊原则，就是名家的稿子来了，也得遵循这个原则，才能适合刊物的读者群。
　　于是，夏一鸣便与陆文夫商量，希望他能对这个故事做些“减法”，在节奏上更明快一些，情节上更凝练通俗一些，将这篇故事压缩到三千字左右。
　　陆文夫写稿有个习惯，一向是经过深思熟虑后才动笔的，写好之后一般很少改动。过去一些报刊向他约稿，都是写好后拿去就用了，没曾想到《故事会》这位年轻的编辑竟提出来让自己将稿子再作一些修改。
　　陆文夫感到有些为难。
　　夏一鸣再次与陆文夫商量。根据故事的特点，他对作品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
　　陆文夫似乎心有所动，他最后接受了夏一鸣的意见，便自己动手将稿子改成了仅有三千多字的一篇故事。
　　这篇名叫《签名售书》的故事发表之后，受到了许多读者的喜爱。
　　《故事会》的每一个编辑都是这样，严把稿件的质量，牢牢地将这本刊物的“根”留住。
　　稿件是刊物生存的一种资源，而一些有一定影响和知名度的作者，则是源源不断地生产这些资源的源头。爱护作者，关心作者的成长，这是《故事会》两代编辑的传统。但是，有时为了刊物的“根”，编辑们却又几乎到了毫不留情的地步。
　　崔陟是《故事会》较有影响的老作者，同时还是刊物聘请的特约编辑，他二十年前就一直为刊物写稿，大小总共在《故事会》上发表过几十篇作品，在故事创作的圈子里，也已经是一位名人了。
　　就是这样的作者，也没能逃脱退稿的命运。
　　崔陟写了一篇题为《无悔的真情》的故事，说的是战争年代，有一位打入敌人内部的地下工作者，与组织失去了联系，后来被当成汉奸打死。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其妻才说出真相。
　　稿子写好后邮给编辑鲍放。鲍放看后认为这篇稿子时间跨度太大，结构不够紧凑，就希望他能做一下改动，将故事尽量写得更紧凑一些。
　　崔陟改后，再次将稿子邮来，鲍放仍不满意，便将稿子退了。
　　现已是文物出版社编辑室负责人的崔陟，说起这事还十分感慨。这篇故事如果改作一篇小说，也许还有某些价值，但作为一篇故事，的确存在着鲍放所说的毛病，在情节上不够紧凑，因此也就不易让人们记住和流传。
　　不易让人记住和流传的故事，那就不是好故事了。
　　范大宇参加《故事会》在浙江桐庐举办的创作班时，带去了一篇将近九千多字的故事。本以为这篇自己花工夫写成的故事，一定会很快地通过。谁知到了那里一看，编辑吴伦将所有参加会议的作者作品都收齐后，就对其作品进行了编号，同时将作者的名字隐去。
　　范大宇不解，问道：“为什么要这样？”
　　参加会议的特约编辑吴文昶说：“这要对你们这些作者考察一下，看是不是有两‘刷子’。同时也是体现《故事会》一贯的作风，在稿子面前人人平等。”
　　范大宇参加过不少刊物的笔会，像《故事会》这样认真地对待作者、对待作品的笔会的确是不多。开始满怀信心，现在不觉心中感到没有底了。

第二章“第二次浪潮”（2）

　经过编辑和专家们的无记名评选，结果范大宇这篇名叫《眼睛的故事》的作品，被定在了必须修改之列。
　　吴伦当即找范大宇交换意见，并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方案。
　　范大宇当晚便埋头改稿，一直改到下晚的两点多钟。根据吴伦提出的要通俗化，口语化，易讲易记的原则，终于将稿子改完。
　　第二天，吴伦看了修改稿后仍不满意，又再次与范大宇商量，并亲自动手修改了这篇稿子，同时将题目改为《失明之后》。
　　为了把“根”留住，编辑们就是这样认真地对待每一个作者和每一篇作品。
　　这篇作品在《故事会》上发表后，得到了一致的好评，在1991年中国最佳故事的评选中， 这篇故事从参选的一千多件作品中脱颖而出，荣获中国当年度的最佳故事奖。
　　在采访中，范大宇感慨地说：“吴伦对这篇作品是下了很大功夫的。”
　　何承伟认为，一本刊物要赢得读者的喜爱，一定要有鲜明的个性。
　　生动活泼、亦庄亦谐、易记易讲，是《故事会》作品的另一大特点，也是《故事会》的一个鲜明个性。
　　如果一篇故事写好之后发表了，也就是说将其投放到文化市场，但却无人问津，不能引起读者的兴趣，那么这则故事从发表的那一刻开始就已经死亡了，因为它已没有了自己的“生命”。故事必须生动活泼、诙谐有趣、寓教于乐、引人入胜才能具有生命力，这也是编辑们在多年的办刊实践中所“悟”出的一个道理。
　　1984年第十期的《故事会》发表了读者虞大明的一封来信。这位读者在来信中写道，他“开始对《故事会》总瞧不上眼，总觉得它不太适合我这个大学生的需要。”可是，一个偶然的机会读了这本刊物，从此便成了“每期必读的虔诚读者”，接着又“退了许多杂志，但对《故事会》却视之如珍。”
　　是什么原因使这位大学生如此着迷呢？他在来信中写道，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这本刊物“新颖动人，很有趣味”。
　　《故事会》所要求的故事，大都是趣味高雅，不造作，不俗气，亦谐亦庄，趣味性里蕴藏着很深的思想内容。
　　山西太原的作者徐洋突然接到编辑部吴伦的一个电话，说他投去的一篇名叫《厕所轶事》的稿子不错，但主编何承伟认为还必须要进行一些修改才能发表，让他去一趟上海。
　　徐洋顿时有些傻眼了，一篇只有一千多字的小故事，却要专门为此去一趟上海，而且一路来去的吃、住、行费用，都由编辑部承担，这值得吗？
　　徐洋在犹豫中踏上了去上海的路。
　　到达编辑部之后，徐洋一下子成了中心人物，从主编到编辑立刻将这位远道而来的作者围在中间，共同探讨对那篇稿子的修改意见。
　　就这样，为了一篇只有一千多字的稿子，徐洋在上海整整地呆了五天。可是，作品改完后仍然得不到编辑们的满意。
　　徐洋再次修改，仍然未通过，只好“打道回府”。
　　几年之后，徐洋打开新到的《故事会》，一看上面竟意外地发表了自己的一篇文章，题目叫《公共部位》。他不觉认真地看起来，连他自己都被故事生动活泼的情节吸引了，那风趣幽默的故事，使他看后不觉捧腹大笑。
　　这篇故事就是在他那篇《厕所轶事》修改稿的基础上经过再次；加工而成的，作者名字仍然是他自己。
　　这“坛”经过作者和编辑多年酿造出来的“陈年老酒”，自然是会香飘万里！
　　可是，在众多的故事类报刊中，又有多少愿意像《故事会》一样，花如此多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来反复地修改这篇只有一千多字的小故事呢？
　　河南有位名叫刘金涛的作者，过去一直是写小说的。见他所在学校的许多学生都喜欢看《故事会》，于是便向这本刊物接连不断地投稿。可是，不到一个月时间，就收到编辑部的几封退稿信，这些给他退稿的编辑分别是冯杰、夏一鸣、吴伦、鲍放。虽然是退稿信，但都是手写的，信也写得很长。这些编辑们向他提出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他的所有稿件都很有文学性，但是却都缺乏故事性。作为小说是可以的，但是作为故事类的刊物，就不太欢迎这样的作品。因为这样的作品一旦发表，就会影响刊物的可读性、传播性，建议作者多看一些故事类的刊物，加强对于故事这种文学样式的了解，使其作品真正地达到生动活泼、亦庄亦谐、易记能讲的标准。
　　刘金涛作为一名业余作者，过去在收到一些编辑部的退稿时，大都是一张铅印的纸条，何曾见过如此一针见血说中要害的“手稿”。他在感动之余，便下决心潜心研究故事。
　　经过几年的努力，在1994年，他终于接到了《故事会》的第一张用稿通知单。
　　理之有趣，情之可喜，貌之悦目，行之逗人，这便是何承伟所提倡的“谐”。
　　《故事会》对于作品中人物的一言一行，情节的一张一弛，乃至于一个细节的设置，一句幽默语言的应用，都是下了很大功夫的。同时为了增加故事“谐”的力量，作者还经常会在故事的发展中巧妙地插入一些“噱头”，用以逗人发笑，这些努力的目的，都在于要通过故事去激发起读者的心声，使其在故事的吸引下，以达到雅俗同观，智愚共赏的目的，与故事中的人物一同悲、喜、怒、惊、奇，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让心灵经历种种不同的心理历程，得到一种心灵的愉悦和感动。
　　但是，这种“谐”又绝不能太俗气，不能太圆滑，太没有文化品味，一旦超过了一定的界限，就会变成了世俗，变成了荒唐。因此，“庄”便成了与“谐”相辅相成的一个重要方面，成为支撑一则好故事的两根支柱。也就是说，故事的趣味性不应该是孤立的，它必须同故事的思想性相结合，在“谐”的后面蕴藏着深刻的思想内涵。
　　还有一个故事，更能说明《故事会》的编辑们在坚持刊物的生动活泼、亦庄亦谐上所下的功夫。
　　河南郑州有位作者名叫曲范杰，曾写过一篇名叫《新娘教子》的荒诞故事。说的是有一个村干部有腐败行为，其母亲看在眼里，忧心忡忡。母亲去世之后，灵魂附在本村一个新娘子身上，借新娘子之口，历数儿子的种种不端行为，告诫儿子悔过自新。儿子的“隐私”在大庭广众面前暴露之后，只好忍痛退出不义之财。事隔不久，东窗事发，其余村干部因贪污受贿落入法网。这个儿子则因为退赃在前，免受处罚。原来其母生病之时，曾与新娘子同住一间病房，说出对儿子的担忧。那新娘子曾经演过戏，有模仿能力，后来以鬼魂附身为名，模仿其母亲的口气代为教子。
　　这篇故事的思想内容无疑是健康的，故事的情节也生动有趣。但是，编辑们认为就这样发表出去，“谐”有余而“庄”不足。
　　一篇短短的故事，总共不过一千多字，怎么办呢？
　　在这则故事的结尾，作者是这样写的：事后新娘子见到那位村干部，用开玩笑的口气解释，我在昏迷中当了你的娘，想起来真不好意思。村干部红着脸说，过去的事就别提了。
　　编辑在修改时，为了使这篇诙谐风趣的故事更加厚重，达到刊物一贯坚持的办刊要求，便将这最后一句改成了：那村干部说：“谁让我重新做人，谁就是我的亲娘！”
　　就此一句，改得是何等的好啊！
　　这就是《故事会》的编辑们在故事类报刊群雄凸起，竞争日渐激烈的情况下所持的态度，这就是《故事会》所坚持的办刊方针。
　　正是由于这样，《故事会》的“根”才会在众多的读者中越扎越深，才能在故事群落中独树一帜，迎风猎猎。
　　正是由于这样，《故事会》以其独特的内容与形式，在全国数以千计的期刊中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在众多的故事类报刊中独领风骚，被中国故事界认为是“新故事中的一派”。
　　由于《故事会》多年以来，一直坚持自己鲜明的口头性的艺术特色，使这本刊物的可读性大大加强。因为适合于口头流传的作品，一般来说其可读性也必然是很强的。否则，读者在阅读时都感到困难的作品，是绝对不会不胫而走、广为流传的。
　　《故事会》巨大的发行量，与她坚持口头性的特点是有着密切相连的关系的。

第二章“第二次浪潮”（3）

2．生命诚可贵
　　“讲了几十年的故事，上了瘾，不讲还真有点不自在。可是近些年来也有点苦恼，能讲可听的故事实在太少。翻开各式各样的故事杂志来找，真正的故事少，冒牌的故事多；有些故事本来是不错的，但经过作者们的妙笔精心打扮以后，很有点不伦不类。这实在令人遗憾！
　　“《故事会》编辑部大概也轧出了这个苗头，于是设置了‘东方夜谈’这个讲台，要我登台讲一些真正属于故事的好故事，而且让我到全国各地去寻找和挖掘各种各样的故事，然后奉献给大家。我想，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而且我们这个民族有讲故事的传统，也有编故事的能耐，不信找不到大量的故事精品。
　　“任务是接受下来了，并决心尽力把故事讲好。但我有个要求：你认为不错就拍几下手，给我鼓鼓劲；要是觉得有啥不对劲，也不用客气，给我指点指点，以便改进。更希望大伙支持的是，如你那里有啥好故事，请给我打个招呼，或者用文字记下来寄给我，请放心，我只是拿来讲，绝不‘贪污’你的版权。
　　“如果得到大伙的支持，这‘东方夜谈’肯定能‘谈’出点名堂来。考虑到我讲的故事，是要让大家在茶余饭后讲的，所以，我打算讲各种各样的故事，让大家选择、鉴定。哪些故事最受欢迎，希望能及时告诉我……”
　　在1991年第一期的《故事会》上，创办了一个新的栏目，名叫“东方夜谈”，并请全国著名的故事大王吴文昶来主持这个新开设的栏目，上面所引用的一段话，便是吴文昶在主持这个栏目上面的一段“开场白”。
　　为何此时要开设“东方夜谈”这个栏目？
　　吴文昶在前面已讲得十分清楚，那就是故事发展到这个时候，“翻开各式各样的故事杂志来找，真正的故事少，冒牌的故事多；有些故事本来是不错的，但经过作者们的妙笔精心打扮以后，很有点不伦不类。”“能讲可听的故事实在太少。”开设这个栏目的经过与构想，我在后面还将专门写到。这里我想提到的是，《故事会》在这场切割“蛋糕”的竞争中，早已将刊物的质量提高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位置。
　　这就是：质量是刊物的生命。
　　正是为了提高刊物的质量，《故事会》不但新增了“东方夜谈”这个栏目，仿效《天方夜谭》《十日谈》的形式，由东方人讲古今中外的新奇故事，同时坚持将每期准备发表的故事，由吴文昶等善于讲故事的作者，在群众中先口头讲一遍，在听取了听众的反应之后，再请作者进行修改，然后再到群众中去讲，达到基本满意了才在刊物上正式发表。
　　这些“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故事，一篇篇都是经过了千锤百炼的精品，发表后自然会受到读者的喜爱。
　　要将这项工作做好是多么的艰难！
　　通过到群众中去演讲故事，使编辑们发现了许多问题。
　　有时在书面文字上读来很不错的作品，可是故事演讲者在演讲时却很难记住，表达出来也不生动。而一些在编稿时看似粗糙平淡的语言，在进行口头演讲时，却可以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往往会引得听众捧腹大笑，更增加了故事本身的感染力。
　　编辑们大都是“秀才”，可是为了提高刊物的质量，有时也会“赤膊上阵”，亲自演讲经过自己修改的故事。在通过稿子时，经常也会出现让责任编辑将所编的作品用讲故事的形式复述一遍的情况。这样，编辑在编时就不能只是坐在办公室里凭空想像了，就必须得设身处地为演讲者与听众考虑，这样编出来的稿子通过刊物投放到市场，自然是对路的了。
　　这是《故事会》编辑们所练就的一套“内功”。
　　这种“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编辑方针，对于那些经常在群众中演讲故事的作者也不例外，就连吴文昶这样著名的“故事大王”的作品，同样也要经过这一道程序的检验。
　　有一次，吴文昶写了一篇名叫《李二苟做官》的故事，邮到编辑部后，何承伟看了认为故事素材很好，写得也不错，但就是在细节描写上粗了一些，因此让其到上海来改稿子。
　　吴文昶来了后，编辑部的吴复新、陈中朝、言永祥以及特约编辑吴伦、黄宣林、饶明华六个人与他一同研究修改作品的具体办法，并给他出主意。那时正是隆冬时节，天气又冷，研究完后又将吴文昶送到沪西工人影剧院招待所，让他安心在那里改稿。
　　经过两天的时间，吴文昶将这篇四千多字的稿子修改结束。
　　按理讲，作为在全国故事演讲知名度极高的吴文昶，在他的作品正式发表之前，完全可以免去在群众中先进行演讲这道程序。可是，这篇故事改完后，吴文昶又在上海的故事沙龙里当众演讲了这篇故事，征求听众的意见，然后才落笔定稿。
　　紧紧围绕着提高故事质量进行的这种审稿程序，大大地提高了稿子的质量。吴文昶这篇故事经过这么一“折腾”，竟由一篇一般的小故事，成了一篇故事精品，在1987年第六期《故事会》上发表后，立刻受到了读者的好评，并获得了该年度《故事会》优秀作品二等奖。
　　将创作的故事先到群众中去进行一次演讲，其好处显而易见。
　　能够即兴地进行演讲，这是故事与其他文学形式不同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个“重要方面”，被《故事会》编辑部开发到了极限的程度。这种作者与听众进行的面对面的直接交流，还可以从听众面部的直接表情找到答案，察觉到故事效果的好坏。听众是眉飞色舞，还是无动于衷；是吃惊发呆，还是点头称是；是拍案叫绝，还是不辞而别。讲到哪里大家会哄堂大笑，哪里又会屏声静听；有谁在对此窃窃私语，又有谁按捺不住要发几句议论等等，通过察言观色就可以知道故事作品的好坏，以及发表后在读者中影响的程度。因此就可以在发表之前，对一些在演讲中发现的问题进行必要的修改，乃至于改变情节，修改细节，增删内容，直到你面对着的听众认为满意为止。
　　除此之外，演讲中听众的情绪有时也会触发作者的灵感，一些原来个人创作时冥思苦想而不能解决的问题和精彩场面，就会突然“跳”了出来，使故事作者获得异外的收获。
　　《故事会》上所发表的故事，就是这样千锤百炼中变成了一篇篇的精品，从而使这本刊物赢得了广大的读者。
　　作为主编的何承伟，在工作的实践中深刻地认识到，要想提高刊物的质量，在故事类报刊不断涌现的形势下，没有一支优秀的编辑队伍是不行的。要提高刊物的竞争力，就必须抓好编辑队伍的建设，使这支队伍成为一个坚强而有战斗力的集体。

第二章“第二次浪潮”（4）

　　应该说，对于编辑队伍建设，早在《故事会》创刊时就已经注意到了，经过多年的努力，逐渐形成了一种优良传统。早期的编辑李中法、钱舜娟、顾乃晴等，都具有较强的业务水平和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为办好这份刊物花费了大量的心血。但是，随着老同志的一个个退去，市场经济大潮的不期而至，接班的新编辑能否像前人一样地对待这份工作，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了。
　　首先是接班的编辑们大都是科班出身，过去从事的大都是与故事联系较少的别的领域的文学研究，对《故事会》这样的一本通俗性读物了解不多，因此在从事编辑稿件的过程中就有一个重新学习的过程。
　　再就是社会上对从事这本通俗读物的编辑工作也存在着某些偏见，有的甚至认为这是一种“下里巴人”的工作，没有从事别的编辑工作高雅。
　　何承伟认为，有这些想法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要解决这些思想，光靠说教是不行的，那就是让新来的编辑们多参加一些活动，使他们在工作的实践中认识到自己工作的意义，认识到这也是一门新的学科，只要认真地钻进去，同样也是大有前途的。
　　在各项活动中，编辑部都尽量考虑让老编辑带着新编辑一同参加。通过与作者的接触和共同探讨稿件，通过在深入到读者中听取意见，使编辑们重新地认识到自己工作的重要性，认识到广大读者对刊物的期望，从而加强工作的责任感和荣誉感。
　　编辑队伍的思想和业务水平，对于提高刊物的质量至关重要，没有一支优秀的编辑队伍，提高刊物的质量也只能是一句空话。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刊物之间的竞争实际上是一种质量的竞争；而质量的竞争其实是编辑人员素质、水平与人格的竞争。
　　在不断加强编辑队伍思想和业务素质的同时，《故事会》还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用以保证刊物的质量。严禁采用关系稿，做到在稿件面前人人平等。这一规定，从主编开始实行。何承伟在其所负责的近三十年中，从未向任何编辑推荐过一篇“关系”稿子。
　　为了加强编辑部的内部管理，还制定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编辑制度。
　　在编辑用稿时，除严格实行三级审稿制度外，编辑还要认真填写对于作品的意见，这个意见包括作品的特点分析，修改建议，同时还要给作品“打分”。即编辑在审稿时得给送审的稿子分为A、B、C三级，A、B又有+、-之分，而C仅作为备用。编辑部还规定，每期稿子均需有一定数量的B+。何承伟即使后来担任了出版社的社长，在终审时也同样地给作品进行“打分”，这在中国现在的出版界，恐怕也为数不多。另外对于集稿、审稿、改稿、样稿与作图、划样、发稿、校样、清样等，都建立了一系列的保障性制度，这使《故事会》的出版发行更加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
　　范大宇曾写过一个中篇故事，终审都已经通过了，正准备发排之时，编辑部收到一位名叫李民洪的一篇来稿，同样也是一个中篇，题目叫《温柔的陷阱》，编辑看了之后，认为比范大宇的那篇还要好，于是便决定采用李民洪的这篇稿子。可是，编辑部的用稿通知已经邮出，就此将准备采用的稿子压下来，从人情方面也有些说不过去，更何况范大宇这篇稿子的质量也是不错的。
　　编辑部在最后的研究中，还是决定采用刚收到的李民洪的稿子。道理很简单，编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那就是要把最好的故事奉献给读者。
　　中国期刊市场激烈的竞争，向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只有有了高素质的编辑队伍，才能编辑出高质量的作品，一本刊物才能获得高质量的生命。
　　鲍放收到一篇与众不同的来稿，稿子是写在一本工作手册上的，在这个小小的本子上，作者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文字，很多地方连字迹都很难辨认。
　　在电脑打印稿件已经满天飞的今天，这样的来稿看不看呢？
　　为了不让一篇好稿从自己的手中流失，鲍放将这篇特殊的来稿采用了特殊的办法处理，当天下班后带回家去，在台灯下一页一页地认真阅读。读下来发觉这是一篇题材不错的稿件，只是在许多地方还得下大力气进行修改。于是她又每天埋头在这篇来稿里，花了很大的精力，终于将这篇稿子改成。然后再连同修改稿给作者邮去了一叠稿纸，让作者抄好后再邮到编辑部。
　　这篇稿件的作者是一位刚刚毕业的高中学生，当时在深圳特区打工。他收到来信后非常感动，立即将稿子抄好邮回。
　　这篇名叫《花开花落》的稿子很快就通过终审，在《故事会》上发表了，同年还获得了《故事会》优秀作品三等奖。
　　除了建设一支思想和业务素质过硬的职业编辑队伍之外，《故事会》还注意到组建一支来自业余的编辑队伍，这就是《故事会》的特约编辑制度。
　　《故事会》的特约编辑制度开始于1986年7月18日，刊物创刊100期，在风光秀丽的上海樱花度假村的庆祝大会上，首次聘请吴伦、黄宣林、饶明华三人为特约编辑，并颁发了聘书。到了1990年第八期，特约编辑队伍中增加了吴文昶、崔陟、夏元寿。
　　特约编辑制度是加强稿件质量的一个重要措施。
　　这些被聘请的特约编辑有着职业编辑所没有的许多有利条件，他们是刊物的“第一读者”，了解读者的思想，可以将读者的很多希望带到编辑部，并很快地变成实际行动，使刊物能够紧紧地贴近读者。
　　而且，这些被聘请的特约编辑，大都是在故事创作上较有成就的作者，他们熟悉故事创作的手法，对作品有一定的鉴赏能力。
　　由于特约编辑不离开自己生活的土壤，对自己的那块天地有着与众不同的感情，因此在审阅稿子时，就会很自然地发现作者在作品中对于生活把握的能力，用以填补职业编辑这方面的不足。
　　1989年春天，编辑部收到一篇来稿，作者正在广东打工，名叫李早荣。七千多字的文章订在一叠横线纸上。这是一个农村题材，内容十分感人。看得出作者有生活，但他的文学功底较差，作品离发表的距离较远。编辑部不愿放弃这个作品，决定请北京的特约编辑崔陟出山，原因是崔陟对农村生活比较熟悉。
　　这篇稿子崔陟以一个特约编辑的责任心，几易其稿，反反复复，在北京和上海之间来回了近一年，最后将作品定名为《无悔的选择》，发表在《故事会》2000年第十期上，并获得当年的《故事会》作品奖，发表和获奖作者名字依然是原作者李早荣。
　　这就是《故事会》的特约编辑——一群默默无闻的奉献者。
　　特约编辑和职业编辑很好的合作，使《故事会》形成了一支实力雄厚的编辑队伍，对刊物的“生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江西有一位经常担任这项特殊工作的肖士太，是一位很有功力的故事作者，在《故事会》未聘请特约编辑之前，早就开始帮着刊物做这项“起死回生”的工作了。前面所写到的那个《故事会》发表的中篇故事《蔷薇花案件》，就是经他和黄宣林等“业余编辑”修改后，再由资深老编辑陈中朝和副主编吴复新几经研究修改才算完成。专业和业务编辑的这种合作，使刊物的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
　　为了不断地提高刊物质量，从2000年开始，编辑部又重新制定了更加严格的审稿制度，就是在原有的“三审”制度之外，又创意地实行了“社外审稿制”。
　　何为“社外审稿制”呢？
　　那就是在编辑部将经过“三审”选下来的稿子，再送交出版社以外的有关人员审核。请注意，我这里所说的是“审核”而非“审阅”，那就是这些社外的有关人员，必须对所发稿子的每一个细节进行生活和艺术的“核实”工作。我曾专门参加过一次这样的“社外审稿”小型座谈会，参加审核稿子的张道余等三名社外人员，在正式发稿前对所选的作品进行了最后的评判，提出补充以及批评意见，同时对一些有争议的稿子最后提出是否同意发表的看法，这些社外审稿人员的看法大都会被责任编辑采纳。
　　那么，这些能够参加“社外审稿”的又是一些什么人呢？
　　这些人员都是必须经过资格认证的。
　　他们所具备的基本条件有四条：一是对故事这种文学形式有很深刻的理解；二是有一定的故事创作经验，本人曾经在《故事会》上发表过大量的故事作品；三是时刻关心全国各地与故事相关的刊物，了解当前故事发展的走向；四是有一定的文学鉴赏能力。
　　经过近两年来的实践，证明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好方法。有一些稿件在讨论中，或因没有“挽救”的余地，或因在其他刊物上见到过，或因主要细节与现实生活出入太大，或因主要故事情节已经出现过，而被审核小组否定，有力地避免了作品质量的滑坡。
　　难怪担任了多年编辑工作的鲍放在采访时曾感慨地对我说，要在《故事会》上发一篇稿子，那真是要“过五关斩六将”的！
　　生命诚可贵，《故事会》就是用这样的办法珍惜着自己刊物的生命。
　　一本刊物要想赢得广大读者的喜爱，得到更大的发行量，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必须得有属于自己的生命，这个“自己的生命”便是刊物的独特个性。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本刊物保持了个性，就是保持了自己的生命；丢掉了个性，就是丢掉了自己的生命。
　　纵观近二十年来中国期刊的发展，几次风云变幻，潮起潮落，那些在大潮中折戟沉沙的期刊，无一不是在残酷的竞争中迷失了自己的方向，失去了自己独立的生命。
　　因此，面对着全国故事类报刊的大量出现，《故事会》这本老牌的故事期刊却能稳住自己的阵脚，以质量求生存，以质量求发展，以不变应万变，一直处在全国故事类期刊发行数的领先地位。
　　刊物竞争的一个主要标志，那就是看其发行量的多少，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社会效果。这对于像《故事会》这样类型的通俗刊物来说，表现也尤其突出。纵观《故事会》在如何正确处理刊物发行与质量的关系问题上，是否可以仿照裴多芬那首著名的诗来作一个总结呢？这就是：
　　生命诚可贵，
　　发行价更高；
　　若为竞争故，
　　质量不可抛。

第二章“第二次浪潮”（5）

　3．在“半亩地”上耕耘
　　许多读者都曾好奇地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故事会》的刊名究竟是谁题写的呢？
　　为什么读者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因为仅仅从这刊名的题字上，《故事会》便显出了自己独立的风格，与其他的故事类报刊严格地区别开来了。
　　美术编辑李宝强向我回溯了当年的情况：
　　1980年的一天，上海著名书法家周慧珺刚刚在椅子上坐下，就听见房门外响起了轻轻的敲门声。
　　她站起来走了过去，轻轻地打开房门，见一个年轻人正站在自己的家门前。
　　来人自我介绍说，他名叫李宝强，是《故事会》的美术编辑，今天有事专门来找她。
　　周慧珺不觉有些疑惑，自己从来没有写过一篇故事，《故事会》——自己与她有什么关系？
　　这位著名书法家怎么也没有想到，从这一天开始，自己就与这本中国老百姓所喜爱的刊物结下了不解之缘。
　　李宝强坐下后，便与她闲聊起来。
　　在闲聊中，李宝强向后来担任上海书法家协会主席的周慧珺介绍了《故事会》的情况，最后怀着十分尊敬的语气对她说，《故事会》已办了多年，考虑到刊物发展的需要，想改换原来的刊头字体。经过编辑部大家共同商量，决定请一位书法家重新题写刊名。《故事会》的刊名题字，要能够体现刊物的办刊宗旨，一致认为你的字苍劲有力，字形漂亮，大方易辨，因此想请你给刊物题写刊名。
　　周慧珺听后当即答应，让李宝强过几天去取字。
　　几天之后，李宝强又来到周慧珺家，将写好的刊名拿回编辑部。
　　当编辑们展开这幅刊名的题字时，眼前顿时一亮，齐声叫好。
　　如果我们将一本刊物比做一个人，那么这刊名的题字就是一个人的帽子，这顶帽子是否适合，对于一个“人”来说那是多么的重要啊！
　　1981年第一期，这几个金光闪闪的大字，便“刻”进了《故事会》发展的历史。
　　当时给的是十六元人民币。
　　现在这三个字已经关山飞渡，从黄浦江畔走进了海内外数以千万计的读者心中，只要看到这三个熟悉的字体，一种亲切感、亲近感便会油然而生。
　　这三个字，而今成了“金不换”。
　　适合刊物办刊宗旨的刊名题字，就是刊物的一张名片。为了突出这张“名片”，李宝强在后来的设计时，又在这三个字的后面加了一道红色的底衬，将这三个字的笔锋按照光的投射，用白色为底色，逐渐地显现出明暗相间的立体感，使这三个字更加显得厚重，如同三个刀刻的铜字，镶嵌在这本刊物上方十分显眼的位置。
　　这就是《故事会》所刻意追求的、与众不同的美术效应。
　　这使得《故事会》与那些“亲兄弟”们很自然地就区别开来。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一本刊物的胜利，说到底是创新的胜利。没有创新，只是一味地“学习”、模仿、照搬别人的东西，这样的刊物就会逐渐地失去自我的位置。
　　《故事会》的编辑们在办刊中认识到，一本期刊的内容、艺术风格，以及用稿标准、插图、排版等等都应有自己的特点，是其他刊物所不能代替的，只有这样才能吸引读者。
　　《故事会》是一本以文字为主的刊物，美术则成了刊物的“半亩地”。可是这“半亩地”却随时都代表着刊物的脸面，代表着她与别的“亲兄弟”之间的区别，精心在这“半亩地”上耕作事关重大。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中国的期刊都很热闹。
　　国门初开，外来文化的大量涌入，各种期刊的编辑们率先接触到了海外的杂志。这种新奇而陌生的外来期刊，对于编辑们心灵的冲击是巨大的，同时模仿也是快速的。几乎是在很短的时间里，一大批刊物就迅速地改头换面，纷纷在刊物的封面上打出了巨大的“靓妹”头像，或者是轻纱一条半肩裸露，或者干脆就拉去了那条轻纱，亮出诱人的丰乳肥臀，以此来亲近读者，拉读者“下水”。这些刊物往书摊上一放，显得很性感，很新潮，很刺眼，可是仔细一看，却又叫人发愁，这些封面大都雷同，放在一起简直就是一个“靓妹的大海”，就是一个展示丰乳肥臀的肉铺，再细心的读者也很难从中找到他们各自的特色。
　　如果我们仍然将一本刊物比做一人的话，那么封面也就是这个“人”的脸，如果大家都成了“靓妹”，这个中国期刊的世界不是太单调了吗？
　　李宝强是一个本来就很有独特个性的人。他不能让自己担任美术编辑的刊物也成了无法让人分不清的“靓妹”，必须得让这本刊物在美术设计上体现自己与众不同的个性。
　　《故事会》的封面过去多年以来都是采用套色木刻，虽然画面比较生动，能够贴近大众读者，在那个时代对于刊物起了很好的衬托作用。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再坚持原有的套色木刻，就无形中逐渐地脱离了读者正在日渐提高的审美需求。

第二章“第二次浪潮”（6）

　1993年，何承伟召集编辑们共同研究，形成了一个共识：随着现代社会生活的质变和飞跃，人们不但对物质生活包括衣食住行的要求提高了，讲究包装，讲究美观，而且对精神生活的品味、格调也要求上档次。如何适应新生活的变化，《故事会》也应该改革设计，而不能稳坐钓鱼台。
　　编辑部首先决定对刊物的封面实行改革，取消多年的套色木刻，改用胶印彩色封面。
　　过去的封面读者都已经习惯了，现在改成一个什么样的面孔呢？
　　有人对李宝强建议，仍然用当时期刊界流行的“靓妹”头像，或者是采用人物面部的大特写。可是这都被李宝强否定了。他认为，如果办的是一份自然或者是旅游类的杂志，那么为赶浪潮用人物头像也可以。但是《故事会》却是一本通俗的大众读物，她面对的消费群是中国无数普通的老百姓，这就在读者群方面与别的刊物有一定的区别。再有这本刊物不是那种国际流行的大十六开本，而是采用中国普通老百姓所喜欢的小三十二开本，封面的设计一定得适合这本刊物，为这本刊物增色才行，否则就会起到负面作用。
　　这时，又有人建议用美术作品。
　　经过再三比较，李宝强最后还是决定采用图片。
　　但是，李宝强所采用的图片却与那些“靓妹”的头像不同，都是当时很少有刊物用到的人物全身图像，同时还根据《故事会》的特色，将这些人物从美女中解放出来，老人、儿童、妇女等各种极普通的人物都成了他所关注的对象。这种图片的选择，很自然就贴近了这本刊物的读者。
　　这种想法，很快就得到了何承伟和编辑们的认同。
　　在图片的选择中，李宝强将自己的艺术个性发挥到了极限，无论是谁看好的图片，只要他认为不适合，也会给以拒绝。
　　他的要求是什么呢？
　　那就是这些图片及其设计时，都必须与刊物的办刊宗旨相适应。具体地来说，就是必须强调其通俗性、故事性、色彩性，所选取人物的全身图像必须有动感，“肢体语言”要丰富，耐看，不能太呆板。要使读者拿到这本杂志后，能够从封面上看到有故事的发展，对读者的视野形成一种冲击力，吸引读者走进故事的世界。
　　李宝强无形中给自己增加了一份压力。
　　在李宝强对于封面的构想中，还有这么一个怪异的想法，那就是这些图片中的人物，放在封面之后必须得有“情节”，使人想到这些封面人物可能发生的故事。
　　封面设计实际是一次二度创作。在图片的组合中，由于刊物的开本较小，而进入画面的人物除了是全身照之外，同时每次都不只是一个人物，也不单是一个年龄层次，这就要求设计者得根据封面的大小，从艺术的角度认真做好这种组合的平衡，在空间与色彩的组合中，随时把握好画面的整体协调。
　　除了这种画面组合的协调之外，李宝强还要求这本杂志的封面要有一种别人所不具备的冲击力。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一本杂志的胜利，说到底就是创新的胜利。如果总是一味地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生搬硬套，那么最后失去的将是这本杂志自己的生存空间。
　　读者希望看到的是多姿多彩的生活，而不是千人一面的雷同。
　　正因为如此，每一本期刊都可以在彩色的生活中找到自己生存的位置。
　　李宝强动笔设计之前，又对全国一些期刊进行了研究，并从《故事会》的实际情况出发，进行了对比。
　　与那些国际流行的大十六开本杂志相比，《故事会》在开本上有她自身的弱点，那就是不能像那些大开本的刊物那样，在图片安排上拉得开距离，可以大量“留白”，色彩上单纯一些，给人一个视觉的空间。而《故事会》则不能这样，小开本如果再那样设计，就会成了一个“四不像”。于是，李宝强大胆地采用了与众不同的设计方法，在这“半亩地”上精耕细作。他根据小开本杂志封面容量小的特点，设计时要求画面饱满，少留或不留空白，在色彩上要做到尽量艳丽一些。
　　1995年，《故事会》封面在经历了二十多年风雨洗礼之后，终于完成了她套色木刻的历史使命，采用了彩色胶印。
　　新出版的《故事会》采用了全新的现代科技成果，在四套色的基本色调上，做出清新、淡雅的美学感受来。封面也体现出故事的冲突、起伏和情节特色，整个画面洋溢着一种海派文化气息，变得一下子亮丽起来。放在五光十色的众多期刊中，人们一眼就能从中看到她。
　　这张面孔是特别的。
　　将她放在那些很时髦、新潮的“先锋派”杂志中，放在那一堆“靓妹”的海洋里，放在那些不断出生的“亲兄弟”中间，她那小小的开本与精心制作的画面，很快就会劈波斩浪地跃入读者眼帘。她清晰，明快，明白易辨，熟悉的读者只要看上一眼，立刻就会有一股温暖的洋流涌进你的心田。而用不着在那些时尚杂志的海洋中被弄得眼花瞭乱，无处寻觅。
　　正是这么一张面孔——她不一定最漂亮，但一定要有自己的特点，使人一看便知，哦，就是她，就是这个可爱的“家伙”。无论你走遍天涯海角，飞越大洋彼岸，就是将刊物的名字隐去，你也能够毫不费力地认出她来。
　　这便是全国数以千万计的读者所熟悉的自己“孩子”的面孔。
　　因为这个“孩子”的面孔和灵魂都是独一无二的。
　　这次封面的革新是成功的。
　　可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新的《故事会》投放到市场上去之后，当月的销售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下滑。

第二章“第二次浪潮”（7）

原因何在？
　　原来，在提出封面革新的同时，却忽视了一个读者所形成的多年审美意识。在封面更新之初，未曾通过发行或别的渠道对读者发布“安民告示”。因此，在读者见到如些艳丽的封面时，竟有些无法接受。加之当时盗版猖獗，一些读者甚至怀疑新出版的《故事会》是否是一种盗版，编辑部的电话每天不断。在一些比较偏远的地区，甚至还出现了邮局送的刊物，订户竟然拒收的情况。
　　这件事给编辑部也敲响了警钟，那就是刊物的任何一项改革措施，都必须随时与热心的读者保持热线联系，得到读者的支持与参与。
　　现时中国的每一本期刊，都有植根本土，找到自我生长的理由。但是，这如同一个人一样，要想在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获得成功，就必须抓住机遇，抢占先机，在成功的花朵还没有真正绽放时，就要懂得给自己的未来投资，办刊物何尝又不是如此呢！
　　彩色胶印封面的出现，也可以说是《故事会》一种有远见的投资。我在后面还将写到，它不但使这本小开本的期刊一下子变得更加艳丽，同时在以后的广告发展中很快就凸现了出来。
　　在封面设计上尽量发展自己的个性，尽量不要与那些“赶潮流”的期刊雷同，尽量使自己与那些“亲兄弟”区别开来，将自己独特的面孔展现给读者，这便是《故事会》面对“第二次浪潮”的独特艺术思维。
　　插图、题图是刊物的一个重要方面，《故事会》要体现出自己的个性特色，这方面的努力也是很重要的。
　　一本小开本杂志，特别是像《故事会》这样的刊物，文字的用稿量大，版面就是“寸土寸金”，留给李宝强发挥的空间也是有限的，如何在这有限的空间里做文章呢？
　　插图和题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文字的一种补充，是一篇故事的读后感。李宝强在这里又将他独特的审美意识发展到了极限。无论多么有名的画家，都必须得遵照他的要求去做，否则他就不会请你为这本刊物做画。
　　完美的美术风格是一本刊物的服饰。
　　作为美术编辑，李宝强是很挑剔的。
　　首先，他要求插图和题图都必须体现刊物的独特风格，即插图必须具有故事性、情节性。读者通过插图能够加深对于一篇故事的喜爱和理解，诱发读者的阅读兴趣。
　　其次，李宝强排斥当时流行的抽象派画风，尽力回避当时刊物流行的象征意义性质的插图与题图，要求插图和题图都要具有写实性，不要太空泛。特别是题图，对于故事一定要具有提示性。
　　但是，李宝强要求的这种写实性绝不是对于文字故事的图解与描摹，而是一种创造。要求画家都能在内容的启示下进行一种全新的绘画，使其成为文字的一种延伸与发展，使读者能够通过画面去触摸到故事的体肤，从图画中得到文字所无法读到的某种思想。
　　好的题图和插图同时也可以提高刊物的知名度。
　　这就是《故事会》对于美术所要求的独立的审美立场。
　　何承伟很看重这“半亩地”的作用。因为在以文字为主的这本刊物上，美术所起到的作用虽然只能是一种形式，但这种形式却是刊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先于文字与读者眼球接触的实体。读者接触刊物的第一要素就是形式，就是形式对于他们的吸引，然后才能接触到内容。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古往今来绘画与文字就是一对孪生兄弟，文离不开画，画离不开文。到了一百多年以前，中国开始出现期刊时，就很好地将文字与图画进行了有机的结合，以达到图文并茂，相辅相成，当年在上海滩上所办的《生活》《良友》等杂志，一开始就注意到了刊物必须图文并茂的这种形式。将图画放在密匝的文字中间，这本身就有它的美学价值，在这里，图画已不再是文字的一种附庸，它已经具有了自己独立的审美价值。难怪有人建议，将《故事会》上的插图和题图都搜集起来，完全可以出版一本相当有价值的图书了。
　　目前中国所出版的许多故事类期刊，将它们放在一起时，立刻就会发现从开本的大小，到封面的设计，再到一些作品的内容，都会出现许多令人不解的雷同。正是这种雷同，使一些细心的读者看出了这部分刊物的某种模仿性、平庸性和依赖性。
　　在这“第二次浪潮”的冲击面前，《故事会》走的却是另外的一条道路——尽量地摆脱模仿、平庸和依赖，走自己完全独立的发展之路，让自己的特色显现于故事之林。
　　正是这样，《故事会》除了在封面、插图、题图的美术设计上下功夫之外，对这“半亩地”上的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潜心研究，精心设计，在美术创作上与文字一样的严肃认真，精雕细刻，使美术与文字浑然一体，相辅相成。
　　反粗糙，反粗俗，精品化，精致化，于细微处显示出这本刊物超凡脱俗的大手笔。
　　对于每个栏目的栏目图，李宝强都请专家精心设计。这些栏目的图案形象逼真，个性鲜明，使许多仿冒者自叹弗如。例如“东方夜谈”这个栏目，每期都有一个标志性的图案，那是在一轮弯弯的月亮上面，坐着两个开怀大笑的人，他们在讲着各自不同的故事，同时又相互逗引。这轮弯弯的月亮如同一只弯弯的小船，在它的旁边有几颗闪亮的星星，月亮的后面是一层浓浓的夜色。
　　这个小小的图画，会带给人们多少遐想啊！也许你会想起童年时代，在屋后的葡萄架下，奶奶给你讲故事时的情景；也许你会想起学生时代，同学们一起躺在绿茵茵的草地上，讲着相互有趣的故事；也许你还会想起与恋人在月光下散步时，讲着各自难忘的经历……
　　一个小小的图案，竟能引起读者如此广泛的想像，诱发其展开刊物的兴趣，这已经足够了！
　　经常看《故事会》的人，经过这几年之后，大概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即《故事会》这两年来学会打扮了，浓妆淡抹，变得更加漂亮！
　　采访中，我曾在上海、北京、江苏、辽宁等地的一些书摊上着了一些了解，许多刊物的零售商们都喜欢将《故事会》高高地挂在橱窗前。这种将《故事会》从“柜下”请到“台前”的做法，正说明这本刊物在美术设计和形式改革上是十分成功的。
　　故事事业发展了，故事的报刊增多了，《故事会》也办得更有特色了。
　　经过“第二次浪潮”之后，在生机勃勃的故事大森林中，《故事会》仍然是一棵高大挺拔的白桦树——这位森林中的美男子，至今仍在风雨中令人羡慕地傲立着。

第三章背后的大理论 （1）

编辑在办刊中所遇到的种种事实，将故事理论的研讨提到了一定的议事日程。
　　理论的滞后匮乏，也是一种文化底蕴欠缺的表现。因为理论既承担着追踪的功能，更具有设计、引导的意义。理论的滞后，必将会给刊物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不进行对故事认识观念上的突破，就只会导致故事创作和刊物的迷惘与窒息……
　　1．突破“防线”
　　一位心理学家想知道心态对行为会产生什么样影响，就做了一个实验。
　　首先，他让十个人穿过一间黑暗的房子。在他的引导下，这十个人都成功地穿了过去。然后，心理学家打开房内的一盏灯，在昏黄的灯光下，这些人看清了房子内的一切，都惊出了一身冷汗，这间房子的地面是一座大水池，水池里有十几条大鳄鱼。水池上方搭着一座窄窄的小木桥，刚才他们就是从小木桥上走过去的。心理学家问：“现在，你们当中谁愿意再次穿过这间房子呢？”没人回答。
　　过了很久，有三个人站了起来。其中一个小心翼翼地过去，速度比第一次慢了许多倍；另一个颤巍巍地踏上小木桥，走到一千丈时，竟趴在小桥上爬了过去；第三个刚走几步就一下子趴下了，再也不敢向前移半步。
　　心理学家又打开房内的另外九盏灯，灯光把房里照得如同白昼。这时，人们看见小木桥下方装有一张安全网，由于网线颜色极浅，他们刚才根本没有看见。“你们愿意现在通过这座小桥吗？”心理学家问道。这次又有五个人站出来。“你们为何不愿意呢？”心理学家问剩下的两个人。“这张安全网牢固吗？”这两个人异口同声地反问道。
　　很多时候，成功就像通过这座小木桥，失败的原因恐怕不是力量薄弱智能低下，而是对周围环境的畏惧——面对险境，很多人失去了平静的心态，慌了手脚，乱了方寸。
　　这是一位名叫靳小鹏的读者，向《故事会》推荐的一则“3分钟典藏故事”，发表在2001年第十二期《故事会》上。
　　这则小故事向我们说明了什么呢？
　　那就是在险境中，一定要保持平和的心态，面对现实，直面险情，不要乱了自己的方寸，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这也正是《故事会》这本刊物多年以来在中国期刊市场潮起潮落的风浪中所坚守的一贯态度。
　　这种态度说明，《故事会》已走过了她的幼年时期，进入了比较成熟的时代。
　　这个成熟的标志就是围绕着《故事会》这本刊物，故事理论和故事类期刊办刊理论的建立和逐渐的丰富，为这本刊物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理论基础。
　　用何承伟的一句话来说，那就是“‘小’刊物背后有大理论支撑”。
　　正是有了理论的支撑，《故事会》才能够“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正是有了理论的支撑，《故事会》才能在风云变幻的期刊市场上看清自己前进的方向。
　　理论是行动的指南，一切伟大成就的背后，无不包含着理论的创新。
　　《故事会》在创刊初期，定位为一本通俗读物，上面发表的故事，也大都被概括在民间故事的范围之内。
　　可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故事会》上面所发表的故事也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变化，如果仍然以民间故事来要求所采用的稿件，这就会限制各种优秀的来稿，同时也相对制约着刊物的发展。
　　编辑在办刊中所遇到的种种事实，将故事理论研讨提到了一定的议事日程。
　　理论的滞后匮乏，也是一种文化底蕴欠缺的表现。因为理论既承担着追踪的功能，更具有设计、引导的意义。理论的滞后，必将会给刊物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不进行对故事认识观念上的突破，就只会导致故事创作和刊物的迷惘与窒息。
　　1979年在上海文艺会堂召开的全国部分省市故事工作者座谈会，就是第一次在故事理论上拨乱反正的会议。随后这样的会议，《故事会》编辑部几乎每过一段时间都要召开一次。参加会议的既有刊物的编辑人员，也有来自基层的故事作者，同时还有部分高校从事故事理论研究的专家和教授。
　　在理论研讨中，大家一致认识到，如果说不突破原有的理论构架，仍然将刊物上的故事作品限制在民间文学的范畴，就会无形中限制到刊物的发展。
　　不可否认，《故事会》上面所发表的故事大都属于民间文学的范畴，但是，这些作品却又大都有别于传统意义的民间文学。
　　首先是在题材和内容上，早已突破了民间文学旧的范畴，更加地贴近现实，贴近生活，贴近时代。许多故事就是当代人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例如前面所举到的那则“3分钟典藏”的小故事，“心理学家”这个在过去的民间文学中所无法涉及的专用名词，也开始在刊物的作品中出现，电脑、波音、股票、股东、承包、手机、短信等等新的名词开始大量地涌进了故事中。
　　其次在艺术手法上，也与传统的民间故事有了很大的不同。这时的故事借鉴了中国传统小说、曲艺、戏剧和外国文学作品的许多创作手法，将其很好地应用在创作的作品中。对于民间故事所惯用的那种“从前”、“很久很久以前”等传统手法的讲故事方法，已进行了完全不同的革命。
　　还有一点也是很重要的一点，民间故事大都是长时间在民间流传，是人民群众集体创作的结晶。在对这些民间故事进行搜集或发表时，都必须忠实于原始的记录，还得注上某年某月某时某地，由谁讲，谁记录。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故事会》上面所发表的故事，已经由开始的改编、搜集、整理，逐渐地变成了个人的创作，倾注了更多的个人对生活的认识和感受，体现了更多的个人艺术风格以及个人对于生活和艺术把握的能力。
　　这个时期《故事会》上所发表的故事，虽然仍带有民间文学易记、记传、易讲的特点，但是无论从题材上还是从艺术手法上，对于传统的民间文学都有了很大的突破。这时，我们是从理论上去限制其发展，还是从理论上对此进行新的研究，让这些有别于传统故事的东西能够从理论的高度找到自己的归属，并以此来指导新时期故事的创作和调整、寻觅适应形势发展的办刊新思路。
　　《故事会》编辑部在总结第一次“浪潮”的冲击时，发现了一个发人深思的道理，那就是由于当时故事理论的滞后，使很多故事作者对自己所从事的创作失去了信心。同时在少数编辑中，对于在新形势下《故事会》这样的刊物是否还有发展前途，也同时存在着疑虑。这就直接影响到了刊物的质量。一本刊物要想得到很好的发展，没有雄厚的理论支撑，就会经不起风浪，就会在暂时看不清的“大潮”面前迷失自我。
　　理论的滞后，必然带来行动上的迷惘，这对于《故事会》编辑部来讲，不能不说是一次深刻的教训。
　　何承伟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他将加强故事理论建设，提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为了更好地办好《故事会》，就必须为这本刊物奠定雄厚的理论基础。他不但自己带头钻研故事理论，撰写故事理论文章，同时在故事研讨会上带头对作者进行故事理论的讲解，并与部分大学从事故事理论研究的专家们合作，将此作为一科研项目来进行共同开发。要求全体编辑人员和故事作者，也来共同从事这项理论研究，希望在故事理论的研究上能有新的突破。
　　担任过副主编的吴复新，对于故事理论的建立曾做过不少的工作。在由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故事基本理论及其写作技巧》一书中，开篇便有他写的理论文章。他从故事的定义及其发展简史，神话与传说，传统民间故事，民间故事的基本特征等方面，进行了比较深刻的阐述。
　　故事理论上的突破和创新，使《故事会》获得了一根“定海神针”。这是根，没有这个根，《故事会》就无前途可言。
　　经过多年的探索和不断的研讨，全国许多从事故事创作和研究的作者与专家，集合在《故事会》的旗帜下，开始对故事发展的这种现象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认为有必要对旧的民间文学的“防线”进行突破。

第三章背后的大理论 （2）

编辑们将《故事会》上所发表的大部分故事都称为新故事。这种新故事既是传统民间故事的继承，同时又在很大程度上有别于传统的民间故事。
　　还是来先听一个故事吧：
　　有一位老太太已经患了重病。她知道自己不行了，就将女儿叫来，准备将自己的家产留给她。女儿得到了老太太继承家产的允许后就离开了。这时，老太太的喉咙不停地喘息，儿媳为了婆婆的生命，竟口对口地去吸老太太口里的痰。可是还是没能救活老太太。老太太被送到医院后，医生也认为不行了，就将其停入了太平间。谁知在太平间里，老太太经过折腾，竟然又活了过来。原来老太太是由于有一口痰在喉咙里时喘不过气来，粗心的医生竟认为老太太已经不行了。儿媳妇忙将老太太接回家去。回到家里，老太太一看，自己的东西全没有了，就连那张自己睡觉的床都不见了，一问，才知道这些东西都是在她被送往医院时，被女儿全部卖掉了。老太太对自己认为女儿是“自己人”，儿媳妇是“外头人”的旧思想痛恨不已。
　　这是黄宣林创作的《一套红木家具》的故事概况。开始，作者只是将这则故事写到老太太“死而复活”就结束了。也就是说，作者开始写的只是一则通常在民间流传的民间故事，既落入俗套，又缺少新意。后来，作者在此基础上，联系自己的生活积累，进行了大胆的突破。紧紧地抓住了两种思想的比较，以一种过去所未曾有过的道德的力量去震撼读者，这就将这则民间故事改写成了新故事，适合了现代人的阅读口味。
　　这说明了什么呢？
　　这就从理论上告诉我们，新故事与民间文学的一个显著区别，就是在故事题材和讲述方法上要不断地创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没有创新就没有新故事。新故事必须在民间故事的基础上有所发展，不能总是讲地主和长工的故事，讲述时总是那几句“远处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庙里有个和尚”的老套话。因为故事内容的更新和讲述方法的创新，是新故事吸引人们的一个重要方面。
　　再来听一个故事吧：
　　有个名叫张德的老头，退休之时，单位给发了三千元退休金。
　　这天晚上，老两口刚入睡，便听见急促的敲门声。一会儿闯进来三个戴大口罩的人，将脸捂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两只眼睛。进屋就喝着叫他们将钱交出来。
　　张大娘灵机一动，就说取钱的单据还在手上，要明天到单位去才能得到钱，并当场亮出了那张取钱的单据，答应明天让他们三个人来取钱。
　　一个家伙亮出手中的刀子，威胁说：“你明天不取回来，或去报了案，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
　　第二天一早，张大爷就到公安局报了案。可是，公安局姜局长听后却是一阵大笑，说是在他管区内，从来就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并说张大爷是不是在做梦哟！
　　这可把张大爷弄火了，他拉着姜局长要到大街上去评理。两个人争吵了起来，结果弄得满城风雨。
　　晚上，张大爷气得倒在床上就睡，可是却怎么也睡不着。
　　九点正，传来了一阵敲门声，三个戴大口罩的人冲了进来，其中一个喊道：“钱呢？”无法，张大娘只好将取来的钱交给了他们。
　　谁知这三个人却欺侮他们年老体弱，竟坐下来不走。其中一个说：“老太太，我们哥三个饿了，你给做点吃的。”说完，三个人就进了里屋。
　　张大娘刚要做饭，门外响起敲门声，又冲进来三个戴大口罩的人，并向张大娘要钱。
　　张大娘一下子糊涂了，忙说钱已经被你们拿去了，也是哥三个，人还在里屋呢！
　　这三个人冲了进去。这时，屋里的三个人也冲了出来。六个戴大口罩的人同时亮出了手中的匕首，吓得老两口直哆嗦。
　　突然，大门外又响起了敲门声。啊呀，进来的又是三个戴大口罩的人！只见他们紧握手枪，对中间那三个戴大口罩的人大声喊道：“不许动！”这时，最先进来的三个戴大口罩的人也掏出了手枪，六支手枪都对准了中间那三个戴大口罩的人。
　　中间那三个戴大口罩的人只好乖乖地举起双手，被扣上了手铐。
　　这时，后进来的三个人中的一位摘下口罩，喊了一声张大爷。张大爷定眼看时，此人竟是上午与自己吵架的姜局长。
　　六名公安干警和张德老两口都笑了。
　　这篇故事名叫《三个戴大口罩的人》，发表在1980年第三期《故事会》上。我这里只能简单地复述，原作当然还要生动得多。它是故事作者在民间搜集之后，经过加工整理而成的作品。那极富传奇性的故事情节，读后令人久久难忘。
　　这又说明了什么呢？
　　这是新故事在理论上对于民间故事题材的又一突破，那就是新故事比民间故事和小说等更具有传奇性，以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这种题材的特点就是注重事件的传奇，故事人物的超常，情节给人一种出乎意料的感觉，以引起人们心灵的共鸣。
　　专家们在总结《故事会》上发表的新故事时，认为它对于民间故事的突破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对口头文学艺术形式的突破。
　　过去，由于中国地域辽阔，一则故事从南流传到北，长则需要几十年、几百年。现在，新故事的传播途径已不像民间故事那样单一了。她除了口头流传之外，还可借助电视、广播、录音、特别是报刊等现代化传播媒体，在最短的时间里将一则故事传遍全国。正是这种口头流传形式发生了变化，新故事理论又多了一门课题，而《故事会》又多了一个观点：口头流传必须与书面阅读有机结合！
　　这种理论上的突破，带动了《故事会》从内容到形式的发展，使其成了一本高质量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故事刊物。
　　这种全新的办刊思路，是对近百年来中国期刊办刊模式的一次革命，是对中国近百年以来文人办刊思维的一次挑战。这种“前无古人”的办刊思路，使这本刊物创造了“前无古人”的奇迹。使得《故事会》这本刊物能够深入到其他文学样式所不能深入到的地方，产生广泛的影响，发行量也随之增加。
　　因为书面文字的口头性，就会使其所发表的作品不但可以用文字形式得以保存，同时还可以依靠人的大脑记忆加以保存，靠口头语言得以传播。凡是有人类的地方，都可以传播这本刊物上的故事。人们在传讲这些故事的同时，就使这本小小的期刊得以更加广泛的传播，同时产生令人意想不到的巨大的影响，赢得了令人称赞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第三章背后的大理论 （3）

　二是思想内容上对人民性的突破。
　　民间故事的所指的人民，当时大都是那些包括长工、穷人等在内的“受苦人”。随着时代的发展，新故事的人民范畴已经有了扩大，这时的人民既有工人、农民、军人，同时也有干部、学生、企业家、乃至于离退休的老人等等。也就是说，人民是一种属于历史范畴的概念，它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有着不同的涵义。如果我们的刊物只把自己办刊的思路停留在过去的旧概念上，那么就无形中限制了自己的天地，妨碍了刊物去接近自己的读者，接近方方面面的人，去倾听他们的呼声，去倾诉他们的喜怒哀乐，去赢得他们的信任与支持。由于人民这个范畴在新时期与旧社会乃至于过去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有了很大的不同，因此新故事的内容就比民间故事有了更大的突破，也就是有了更大的范围，有了更加广阔的空间，这就使得新故事比民间故事有了更加丰富的题材和内容。
　　故事理论上对于人民这个概念内涵和外延的扩大，使新故事所代表的人民性比民间故事有了更大的发展。这其中不但包括对各种腐朽黑暗势力的抨击，同时也包括了人民群众对于英雄人物的歌颂，对于人民内部各种落后思想和违反道德行为的指责。那些持有错误落后思想的人虽然也属于人民的范畴，但是他们不是代表着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只有那些正确与先进的思想和行为才能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新故事与民间文学相比，在这方面就有了很大的进步。新故事的人民性，就包括了积极歌颂人民群众中先进人物的先进思想，尖锐地批评人民群众中一些腐朽落后的东西，采用故事这种形式进行自我教育，用以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有一则故事名叫《颠倒》，说的是在下午六点钟光景，四十三路公共汽车站人山人海，黑压压的一片。这时一辆公共汽车开来，人们都朝车上涌。有一位老奶奶被人群挤得直叫：“叔叔，阿姨，各位师傅，帮帮忙，让我先上，让我先上……”
　　人群中有人见老奶奶挡住自己上车，就骂这位老人。老奶奶也很快就被这些年轻力壮的挤车人给挤出了人群。
　　老奶奶原来是街道托儿所的保育员。她发现有一个婴儿刚才有些抽筋，呕吐不止，就打电话通知家长，谁知家长又不在。拦辆“的士”，可那车又不肯停下。百般无奈，只好抱着婴儿来挤公共汽车去医院。谁知她年老体弱，根本不是那些年轻人的对手，眼看着怀里的婴儿呼吸越来越急促，不由得泪流满面地哭喊起来：“大家帮帮忙，救救这病危的孩子吧！”可是，却无人前来帮助她。老奶奶只好又朝前挤，对吊在车门口的那位姑娘哀求道：“姑娘，人心都是肉长的，看在生病孩子的份上，你让我先上吧。”谁知那姑娘听后不但不让，反而生气地说：“我让你，那谁让我，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年代，还有‘让’字？”
　　正在这时，人群外跑来一个光头的小青年，他用手扒开人群，挤到老奶奶身边，东瞅瞅，西望望，“嘿嘿”地笑了两声，问道：“吵啥？”老奶奶感叹地说：“如今真不像话，孩子生病上医院，连车都挤不上。”那光头听后，莫名其妙地又“嘿嘿”笑了两声，将衣袖朝上一卷，面露凶相，就来帮老奶奶挤车。只见他旁若无人地走到车门口，很神气地命令车上的人都下来。可是，人们见了都觉得好笑，不屑一顾地讥讽道：“你是雷锋的什么人，管得这么宽？”光头青年把大拇指朝上一翘：“我是雷锋的儿子。”人们立刻哄堂大笑，吊在门口的那位姑娘乐得笑弯了腰：“这人有毛病。”光头青年脸一下子涨红了，他也不说话，伸出蒲扇般的大手，照那个姑娘的屁股就是一巴掌。
　　哄笑声戛然而止，人们都呆如木鸡，好半天，那姑娘才清醒过来，大叫：“流氓，流氓。”那光头青年也不答话，伸手将那姑娘硬从车门口拉了下来，嘴里还不停地骂着“妈的”。接着光头青年又一副凶相地对门口的几个人吼着，要他们下车，将位子让给这位老奶奶。大家见他一脸凶相，动了真格的，都怕下班回家的路上再生出些事来，只好乖乖地听从这位光头青年的“指挥”。光头青年这时得意地晃了晃脑袋，朝老奶奶“嘿嘿”地笑了两声，将老奶奶送上了车。老奶奶连声谢道：“谢谢，要不是你……”话还未说完，只见对面精神病院匆匆地跑来了几个医生，冲过来将那个光头青年团团围住，连哄带骗地将他拉了就走。这时，大家才明白，那个光头青年原来是一个精神病患者。
　　由吴伦撰写的这则故事，发表在1989年第十期《故事会》上，故事对于人民群众中一些落后的行为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这是在以往的民间故事中很少见到的。故事发表之后，深受广大读者欢迎，很快便流传开来，在全国形成了许多“版本”。人们不倦地传讲这个故事，因为这个故事反映了人民群众的爱憎，寄托了人民群众的理想与愿望。
　　新故事理论对于民间文学关于人民性的突破，不仅表现在题材与思想内容方面，还表现在一些形式方面。有的故事虽然没有太深刻的思想内容，但却反映了人民群众对于艺术享受的需要，能够给人民群众以精神上的愉悦，这类故事同样也是具有人民性的。《故事会》很早就注意到了这方面的“开掘”，并在实践中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欢迎。例如一些引人发笑的幽默故事、笑话、寓言、开发智力的谜语等。随着时代的进步，国家的安定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对这类作品的需求也就会越来越多。
　　无数事实都说明，新故事的人民性，比民间文学的人民性有了很大的发展，同时新故事的人民性比书面文学的人民性表现得更为直接。也正是这样的原因，才使得《故事会》这本刊物能够走出一般民间文学或书面文学的局限，最大限度地贴近读者，获得更多的人民群众的喜爱。
　　三是传播过程中对群众性的突破。
　　与传统的民间文学相比，新故事除了传播的口头形式之外，还增加了报刊、电视、录音等多种形式。与书面形式的文学作品相比，具有更广阔的天地，就连不识字的人，与新故事这种形式也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正如有一段时间，少数“高深”的“纯”文学作品，只在“圈”内的人士中获得“赞扬”一样，民间故事过去也有一个“读者圈”，那就是完全依靠口头传播的下层劳动人民群众。新故事要发展，如果只将自己局限在过去民间文学的范围内，就很难迈动脚步。
　　在《故事会》创办之初，由于这方面的理论根本就没有进行研究，因此其发表的作品也只是一些配合形势的改编之作，而其读者面也只限于为农村的故事员提供演讲的材料。这种传播过程中的群众性是单一的，因此当时有人就将这本刊物叫做“农村读物”。
　　随着社会的发展，《故事会》的内容也与开始有了很大的不同，传播故事的群众也由农村发展到了城市，由农民发展到了知识分子、领导干部、大中小学的学生、出国留学人员以及城市中的居民等等，这种办刊的实践，为理论上的研究提供了依据和例证，使得这项理论研究很快就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这种理论的建立，使《故事会》走出了原有的狭窄空间，为其办刊新思路的形成和实践提供了更加坚实的基础，这就使得这本刊物编辑的目光，从案桌上抬起来，看到了一片无垠的天地，对办好刊物也充满了信心。
　　这种传播过程中群众性的突破主要原因表现在新故事的接受者同时也参与创作的情况，这在民间文学以及其他形式的文学样式中是很少见到的，至少是在群众参与创作的程度上，是其他文学形式所无法比似的。这样，就使得新故事所具有的群众性特征就表现得异常鲜明。也使得《故事会》上所发表的故事能够在不断的传讲中更加丰满，刊物在群众中的影响自然是会越来越大。

第三章背后的大理论 （4）

传播过程中有关群众性的理论突破，同时也促使《故事会》的编辑和作者，在编稿与写稿时，更加注意接受者的爱好、思想和情趣，千方百计使自己的作品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保持一致，以便将这些人都吸引到自己的作品中来，更有力地扩大作品的宣传面。
　　这种对于人民群众的吸引，除了积极健康的思想内容之外，再有就是在艺术形式上要尽量与人民群众的爱好保持一致。而人民群众的艺术爱好，也不是一程不变的，同样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这就要求编辑与作者必须得随时研究这种变化，与人民群众保持着血肉的联系。
　　为此，新故事在不断发展的同时，还借鉴、吸收了别的文学样式的表现方法，用以来丰富自己，适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审美需求。这些在《故事会》上所发表的新故事，比起民间故事和传统故事来，就有着更强的现实性，并十分注意故事的技巧，以增强故事的曲折性和吸引力，用来满足当代人民群众的需要。
　　这些故事理论上的突破，使得《故事会》的编辑和作者的眼前顿时一亮，从过去无意识的组稿和写稿变成了有目的地进行编辑和写作，将无数多姿多彩的生活带进了这本刊物，得到了社会各个方面的欢迎。
　　也许有人会说，《故事会》是一本通俗性的群众读物，因此发行量自然可以搞得大。初听此话也许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当我在采访中对这本刊物进行深层次的研究时，却发现这种说法不一定是正确的了。
　　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呢？
　　让我们翻开目前社会上所出版的形形色色的故事类报刊，以及所出版的故事类的小说杂志，从内容和形式上来看，也可算是“通俗”的了，但发行量最大的也不过才四十多万册左右。而这本“其貌不扬”的《故事会》，发行量却高出了它们将近十倍之多。
　　只要稍微有一点办刊知识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多么神奇而又可望不可及的数字啊！
　　面对着这样一个相差如此悬殊的数字，仅用“通俗读物”的说法显然是不能涵盖这种近似于神话般的“《故事会》现象”。
　　我认为，确切地说，应该是《故事会》的两代编辑人员，在长期的办刊实践中将“通俗读物”中的作品，通俗到了人民群众能够口头流传的程度。
　　更明确地说，就是“口头文学”的特色造就了今天的《故事会》。
　　但是，这种办刊思路并不是主编何承伟哪天拍脑袋拍出来的，也不是编辑们哪天冥思苦想想出来的，而是在理论上对传统民间故事千百年来所形成的“定式”和“防线”突破后的结果。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按照传统的民间文学理论，正宗的“口头文学”只能是忠实地记录民间口头流传作品。而《故事会》中由作者来创作的“口头文学”故事，似乎就有些离经叛道了。这本刊物的编辑们，在长期的实践中认识到，如果说照搬过去的“理论”办刊，这本刊物就会越办越脱离时代，越办越脱离当代读者。办刊物一定要有相当强的主体意识，尤其是像上海文艺出版总社这样一个以出书为主的出版社编辑人员，一定要摆脱出书组稿的一套思维定势，绝对不能拘泥于传统的民间文学理论，而是必须围绕刊物独特的个性发挥，把理论经过改造、突破之后又不断丰富、发展，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一套理论，并用以来指导办刊的具体实践。
　　《故事会》的编辑们一次又一次地与作者和研究者们共同探讨新故事的发展方向和存在的历史价值。经过近二十年的努力，新故事已经建立了自己的理论基础，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理论。这种理论上的突破，不仅是新故事创作的突破，同时也为《故事会》的办刊在理论上指明了方向。
　　这种理论的建立，对于刊物的发展至关重要。
　　首先是编辑在选稿和用稿时，思想上也同时开始突破旧的思维形式，将许多新的观点和紧连时代脉搏的故事，作为首选的范围，使刊物的质量有了提高，故事对生活的辐射面也更加开阔，刊物与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联系更加紧密。
　　另一个方面呢？由于有了牢固的理论基础，编辑和作者都做到了心中有数，无论中国期刊未来的形势如何发展，市场经济的大潮如何冲击，这本刊物都会沿着自己的方向，不断地探索前进，同时在前进中按照其自身的规律，不断地完善自己，而不至于在中国期刊长河的航道上迷失自己的方向。

第三章背后的大理论 （5）

　2．构筑“高地”
　　1985年秋天，江南水乡风和日丽。
　　家住浙江建德市的汪世炎突然接到一封《故事会》邮来的信，拆开一看，竟是邀请他参加故事研讨会的通知。
　　早已“淡”出文学之外的汪世炎手中紧紧地捏着这封信，真是激动不已。
　　还是在《故事会》创刊不久的1965年11月，在铁道兵部队从事文艺创作的汪世炎列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青年业余创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会上周扬同志在报告中表扬了上海的《故事会》，同时还列举了这本刊物上所发表的《两个稻穗头》的故事。从此，汪世炎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地从事故事的创作，多写像《两个稻穗头》这样的好故事。
　　可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文化革命”，却将汪世炎从铁道兵机关“革”到了山西太行山区去修铁路，后来又解甲回乡，决心多写好故事的文学梦如今烟消云散。
　　谁曾想到已过了整整二十年，《故事会》竟然未曾忘记一个普通的作者，而且专门来函、并出资让其去参加这种专业性极强的研讨会呢！
　　汪世炎心中的文学之火被再次点燃。
　　能够点燃人们心灵之火的期刊，无疑是神奇的。
　　面对着日新月异的故事发展事业，作为一本故事载体的《故事会》，必须构筑自己的理论高地，只有很好地下功夫 ，而不是一般形式的将这个理论高地，在突破民间文学旧的理论“防线”之后，逐渐地、很好地建设起来，故事作者才能够在切实可行的故事理论指导下，写出更新更好的故事作品，《故事会》才能够有更加丰富的、高质量的稿源，才能够办成一本受到中国老百姓所喜爱的刊物。这就是《故事会》每年出资数万元，请来像汪世炎这样的作者参加理论研讨会的真正目的。
　　在这次研讨会上，主编何承伟和来自北京、上海、浙江等高校的教授、专家蒋成瑀、王国全等就新故事在突破旧的传统的民间文学理论之后，如何建立自己的新理论，以及这些新理论的有关探讨，都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这些看法，凝聚着这些专家们多年来对于中国新故事创作研究的心血，有着许多全新的故事创作观点和理论，对于指导故事作者的具体创作，都起着非同小可的作用。
　　除了这些理论之外，长期从事故事创作，并取得了一定成绩的故事作者吴文昶、黄宣林、吴伦等，又从自己的亲身创作实践，对这些新建立起来的故事理论进行了例证。
　　为了更好地构筑起新故事理论高地，在由专家和作者讲课的基础上，编辑部又加了一项令作者深感兴趣的课程，那就是请从事多年编辑工作的陈中朝做了个专题：对于一般来稿的修改，以及在修改这些来稿直到发表之后的一些个人心得和感想。其主要目的也主要是从理论的高度对故事创作加以总结，加强从事故事创作的新理论，让故事作者能够尽快地占领这个理论高地。
　　当陈中朝这位鬓发染霜的资深编辑坐在那里，将那一篇篇在故事界曾引起极大反响的故事作品的初稿，修改稿，发表情况以及编辑们为此所付出的大量心血展现有这些作者面前时，一个个故事作者都听得睁大了眼睛。
　　这样的研讨形式，使汪世炎这样的故事作者不但得到了一次故事理论的提高，同时也受到了一次对于自己创作实践的再认识。这种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理论又回过来指导创作实践，使每一个参加研讨会的人都受益匪浅。
　　故事创作理论的提高，使汪世炎这样的故事作者在心中同样也构筑起了一个自己的理论高地，并用以来指导自己的创作实践，接着他在会上创作了一篇故事《银萍出嫁》，很快就得到了大家的认同，并共同出主意帮助修改。随后陈中朝、鲍放等编辑又协助他共同研讨，并亲自帮助动笔修改，使这篇故事在1986年第五期的《故事会》上发表，并获得第一届《故事会》优秀作品大奖赛三等奖。
　　从此，汪世炎就在全新的故事理论指导下，又开始了他的故事创作。目前他已先后在全国的故事刊物上发表了四十多篇故事，许多作品还获得了文化部的各种奖项。1991年，对故事创作已上了“瘾”的汪世炎从科技界转入文艺界，参加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并在建德市的第三届、第四届文代会上，被选为文联副主席。
　　《故事会》为汪世炎这样的作者圆了多年的文学梦，同时也圆了自身争取创办一本在全国乃至于世界上都较有影响的故事期刊梦。
　　这种梦的实现靠的是什么呢？
　　不容置疑，靠的是故事创作的理论，靠的是依靠这种理论构筑起来的高地。
　　这种理论不是那种完全脱离实际，从书斋到书斋的空洞、抽向的说教，而是适应中国国情，适应故事创作和《故事会》发展需要的。
　　如果《故事会》只是在创作上突破旧的传统故事和民间故事的“防线”，而不重视构建自己新的故事理论的高地，那么整个刊物的发展也许就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了。
　　《故事会》也是一本不断探索、不断成熟的刊物，她与那些在“探索”中失去读者的期刊不同的是，注重了自身的理论建设。由于有了理论的支撑，这探索就能够更适应时代，更适应读者，越探索这本刊物就越办越好，越办读者越爱看，越办订户就越多。
　　这是一种多么鲜明的对比啊！
　　编辑部的编辑们在重庆市邮电局调查时，有关的人员反映说：“《故事会》比较稳，不像某些刊物起伏很大，一会儿‘上’，一会儿‘下’。”
　　这就是说，《故事会》在多年的探索中，从来都未曾失去自我，失去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本。那种表面的东西，形式上的雷同或模仿之作，从来都不是《故事会》所探索的。
　　《故事会》是如何地构筑理论高地的呢？
　　这里，除了我在前面讲到的请高校的专家、教授共同参加开发这种理论资源，请从事实际工作的编辑进行理论上的总结，请进行具体写作的作者一同参加研讨之外，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给这种理论的研究开辟阵地，使高深的理论走出“深闺”，为广大作者和编辑所接受，同时也通过这个阵地，不断地提升读者对于故事的欣赏品味。
　　《故事会》是一本以刊登故事为主的期刊，由于开本比较小，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广大读者的要求，每期用稿的容量都很大，几乎成了“寸土寸金之地”。可是，自从复刊以后，编辑部就决定在这块黄金宝地上，拿出一定的版面，来刊登具有一定理论高度的文章。
　　这无疑是一项大胆的举措，因为编辑们都知道，作为一本以形象思维和情节为主的故事刊物，她的读者一般对于理论都不太感兴趣，这似乎会直接地影响到刊物的发行量。
　　最后的结果会是什么样呢？
　　从1980年第一期开始，《故事会》就腾出一定的版面，先后刊登了姜彬、何承伟、蒋成瑀、任嘉禾、乌丙安等人对于故事研究的理论文章。这些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对于新故事的发展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和阐述，对于新故事以及《故事会》为什么能够受到中国广大读者欢迎进行了研究。这些理论文章完全摒弃了“学院派”的研究模式，没有太多的令人头痛的名词、术语，一切都与这本刊物保持了高度的默契和统一，使其成为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些论述不但独特、新颖，而且具有一定的高度和深度。它不但引导读者和作者加深了对于故事的理解，同时对于编辑也是一种理论修养的提升。
　　这些独特、新颖的故事理论的发表，完全出乎编辑部的意枓，刊物的发行量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
　　这说明好的故事理论不但对编辑和作者有很大的“提升”作用，同时也会受到读者的欢迎。
　　到了这年年底，《故事会》编辑部对于构筑理论高地的兴趣意犹未尽，于是便在最后一期上再次呼吁：“本刊从本期起，开辟‘如何使新故事在人民群众中流传’的讨论专栏。希望广大从事故事理论研究的同志、故事作者、故事员、故事活动组织者及广大读者，积极撰文，参加讨论……企求通过讨论，能创作出更多受人民群众喜爱、并为人民群众能掌握与运用的新故事。”
　　为了构筑故事理论高地，《故事会》除举办各种类型研讨班之外，从1985年5月到1987年4月，还举办了两期故事创作函授班，参加的学员总共有一万四千多人次。编辑部每月给学员们发送一套教材，从创作和理论上对学员进行辅导。
　　这同样也是编辑部构筑理论高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开展故事理论的普及工作。在这些发往全国各地的函授教材中，主要开设了“故事基本理论”、“故事写作基本技法”、“故事类型结构”、“学员园地”、“小辞典”等栏目。
　　理论高地的建立，使《故事会》在中国期刊的长河中有了一盏灯塔，照亮着自己航行的方向。使她在中国期刊的百年发展史上，找到了自己独特的位置。
　　高屋建瓴，冷眼向洋，这是因为“小”刊物背后有着大理论的支撑，有着经过多年精心构筑起来的理论高地。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只有登高，才能远望，才能越过莽莽重山，看到前面阳光灿烂的道路。
　　构筑理论“高地”，强化主体意识，《故事会》才能够越办越好。
　　纵观一百多年前在上海滩上开始创办的几本刊物，无一不是独具着一套办刊理论。依靠着这些不同的理论，刊物各自走着自己不同的路，各自吸引着不同阶层的读者。近二十年来的发展，中国期刊数已创下了历史之最。一百多年以来，没有哪一个时代有现在这么多的期刊，有这么激烈的期刊市场的竞争局面。总结很多期刊在几次大的市场竞争中被无情淘汰出局的教训，无一不是因为自身缺少坚实的办刊理论支撑，在大潮涌来之时迷失了方向。最后只能是“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了。
　　《故事会》从复刊后的那一天起，就下决心要不断地构筑自身的理论“高地”。
　　这是一种很有远见的举措。
　　正是有了这些理论的依托，不管遇到任何风浪，刊物就不再如无根的浮萍，被那些一时喧嚣的风浪刮得东倒西歪，也不会忽左忽右，不会“跟风”，更不会去盲目地追求所谓的“热点”、“亮点”、“焦点”，清醒地认识和正确地对待眼前所发生的一切，让刊物沿着自身的规律发展，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十分广阔的路子。

第三章背后的大理论 （6）

　3．特殊的理论家
　　夏天，在一辆十分拥护的公共汽车上，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
　　有一位姑娘站在车上，谁知一个急刹车，车上的人一晃，将姑娘手中的手帕挤落了。这手帕正好落在座着的一位男青年的肚子上。谁知这男青年又是一个近视眼，正坐在位置上打瞌睡，根本就没有发现这件事情。姑娘一见，又不好意思伸手去取，就只好用脚轻轻地踢了对方一下。男青年被这一踢，朦胧中睁开眼睛，见这位姑娘直朝自己使眼色，这才低头一看，见自己肚子上有一块白呼呼的东西，以为是自己衬衫被人拉了出来，而“好心”的姑娘正在提醒自己，于是就赶紧将那块手帕当衣服的下摆塞进了裤子里，引得车上的人哄堂大笑。
　　这是何承伟在他所撰写的一篇有关故事的理论文章里所引用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素材的第一个掌握者，是现在的副主编吴伦，当时他还是一名业余故事作者。
　　这个素材有没有进行故事创作并在《故事会》上发表的价值呢？
　　各人的认识自然是不同的。有人认为，这个素材很有趣，写成一则故事也很逗人。
　　何承伟是这样从理论上进行分析的：
　　新故事的创作素材虽然是客观的，但它一旦被移植到作者的头脑中，并反映在故事作品里时，它已经被作者进行了改造，加进了作者主观的思想意识。这个改造过程成功与否，就是由作者的世界观所决定的……从表面上看，这个素材似乎很有趣，但作者经过反复分析，始终感到不满意。因为它所反映的思想意识与作者本身的世界观有矛盾，正如他自己所说“想来想去提炼不出有积极意义的主题来”，“格调太低”。
　　同样是围绕公共汽车发生的事情，同样是吴伦这个作者，对于上面一个看似有趣的素材他作了舍弃，而对于另一个我在前面写到的，一个精神病患者帮助一位怀抱生病婴儿的老奶奶挤上公共汽车的素材，在经过自己的艺术加工之后，写成了一篇很好的故事。这件事情说明，作为一本故事刊物的编辑，必须有较高的理论基础，才能把握发稿的正确方向和质量，才能帮助故事作者很好地修改作品，帮助故事作者自觉地摒弃故事中消极的因素，发掘出作品中有积极意义的东西。
　　何承伟曾提出，《故事会》的编辑不能光是审稿和修改作品，这本刊物的编辑应该是一种复合型的人才，是一个故事理论家。
　　他认为，作为《故事会》的编辑既是出版者，又是这个专业的研究者，你对中国发展的新故事研究有多深，你的刊物就会办得有多“深”。
　　加强编辑队伍的理论建设，提倡《故事会》的编辑同时也是当代中国故事理论的研究者，成为有别于其他故事理论家的特殊理论家，是主编何承伟自从复刊以来所努力实施的一项长远战略措施。
　　这种特殊在于，每一个编辑都是故事理论资源的直接提供者。
　　每天编辑面对着如山的稿件，一篇一篇地从眼前翻过，他们会为一篇成功的作品而高兴，会为发现一名有创作潜力的作者而兴奋，同样他们也会为一些有着较好素材而缺乏创作经验的作者而叹息。他们会从成千上万的来稿里，发现当前故事发展和写作中良好的势头与存在的问题，这些都是从事理论研究所需要的极好材料。从事这本刊物的编辑们得天独厚地享有这些资源，只要钻研进去，对这种资源进行发掘，然后从理论上开展研究，这就会得出在深宅高楼的学院里所无法获得的、更加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新理论。
　　另一个更特殊的是，每一个编辑又都是故事理论的具体实践者。
　　由《故事会》所发起、倡导和研究新故事理论，它的指导意义如何，是否脱离实际，是否有着普遍的指导价值，在具体的写作和编辑中是否切实可行，这都得通过编辑这种特殊的工作得到检验。编辑在外组稿，在内从事编辑的工作中，都会自学或不自觉地将研究出来的新理论应用到自己的实践中去，这是许多从事理论研究的学者们所无法得到的优越条件。
　　因此，《故事会》编辑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使自己成为一名故事理论家和具体实践者，对于更好地办好这本刊物至关重要。
　　回顾中国期刊的发展史，上海滩上早年创办的杂志就具有这样的传统。
　　在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中国期刊发展迅速，最兴旺的时候全国总共有着将近两千多种不同类型的杂志。而上海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外来文化的影响，出版的期刊为全国之冠，将近有一千五百多种。这些不同类型的刊物，几乎覆盖了全国的各个大中城市，发行量最多的月发行达到二十多万册，最少的也有四五万册。这样的发行数字，在当时的中国已经是很不错的了。因为直到文化和科学都高度发达，人们对于文化的需求已大大增加的今天，我们有的刊物的发行还没有达到当年上海期刊的最低发行量。
　　为什么在文化相对比较落后的旧中国，一本杂志却有着如此高的发行量呢？
　　在研究这种现象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那就是当时在上海滩上办刊物的那些人，与我们今天办刊物的人不同！
　　这里，我们暂不去列举陈独秀、鲁迅、郭沫若、巴金等等重量级的名人，当时是如何在上海滩上创业办刊。人们只要随手翻一下当时的刊物，就会发现这些办刊的人，有相当一部分本身就是这本杂志所表现内容方面的专家。这些办刊人无论他们的政治观点如何，他们对于自身刊物从理论上的研究都是很深的。他们办杂志都是为了把自己的思想、自己认同的这个流派、自己想要表现的东西，通过一本刊物表现出来。这种刊物自身独特风格的表现也是很顽强的，是有一定的理论作为后盾的，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地给读者以吸引，以冲击。因此，这些刊物也就相对地被对这方面有着兴趣、爱好和从事研究的读者所接纳。
　　上海滩历来是中西文化交汇之地，而各种刊物都有其理论支撑着的立场。仅以邹韬奋所办的《生活》周刊为例。1926年邹韬奋在上海创办了这本杂志，1930年春，有位读者写信给韬奋先生，揭露国民党交通部长王伯群贪污挥霍、生活糜烂，虽然年过五旬，仍逼迫上海一位漂亮的女大学生做他的小老婆，且婚礼之奢侈不亚于蒋、宋的豪华气派。韬奋先生派人明察暗访，终于掌握了第一手材料，他准备将来信发在该刊的“读者信箱”栏。王伯群知道后大惊，派人送来十万大洋到《生活》周刊编辑部，表示对这种经费不足的民办期刊的“赞助”，但被韬奋先生一口拒绝，表示绝不背叛《生活》周刊办刊宗旨。来信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这里我们除了赞扬韬奋先生的骨气之外，对于他作为一个办刊人在理论和信念支撑下坚定的立场，不能不倍加赞赏。
　　作为上海的一本刊物，应该说《故事会》较好地继承了前辈办刊的传统，在不断加强编辑队伍的理论建设上是下了功夫的，每一个编辑都力争自己能够成为故事方面的“特殊理论家”，用理论来指导自己的编辑工作，对这本刊物进行不断地更新和创造。如果说这些编辑们仅仅只把《故事会》当成自己谋生的手段，那么这本刊物就绝对只能是对别人的模仿，而不可能具有理论上的超前性，也很难形成刊物本身所具有的灵魂。
　　提倡编辑从事理论研究，使《故事会》的发展充满了后劲。
　　从中国期刊近二十多年来的发展不难看出，一本刊物要做到一段时间发行量很大，或者是在某一种情况下出现发行量猛增，这都不是一件太难的事情。但是，要使一本刊物在二十多年乃至于更长的时间里，其发行量始终保持在全国领先的地位，获得一种经久不衰的局面，那就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了。
　　《故事会》依靠理论先行，理论支撑，理论武装的作者，以及编辑这个特殊理论家队伍，使这个困难得以突破，将许多刊物梦寐以求的理想变成了现实。
　　为了建设这支独特的理论队伍，何承带头进行故事理论研究。在多年故事研究的基础上，他先后写成了《故事的理论及其发展简史》《新故事的基本特征》《新故事的创作》等数万字的理论文章和专著。
　　在主编的带动下，编辑部对故事理论研究蔚然成风。编辑们都在各自钻研的基础上，分别写出了《新故事的历史和现状》《新故事的基本特点及其社会作用》《新故事的体裁特征》《口头性与新故事的情节特点》《新故事怎样运用传统表现手法——三迭式》《从行动中见人物》《故事也应该注意场景描写》等几十万字的理论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对故事的发展和刊物的走向进行探讨，并用以指导自己的编辑工作。
　　将编辑都培养成为特殊的理论家，用大理论来统率“小”刊物，这就是《故事会》找到的生成支撑点。

第三章背后的大理论 （7）

　4．带出一门新学科
　　1996年1月25日上午，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的陈至立专程到《故事会》调查研究。她听取了当时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江曾培、副社长兼《故事会》主编何承伟的情况汇报，对这本刊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陈至立说：“这么多的杂志中，我们这个杂志能够一枝独秀，你们说是小草，我说是奇葩，它是非常鲜艳的，就是说定好位，办出特色，这个特色就是讲故事。但是你们有很多理论指导，新故事理论等等，等于带出了一门学科。”
　　陈至立的讲话，画龙点睛地指出了《故事会》在中国新故事理论研究上所作出的贡献。
　　其实，自1949年以来，故事这种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形式，在民间文学的基础上就有了很大的发展。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我国的一些城市和乡村都以不同形式开展了新故事讲述活动。其间不但组织有关人写故事，还组织有关人讲故事，并把那些讲故事的人称做故事员。到了1963年，由于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各级文化部门都抓新故事的编讲活动，有力地促进了我国新故事的发展。可是十年“文化革命”，“左”的思想严重影响了故事的正常发展，甚至还有人妄图将新故事纳入其阴谋文学的轨道。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故事这种为人民群众所喜爱的艺术形式，才重新获得了新生。
　　然而，与中国新故事创作相比，故事理论研究明显滞后。在目前众多的故事类期刊中，像《故事会》这样下力气、花功夫地对其进行比较系统理论研究的刊物更是寥若晨星。
　　经过二十多年来的不懈努力，《故事会》终于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新故事理论。
　　当前，在中国的学术界，已有人将《故事会》称为一个学派。
　　在国际上，《故事会》同样也引起了有关专家的关注，日本就有一位民间文学专家名叫加滕千代，专门撰文评介过这本刊物。她的这篇文章，发表在1985年由日本东京都立大学文学研究室编辑出版的学报《今日中国民间文艺》特集上。加滕千代在这篇论文里，专门谈到了《故事会》编辑所写的《新故事的属性》这篇文章，同时还就《故事会》所提倡的口头性特点作了介绍。
　　为什么海内外竟有那么多专家如此地关心《故事会》呢？
　　这里，除了这本刊物办得生动活泼，读者众多，影响较大之外，她对于自身发展中高层次的理论研究，创建有别于传统民间文学的独特理论体系，不能不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
　　这门全新的学科主要涉及哪些方面呢？
　　这里主要包括：
　　新故事发展简史，新故事产生的历史原因，新故事的属性，新故事的基本特征，新故事的基本功能，新故事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点，新故事的创作规律，新故事对传统民间故事在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继承和发展，新故事与其他文学形式例如小说 、评话等的区别与联系，新故事的写作技巧，以及故事心理学等等。
　　对于上面所提到的一些理论，虽然有的目前还存在着某些争议，有的还在争鸣之中，但正是这种争鸣，才使得新故事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新故事理论的发展，又为无数从事故事创作的作者，提供了用科学的思想指导通俗的新故事创作的武器，更为《故事会》的编辑提供了促进刊物发展的科学依据和理论基础。
　　在采访中何承伟告诉我说，这是一门在全世界都很少有人专门进行研究的学问。正是由于这样，我们才更应该花力气去研究它。只有将通俗故事与中国老百姓的关系真正地研究透了，《故事会》才能够办得好。复刊后的《故事会》一开始就是有目的地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希望通过努力，能够比较系统地建立起这方面的理论，使其成为一门对故事创作和编辑故事类期刊都具有一定价值的学问。
　　我在前面写到的《故事会》复刊不久，在上海文艺会堂召开的首次故事研讨会，就是这种理论探索和学科建立的开始。当然，那时还是无意识的，主要目的还是正本清源，为《故事会》未来的发展“把脉”。这次会议在《故事会》的发展史上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1986年，由编辑部集体编写，何承伟担任主编，并有部分高校专家、教授加盟，在原有故事理论的基础上，对前一阶段理论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总结，编写了六十万字的函授教材，题为《故事的基本理论及其创作技法》，并在每期举办的故事创作会上，对故事作者进行讲解。在讲解的同时又不断地进行了充实、提高和完善。
　　1993年6月，在热心的故事界朋友敦促下，这部用于故事创作函授的教材由大众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并将书名定为《故事的基本理论及其写作技巧》。这里将原来的“创作”改成了“写作”，涵盖面就更大了；将“技法”改成了“技巧”，说明新故事的创作并不是一些一层不变的“方法”，而是一种艺术的技巧。与函授教材相比，整本书的理论又有了新的开拓和发展。
　　这部长达六百四十页的理论专著，可说是第一部对中国新故事的发展，从理论上进行比较系统的研究和探索。它也是建国以来，中国期刊首次比较全面地涉及新故事这个领域的一部极有价值的图书。
　　这部著作一共包括了六个主要方面：
　　《故事基本理论》《新故事写作技巧》《新故事讲述常识》《民间故事的艺术手法》《故事作品修改加工例解》《中国各类故事作品简介》。
　　这六个方面，几乎包括了中国新故事发展到1993年以前所涉及的各个方面。
　　作为主持这本故事理论专著的何承伟，是这样看待故事理论的：
　　“中国的故事文学以其独特的途径在发展，可以说，近十年来中国故事文学创作取得的成绩，是历史上任何时期都难以比拟的……故事文学的繁荣和发展，推动了故事理论的深入。近几年来，一批从事当代故事理论研究和创作的同志，积极地从实践中总结经验，尤其是认真开展了对故事本体的研究和分析，深入探讨为什么故事这种源远流长的口头文学能伴随着人类社会，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地朝前发展；分析当代故事文学和人们的相互关系；研究当代新故事的基本特征和它反映生活的特点；比较故事文学与其他文学样式之间的差异；所有这些，尽管谈不上已建立了中国当代故事学，但至少朝着这个方向迈出了可喜的步子。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对一种文学样式的本体研究越是深入，就越能促进这种文学样式创作的繁荣和理论研究的深入。”
　　上面引用的这些文字，是何承伟在这本书的序言中所写到的。何承伟在这里很明确地提出，编辑这本故事理论书的目的，就是在于要建立起中国当代的故事学，希望这本书能够为建立这门新学科“起到一颗铺路石的作用。”
　　在这部书稿正式出版之前的1989年，《故事会》编辑部又组织国内有关的专家，从另一侧面撰写了《新故事理论概要》的书稿，从不同的角度对于新故事的理论进行了较为深入的阐述。这部书稿有别于前面出版的那本比较通俗的、起着“铺路石”作用的理论著作，更加深层次地对新故事的理论进行了研究，这些理论相对比较书面化，学院化，对于故事理论的发掘也更加深刻。这部书稿出版后，在故事创作、理论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被称为是中国国内第一本研究当代故事学的理论专著。
　　《故事会》编辑出版的这些理论书和文章，重新梳理了当代中国新故事发展的脉络，广泛涉及故事理论的各个方面，比如新故事的基本特点，新故事与小说及其他文学样式的区别及关系，新故事的传播方式和结构功能，新故事在创作上的特殊规律及技巧，新故事主题的发掘与选择等等，大致故事的题材认识原理，小到素材的具体处理，都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和探索，形成了一整套新时期的故事理论。
　　一本杂志——一种文化——一门学科，这就是《故事会》在发展中所独自走出的一条不断延伸的道路。
　　为了使这门新学科得到进一步发展，编辑部经常组织召开全国规模的故事理论研讨会。从1979年的座谈会后，又先后于1981年在西安，1983年在上海，1984年在江西德安，1985年在浙江淳安，1987年在浙江天台山，1989年在江西井冈山，1990年在福建武夷山等地举行了故事理论研讨会。特别是1983年在上海的那次研讨会，一共组织了六十多人，进行了十一次的会议，气氛之热烈，研究之深入，也是前所未有的。
　　由《故事会》所带出的这门新学科，不但逐渐地被一些从事文学理论研究的高校和专门机构所重视，同时也为一些地方的文化部门所青睐。1986年、1990年，编辑部又先后在江苏常熟和上海举办了两期全国文化馆创作干部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编辑们与当地的文化部门结合一起，对于新故事的理论和发展进行了授课，在文化干部中进一步强化了故事研究的学科意识。
　　在编辑部的带动下，一些文化干部和故事作者也同样地投入了研究。他们的研究，更加丰富了这门新学科的理论。
　　早在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在上海负责群众文化工作的任嘉禾，就曾写过《打回“老家”去》《新故事创作初探》等理论性文章，对新故事的发展进行了理论的阐述。
　　吴文昶在登上了杭州大学、浙江师范大学的讲台，向大学生们讲故事创作的同时，也从理论上对这门新兴的学科进行了阐述。他先后从理论的高度，紧密结合自己的创作实际，写成了《谈新流传故事的形成及其艺术特色》《新故事必须坚持口头性》《还是要坚持口头性》等十多篇论文。
　　在全国的一些高校里，对于故事理论的研究也正在兴起。一些高校的教授和专家还专门开设了这门课程。
　　1988年，故事研究专家王国全所著的《新故事创作技法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全书共计十七万多字，这是一本对新故事从艺术上进行研究的专著，将一种全新的理念带进了故事理论研究，对于指导故事作者的创作起了很大作用。
　　1989年8月，故事理论研究专家蒋成瑀所著的《新故事理论概要》，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这部十九万多字的著作，运用系统论的科学方法，对新故事的理论进行了一次全新的探索和总结，成了编辑部每期举办笔会的一本教材。
　　经过上述一系列的研究和活动，目前，《故事会》在全国已经形成了一支近二百位对于新故事创作和理论研究有一定水平的作者和研究者队伍。促进了新故事创作的健康发展，对于办好刊物，发展故事事业，促进这门学科的进一步完善，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1984年11月20日，中国新故事学会成立，上海、抚顺、九江、山西等地的分会也纷纷成立，引起了国内文艺界、民间文学界、理论界的关注。
　　由一本刊物带出了一种理论，由一种理论带出了一门学科，这在中国近代的期刊发展史上，不能不说是一件奇事！

第三章培养“子弟兵” （1）

就这样，编辑们往往是作者涉足故事创作的引路人，是老师。反过来，当一些作者成熟起来后，从普通的工人、农民逐步地成长为当地文化站、文化馆、文化局或者文联的专业创作干部，他们对于编辑部的回报就深深地熔铸进了《故事会》这本刊物。无论是“黄埔军校”结业的时候，还是他们在以后给编辑部的来电来信中，他们都表示要将自己最满意的稿子首先给《故事会》。
　　这是一种多么深深的情感啊！
　　正因为这样，《故事会》总是汇聚了中国最优秀的故事作者，并通过这些作者获得了全国最优秀的故事作品，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1．春蚕到死
　　是谁给了这个可怕的消息：吴文昶病危！
　　这位享誉全国故事界的“故事大王”，难道真的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故事会》的编辑们都不敢相信。可是，电话是吴文昶的得意门生丰国需和方赛群打来的，难道这还有假？
　　这一天是2002年的大年初七，从黄浦江上刮来的风还带着阵阵寒气。吴伦、鲍放、归依玲、葛磊顾不了这些，火速赶奔浙江桐庐。
　　在桐庐县人民医院的病床上，平时乐观开朗的吴文昶已经面色蜡黄，神志不清。亲人和两名学生守在他的身旁，不时地背过身去偷偷抹眼泪。
　　垂危中的病人在听到有人用熟悉的声音在耳边轻轻地呼唤自己，慢慢地睁开了眼睛。他从被子里伸出那双干瘦的手来，紧紧地抓住了吴伦的手。他已经不能再讲故事了，不能再与他的这些编辑朋友们说话了，只是用他的目光，从那一张张熟悉的面容前扫过，然后用手指了指床前桌子上的一个抽屉。
　　亲人走过去打开抽屉，里面什么也没有。
　　吴文昶艰难地摇摇头，再次用手指着那个抽屉。
　　这时，他的学生丰国需走过去在他的耳边轻声地说：“老师是不是说《故事会》让你修改的几篇稿子，还放在家里的抽屉里？”
　　吴文昶听后，艰难地点了点头。
　　原来，《故事会》曾委托吴文昶主持“东方夜谈”和“故事传递”两个栏目。在生病的时候，他手中有两篇“故事传递”的稿子还没有改出来，他将这两篇稿子放在家里的抽屉里了。吴文昶到了这时都没有忘记《故事会》交给自己的编稿任务，这是一种多么深厚的感情啊！
　　多年来，许多参加过《故事会》培训班和未曾参加过培训班的人，都喜欢用“子弟兵”来形容自己这些在《故事会》培养下成长起来的故事作者。吴文昶则是《故事会》“子弟兵”中的领军人物。
　　1955年，一位身穿旧军装的退伍军人扛着一个铺盖卷，回到了富春江畔的家乡。他被分配在乡村里当了一名民办教师。
　　在这山清水秀的地方，孩子们却不愿读书。为了将这些“野孩子”的心都收到学习上来，他就开始给孩子们讲部队里的英雄故事。他那亲切生动、幽默风趣的语言，不但吸引了孩子们，同时也吸引了周围的农民。从此，小山村的冬夜就不再寂寞，小山村的夏夜也富有了色彩。
　　六十三个孩子，都由他一个人来教，任务已经够重的了，可他偏偏每天晚上还要去给乡亲们讲故事，一讲就是几个小时。不收人家一盒香烟，也不吃人家一顿饭，晚上回来炒碗冷饭吃，吃饱了还得备课改作业。就这样他从本村讲到了外村，从本县讲到了外县，方圆几百里都知道有个会讲故事的吴文昶。
　　在与农民的长期交往中，面对着许许多多极富戏剧情节的人和事，不断地冲击着他，使讲故事的吴文昶萌生了写故事的念头。歌颂发生在乡村中的新人新事，批评各种不良的社会现象，这是吴文昶开始从事写作的动因。
　　文化革命中，吴文昶被打成了“外国特务”。原因很简单，因为他“长相像特务”，不然怎么在故事里能将特务讲得活灵活现。于是，故事不让他讲了。可是，当地的老百姓却不干了，批斗会刚开完，就把他拉到一个偏僻的屋子里，一边派人在外面站岗，一边听他讲故事。
　　“文化革命”结束后，吴文昶被借到县文化馆，推着一辆旧自行车，跑遍了全县三百多个村，培训了两千多名故事员，拉起了一支三十多人的故事创作队伍。可是，这县文化馆一借就是七年，借了还不愿意还，使他失去了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的机会。直到他五十二岁的时候才得以解决。他曾自己解嘲地说：“这可真算得上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范进中举呀！”
　　在借到县文化馆不久，他将自己创作的故事《新来的妇女队长》带进了杭州城，在大剧院讲演后反应极好。对于这个故事，有一个妇女竟然悄悄地跟着听了十八场。这时候，《故事会》已经复刊，编辑组的何承伟和陈中朝来到杭州，专门与这位故事大王见面，从此结下了不解之缘。

第三章培养“子弟兵” （2）

1979年，吴文昶参加了《故事会》复刊之后在上海举办的首次故事座谈会，就《故事会》的未来和前途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共同为这本故事期刊的发展出谋划策。接着他又以自己雄厚的创作实力，在这本他所喜爱的刊物上发表了大量的故事作品，成为这本刊物的主要骨干作者之一，他创作的许多故事不但获得了全国故事评选和《故事会》优秀作品的大奖，同时还在全国各地广为流传。
　　为了更好地培养作者，为读者提供更多更好的故事，进一步提高刊物的质量，《故事会》始终将建立一支优秀的作者队伍，作为自己的一个战略目标来实施。对于像吴文昶这样家在农村而又经济相对比较困难的作者，《故事会》在每期举办笔会时，都担负了他们全部的费用。为了解决吴文昶的困难，《故事会》又每期让他帮着初审来稿，并给以适当的报酬，以补贴家中的生活费用。
　　1991年9月，《故事会》为吴文昶出版了个人故事专集，收录了他从上个世纪以来在《故事会》上发表的五十一篇故事作品和两篇理论研究文章。
　　吴文昶成名之后，没有忘记《故事会》，没有忘记这本刊物在他困难的时候对他的支持和给予的各种方便。他始终将自己最好的故事作品交给这本他所信任的刊物发表，无论有的刊物给他多么优惠的酬劳，他都不会改变自己的这种做法，二十多年来一直始终如一。
　　正是由于有了吴文昶这样的一批实力派作者支撑，刊物的许多构想才能够得以实现，质量才得以提高。
　　吴文昶是一位故事家，对于《故事会》这本刊物来说又是一位常年合作的故事作者。他讲的故事大小有两千多场，听众达百万人次，而他在《故事会》上所发表的作品，几乎是篇篇都受到欢迎。原因在于他的稿子不是靠伏案写出来的，而都是靠在群众中面对面地讲出来的，是经过成千上万的人“过滤”了的。他的作品都是在群众中得到一定的反映后，经过无数次的修改而成，群众读了就能记住。
　　有着无数这样的好稿垫底，《故事会》的质量怎么能不越办越好呢！
　　吴文昶生病之初，躺在自己家里——那个富春江畔名叫深畈的小山村，丰国需、方赛群两名学生前来看他，他一边不停地咳嗽，一边说：“我真想早点好啊，《故事会》还有几篇稿子等着我改呢！”
　　一个已病入膏肓的人了，竟还念念不忘为一本刊物改稿，这是何等深厚的感情，有多少刊物能够做到这样与作者生死相依呢！
　　因为这本刊物曾托起过他，后来又被他和所有故事作者托起。
　　到了半夜，吴文昶突然要见这两个在他退休后收下的学生，他惊奇地问道：“你们怎么很久不写故事了？”
　　多么铭心刻骨的爱啊！
　　今天，在这弥留之际，在桐庐县医院那间静静的病房里，已经昏迷数日的吴文昶终于见到了日夜思念的《故事会》的编辑们，这时他表现出来的“清醒”，使大家都感到吃惊。
　　“唉——”当吴伦在耳边与他告别时，吴文昶紧握着的手怎么也不愿意松开，不觉发出了令人永生难忘的一声长叹。
　　这位“故事大王”是多么迷恋编辑部的朋友们，多么迷恋这个充满故事的世界啊！
　　吴文昶生前曾有一个愿望，希望将自己创作的觉得最有意义、最有艺术情趣的故事进行录音，然后将带子用一只小木箱封好，交给自己的子女。让他们在自己“升天”时放一下，那便是他人生的最后一个句号，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叫做善始善终。
　　为着《故事会》的发展，吴文昶一直努力到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刻。
　　2002年3月17日上午，在与吴文昶的遗体告别时，人们从电视台找来了他讲故事的录音。当他那纯厚、沉缓的声音在悼念大厅里响起的时候，他与他的故事便从此获得了永生……
　　那是一个春末夏初的季节，何承伟、陈中朝、吴伦三个人一同来到江阴。
　　听说《故事会》的编辑来了，陈桂娣就来到他们的住地，将自己创作的一个故事讲给他们听。编辑们听后觉得不错，但在一些地方把握还不够准确，得作进一步的修改。
　　陈桂娣便根据编辑们提的意见，对这篇名叫《扭曲的灵魂》的故事作了修改。
　　这篇故事内容和题材都是很不错的，但是由于作者初次写作故事，修改后仍存在着一些问题，于是，编辑们便决定下功夫来“救活”这个故事。
　　吴伦伦对这篇两万多字的作品重新进行了修改，然后又交给陈中朝。陈中朝手握毛笔，对这篇作品一字一句地再次进行加工润色。那红色蝇头小楷，布满了稿纸，上面简直就成了“一片红”。
　　就这样，陈桂娣的这篇作品在编辑们的帮助下，终于发表在1987年第十二期的《故事会》上。
　　手捧着崭新的杂志，陈桂娣在兴奋、感激的同时，也为编辑们崇高的敬业精神所深深感动。她决心拿起笔来，为这本值得信赖的刊物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这一年年底，读者在对全年的优秀作品投票时，这篇渗透着编辑心血和汗水的作品，特别受到了读者的欢迎，竟以遥遥领先的十七万多张的选票，获得了这年度的优秀作品奖。
　　当陈桂娣在热烈的掌声中接过奖品和奖金时，她的眼睛里蒙满着泪水。

第三章培养“子弟兵” （3）

从此，陈桂娣与吴文昶一样，同《故事会》结下了不解之缘。
　　“故事大王”吴文昶在世时只给《故事会》写稿子，而“故事大王”陈桂娣则总是把最好的作品给《故事会》。
　　有这么多吴文昶、陈桂娣一样生活在基层、生活在群众中的实力雄厚的“子弟兵”，一心一意地支持着这本刊物，《故事会》能够越办越好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1994年9 月，陈桂娣突然来到上海，住进了仁济医院。
　　原来，陈桂娣由于拼命地写作，不停地坚持到基层开展各项故事的普及活动，心脏病突发，必须进行手术。
　　编辑们立刻前往医院看望。
　　细心的编辑们发现，陈桂娣由于远道而来，住院所需的一些必用品也没有，更谈不上住院后的营养了。于是，大家便帮助他解决困难。在动完手术后，归依玲又主动与自己一个靠近医院的同学联系，燉了鸽子汤和鸡汤送去。
　　那是十月的一个早晨，金风送爽，阳光明媚，出院的陈桂娣站在仁济医院的大门前，对送行的编辑们感激地说：“我一定要写更多更好的故事，来报答《故事会》的各位老师。”
　　就这样，康复后的陈桂娣带着编辑部对一名“子弟兵”浓浓的情谊，回到了江阴。
　　1995年的夏天，江南是一个多年不遇的高温季节。陈桂娣冒着酷暑，铺开稿纸，进行作品的修改。这是一篇她在上海住院时所亲眼目睹的事情，当时曾给心灵以剧烈的震撼。陈桂娣将这个素材写成了一篇催人泪下的故事。故事按照真实的原型，塑造了一个天真可爱的小姑娘，塑造了充满人道主义和良知的医生，反映了人心的善良美好以及人们对自然对社会的无奈。她将这篇一万多字的故事取名叫《桑琼泪》。
　　这篇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都极高的故事，在无锡市的故事会讲中获得了优秀创作奖。
　　《故事会》编辑部为这篇故事和陈桂娣的精神所感动，认为这篇故事发表后，一定会在读者中引起反响，为了能够使这篇作品赶上当年度的评奖，编辑部决定安排在1995年度的作品评奖前夕发表。
　　当这篇作品随同发排的稿件一同送往印刷厂的时候，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陈桂娣由于过度劳累，心脏病再次复发，心脏功能出现衰竭，有时气喘吁吁连楼梯都爬不动了。
　　她被再一次送到上海。
　　编辑部得知陈桂娣的消息后，立刻为其想法找医院，何承伟又到处为她联系汽车接送。
　　病中的陈桂娣没有忘记《故事会》，总是问新的一期出来了没有，里面有些什么作品，她的那篇作品读者读后会有一些什么反响，并一再地说自己这次也要同上次一样，争取早一点康复，回去后为《故事会》再写一篇更好的作品。
　　为了能让病中的陈桂娣尽早读到自己的作品，编辑部每天都要催问印刷情况。
　　新一期《故事会》终于出来了。编辑们将这本散发着墨香的刊物送到她手里的时候，陈桂娣用颤抖的手接过去，嘴唇动了好几下，终于轻声地说出了两个在此时此刻最感人肺腑的字：“谢……谢。”
　　陈桂娣要感谢这些编辑们什么呢？
　　感谢他们扶着自己走上故事创作的道路，感谢他们给自己的故事创作以不断的鼓励，感谢他们在困难时给予的关爱……正是有了他们，自己的生活中才有了故事，才有了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自己的人生才能如此地充实。而自己对于这本心爱的刊物只是提供了几篇作品，所做的事情真是太少太少了。如果有来世的话，她真愿意为这本刊物再写出几篇高质量的作品来……
　　谁能想到，发表在《故事会》上这篇感人至深的《桑琼泪》，竟是这位女作家的绝唱呢？
　　几天之后，她双手握着《故事会》——这本她所深深爱着和支持着的刊物，永远静静地睡着了……
　　《故事会》多年来都实行着一条不成文的制度，编辑部的任何活动，都是不准任何人带家属参加的。
　　可是，干校明今天却第一个破了例，他带着家属从上海郊县的金山，来到了《故事会》编辑部。
　　干校明同吴文昶、陈桂娣一样，同样是在《故事会》的培养、扶持下成长起来的一名“子弟兵”，同时也是《故事会》在上海的创作基地——金山故事沙龙的主要成员。多年来，他潜心创作，曾在《故事会》上发表了大量的作品，并获得过多次优秀故事奖。在《故事会》实行社外评审制度之后，被聘为刊物的评审员。
　　所谓评审员实际上就是对刊物进行发排前的最后终审，这篇稿子能不能用，外面别的刊物是否曾经发表过，一些生活常识性的东西有没有差错，要不要对稿子进行再修改等等，都得在这最后的评审会上定板。这是一项极富挑战性的工作，充分体现了《故事会》办刊的群众性，体现了编辑部对每一位评审员的高度信任。
　　为了很好地完成这项工作，干校明哪怕再忙，每月都得进城去一次，风雨无阻。
　　这里既有一种神圣的职责，又有一份难舍的情谊。
　　为了更好地完成这项任务，前几天干校明在生病的情况下，仍然不顾身体的疲劳，利用业余时间看完了送去的所有稿子。对于这些稿子，他每一篇都认真地批上了自己的审读看法，为了进一步提高稿子质量，他还准备了一些个人的意见，准备在这次评审会上提出来，供编辑和评审员们参考。
　　可是，人们对于干校明今天破例带家属来参加这样的会议，都感到有些不解。
　　坐下来之后，人们才发现，干校明伸手去翻手中的稿子时，那只手却怎么都不听使唤。他的妻子只好走过来，伸出手去帮他翻稿子。
　　大家都不约而同地问他：“老干，怎么啦？”
　　“没有办法。”干校明摇摇头，只好“老实交待”自己这次带家属来的原因。
　　原来，干校明不知怎么前段时间得了一场病，一查肌肉出现大面积萎缩，手上无力，连衣服都不能穿，就是伸手去翻翻稿子，那手却像长在别人身上似的。本来医生嘱咐他要在家休息，外出时要注意安全。干校明照医生说的去做了，别的许多工作和活动都不再参加。可这《故事会》的事情，他却怎么也不能扔下，怎么也不能不参加。如果不让他参加这样的活动，不让他认真地完成一月一次的评审工作，那他将会整整一个月在家里都坐卧不安，因此他还是瞒着大家，由家属扶着赶进城里来参加评审。
　　一个不拿《故事会》一分钱的评审员，竟然如此认真地对待编辑部交给自己的那份分外的工作，拳拳之心，令人感动。
　　正是有着许许多多干校明一样的人，不计个人名利，时时刻刻地想着这本刊物，《故事会》才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得到飞速发展。
　　干校明这次评审稿子回到金山后，不久就病倒了，再也没有起来……
　　说起干校明最后离开人世时的情景，真还有些神奇。他躺在病床上，双目紧闭，呼吸已经是十分微弱了。可是，他却总是这样熬着，始终未曾断气。
　　《故事会》编辑部在干校明病重之后，曾派人多次去看望过。当知道他已经完全不行了时，吴伦和姚自豪二人火速赶往金山。
　　干校明已经完全不知道了，亲人只好贴着他的耳朵，大声地告诉他：“《故事会》来人看你来了！”
　　干校明突然令人意想不到地睁开了眼睛，人们发现他因久病而深陷的双眼一下子闪亮，然后便断了最后的一口气。当时，在场有许多人都目睹了这一切。
　　这是科学，还是神话，我不知道，但这却是事实，它真真实实地证明了“子弟兵”与这本刊物以及她的编辑们难舍难分的骨肉之情。

第三章培养“子弟兵” （4）

　2．蹚过历史之河
　　《故事会》下功夫培养作者，不断建立自己的作者队伍，是有着优秀传统的。
　　让我们蹚过历史之河，回首那些难忘的岁月。
　　1983年初春，一个细雨霏霏的日子，一个中年人独自撑着一把雨伞，腋下夹着一只人造革小包，愣头愣脑地找到了绍兴路74号上海文艺出版社。他抬头看了看这座极不起眼的小洋楼，有几分胆怯地对门卫说，想找一下《故事会》的编辑。
　　正在这时，一个身穿黄衣裳的人从里面走了出来。门卫忙说：“你真巧，《故事会》的头头正好在这里。”
　　那个穿黄衣裳的人忙走上前来，对那个中年人谦和地说：“我就是《故事会》的，你找我们有什么事吗？”
　　来人急忙拉开手上那只人造革提包，从里面取出一叠稿子来，用带着几分激动，同时又有几分惶恐的声音说：“我是一个工人，平时特别爱读你们办的《故事会》，这次写了一个故事，想请你们帮忙给看一下。”
　　那个穿黄衣裳的人接过稿子，顺手翻了一下，热情地对他说：“你是工人作者，欢迎欢迎，谢谢你对我们的支持。稿子你先留这里，等我们看过以后再跟你联系。”
　　那位送稿子的中年人见编辑没有架子，又平易近人，临走时又说：“麻烦你们编辑了，如果不能用，就不必再找我，稿子也不用再退了。”
　　那个送稿子的中年人是谁呢？
　　他就是后来成为《故事会》特约编辑的夏元寿，当时他还是上海一家工厂里的职工。而那位身穿黄衣裳的编辑就是当时《故事会》的编辑组长何承伟。
　　一位编辑和作者就这样相见了。当时谁也没有想到，《故事会》这本刊物却将会把他们的一生紧紧地联在一起，为着这本刊物的发展，他们都倾注着自己的全部智慧。
　　夏元寿对于自己的第一篇作品期望值并不高。到了当天的晚上，他对那位接收稿子的编辑的印象一下子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心想自己可别被这种文人表面的客气迷惑，全国投稿的作者那么多，说不定自己刚走，编辑就会将自己那篇不成样的东西扔进字篓里了。
　　可是，令他意想不到的是，第三天下午，他就收到了《故事会》退回来的稿子，随稿并附有一封信。现在说来真有些好笑，夏元寿这篇只有五千多字的稿子，被编辑修改的地方竟达二十三处之多，十八个错别字，七处是遣词造句的问题。但编辑在信中对他的这篇故事题材却给予了肯定，说是很有新意。在提出这些意见后，编辑又在信中希望他去虹口工人俱乐部，找一个名叫蓝翔的人，请他帮助指导修改。文末，编辑又向他提了四条中肯的建议：
　　请考虑改题为《808机器人》；
　　情节有新意，但编造痕迹太重；
　　文学性需要跟上；
　　建议到居住地附近的虹口区工人俱乐部文艺创作组学习和加工。
　　一个初学写作故事的人，能得到如此仔细认真的指点，夏元寿真是高兴得想跳起来了。
　　蓝翔是工人俱乐部故事创作组的组长，他和黄宣林二人热情地指导和帮助夏元寿，先后对这篇故事做了八次修改。可是，由于夏元寿当时的写作水平太低，这篇故事仍然未曾改好。
　　1981年《故事会》在上海莘庄举行笔会，专门通知夏元寿参加。
　　夏元寿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连一个字都未曾发表过的人，竟然被通知去参加笔会。他带着那篇一直未曾改出来的稿子，既兴奋又惭愧地参加了笔会。在这里，他第一次听到有关故事创作的方法和理论，心里一下子亮堂了。在编辑的指导下，他认真地对那篇名叫《808机器人》的故事又一次进行了修改。
　　在这次笔会结束的时候，夏元寿的这篇作品被评为这次笔会修改作品的三等奖，并获得相应的奖金。
　　作品虽然还未达到正式发表的要求，但是却得到了编辑和故事同行们的肯定，夏元寿心里说不出的高兴，更坚定了他立志从事故事创作的决心。
　　五年后，《故事会》举办国庆笔会，再次邀请夏元寿参加。
　　在这次笔会上，他将又一次修改的这篇故事讲给陈中朝听。陈中朝当即认为是一篇很好的故事，便将他改后的稿子拿去再次进行了审阅，并将标题改成了《神秘的苔丽丝》，很快便在1988年第二期《故事会》上发表了。
　　这发表的可是夏元寿在编辑的指导下，对自己作品进行的第十四次修改稿啊！
　　这篇故事发表时只有几千字，可他修改的底稿竟达十万字之多！
　　夏元寿的本职工作很忙，在长达六年的修改时间里，他几乎都是在更深夜静、妻儿老小都已入睡之后，靠着自己的惊人毅力拼出来的。在这几年对于这篇稿子的修改中，编辑们不动声色地将那些因为一时冲动而写故事的“激情”一一磨去，而把一名故事作者所必须具备的韧性与刻苦给予了他，一个未来来的故事作家，就这样在《故事会》编辑部热情而严格的扶持下成长起来了。
　　不久，夏元寿接连在《故事会》上发表了《未婚父母》《真叫冤枉》《她有一个条件》《眼泪疗法》等一系列故事作品，很快成了《故事会》的骨干作者，后来又被聘为这本刊物的特约编辑，担负起进一步提高刊物质量，培养故事新人的重担。
　　夏元寿的故事大都构思奇特，以反映工厂生活为主，同时兼顾到市民生活的题材，语言、内容、人物、环境都充满着都市气息，幽默而风趣，往往在嬉闹戏谑中体现比较深刻的主题，令读者在欢笑中有回味，耐思索，受启迪。
　　1996年1月，上海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了二十万字的《夏元寿故事集》，收录了他自1983年以来在《故事会》上发表的三十四篇作品。不久，夏元寿又涉足电视领域，为电视台一口气写了十几个电视短剧。
　　当谈到《故事会》编辑部是如何下功夫培养这支“子弟兵”队伍时，夏元寿不无感慨地说：“要是当年《故事会》的编辑们把我那篇不成形的作品，像有的不负责任的杂志一样地扔进纸篓里，那就不会有我的今天了！”
　　这句平淡的话语里，包含着一个作者对于编辑多么深厚的情感啊！
　　“反革命”能写故事吗？
　　为什么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呢？
　　原来，《故事会》复刊不久，编辑组想编发一组有关革命战争题材的故事，准备请一部分曾经写过故事，并对故事有一定研究的作者参加写作，最后大家决定请黄宣林参加。
　　黄宣林在《故事会》创办之前就曾从事故事讲述工作，后一直在工人俱乐部从事故事创作的组织和辅导，并发表过大量的故事作品，是《故事会》的一名骨干作者，让他来创作这样题材的故事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可是，黄宣林因为为人耿直，又能讲故事，“文化革命”中不知怎么竟成了“反革命”，被列为“内控对象”，直到那时还没有给他“平反”的迹象。这时候，一些昔日的朋友，见了他都躲避不及，而当时的《故事会》编辑组却要在这个时候去请他出来写故事，那也是要担风险的。
　　老编辑钱舜娟是一个正直热情的人，她认为培养一个故事作者不容易，作为编辑组，不能轻易地就将这样的作者给“扔”了，这对于刊物的发展和作者队伍的建设都是不利的。更何况像黄宣林这样写过许多革命故事的作者，怎么看也不像是一个“反革命”。
　　钱舜娟来到黄宣林的单位联系，结果被挡了回去。理由就是：“‘反革命’能写故事吗？”
　　为了不让一位有前途的故事作者，在这种极“左”思潮的影响下，被无辜地打下去。钱舜娟又跑到市委宣传部，开了介绍信，再次来到黄宣林的单位。
　　就这样，老编辑钱舜娟冒着当时的政治风险，将“反革命”黄宣林“借”了出来，让他在这种高压的政治气候下，仍然坚持自己喜爱的故事创作。
　　为了让黄宣林体验生活，掌握素材，钱舜娟带着这个“借”出来的“反革命”，从上海来到南京，找到江苏省军区的领导，再通过省军区的介绍来到江苏海安，在这里对当年参加过黄桥大战的老战士和当地群众进行采访，搜集故事素材。
　　这时的黄宣林从心眼里感激《故事会》的编辑，感谢他们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伸出的有力之手，使自己能够从政治旋涡中解脱出来，潜心从事自己喜爱的故事创作。这段时间里，他跟着钱舜娟下田间，进茅屋，不辞辛苦地采访，晚上回来，常常是一个人“老老实实”地写到深夜，很快就写出了故事《黄桥之战》……
　　当我在上海的一栋公寓楼里找到黄宣林的时候，他正在电脑前“敲打”他的“故事”。一说起《故事会》就显得很激动。谈起这本刊物四十年来所走过的历程，特别是对于建设“子弟兵”的情况，他都如数家珍。直到暮色将近，仍然意犹未尽。从他滔滔不绝的谈话中可以看得出来，他是很爱这本刊物的，他说：“当年何承伟听说我有一个好故事，就从城里专门跑到杨树浦的第十二棉纺厂来，听完后又与我共同研究，如何将这个故事写得更好。说句心里话，自从有了《故事会》，才真正地给口头流传的这种文学形式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培养“子弟兵”，编辑部必须有胆有识的才行。
　　有什么样的作者队伍，就会办出什么样的刊物。
　　要办一本高质量的刊物，没有一批高质量的作者，那也只能是一句空话。

第三章培养“子弟兵” （5）

　1985年，还是那个“反革命”黄宣林，写出了一篇名叫《服服帖帖》的故事，在发稿时竟引起了争议。
　　故事说的是有一家工厂，共有一百零八名职工，其中有八名是gongchandang员。不久，这家工厂倒闭了。一位决定承包这家工厂的人，他要了一百个职工，惟独不要那八名党员。理由很简单，这家工厂过去是你们八个党员一手办起来的，但又是你们几个人把这家工厂给搞垮了，原因是你们已经腐败了，因此不能要你们。后来这八名党员联合起来，自己出资办了一个商店，精打细算，严格管理，很快就赢利。事实再一次教育了大家，后来这位承包人又将这八名党员请了回去。对他们在企业里所起的带头作用的确是“服服帖帖”。
　　故事引发的争议是很明显的。
　　这样的作品发了后会不会给《故事会》带来麻烦？
　　《故事会》历来的风格就是贴近群众生活，不去靠那些所谓的“热点”、“焦点”吸引读者。这样的一篇故事发表了，叫不叫跟“热点”、“焦点”呢？会不会产生副作用呢？但是，如果作者写了一篇反映现实生活的好故事不能发表，不但对鼓励作者写出好的作品是一种“无言的打击”，同时对于提高刊物质量也是很不利的。
　　稿子送到主编那里，何承伟看后同意发表。
　　1985年第二期《故事会》发表了黄宣林的这篇作品，立刻在社会上引起反响，故事不但在很多企业和群众中传讲开来，同时《华侨报》很快又进行了转载。黄宣林原来是怕不能发表的，结果不但发表了，同时还产生了反响，编辑的胆识给他的创作以极大的鼓励，从此他更加深入到实际的生活中去，写出了很多贴近生活，贴近现实的优秀故事。
　　张道余、蒋桂福、陈文彩都是《故事会》创刊初期，就在上面发表过作品的老作者，也是《故事会》老一代的“子弟兵”。
　　他们都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几经磨炼之后，对故事的创作已相当熟悉，写出的故事也生动，用不着像当年培养《母女会》的作者吕燕华那样，由编辑住到家里，手把手地教写作，一个一个地改错字。也用不着像夏元寿初期那样，一点一点地开始起步。老编辑顾乃晴、钱舜娟认为，必须让他们的故事到群众中去讲述。
　　这是《故事会》从开始就形成的传统，故事一定得先到群众中去讲述，要求故事作者既要能写故事，又要能讲故事。
　　这可难住了几个“秀才”，因为他们虽然熟悉新故事的形式，又长期生活在基层，熟悉群众的语言，但是却不善于讲故事。
　　怎么办？总不能赶着鸭子上架吧。
　　像吴文昶、黄宣林那样既能写、又能讲的作者当然很好，但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各人有各人的个性和特长，怎么能统统都一样呢？如果都这样一个条件，一个模式，那不是会使很多优秀的故事作者被“流失”掉吗？为了培养作者，也为了使他们的故事更加精彩，顾乃晴、钱舜娟等几位编辑，就采取了 “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即在他们写出初稿之后，顾乃晴、钱舜娟等编辑就乘长途汽车赶往他们所在的郊县，在乡村昏暗的灯光下看完初稿，提出一些意见让他们修改。
　　稿子改完之后，两位编辑就让他们去请来乡村中善于讲故事的故事员，再召集一些当地爱听故事的群众，让故事员将这些故事讲给群众听。
　　当故事员在上面讲的时候，编辑和几位作者都坐在下面听，他们都如同赶考一样的紧张，总是不停地观察听众的反应，得到听众对这些故事的直接反响。故事员的口述，往往更丰富了故事的细节和口头语言，编辑和作者很自然地将丰富了的部分吸收进作品里。故事结束后，编辑又根据听众提出的不同意见，请作者再次对自己的作品进行修改，使其更加完美。
　　就这样，另一种类型的作者队伍建立起来了，他们埋头创作，然后又静静地坐在那里，听别人讲自己写的故事，从中获得更加丰富的营养，使自己的作品越加生动、有趣和成熟。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在编辑的指导和群众的帮助下，先后创作了《两个稻穗头》《一只鸡》《老队长迎亲》《说嘴媒人》等一大批脍炙人口的作品，为《故事会》创造了一段辉煌的历史。
　　波浪翻滚的江面上，一只木排正犁开千顷碧浪，如同一支离弦之箭飞冲向前。雄壮粗犷的放排号子从放排工人们的口中喊出，惊得山鹰在两岸不停地盘旋……
　　这是庄良勤在上海工人文化宫的故事演讲中所描绘的一段情景。
　　庄良勤所讲的故事名叫《闯滩》，说的是一群放排工人，进入烟波浩渺的洞庭湖前，在青龙滩与狂风恶浪搏斗的故事。由于场面新奇，环境独特，故事生动，对于久居都市的上海听众尤其具有吸引力。因此他被邀请到上海各地前后一共讲了四百多场，听众几乎是场场爆满。
　　后来，庄良勤又被推荐进京，参加全国部分省市的故事调演。这个生动的故事，在首都的演讲中再次获得成功。
　　有一天，突然有两个人找到庄良勤。他们自我介绍说是《革命故事会》的编辑，男的名叫顾伦，女的名叫钱舜娟。他们说听了《闯滩》这个故事，认为很生动，想将他创作的原稿带回去在刊物上发表，让全国更多的“故事迷”能够读到这个故事。
　　庄良勤是当时物资局下面木材公司的一名职工，从十七岁开始就在外面的江河上闯荡，对于放排工人的生活十分熟悉。可是，这位故事讲得很生动的人，却不太会动笔。他不好意思地对两位编辑说，他没有稿子，手头只有一个乱七八糟的草稿。
　　两位编辑有些不太相信，讲得如此生动的一个故事，竟然没有成形的稿子？问了半天，仍然是只有那个“草稿”。
　　没有办法，两位编辑只好将这个“草稿”带了回去，如同读天书一般一个字一个字地将这篇故事整理出来，再经作者过目后，就在刊物的头条位子上发表了。
　　当庄良勤手捧着这本刊物时，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一个从小就在水上漂流的木材公司职工，竟然一下子将口头常讲的故事，变成了厚重的铅字，这可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将自己口头传言的故事变成了文字啊！
　　这是又一种类型的作者。
　　这类作者与前面写到的作者完全不同，他们大都有着丰厚的生活基础，同时还有一双善于观察的眼睛，口头故事讲得也很生动。但是，他们缺乏文字上的表达能力，缺乏对故事的一些基础理论和创作常识的了解。只要给他们补好这一课，就有可能从中成长起来一批优秀的故事作者。
　　顾伦、钱舜娟以后就介绍庄良勤参加工人俱乐部的故事沙龙，与一些有创作经验的故事作者经常接触，听他们谈创作的体会和技巧。凡是有故事方面的辅导课都通知他参加。只要有时间，编辑们就会找到他，问他最近有什么新故事，就是没有新作，也一同与他讨论手中掌握的素材，手把手地教他写故事。
　　有一次编辑部举办创作笔会，同样通知庄良勤参加。
　　在这次笔会上，庄良勤听了许多故事作者谈的创作体会，又听了一些高校故事理论专家们上的理论课，对故事创作有了更深的了解，便同大家一起利用晚上的时间进行创作。
　　那时正是全国上下“清除精神污染”的时期，有人反映上去，说编辑部在这次笔会上大讲“鬼”的故事，大肆宣扬封建迷信。有人就劝何承伟这样的笔会不要办了，或者等风头过了再办也行。何承伟则摇摇头说：“心中无鬼，怕什么，为了培养故事作者，我们要继续办下去！”
　　这件事情给庄良勤以极大的震动，在那个年月里，谁敢担这种无辜的政治风险？如果自己不努力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故事来，怎么对得起这些真诚而善良的编辑呢！
　　这样的一类作者也能培养吗？
　　这些作者大都是工厂的工人或农村的农民，每天都从事着他们自己的事情。业余时间，他们经常会约几个相好的朋友，聚在一起讲自己见到、听到、或者是口头即兴创作的故事，逗得大家开心一乐。他们的这种口头创作完全是无意识的，但是里面却有着无数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东西。
　　刚创刊不久的《故事会》，就把目光盯住了这个特殊的创作群体。
　　现在年已七十的故事作者孙炳华谈起那段岁月，致今仍难以忘怀。
　　孙炳华那时是工厂里的一名工人。虽然文化不高，但因为从小就喜欢文艺，所以只要一有时间，就爱约上几个朋友在一起讲故事，有时也到工人俱乐部去讲。由于他讲的故事精彩有趣，还得过上海市故事会讲的奖励。
　　孙炳华的故事，大都是讲前在脑子里“编”出来的，也就没有一程不变的情节。他经常是根据听众的需要，不断地在脑子里进行修改，不断完善，因此他的故事也就越讲越有趣，越讲听众也越多。
　　有一次他讲完故事后，一个女同志找到他，希望他能将讲的故事写成稿子。
　　可是，孙炳华不觉有些为难，因为他从来都没有想过自己写故事。他知道自己的文化水平比较低，就是写也写不好。
　　过了几天之后，那位女同志来找到他，请他到绍兴路上的上海文艺出版社去一趟，并明确地告诉他，希望他能去讲几个故事。
　　孙炳华的故事，过去在工厂、学校以及工人俱乐部都讲过，到文艺出版社去讲故事这可还只是头一次，那里全是些有知识的文人，自己一个文化不高的人去能讲好吗？
　　孙炳华到了之后才发现，在他的面前放着一台需要一个人才能挑得动的苏式录音机，这在当时可是一个罕见的宝贝。那位女同志让他坐在话筒前，叫他不要紧张，就照平时一样讲他的故事。
　　于是，孙炳华口头上所讲的故事第一次被录了下来。
　　不久，他就收到了两期不同的《故事会》样刊，他讲的那两篇故事，都被发表了！
　　后来他才知道，那个几次来找他的女同志，就是《故事会》的编辑钱舜娟。他发表的那两篇作品，都是她根据录音，一个字一字地记录下来，然后又经过她和其他编辑共同的加工修改后才正式形成的。
　　编辑的这种敬业精神，深深地感动着孙炳华。
　　以后，孙炳华又曾多次被邀请参加《故事会》的各种创作笔会，听了许多专家的讲课，开始自己动笔从事故事创作了。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现在，他曾在《故事会》上发表了大量故事和小品，有的在上海市的故事评选中还获了一等奖。
　　就这样，像孙炳华这样一批开始时连草稿都不会写的故事作者，经过编辑部的不断培养和编辑们的言传身教，在自己的努力下，终于登上了故事创作的圣坛，成了《故事会》又一批实力雄厚的“子弟兵”。

第三章培养“子弟兵” （6）

3．创办“黄埔军校”
　　金秋十月，远在太原的徐洋，突然收到《故事会》编辑部从上海邮来的信件。
　　拆开信一看，不觉喜上眉梢。因为信中编辑部邀请他去福州参加故事创作研讨会。
　　他还未来得及往下看，不觉又犯起愁来。因为他过去写过小说，写过剧本，对于这个圈内的情况太了解了。他过去所遇到的一些研讨会，大都是由作者本人出钱，或者找一个“冤大头”作为赞助单位，明里暗里张落个半死，然后才东拉西凑地请了几桌人，大家在一起排排坐，喝几杯上好的龙井茶，会场上便都是一片赞扬之声。接着就开始碰杯喝酒，一个个面红耳赤，临走主人还得给这些人打点好，吃了之后还得让他们拿一点“意思意思”，这样会议才算是“功德圆满”。
　　而一些刊物所办的“笔会”，除了与会者自己出路费和食宿费之外，一到目的地，开口便叫你先交上数额不低的听课费、资料费、服务费、奖品费等等，令那些自费的与会者汗毛倒立。
　　《故事会》会不会也玩这样的“游戏”呢？
　　可是，等他接着往下看时，不觉一阵高兴。因为这封信中已明确地说明，参加这次研讨会的一切费用，全部都由《故事会》承担。
　　这真是从天上掉下馅饼来了！
　　徐洋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事实，自己在《故事会》上还没有发表过一篇作品，怎么会有自己参加的份呢？更何况一切费用均由《故事会》来负责，这简直就是有点“天方夜谭”了。于是拿起电话的话筒，立刻给编辑部打电话，询问他们是不是搞错了。
　　那头接电话的是编辑部副主编吴伦，听了后不觉哈哈地笑了起来，连忙用十分肯定的语气说：“没有错，没有错。”
　　可是，令徐洋想不到的事情又发生了。
　　当他赶到福州报到之后，会议的第一项议程，竟然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几十名作者，大家在一起讨论他还没发表的《地震风波》《雇客杀人》《老虎出笼》三个故事。
　　徐洋一下子呆住了，直到会议开了都还未曾反应过来：原来，《故事会》出那么多的钱，从全国各地请来了那么多的作者和专家，都是来给自己开作品研讨会的，而这些作品都是未曾发表过的呀！
　　《故事会》就是这样创办着自己的“黄埔军校”。
　　这对于任何一个刚刚起步的故事作者来说，这真是雪中送炭。通过这种研讨会，使一些有创作潜力的作者在集体的帮助下，从中发现自己的不足，获得了一种在孤军奋战中无法得到的收益。
　　编辑部在长期的办刊中深刻地认识到，一本刊物如果没有一批具有很强创作实力的贴心作者，没有一支自己掌握的骨干队伍，再好的创意和构想都无法实现，要想办好一本刊物的愿望也只能是一句空话。
　　随着故事类报刊的不断涌现，市场竞争也日益激烈。这场无情的竞争就像打仗一样，谁有了一支骁勇善战的铁军，谁才能有胜利的把握。
　　要想建设一支铁军，关键就是人才。作为一本刊物来说，人才应该是那些能够不断地为自己提供优秀作品的作者，是那些为提高刊物质量不断做出贡献的人。
　　这样的人才，是一本期刊赖以生存的“衣食父母”。
　　《故事会》的编辑们有一句很真切的话：作者和读者是一本刊物的生命之源，要想办一流的刊物，就必须要有一流的作品，要想有一流的作品，就必须得有一流的作者。
　　同样是金秋的十月，在四川江油市城郊的一座小山村里，一位祖祖辈辈在这块土地上耕耘的农民，手中捧着一封来自上海的信件，紧紧地贴在胸口，激动得久久说不出一句话来。
　　这位农民名叫李代友，他手中捧着的那封信是《故事会》编辑部邮来的，邀请他参加1993年10月在长江三峡举办的故事创作研讨会。三十多岁的人了，还从来都没有走出过这座小山村，现在自己一下子要到很远的地方去参加一个专业性极强的创作会议，而且去来的所有费用全部都由《故事会》负担，这简直就是在读一本童话啊！
　　李代友在农村里只能算是一个初识文墨的农民，《故事会》这样一本极具权威性的故事期刊，怎么会邀请到他呢？
　　原来在去年夏季的一天，李代友同山里的农民一样，背着自己生产的山货到乡里去赶场（四川人将北方人的赶集叫做赶场），突见一位老教师手中拿着一本《故事会》，就借过来看，谁知一看便不肯放下。其中有一则消息吸引着他：为了发现和培养更多的新故事创作人才，特向海内外广泛征稿……
　　李代友迅速地将此抄了下来，回家后便在夜晚伏案笔耕。乡村的夏夜炎热难熬，蚊虫咬得手上、脸上、腿上都起了无数的包块。这个在群山环抱的黄土地上终年耕耘的农民，这个土生土长的庄稼汉，一边用手翻着小字典，以便尽量地减少错别字；一边又将自己心中的故事艰难地一笔一画写在纸上。就这样，他一连写了三篇故事。可是邮出去后，又如同走亲戚一样地给退了回来。编辑在退稿信中十分中肯地指出，要加强对故事的理论学习，加强文字基本功的训练。
　　李代友认为虽然自己底子薄，但《故事会》的编辑能够每篇都如此认真的回信，说明这家刊物是可以信赖的。
　　他凭着中国农民那种吃苦耐劳的韧劲，又寄出了第四篇故事。
　　这时，奇迹发生了——不久，他收到一封用毛笔写着蝇头小楷的编辑来信，告诉他那篇名叫《新官上任》的稿件已被采用。
　　这是李代友连做梦都未曾想到的事情。他高兴得一下子跳起来，孩子般攀扶着妻子的肩头，不停地叫喊着：“我写的故事终于将变成铅字了，《故事会》的编辑真好啊！”
　　这个世世代代靠种田为生的农夫，眼眶里滚出了泪水，说话的声音也有些哽咽。因为他虽然识字不多，但却特别喜欢文学，在此之前的几年，也曾捣鼓着写过一些东西，但邮给几家刊物后都石沉大海，为此他曾断了自己的文学梦。谁知《故事会》却再次将他文学之梦唤醒，他的人生将从此更加丰富，这怎么能不叫他激动呢！
　　他的妻子是一个大字不识的文盲，见他如此模样，就瞪着眼睛说：“都三十出头的人了，怎么还孩子似的，又跳又笑又哭的，你疯了？”
　　当他将自己这次“范进中举”的情况告诉妻子时，妻子也跟着他一同高兴，说这是祖祖辈辈都未曾想到的事情啊！
　　1993年第一期《故事会》上，李代友写的第一篇故事《新官上任》发表了，并获得了当年度《故事会》读者评选的优秀故事三等奖。
　　现在，三十多岁的李代友第一次出远门，到宜昌参加《故事会》的“黄埔军校”学习。在这里，他终于见到了那个用毛笔给他回信的编辑陈中朝和曾给他以各种帮助的编辑们，见到了中国故事界许多曾令他仰慕的作者和专家。大家相会相聚，在一起共同研讨他新创作的故事《未了的官司》，帮助他提高故事创作的理论和写作技巧。同时，也参加对于别人作品的讨论，他这个靠着翻字典写故事的农民，在这里得到了从未有过的熏陶，学到了许多过去所未知道的故事写作知识，大大提升了他的创作高度。他的这篇《未了的官司》在《故事会》上发表后，竟获得了“英昌杯全国故事大赛”一等奖。
　　《故事会》就是这样使一个农夫的理想变成了现实，而在《故事会》的扶持下实现了理想的作者，总是把自己最优秀的作者奉献给这本心爱的刊物。
　　李代友至今都还深深地记得自己在“黄埔军校”“毕业”那天的情景。
　　那天，秋高气爽，“毕业”了的学员们都纷纷登程。
　　李代友因是乘火车来的，回程时想从湖北秭归县乘轮船溯江而上返川，因为他想乘一次船，看一看雄伟壮丽的长江三峡。可是一算路费，却远远地超出了他乘火车的费用。
　　能不能多出一点路费钱，满足一个农民作者的这种愿望呢？
　　编辑部经过商量之后，认为虽然这次研讨会已花去不少的经费，但还是决定破例满足这位从未出过远门的农民作者的愿望，给李代友补足了返程的费用。完后，鲍放又一次地问他：“你看路费够不够？你是农村来的，又没有工资，如果不够我们再商量。”
　　李代友登上江轮时，《故事会》的编辑和“黄埔军校”的二十几名“同学”都来送行。这位农民作者说不出的激动，他站在船舷，不停地挥动着手中的帽子，竟忘了江风的吹拂，帽子被风从手中刮走，在江面上飘飞着，连同他那颗心，一同地留在这一生都难以忘记的长江……
　　这，就是《故事会》与一个极其普通的农民作者的故事。
　　这，就是一个《故事会》“子弟兵”成长的历程。

第三章培养“子弟兵” （7）

　为了发掘培养故事作者，编辑部每年都要举办一到两次这样的研讨会或笔会。故事作者们都将有幸参加这样的培训“会议”，亲切地叫做“进故事作家的‘黄埔军校’”。
　　编辑部将“黄埔军校”当成沟通作者、宣传办刊宗旨和对故事作者进行故事理论学习的一个重要机会。参加的人员。绝大多数都是从自发的来稿中精心挑选出来的。一次研讨会就是一次培训班，许多作者为了修改好自己的作品，常常是夜深人静的时候还在伏案写作。
　　作品改出来之后，要结合具体作品分成大组或小组讨论，讨论时的认真，常常使招待所的服务小姐感叹：“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么卖命开会的！”
　　参加的作者通过讨论，对故事创作也加深了认识。特别是一些曾经搞过“纯”文学的人，开始认为写一篇小故事很简单。经过这么一讨论，才觉得自己真的不行，会议结束的时候总是爱说：“想不到写一篇小故事，还有那么多的道道，真是获益匪浅。”
　　就这样，编辑们往往是作者涉足故事创作的引路人，是老师。反过来，当一些作者成熟起来后，从普通的工人、农民逐步地成长为当地文化站、文化馆、文化局或者文联的专业创作干部，他们对于编辑部的回报就深深地熔铸进了《故事会》这本刊物。无论是“黄埔军校”结业的时候，还是他们在以后给编辑部的来电来信中，都表示要将自己最满意的稿子首先给《故事会》。
　　这是一种多么深深的情感啊！
　　正因为这样，《故事会》总是汇聚了中国最优秀的故事作者，并通过这些作者获得了全国最优秀的故事作品，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最近，有一项统计表明，和《故事会》有着较直接联系和边缘联系的故事作者，多达四百人。他们是这本刊物最坚固的基石，是这本刊物绿叶常青的标志力量。
　　一位名叫徐自谷的故事作者，在《故事会》创刊四十周年前夕，给编辑部写来了一篇名叫《故事作家的‘黄埔军校’，你好》的稿子，他在文章中是这样写道的：
　　“打开现今全国众多的故事期刊，所有故事高手几乎都受教于《故事会》的培训班。因此，大家有机会聚在一起时戏说，《故事会》的培训班是故事作家的‘黄埔军校’。
　　“‘军校’是速成的。可是很精彩，很水平，很亲切，教员都是编辑，实例教案一掴一个血痕，掌掌着肉。而那几位故事大家的开讲，让底下的学员欣赏到了故事所具有的别一样美妙。后来，还安排了一次‘实战’——一篇小小说改造成故事。记得一位教授身份的老先生改编这篇千字短文从傍晚一直到了凌晨——可见写故事也非易事。那次，我很露脸，公布实战名次，我竟得了第一。
　　“这几年，我颇写出了几篇让读者喜爱的故事，名字前头也被套上了‘名家’之类的冠词。只是，凡笔会时碰到许多故事高手，大家不约而同都会说起，哟，都是‘黄埔军校’的同学！
　　“此时，我感到一种荣耀。现在当这篇文字到结尾时，心里忽然冒出的惟一想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的‘黄埔军校’你好！谢谢！”
　　《故事会》每年出资创办“黄埔军校”，效果是显而易见的。
　　编辑部通过这种形式，将故事理论有意识地贯穿到故事创作活动的全过程，将原本比较抽象、概念的理论，变成了实实在在能够指导创作，不断提高作品质量的活的灵魂。讲课从来都很少那种空洞的理论和教条，总是结合作品来探讨，真是“一掴一个血痕，掌掌着肉”。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探讨，对于来自全国各地的故事作者有着一种指导意义。使从事实际创作的作者，得到了一种理论的提高；又使从事理论研究的专家，得到了来自实际的感受。这样，凡是从“黄埔军校”毕业的“同学”，理论就会越研究越深，故事就会越写越好。这些作品和理论，回过来又丰富了《故事会》的内容，才能使这本刊物的质量多年来总是芝麻开花——节节高。
　　这种形式的另一方面，就是既团结了广大作者，增进了彼此之间的友谊和交流，又使得处于散兵游勇的故事创作有了一个向心力。据参加的人员反映，他们每次都是获宝而归，而不像有的研讨会，不重研讨，而在乎于“山水之间”。
　　新陈代谢是人类的自然规律，同时也是作者队伍不断发展的规律。一些老作者由于各方面原因，创作势头已不如从前。编辑部经过认真分析，认为这些老作者在创作观念和表现手法上都得进行更新，才能适应故事创作飞速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不断地有新生的、有创作实力的作者加盟故事创作，其中包括一些搞“纯文学”的作家。应该说他们的起点是比较高的，但他们走的又往往不是故事之路。如果不加选择地发表他们的作品，那么《故事会》也就会逐渐地丧失个性，变成一本不伦不类的刊物，那将是一种可怕的后果！
　　为此，编辑部则要做到发现新作者，不忘老作者。“君子不忘其旧”，那种“喜新厌旧”的事情，以发现文学上的某种“人类”或“神童”为荣，以达到刊物促销目的行为，《故事会》都不屑一顾。紧紧依靠老作者，让他们在克服自身创作缺陷的同时，充分发挥骨干和桥梁的作用，带好新作者。
　　为了使那些曾为《故事会》发展做过贡献的老作者感到温暖，同时帮助他们更新观念，跟上形势，编辑部近来已将一年一次的“黄埔军校”，改成了一年两次，新老作者分开授课，分开研讨，集中解决不同作者群中存在的问题。对新作者则是有意识的在“黄埔军校”里灌输与故事有关的理论知识，从而加快他们成熟的周期。同时，创造适当的机会，让新老作者坐在一起交流思想，交流信息，交流感情，互相促进，将每期的“黄埔军校”，真正地办成一个交流中心，使新老作者都从中获益。
　　从复刊后的1979年至今，《故事会》已举办了几十次这样的故事创作班和研讨班，花去资金近百万，而其中所获得的收益也是无法估量的。
　　《故事会》编辑部就是这样用他们诚挚的热情，创办着自己独特的“黄埔军校”，从这里放飞出一批又一批充满希望的故事作者。这些作者不但成了推动这本刊物发展前进的生力军，同时也成了这本刊物构建未来大厦牢固的基石。就是这些从《故事会》的“黄埔军校”里走出的“子弟兵”，以及全国乃至世界各地关爱着这本刊物的作者和读者，用他们的聪明才智和艺术才华，使这本期刊成为中国期刊发展百年历史的银河中，一颗耀眼灿烂的新星！

第三章培养“子弟兵” （8）

　4．沙里淘金
　　归依玲同以往一样，打开办公室的大门，然后准备工作。
　　她的办公室是编辑部紧靠着过道的一间，要找编辑部的人，首先得从她那间办公室的大门走过。
　　她刚坐下，一个风尘仆仆的青年人走了进来。
　　当那个青年人听了她的回答，知道这里就是《故事会》编辑部时，就从身边拿出一只人造革提包来，迅速地拉开，“哗 ”的一下将里面的东西都倒在了归依玲的桌子上。
　　归依玲一看，竟是些花生和红枣，连忙上前制止。
　　那个青年人忙说：“没有什么，没有什么，这是我奶奶让我带来的，叫我一定要感谢你们这些好心的编辑。”
　　原来，这个风尘仆仆的来人名叫张少英，是河北省柏乡县的一个农村青年。他的一篇故事作品编辑在阅稿时发现不错，因此通知他来上海参加笔会。这个消息在村子里一下子传开了，临走时全村的老少都来送行，他年老的奶奶听说孙子要到很远很远的上海，竟然还是去参加“开会”，是去改稿子，来去的路费全都由别人给包了，这在村子里可是一件很露脸的事情。因此，老人在临走时，硬要他带上一点家乡的土特产，一再地嘱咐他，到了上海一定要好好地感谢那些“好人”。
　　昨天晚上到了上海之后，这位农村青年一下子傻眼了。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只见人来车往，深更半夜的，到哪里去找人呢？
　　张少英根据通知上的地址，左寻右问，终于找到了绍兴路上的上海文艺出版社。可是，夜深人静，大门早已关上。这位憨厚的农村青年便在大门外整整地蹲了一夜，刚到上班的时间便直奔编辑部来了。
　　当张少英看到在这间办公室的桌子上、地板上到处都堆满了一捆一捆如同小山一样的来稿时，不觉惊住了。《故事会》每天竟有这么多的来稿，这是他所未曾想到的。在这浩如烟海的来稿中，编辑竟然发现并肯定了自己的稿子，这就如同在大海里面捞针一样，那真是不容易啊！
　　编辑们做的是一件沙里淘金的工作。
　　程继荣的心里真是高兴极了！
　　他不停地看着手中的那封信，这是他连做梦也未曾想到的事情，他写的那篇名叫《小屋里的秘密》的故事，《故事会》已经准备发表了！编辑吴伦在回信中对他的作品进行了肯定，对他首次在这本刊物上发表作品表示祝贺。与此同时，还随信邮来了稿子小样，请他自己认真校对一次。
　　程继荣的高兴不光是自己这篇作品即将在《故事会》上发表，更重要的是他从心眼里佩服这本刊物的编辑，因为他们“识货”。
　　用程继荣的话来说，他这篇故事，是花了很大的力气来写的，自我感觉也不错。可是，当他将这篇作品送给有关的权威人士看时，竟然被“枪毙”了。他不服，又投了几家杂志，可是却更惨，人家连回信都不给一个。这时，他不觉对自己的写作水平和这篇他自认为不错的故事表示怀疑起来。
　　经过思考之后，他决定将这篇故事投给《故事会》再试试，如果同样石沉大海，或者编辑回信同“权威人士”指出的一样，那么这就说明自己不是这块枓，他就从此心甘情愿地不再写故事了。
　　许多故事作者开始都是从自己生活的土壤里，去挖掘普通人蕴藏在心底的点滴美好、善良和真诚，摒弃并指责那些丑恶、狠毒和虚伪，教人如何做一个真正的人。但是如何在这些看似雷同的来稿中，发现出与众不同的闪光点，这对于编辑来说也是一种工作态度和业务水平的检验。
　　程继荣的这篇故事随同全国各地数以万计的故事稿子，一同被邮到了编辑部。面对着这如山的稿子，谁也不知道哪篇是优秀的作品。编辑们在分开看稿时，发现程继荣的这篇故事很有新意，便开始相互传看。稿子后来又传到吴伦的手里，他同样认为不错，最后提出来送主编终审。
　　一篇已经“死”了的稿子，被《故事会》的编辑们从沙海中淘了出来，让它重见天日。
　　编辑们淘出的难道仅仅是一篇稿子吗？不，他们淘出了这本刊物编辑们崇高的敬业精神，淘出了一本刊物的信誉，淘出了一位有着发展前途的故事作者。
　　从此，程继荣便对故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只要一有时间，就将自己关在屋子里，进行他的故事创作。这些年来，他先后写出了《作家的台阶》《老马迷途》等故事并先后在《故事会》上发表。
　　用他的话来说，每写好一篇作品，首先想到的就是《故事会》。
　　这是光靠高稿酬悬赏所无法买到的。
　　作者对刊物的信任，是通过编辑的具体工作来体现的。热情、正直、真诚、敬业，应该是编辑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发现作者，发现好的作品，应该是一个编辑所应具备的基本常识。但是这件事情说起来容易，真正地要做到却很难，因为这是需要一种精神的。
　　编辑部将这种精神叫做沙里淘金的精神。
　　《故事会》一批又一批优秀作者，都是在编辑们在这种精神下发掘出来的。
　　这些被淘出来的金子，一粒一粒地构成了一个群体，这个闪亮的群体又支撑着这本刊物，才能使这本刊物在中国期刊的星河中闪闪发光。
　　1993年6月的一天，河南省三门峡市有一位名叫金一的干部，到市委办公室督查科去送一份材料，与这个科里的同志一起聊起了当前形式主义太严重，举行个集体婚礼还得等领导。大家开玩笑说，这样等来等去，等到举行婚礼仪式时，恐怕有的新娘都挺个大肚子了。
　　金一受到了启发，回来后就写了一篇稿子，名字叫《迟到的婚礼》。
　　稿子写好后，是一篇小小说，还是一篇夹杂着事实的言论，或者是一篇小故事，他自己当时也说不明白。
　　这篇连“自己都有些不明白”的稿子，该邮给哪家刊物呢？
　　金一就在家里与妻子和孩子商量，最后还是孩子拍板：“投给《故事会》吧，我们同学都爱看这本杂志。”
　　7月5日，金一将这篇作品投给了《故事会》。
　　金一是第一次给《故事会》投稿，过去也很少看这本刊物，只是在确定要将这篇稿子投给《故事会》后，才让孩子去买了几本来研究。这样一本与自己毫无一点联系的刊物，是否能采用自己这个不知名的小人物投去的稿子呢？
　　金一在焦虑中等待着。
　　一晃，整整半年即将过去。金一的心也慢慢地“凉”下来，他知道，稿子没“戏”了。
　　1994年3月的一天上午，金一照常来到办公室，电话铃响了起来。金一拿起话筒，不觉一下子愣住了，对面传来的是一个讲“上海普通话”的男中音：“你是金一吗？我是上海《故事会》的吴伦哪。因为来稿太多，耽误了一点时间，很对不起呀！《迟到的婚礼》你还往别的刊物投了没有？”
　　金一这时竟激动得语无伦次：“哦，哦，是……没……没有。”
　　吴伦在那头说：“好，我给你写封信，现在就给你寄过去……”
　　几天之后，金一便收到了吴伦的来信。
　　这是一封十分负责和令人感动的信。信中问这位寄去故事稿子的作者，那篇《迟到的婚礼》是听到的，是看到的，是改编的，还是自己创作的？因为这对评判这篇作品很重要。并再次告诉他，请勿再投别的刊物。
　　金一过去也给别的一些报刊写过稿子，但从来未见过如些认真负责的编辑部。于是，立即便回了信。
　　这年四月，金一收到了《故事会》邮来的稿子发排清样，编辑让他自己再认真校对一次。
　　1994年8月，《迟到的婚礼》在《故事会》上正式发表，金一收到了编辑部邮到的两本样刊。
　　1994年年底，金一发表在《故事会》上的这篇作品，荣获“英昌杯全国故事大奖赛”精短故事一等奖。
　　从此，金一就与这本刊物结下了不解之缘，自动加入了“子弟兵”的行列。
　　一篇极其普通的来稿，就是这样被淘了出来。
　　一个有着一定创作潜力的故事作者，就这样地被发掘了出来。
　　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编辑部的所有编辑都默默地做着自己应做的工作，一丝不苟地履行着一篇稿子从收稿到发稿直到最后发表，所必须经过的一切审稿过程。这样经过反复“淘”出来的作品，除了编辑和作者都心中踏实之外，其质量之高，那也是显而易见的。

第三章培养“子弟兵” （9）

　5．锤炼高素质的“铁军”
　　编辑部在加强“子弟兵”的培养过程中，始终将作者队伍思想素质的提高放在首位。他们不只是在创作上关心作者，扶持作者，培养作者，不断地给他们以艺术的营养，更重要的是编辑们不断地用自己对人的诚实，对事业的忠诚，对工作的一丝不苟去感染作者，并从艺德教育入手，宽容地对待别人，严格地对待自己，帮助作者树立正确的艺术观和人生观，正确地对待名利、荣誉和报酬，将作者队伍锤炼成一支高素质的“铁军”。
　　我在前面提到过的，曾获辽宁省特等劳动模范称号的张功升，就是这支“铁军”中的一个。
　　张功升原本是一位文化不高的工人，但他热爱故事，经常将自己看到、听到的事情“变”成故事讲给周围的人听，逐渐就有了一定的影响。他的这些感人的故事，大都在自己的肚子里，真要动笔将她们变成文字，对他来讲就有一定的难度。
　　《故事会》编辑部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就对他实行了“跟踪”。
　　在一次故事会上，张功升一口气讲了几则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传说，将听故事的人们都感动得热泪盈眶。编辑部早已在“跟踪”中将这些故事都录了下来，然后对其进行整理，请张功升本人再看一遍，很快就发表了。
　　对于张功升本人来说，第一次将自己的口头创作变成了铅字，心里感到十分高兴，从此便在编辑们的指导下，自己学着开始动笔创作故事。他以坚忍不拔的精神，虚心地向编辑和有文学创作经验的作者学习，很快就能够自己动笔写故事了。
　　张功升创作的故事不断在《故事会》上发表，并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
　　可是不久，他的一条腿因公负伤了，一点都不能动。但是他并没有停止故事创作，有时候有人来请他去讲故事，他也是扶着拐杖，在别人的帮助下坚持去讲。
　　张功升的精神受到了人们的尊敬。因为熟悉他的人都知道，在“文化革命”中他就因为讲故事被关过牛棚，可是他在牛棚里还为大家讲故事，他当年讲的故事《选“驸马”》，直到今天还在民间广为流传。从牛棚里出来后，他更加满腔热情地讲故事，以激励人们建设祖国的热情。就在他的儿子因病不幸去世不到六天，他就在一所学校里去讲学雷锋的故事……
　　对于张功升的病情，厂里领导非常关心，在一次讲故事之前，专门请来医生为他检查。
　　当两位医生检查结束向外走的时候，他听见医生对陪同的厂党委书记说：“这个人左腿的肌肉里，已经有一百多块骨头了，怕是没治了。这种骨化性肌炎是‘不是癌症的癌症’，可他还有心思讲故事。”不料这话让张功升听到，他如同挨了当头一棒，几乎倒下。然而就在这时，讲演大厅里爆发出一阵掌声。他知道该轮到自己讲故事了。于是，他微微站了一会儿，让自己的心情重新恢复了平静。他放下拐杖，整了整衣服，缓缓地走上讲台，一讲就是四十多分钟。
　　他讲的故事，赢得了一阵又一阵热烈的掌声。
　　张功升在各级组织的关怀下，请了各地的医生为他治病，但仍无法控制病情的发展。即使这样，他仍然活跃在故事战线，创作和讲述了《小村长》等一大批脍炙人口的故事。
　　这就是这支“铁军”队伍中一个战士的故事。
　　这样的故事作品不是用笔写出来的，而是用生命的毅力拼出来的。故事作者将一种顽强不屈的作风注入了自己的作品，作品的思想和内涵也相应地得到了升华。这样的作品便会很自然地赢得读者，
　　作者队伍素质的提高，必然会带来刊物整体质量的提升。
　　在《故事会》担任过副主编的吴复新，在培养这支“铁军”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有一次，吴复新出差去江苏大丰，听到几位故事作者讲了一个当时流传于苏北盐城地区的民间故事，认为不错，就与作者共同研究，然后由王维宁、陆正庄两位故事作者写成初稿，带回编辑部进行研究。经过编辑和作者的共同努力，这篇名叫《冤狱恨》的中篇故事在《故事会》上连载三期。
　　作品连载后，在读者中间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不但如此，这篇稿子从搜集、整理到写出初稿，然后又通过编辑的加工和润色，直到作品的发表过程，对于从事这篇故事写作的作者也是一次故事创作的具体指导与培养。
　　除了发现作者和作品之外，吴复新还十分注重故事作者在创作理论上的提高，经常自己撰写讲稿，为故事作者讲课。
　　当时，有一些故事作者对于故事的搜集整理、改编以及创作等方面的关系不太明白，因而直接地影响了作品质量，甚至给编辑工作造成一定的混乱。为此，吴复新针对性地撰写了一篇《民间故事的搜集整理》的专题讲稿，从民间故事的搜集原则到搜集的方式，从整理的一些技术性问题到改编和再创作的区别等各个方面进行了比较系统和具体的讲述。对于当时束缚作者手脚的一些模糊认识，他一再地强调：“要说清楚的是，区分整理、改编、创作，并不是排斥改编和创作，相反，对它们应该抱欢迎的态度，因为搜集故事作品的目的，其中也包括推动文艺创作在内。而区分三者的目的，主要是要明确民间故事作品的属性特征。笼而统之，界限混乱，对民间文学事业是不利的。”
　　《故事会》的编辑们尽管在作者中很受尊敬，他们也从来都不为稿源发愁，但是，他们却没有“朝南坐”的思想，而是通过各种方法和渠道，来团结不同类型的作者，壮大作者队伍，从而在全国组织了一支从思想到艺术都十分精良的故事创作“子弟兵”。同时，编辑部还专门印制了“作者登记卡”，将全国搞故事创作的作者都登录入册，定时与他们进行联系，了解他们的创作情况，为他们建立故事作者档案库，当他们的作品发表到一定的程度时，编辑部就想法给他们出专集，以扩大他们的影响。
　　继1989年10月出版第一本三十六万字的《吴伦故事集》之后，又先后于1991年9月出版了二十九万字的《吴文昶故事集》，1993年6月出版了三十万字的《黄宣林故事集》，1993年12月出版了二十六万字的《崔陟故事集》，1996年1月出版了二十万字的《夏元寿故事集》，1997年8月出版了二十三万字的《何初树故事集》，2001年1月出版了二十一万字的《肖士太故事集》。到我采访之时，另外一本《范大宇故事集》也已出版。对于这套“中国故事家创作丛书”，编辑部今后还将继续编辑下去。
　　《故事会》为骨干作者出书，一切费用均由《故事会》负责。这类书在经济上讲是不合算的，但是，编辑们都乐于做这样的事情。何承伟主编则说得更加坦诚：“为多年来支持《故事会》的优秀作者出书，也是对我们这支创作队伍的整体检验和一种扶持，因为这支队伍的好与坏，直接地关系到刊物的发展，关系到中国新故事的整体发展水平。”
　　编辑们就是这样以自己人格的力量和认真负责的精神团结着作者，关心着作者，培养着作者。编辑和作者都坦诚相待，建立起良好的互动关系，有力地促进了刊物的发展。

第三章培养“子弟兵” （10）

6．从“沙龙”到“基地”
　　1979年春天，江南大地草长莺飞。
　　《故事会》的编辑陈中朝、苏菊珍、鲍放三人来到上海郊外的金山，参加这里的故事会讲话动。
　　金山是个故事之乡，诞生了一大批土生土长的故事员，这些人活动在田间地头，为农民讲故事，深得农民的欢迎。
　　与此同时，一批故事作者也相应成长起来。这些作者了解群众的喜怒哀乐，了解形形色色人们的生活，有着极其深厚的生活基础。因此，他们笔下的故事，大都来自于生活实际，不但风趣幽默，同时生动感人，讲出来后常常是笑声不绝，掌声不断。
　　这里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在全市较早地成立了故事沙龙。一些故事爱好者自觉地组织起来，定期组织活动，共同研究创作的故事作品，探讨故事发展的走向，学习故事创作的理论和成功的经验，或者到市里去请专家讲述这方面的常识。
　　沙龙成立以后，喜欢故事的作者和故事员都有了自己的“家”。每到活动的时候，大家风雨无阻，聚集一起，相互切磋，共同提高。
　　三位编辑在听了故事员的几场演讲之后，对其中一篇故事产生了兴趣，那篇故事名叫《三百元的故事》。作者的名字叫吴伦，这是他写的第一篇故事。
　　他们将作者约来见面。三位编辑可能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们发现和培养的这个故事作者，以后竟做了他们的顶头上司，成了《故事会》的一位“当家人”。
　　以后，编辑们又介绍吴伦参加了上海民间文学研究会举办的培训班，到工人文化宫去听讲座。在这里，他认识了讲课的任嘉禾、何承伟等，同时也认识了当时在上海从事故事创作较早的黄宣林、张道余等。经过几年的磨炼之后，他便逐渐地成长起来了。
　　《故事会》创刊初期，特别是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为了培养作者，与各地文化单位联系，在上海的工人俱乐部和各市区与郊县，以及由此而发展到北京、湖北、江苏、河南、山东、浙江、江西、广东等全国部分地区，并建立了自己的民间组织——故事沙龙。利用这种形式，将故事爱好者组织起来，相互学习，相互提高，并从中发现培养有发展前途的作者。
　　当年在故事界很有影响的许多故事作者，都是从这些沙龙中发现和成长起来的。
　　有人可能会问：现在还有当年那种故事沙龙吗？
　　回答是肯定的。
　　首先是没有故事沙龙，编辑部就在基层读者中没了依托，变得耳不聪，目不灵，读者需要什么，作者在写什么，就会昏然不知。这样办刊时间一久，必然脱离群众，直接地影响到刊物的质量和发行。
　　其次是不利于作者的发现和培养。《故事会》要发展，就需要有一批又一批优秀的作者，如果光靠从自然来稿中“淘金”，然后再将这些“淘”出来的“金子”，一批又一批地请到“黄埔军校”来学习提高，财力和人力显然都不允许。
　　在这样的新形势下，如何进一步地创造条件培养故事作者呢？
　　在深入调查中，编辑们发现，山东莱州的故事活动做得比较扎实。他们定期地开展一些故事活动，不断地有好的稿件邮到编辑部。
　　于是，吴伦和鲍放三去莱州，在那里与故事作者见面，帮助他们修改稿件，进行一些故事创作的讲座。
　　《故事会》编辑的到来，无形中给这里的故事创作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也提高了故事活动的“身价”，得到了当地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很快便成立了新时期的《故事会》创作基地。
　　基地是在原来沙龙基础上的提高。这就使由原来相对比较松散的形式，变成了相对比较稳固的一种组织。这个基地不光是负责组织作者创作和研讨，同时还将优秀的作品随时地推荐给编辑部，为编辑部在用稿时“好中选优”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另外，编辑部还可以通过创作基地，了解读者对于刊物的需求和意见，对所发表的故事作品进行信息反馈，一下子就使编辑部“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侃爷酒馆”几个大字，悬挂在一家酒店的门楼上。
　　这是何人开的酒店，竟取出如此奇特的一个名字？
　　酒店的老板名叫耿忠民，原是河南省新乡市的一名国家干部，不久前辞职下“海”，便在新乡开了这么一家酒店。侃爷酒馆的“新乡故事沙龙”几个大字，还是中国民间文艺家贾芝题写的呢！
　　侃爷酒馆有副对联，写得相当有趣：“座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谈笑有侃爷往来不白听”。
　　“侃”者，北方人所说的“侃大山”也。南方各地则将此称为“说段子”、“讲故事”、“摆龙门阵”。
　　老板耿忠民具有中原人的豪爽，喜欢的就是“侃大山”的人。酒店属于小本经营，他本人也绝非那种腰缠万贯的大款，但在他这个酒馆里却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凡是在里面吃饭饮酒者，只要能说上一段令人叫绝的故事，那酒钱也就会给你免了。
　　耿忠民当了多年的国家干部，为什么突然想到辞职，来开办这么一家“侃爷酒馆”呢？
　　这还得从《故事会》编辑部说起。
　　河南新乡有一位写故事的老作者名叫申之珉，多年以来一直给《故事会》写稿子。有一次，申之珉向吴伦推荐，说在他们新乡还有一个新作者名叫耿忠民，故事写得不错，是一棵好苗子，希望编辑部能与他联系。
　　实际上，耿忠民在申之珉推介之前就“暗度陈仓”了。他的作品正好被夏一鸣看中。这时，夏一鸣手里还有新乡的另一位作者苏景义的作品。从作品上看这两人有创作的实力和潜力。
　　苏景义是新乡报社的一名主任编辑，手中不但有一块阵地，而且是当地文学创作的“领头羊”，有一定的号召力，他写什么别人也跟着写什么。
　　三个男人一台戏，编辑部觉得新乡有成立基地的客观条件。
　　2001年，吴伦和夏一鸣前往河南新乡，与那里的故事作者见面。这些热爱故事创作的作者一下子交来了大量的作品。两人就在旅馆里连夜看稿，然后找作者一个一个面谈，最后又开大课，对这次的所有来稿一一评析。最后，两位编辑建议在当地搞一个创作基地，以加强作者与编辑部的联系。
　　这个建议得到了故事作者们的一致赞同。
　　这次新乡之行硕果累累，既出作品又出人，两位编辑从那里带回了七八篇有较好基础的作品，绝大部分都陆续发表了，有的还获得了本年度由读者参加评选的优秀故事奖。同时又发现了几名很有发展前途的冒尖作者。
　　故事创作基地建立后，新乡的作者经常性地开展了各种活动，并向全国各地的故事类刊物推荐了大量作品，故事创作在这个地方很快形成了一种气候。
　　“侃爷酒馆”既是耿忠民私人创办的酒店，同时也是帮助编辑收集各种信息的地方。 这里，凡是进来的“侃爷”，《故事会》是他们的中心话题。这些人心目中的《故事会》如何，他们对这本刊物有什么反应和要术，都可以从相互的“侃大山”中了解到，并通过创作基地及时地反馈到远在黄浦江畔的编辑部。
　　“侃爷酒馆”还具有聚合的功能。自从开办了这家酒馆，这里的故事作者就有了属于自己的“家”，他们每月定期一次地开展活动，把各自写的作品拿来探讨，在一起取长补短，相互切磋，作品的质量明显有了提高。
　　为了让这个故事创作基地能够培养出更多的人才，《故事会》在举办第八届故事创作培训班时，专门出资请这个基地的“领头羊”苏景义参加，接着又在第九届故事创作培训班时，出资请耿忠民出席。
　　2001年，耿忠民在第四期的《故事会》上发表了一个中篇故事。接着他又一鼓作气，在另一家故事期刊上连发了四个中篇故事。
　　耿忠民一下子成了创作故事的名人，河南有两家杂志社出面请他吃饭。可是因路上严重堵车，一顿中午饭，害得别人一直等到下午四点多钟。他进门一看，两家杂志的编辑们仍坐在那里等着，心中十分过意不去。
　　事后，他十分感慨地说：“没有《故事会》上那篇高质量的中篇故事垫底，我就是爬也爬不到这里面来呀！”
　　2002年3月，正是中原大地春暖花开的时节。
　　两位负责与这个基地联系的编辑吴伦和夏一鸣，再次来到新乡，与故事作者交谈和帮助他们看稿。令两位编辑感到惊讶的是，仅仅才一年的时间，这里又冒出了好几名有着创作潜力的新作者，作品质量之高，是以往无法比似的。
　　两位编辑的心情特别高兴，同大自然的春天一样，这里真是一派百花争艳的故事创作的春天啊！
　　这次，他们从这里带走了四十多篇比较成熟的稿子，在同一期上，一次性就发表了七篇。
　　这一来，这个由《故事会》建立起来的创作基地便浮出了水面，不但一下子出名了，同时还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全国的一些故事类期刊，目光马上都盯了过来，不断地向这里的作者约稿。据不完全的统计，仅仅一年的时间，这个创作基地的作者，就在全国各种故事类的刊物上发表了二百多篇故事作品，有的作者一年间就发表了五个中篇故事。
　　凡是从事过故事编辑和创作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数字啊！
　　为了进一步壮大作者队伍，为办好刊物提供后备力量，《故事会》还利用创作基地加强了对青年作者的培养。除莱州、新乡的故事创作基地之外，他们还逐渐地建立了浙江的富阳、上海的金山、辽宁的沈阳、湖南的长沙等近数个创作基地。现在，刊物不仅有近四百人的基本作者队伍，而且加强了与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故事活动基地的联系，采用多种形式来培养自己的“子弟兵”队伍。这些基地一有活动，编辑部就派人去参加。
　　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形式，不同的发展思路，不同的培养方法，使《故事会》永远保留着几块“沃土”，并在这些“沃土”上培育着一种旺盛的创作势头，使刊物的质量稳中求进，稳中求变，这也就是显而易见的了。

第四章与“上帝”交流 （1）

现代发展的IT业有一个名词，叫做“注意力经济”。意思就是，在进入高度发达的信息时代，只有吸引住了人们的“眼球”，才能够产生出经济效益。
　　《故事会》与“上帝”拉手的活动一个接着一个，从来都未间断，无形中吸引了大量的“眼球”。
　　1．同“上帝”拉起手来
　　“第二天班会课，我抱着那一摞《故事会》，在学生们惊奇的目光中走上讲台。我把一本本《故事会》物归原主地还给了大家，只听下面一阵议论。我转过身，在黑板上写了三个大字：故事会。我说：‘同学们，现在让我们大家来开个故事会，好不好？’片刻的沉默之后，教室里猛然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学生们一张张兴奋喜悦的脸涨得通红。
　　“我清了清嗓子，继续道：‘同学们，我先跟大家讲个《故事会》上的故事——《老鼠戴白帽》，讲完之后，请你们也一个接一个上来讲一讲，怎么样？
　　“‘好！’‘太好了！’学生欢呼起来，受学生们情绪的感染，我也有点激动了。这堂课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学生们争着到讲台上亮相，眉飞色舞地来上一段声情并茂的故事，就连那几个平时最羞怯的女生，也悄悄举起了手……
　　“打这以后，我干脆把每周三的课外活动变成了‘《故事会》演讲赛’，拿出班会费设置一些奖品，并规定了参赛办法的评奖标准。全班学生踊跃参与，热闹非凡，引得外班的学生羡慕不已，在门窗外围看着。现在，学生们把我封为了‘《故事会》会长！’”
　　这是一位名叫王永坤的读者写给《故事会》的信的一部分。这封信被作为“我和《故事会》的故事”征文，发表在1998年第六期《故事会》上。事情的起因是，有不少学生在上课时看《故事会》，被这位老师收缴了。下课之后这位老师将收去的《故事会》一看，自己也被吸引住了，于是因势利导，在班上开展了讲《故事会》里故事的活动，从此班级工作搞得有声有色。不久这个班有三名学生，在当地的作文比赛中获奖，而这位王永坤老师也在《故事会》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故事《盛大妈走亲戚》，学生获悉后，一起举着当期的《故事会》向老师表示祝贺。
　　一本《故事会》使老师与学生之间变得多么亲密啊！
　　这正是《故事会》的编辑们所希望达到的，因为这些读者都被他们奉为“上帝”，他们希望能同“上帝”拉起手来。
　　可是，“上帝”的手在什么地方呢？怎样才能拉住“上帝”的手呢？
　　编辑部经过多年的实践，终于摸索出了一条接近“上帝”的办法，那就是不断地开展各种有意义的活动，“上帝”便会向你伸出手来。
　　上面所说的《我与〈故事会〉的故事》，就是这些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故事会》在刊物上连发了几期消息，接着便收到了大量的读者来信。读者将编辑当成自己的知心朋友，将自己所看到、见到和经历的与这本刊物有关的感受、认识、意见、建议等等，多的几十页，少的几页，不断地寄往编辑部。这里有着许许多多感人的故事。
　　有一位当年只有十五岁的小读者名叫雷钊，因为喜欢《故事会》，就把平时母亲给的零花钱省下来，到书摊上去买这本刊物。谁知这事被父亲知道了，怕孩子省钱饿了肚子，就马上帮他订了这本刊物。可是，女儿这时却反过来动员父亲看《故事会》。父亲是一位曾发表过一些小说并在当地有一定影响的作家。开始，这位父亲认为自己是搞“高雅”文学的，对这本刊物不屑一顾。但后来看着有的小说被“圈里”越捧越高，但读者却越来越少，有的就干脆没人愿读了。其父感叹：“现在看小说的人少了，再写也没啥劲了。”后来女儿便动员父亲写故事，结果很快被《故事会》从来稿中发现，通知去参加上海笔会，其父高兴地去重新进行学习，回来后专门为女儿买了她最喜欢的背带牛仔裤，作为父亲对女儿的感谢。因为是女儿才使他与《故事会》结缘，与《故事会》结缘后，才使他走出了自己个人的象牙塔，真正地知道了读者就是“上帝”的道理。
　　人们在进行商品交易的时候，经常听到这么一句话：顾客就是上帝。文学艺术类的期刊，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它既要尊重、爱护、适应自己的顾客（读者），同时又担负着引导、教育、帮助、提高顾客（读者）的作用。事物的两个方面缺一不可，一味地迎合，刊物的品味就会下降；而一贯地高唱阳春白雪，和者必寡，这里就有一个与读者如何沟通的艺术在里面，这种艺术如果掌握得好，就会收到事半功倍的目的。
　　经常性的活动，就是《故事会》与读者的一条纽带，
　　编辑部的眼睛里要有读者，这是因为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那种靠政府出资养着的刊物将会越来越少。我们不能每到年底需要订刊物的时候才叫一声“上帝”，如果只是这样，“上帝”是不会应声的。这就必须于细微处日积月累，“上帝”才能看出你的真诚，才愿意与你拉起手来。
　　现代发展的IT业有一个名词，叫做“注意力经济”。意思就是，在进入高度发达的信息时代，只有吸引住了人们的“眼球”，才能够产生出经济效益。
　　《故事会》与“上帝”拉手的活动一个接着一个，从来都未间断，无形中吸引了大量的“眼球”。
　　1999年的1月，《故事会》开展了“我为《故事会》添风采”活动。
　　编辑部在这项活中，立刻吸引了“上帝”的“眼球”。因为这项活动几乎包括了读者的各个方面：热心参与《故事会》举办的各项活动，推荐优秀作者、作品，组织宣讲《故事会》上的作品，对刊物的征订、发行做贡献，提供盗版线索，对刊物提出合理化建议或出谋划策等等。自从这项活开展后，编辑部的读者来信与日俱增，为解决矛盾，编辑部只好另外请人帮助拆信和统计。
　　因为刊物“越办越有看头”，再加之每期上面都有推荐表与自荐表，几乎是期期都供不应求。
　　在这历时十个月的活动中，一共收到读者来信达五万多封。这些刊物的忠实读者，一封封来信都使编辑们感动，一向安静的编辑部有时就会变得热闹起来。编辑们通过字里行间，看到了一张张热切期盼的面孔，那面孔是陌生而又熟悉的，他们在阳光灿烂的前方高举着手臂，正用满腔的热情，渴盼着一本更加引人入胜的《故事会》拥入他们的怀中。
　　在这里，“上帝”的心和编辑的心是息息相通的。这些不断地通过来信与编辑们拉起手来的“上帝”，既有年已八旬久卧病榻的老人，也有稚气可掬的学龄儿童，既有博学的高等学府教授，更有田间地头的农夫。令人感动的是一些远在穷乡僻壤的残疾青年，一些因家庭贫寒而过早地辍学，只得远离家乡在外打工的少男少女，以及一些仍在为温饱而奔波的人们……他们的身份虽然各有不同，但对于这份刊物的殷殷之情却是相同的。这些信中不乏中肯的意见和热情的鼓舞，还有许多颇有见地的建议，为刊物的发展提供了很多有益的思路。更有一些热心的读者，几乎是每期都参加，及时地向编辑部指出各期存在的问题。
　　“上帝”所赐予的恩惠，使每一位编辑都感激不已。
　　山东省定陶县一中有一位名叫芮彤的同学，五岁时父亲因病而半身不遂，单位每月只给三十九元的补助金。因此，在他只有六岁的时候，就开始自己煮饭，并帮助母亲做一些简单的家务。他七岁上学以后，由于负担过重，他的母亲还未到三十岁头发都已几乎全白了。
　　沉重的生活并没有使他沉沦，他仍然努力地学习，一有机会就寻找课外书看，书本成了他最好的朋友。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得了一本《故事会》。这期的内容很丰富，其中有一篇故事，深深地将他吸引了。这篇故事说的是一个只有十岁的孩子，利用课余时间挣钱补贴家庭。这给他的心灵以不小的震动，于是，只要一有时间，这位当时只有十一岁的孩子便到处去捡破烂，然后再一分钱一分钱地攒起来，每月去书摊上买一本《故事会》。
　　由于为了买一本《故事会》，他起早贪黑地捡破烂，学习成绩却受到了影响。这学期期末考试，他从年级第一名降到了第七名。为此，母亲生气地打了他一个巴掌。
　　从此，他便瞒着母亲，继续捡他的破烂，只是学习比以前更加刻苦了。他把卖破烂得来的钱，一点一点地放有自己的床底下，每期买的《故事会》看后也妥善地藏起来，不让母亲发现后为他担心。
　　正当他准备考初中的时候，父亲突然去世。极度的伤心，使他未曾考上初中。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他将自己放在床下的钱拿出来，又复读了一年，才考上了初中。
　　领到通知书的时候，他将一个假期捡破烂卖的钱拿出来，母亲又去借了一点钱，才凑足了学费。可是，食宿费却还没有着落。作为一个正在成长的孩子，他不想失去这次难得的学习机会，急得抱着母亲痛哭。
　　这时，老村长来了，拿出一个纸包交给他，并告诉他说：“这是全村人捐的五百多元钱，给你上学用。”接着，老村长又从身上取出几本近几期的《故事会》送给他，说：“这是我为你买的，我知道你已好久都没有钱买了，你爱看，就都送给你。”
　　芮彤再也忍不住了，他扑过去拉着老村长的手，放声大哭起来……
　　就这样，一个苦命的孩子，靠着偶然从《故事会》上看到的一则小故事，就决心学习故事里面的小主人公，从此开始了面对生活，面对困难的苦苦挣扎。在他自己的努力和好心的村民们帮助下，终于迈进了全县的最高学府。
　　现在，他在学习之余，仍然抽空在外打工，有时也会背着同学和老师去捡破烂卖。目的只有两个：一是为自己筹集读书的学费；二是每月定期都要买一本《故事会》。
　　这就是一位小读者与《故事会》的故事，这难道不是为这本刊物增添了更加迷人的风采吗？
　　你付出了多少真情，“上帝”就会给你多少厚爱！
　　了解读者，关爱读者，读者就一定会为你的刊物增添风采。
　　山东省蓬莱市马格庄有一个名叫孙有璞的读者，二十二年来一直是《故事会》的忠实读者，自从刊物开展“我为《故事会》添风采”活动之后，他对这本刊物就更加关心，积极主动地为刊物做了许多义务工作，成了这本刊物在那个地方的业余宣传员。
　　他所在的庄上由四个自然村组成，有一千二百五十户人家，三千五百多人口，在当地是一个不小的村庄。他根据村子大，面积广，人口分散等特点，在村里干部的支持下，先后在村子里和附近的部队组织了八个读书小组，共有成员二百二十人，带领全村人不定期地开展读书活动，其中还专门安排时间读《故事会》，因为这是读书小组成员们最爱看的一本杂志。
　　为了让更多的人从故事中受到教育，他又在读书小组中发展能说会讲的故事员，现经过培训上岗的故事员就有十四人，在2001年1月至8月，共举行故事会一百一十场，讲《故事会》上的各类故事一百六十五篇，参加的人达五千多人次。其中，他个人在1998年就讲了五十三场，共讲了各类故事九十二篇。1999年8月以前，他个人又讲了二十三场，宣讲各类故事四十八篇，参加听众达三千多人次。
　　就这样，整个村庄竟掀起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故事会》热”。通过读刊、讲刊、评刊，他又将这些群众中的不同意见搜集起来，及时地向编辑部反馈。
　　这位热心的老读者还说：“《故事会》是为咱普通老百姓办的，每个读者都应该为她献上一份爱心，以实际行动做好宣传征订工作。”
　　他首先利用村里的黑板报，在上面专门开辟了一个“图书宣传栏”，定期每月对《故事会》《故事会爱好者丛书》《故事会图书馆文库》等进行宣传。接着他又主动与乡村的干部、学校的师生、部队的官兵、企业的工人等联系，通过这些人来扩大《故事会》的影响，再通过这些人去向同志或亲戚推荐这本老百姓喜爱的刊物。
　　在离他们村不远的马格庄镇上有两个个体书摊，邻近的刘家沟有三个个体书摊，这几个书摊都在他的视野里，他不怕路远，主动地与这些书摊的经营者打交道，宣传《故事会》，很快，每个书摊一下子就增加了二十本。
　　在孙有璞的努力下，《故事会》在这里的订数也直线上升。个人的订数过去只有七本，后来增加到了三十七本；刘家旺小学从原来的一本，增加到了八本；附近部队由原来的一本，增加到五本；村里原来是二十本，现在翻了一翻，增加到了四十本；文化服务社由原来的十本增加到了二十本。
　　这就是“上帝”默默无闻地为《故事会》所做的工作，这就是一位极其普通的读者对这本刊物的关爱，这就是开展“添风采”活动之后，心灵与心灵沟通所得到的回报，有什么能比这种回报更令编辑们感动的呢！
　　在黑龙江省穆棱市有一位名叫辛淑芝的老人，《故事会》创刊那年她二十七岁，是六个孩子的母亲，同时一对双胞胎才几个月，总是整天抱在怀里，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她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读到了创刊的《故事会》，从此就上了“瘾”，每期必读，每篇必读，成了《故事会》的忠实读者。到开展“添风采”活动的1998年，她已经六十三岁，但在给编辑部的来信中仍充满了对这次活动和这本刊物的向往之情：“不怕同志们笑话，我真希望自己能在这次‘添风采’活动中有幸成为一名幸运者，去游一游大上海，去看看上海的外滩，更重要的是去看看为《故事会》辛勤工作的办刊人员。然而我知道自己并没为《故事会》做出什么突出的贡献，这个愿望自是难（以）实现的，但是只要《故事会》能够知道，在远离大上海的祖国东北边陲的一个山城小县里，有这么一位老太婆从心里、从感情深处，深深地喜欢她，爱着她，余愿足矣。”
　　二十七岁那年，她的家还在远离县城七十里地的农场里，夫妻两人的收入每月总共才七十多元，要维护八口之家的生活已属不易，但她总是每月都拿出够买二斤盐的钱去买一本《故事会》。由于农场没有《故事会》的零售点，她就托人进县城去代，或者是自己跑上七十里路去买。得到后总是怀里搂着两个孩子，手上捧着有滋有味地读着。
　　到了晚年，不幸的事接踵而至。老伴六年前撒手西去。四年后，二儿子又溺水而亡。在接连不断的打击下，老太婆几乎无法支撑。这时，只有这本《故事会》仍然像他年轻时候一样地陪伴着她，使她每天都沉浸在那些生动感人的故事里，逐渐地从极度的悲痛中解脱出来。
　　为什么一本刊物，会使一个人从青年一直到老年都同样地喜欢她呢？
　　辛淑芝老人是这样认识的：“多年来，我之所以喜欢看《故事会》，是因为她通俗易懂，真正体现了‘讲述老百姓喜爱的故事’这一办刊愿望，能够集故事性、可读性、思想性、趣味性于一身，不仅使人开阔视野，涉猎知识，陶冶情操，还能给人以真善美的启迪，同时让人明辨是非，鞭笞丑恶。”

第四章与“上帝”交流（2）

正是这样，辛淑芝这样的老人，才能够从青年时代到老年时代都一直与这本刊物紧拉着手，永远不愿分开。
　　在编辑部开展的这次活动中，为了让更多的人领略《故事会》的风采，能同她一起从这本刊物中获得精神上的享受，这位老人不顾自己年老体弱，坚持向周围的人们介绍和推荐这本刊物，同时还将刊物中一些精彩的故事，找时间讲给不识字的邻居听。在单位的邻居之间拓展了一个读者群，这其中有年轻人，也有老年人，这些人以后都成了《故事会》的固定订户。
　　看着自己能为《故事会》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老人总爱高兴地说：“这也算尽了一位老读者的一点绵薄之力。夕阳岁月中，我将让《故事会》一直陪伴我度完余生，因为她能充实我的精神生活，是我精神世界里不可缺少的伴友。”
　　“上帝”与《故事会》的手，拉得是多么紧呀！
　　有着一批终生相守的读者，这样的刊物是多么幸福啊！
　　这样幸福的刊物，在中国又有几家呢？
　　在开展“我为《故事会》添风采”活动结束之后，编辑部邀请在这次活动中有突出成绩的三十六名读者代表，由《故事会》出资，请他们到上海来参加“《故事会》与二十一世纪研讨会”，这实际上是又一次新活动的开始。
　　这次研讨会是《故事会》面对未来新世纪的一次动员会，在这次会上，编辑部作了面对新世纪构想的发言，题目是《〈故事会〉：跨世纪的品牌战略》，通过这些热爱这本刊物、同时又热心于为刊物默默工作的读者代表，将《故事会》的声音传向远方。让更多的“上帝”与刊物拉起手来，在新的世纪里共同开创新的业绩。
　　在这三十六名参加会议的代表中，有一位来自河北省隆化县存瑞中学的代表名叫孟颜军。这所学校是以全国著名战斗英雄dongcunrui的名字命名的，1997年底被确定为全国百家期刊赠阅单位。这个不要学校掏一分钱，由编辑部每期赠送的学校，同样被编辑部认为是自己的“上帝”，出资邀请他们派代表来参加会议。
　　来自“上帝”的声音是各方面的，能够经常听到“上帝”不同的声音，对于每一本期刊的编辑部来说都应该是一种福音。
　　孟颜军介绍了全国百家期刊进入校园后师生们的反响。在座的编辑们一边听着，一边在诸多的刊物中，不断地掂着自己刊物的分量。
　　孟颜军在发言中说：“多年来，《故事会》一直是深受我校师生喜爱的刊物，班会上有时用她，讲座中有时讲她，板报上有时登她，广播里有时播送她，她成了我们学习生活的伙伴。成了启迪我们智慧，帮助我们了解社会的良师益友。近几年，《故事会》在栏目设置、故事编排、整体形象方面又下了很大功夫，使其特色更加鲜明，格调更加高雅，故事更加生动，她以非常高的品味打动了千千万万人的心灵……《故事会》既是阳春白雪，可供文人雅士在厅堂之上说唱奉和，又是下里巴人，可为平民百姓茶余饭后街谈巷议。在林林总总的期刊中，她以超越的姿态脱颖而出，犹如百花园中的一株奇葩，鲜艳夺目，光彩照人，在我们组织评刊活动中，她每次都被评为师生最喜爱的刊物之一。”
　　在新世纪到来之际，为了更好地办好这本刊物，孟颜军代表学校师生，同样地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我们也希望《故事会》在选材上更有广度和深度，是否可刊登一些名人、伟人故事和重大运动、重大事件中的短小故事，在栏目设计和整体形象上，更加新颖独特，更加利于相关体裁和题材的开掘，是否可以开辟摄影故事、漫画故事等等。”
　　这些发自肺腑之声，如果没有这些活动，又到哪里去听得到呢？
　　一个终年只知埋头编辑，孤芳自赏，而又听不到各种声音的编辑部，那将是多么的可怕啊！
　　因此，《故事会》编辑部完全走出过去文人办刊的旧模式，基本上不召开那种形式主义的座谈会，不搞通常所用的“盖洛普问卷法”（即“市场问卷法”），而是根据刊物的特点，采取了切实可行并能真正获益的措施，不断地开展各项有意义的活动，用以加强编辑部与读者的联系，不断获得各种信息，以便在办刊质量和市场运作上都能得到一种来自群众，来自基层，来自心灵深处的鲜活信息，对症下药改进工作，真正达到质量、效益双赢的目的。
　　自从复刊以来，这些林林总总的活动不下二十多次。最近几年，除了我在上面写到的几次活动之外，另外还有一些专门为读者提供服务和读者参与评刊的活动，我们也可看出编辑部在这方面所着的努力：
　　1996年，编辑部成立了“《故事会》读者俱乐部”，拥有会员八千多人。编辑部每两个月为会员提供一次图书出版信息，替会员找书，买书，疏通会员“买书难”的瓶颈，同时每年还为会员提供两次本版的折价书。此外，编辑部还特别规定，对于会员的故事作品，保证做到每件必复，优秀作品可以择优在《故事会》上刊登。
　　1998年，编辑部推出了“《故事会》优秀作品大家评”，进一步扩大读者的参与范围，让读者对每一期的刊物内容评头论足，并从中挑选出他们最喜爱的作品。
　　此项活动一下子激活了读者的参与意识，仅半个月时间，参与的选票高达四万多张。据统计，1998年，《故事会》举办的“月月评”活动，共收到参选的读者选票达五十四万余张。编辑们从读者选票所透露出来的信息中基本上看出了读者的喜好，也大致掌握了《故事会》读者的文化结构，编辑部也由此坚定了办刊的信心和意志。
　　这可是一笔无形的信息资源和资产啊！
　　《故事会》就是这样环环相连，一个活动紧接着一个活动，紧紧地与自己的“上帝”拉着手，共同开创一片阳光灿烂的新天地。

第四章与“上帝”交流（3）

　2．向“上帝”传递声音
　　与目前国内一些期刊相比，《故事会》这本刊物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她的完全市场化。
　　期刊的市场化喊了多少年了，目前到底有多少是真正地走向市场了呢？又有多少期刊走向市场之后，真正地获得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丰收的呢？
　　《故事会》的读者，绝大部分都是自己掏腰包，心甘情愿地订阅和购买的。在全国众多的期刊中，老百姓总得掂一掂各自的分量，然后才能做出最后的判断，才舍得将带着自己体温的钱，从身上拿出来。刊物的质量如何，编辑的工作态度如何，一点都逃不脱读者的目光，这真正地说明“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作为《故事会》呢，一本“其貌不扬”的刊物，为什么总是能够得到读者的青睐，群众雪亮的眼睛为什么总是被她吸引？
　　一些业内人士也曾说过，由于体制的原因，出版社出刊物“活”不了。
　　可是，为什么同样是出版社管理下的《故事会》，却能够在市场上站稳脚跟，并得到飞速的发展？
　　问题的关键就是必须得将“传统人”变成“现代人”。办刊人必须了解市场，了解市场的主体——读者。同时，也让读者了解刊物的各种动向。只要达到了编者和读者心灵与行动的一致，那么这本刊物就一定会赢得市场。
　　向“上帝”传递声音——这是《故事会》进行市场化运作的一个重要方面。
　　《故事会》在这本小小的刊物上，除了发表故事作品之外，几乎每期都有各种各样的信息。这些信息有的是编辑部的活动，有的是刊物的作品评介……总之，一切围绕着这本刊物的各种活动，通过每期有限的版面传达给读者，获得读者的理解与支持。
　　《故事会》将这些消息集中在一起，用一个栏目来给以统领，这个栏目叫“本刊信息传真”。
　　我在采访时顺手在编辑部拿了一套1998年的合订本，顺着目录找到“本刊信息传真”栏目，然后根据所指页码一条一条地数下去，全年下来，通过刊物上发布给读者的各种信息达四十五条之多，也就是说，在这一年里，那些通过信件、办笔会、研讨会等等形式给读者传递的信息不算，仅刊物上每个月就达近四条，这不能不说是编辑部一项聪明绝顶的举措。
　　编辑部在不断地向“上帝”传递声音的时候，同时也听到了“上帝”的回音。
　　能够听到“上帝”回音的人，那是一种无法言表的幸福啊！
　　在“寸土寸金”的《故事会》上，每期双页的最下方都有一句读者推荐的名人名言，或者是读者自己的“名言”。每期下来最少也得四十多条，一年下来该是多少啊！
　　怎么有那么多的读者为这本刊物推荐或自荐名言呢？
　　在翻阅1998年的刊物合订本时，我终于发现了这个“秘密”——原来，他们早已将编辑部的这个意图，通过刊物传达给了读者。
　　在1998年第二期上，编辑部是这样向“上帝”传达这个声音的：
　　“一句好的格言，常能成为警世励志的座右铭。为了让更多的读者参与，本刊即日起举办‘我最喜爱的一句格言’征稿活动……内容不限，人生际遇、情感世界、品德修养、人际关系、理想追求等皆可。应征格言务求新鲜而不熟见，精辟而不晦涩，通俗而不低俗，情真而不消沉……此项活动长期征稿，欢迎读者参与。”
　　这么一条需要广大读者加盟的消息，通过刊物发出信息之后，很快读者来信便如同潮水一样地涌向了编辑部。编辑们如获至宝，每天乐此不疲地在来信中选择精短有趣的发表在刊物上：
　　真正的朋友是上帝，虚伪的朋友是阎王。—— 罗丹（罗丹丹推荐）
　　心胸狭隘的人，烦恼常与他为伍。——巴尔扎克（刘扬推荐）
　　梦里走的路再多，也不会留下一个脚印。——（李环自荐）
　　故事的前身是人生，人生的背后是故事。——（鲁秀自荐）
　　……
　　这是一些多么生动，使人刻骨铭心的人类语言的精品啊！
　　《故事会》为了让这些名人名言和自荐“名言”发挥最大作用，在版面的安排上也是下了功夫的。他们将这些读者来信中挑选出来的内容，安排在与之相适应的故事下面，既配合读者阅读故事，又相应地提高了所发作品的品味。
　　这个小小的举措，加强了编辑部与读者之间的联系。许多大中学生和青年工人，都将这些名人名言或读者自荐的“名言”，抄在自己的笔记本上。
　　如果一本刊物只是靠几个编辑，几个圈内的“名人”来办，那么这本刊物肯定办不好的。只有让广大的读者都来参与，这本刊物才能有自身生存的土壤。
　　来听一篇讲给少年儿童的故事：
　　有一只小鸟，老爱到国王的果园里去偷吃果子，终于有一天，它被国王抓住了。
　　国王要把小鸟杀掉，小鸟一点也不慌张，它慢声细语地对国王说：“我死而无怨。作为补偿，在临死之前，我要告诉你一些使你受益的秘诀，请陛下听完后再杀我不迟。”
　　国王迫不及待地催促小鸟快说。接着小鸟就向国王说了抓住了敌人不要放，不要相信不可能的事，不要为过去了的事情后悔悲伤等三条。当国王又催小鸟讲第四条时，小鸟却说：“陛下，这第四条对你的用处最大了。不过你得先放开我一会儿，先让我祭一下恩师，然后才通告你。”
　　国王为了听到第四条妙计果真放开了小鸟。小鸟飞到树上后高叫着，说在它的肚子里有一颗鸭蛋般大的珍珠，如果将它杀了，那国王就可以得到了。可是现在鸟飞了，国王什么也得不到了。
　　国王听后后悔莫及。小鸟教训国王道：“傻瓜，我给你这些忠告，可你一条也没用上。如果你记住了第一条，你就不会放过我；如果你记住了第二条，你就不会相信我肚子里有什么鸭蛋大的珍珠；那第三条你也没放在心上，不然你就不会这么后悔和悲伤了……”
　　这时，小鸟告诉国王：“你要记住，再好的道理，听取不用也无济于事，重要的是要牢记在心，并照着去做。如果你这样做，也就不至于成了现在的傻瓜了。”
　　小鸟说完，“叽叽叽”地叫着飞走了。国王傻瞪着眼，什么活也说不出来。
　　这是一篇发表在1998年第六期《故事会》上的故事，这篇故事是专门讲给少年儿童的。
　　为了得到广大读者对少年儿童故事的支持，1998年的第四期《故事会》，编辑部向读者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
　　“少年儿童的成长离不开故事，故事已成为他们生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故事会》即日起开展‘把最好的故事献给下一代’有奖征文活动。凡适合儿童需求，有思想性、故事性、情趣性、知识性的作品均属征文范围。你可以把自己创作的，听到的或者读到的好故事寄给我们（推荐作品请注明出处）……”
　　消息发出之后，“上帝”很快地听到了这个声音，无数适合少年儿童的故事稿件，就不断地邮到了编辑部，无数生动有趣同时又适合儿童阅读和听讲的故事，既丰富了刊物的内容，同时又吸引了很多少年儿童和他们的家长。

第四章与“上帝”交流（4）

也许有人会提出，请几个写儿童故事的作家写一写不就行了吗，为什么要发动那么多的读者来参与这件事情呢？
　　不可否认，作家在创作这些儿童故事时有他们的优势，但是如果一本刊物上发表的作品，没有广大读者的参与，那么读者的热情就会与作品产生一定的距离。这种距离需要阅读作品后才能逐渐拉近。而有着他们自己参与的活动，很快就没有了这种需要时间才能拉拢的距离，他们就会同编辑心贴心，共同来办好这件事情。
　　另一个方面，作家个人的创作与数万乃至于数十万读者参加的故事创作，有着不同的特点，那就是群众创作的集体性和可传性。在这种创作中，由于有了集体的参与，同时又集中了集体的智慧，所以这样的作品往往构思特别独特，情节尤其奇巧，并能在群众中得到广泛流传，这是一般作家很难做到的。
　　有记者曾问何承伟：“从本原意义来看，作家其实应当是故事讲得最好的那个人。”
　　何承伟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则这样认为：“这就是集体创作与个人创作的区别所在。老百姓的故事之所以精彩，关键它是经过无数人的加工创造，而作家创作说到底只是一种个人创作。”“说实话，作家真的写不过老百姓。”“如‘想你想你真想你，请个画家来画你，把你画到眼睛上，看到哪里都是你。’这样一种表达方式就是民间化的，为什么这样有感染力？因为它的这种夸张就不只是个人的创作，而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像阿凡提的故事就汇集了阿拉伯人几千年的民间智慧。又如电视剧《宰相刘罗锅》的情节之所以那么精彩，是因为集合了许许多多有关刘罗锅的民间故事。这些精彩的情节是编不出来的。这个观念的转变，打开了我们的思路，使我们认识到，我们的稿源不仅只是在农村，在老百姓中间，而是全社会的。这一观念的转变大大拓宽了我们组稿的思路。”
　　何承伟的观点代表了编辑部的集体意念，也就是说，一本刊物要有自己的骨干作者，但又同时不要将自己圈死在那个狭窄的范围内，有了大多数读者的参与，刊物才能够集思广益。拓宽组稿思路的一个办法就是不断地将编辑部的声音告诉“上帝”。
　　《故事会》除了将编辑部筹划的各项活动及时地告诉读者，让广大读者都能参与到这些活动中来之外，还注意及时地引导读者阅读和创作，随时注意解答读者中带普遍性的问题，使读者与编辑部真正地做到心心相印。
　　“百姓话题”的栏目设置后，很受读者欢迎，来稿不断。但是，由于未有一个中心，稿件中五花八门的“话题”都有。为了集中精力办好每一期，编辑部根据读者和群众的要求，预先想好几个内容，提前在刊物上发布信息，告诉广大的读者和作者。这样，来稿所涉及的内容相对就比较集中，也有了一定的深度，更加贴近了老百姓的实际生活，贴近了老百姓感兴趣的问题。
　　1998年第三期的《故事会》，对于“百姓话题”所发的征稿启事，内容还比较概念：“亲爱的读者朋友，‘百姓话题’是《故事会》的重点栏目，希望你能积极参与，大显身手。作品要从普通百姓的角度出发，可谈生活中的感人事迹，也可谈令人发指的现象，还可议论当前社会的热点、焦点问题。话题要小，要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故事……”
　　时间过去半年之后，在1998年的第七期上，编辑部在向“上帝”传达这个声音时就有了很大改进，再不像第三期那样只是一些空泛概念的话了。在这里，编辑部已经从前几期“上帝”的回音中看到问题的症结。因此，在这一期里，“百姓话题”所发布给“上帝”的声音就要具体而集中：“‘百姓话题’栏目近期拟组织下列话题：1.住房问题：住房是安居之本，住房问题折射了人生际遇、社会百态；2.谈‘警察’：刑警、巡警、交警、户籍警……警察的故事纷纭多彩；3.第一次约会：令人惊喜、激动、紧张的第一次约会，必定有着谁都爱听的精彩故事；4.旅途中的故事：旅途之中，什么事都会碰上，或者叫人捧腹开怀，或叫人感慨万端……本栏目所需要的故事事件不宜太复杂，但须有一个新鲜、奇巧的核心情节。同时，为了开拓题材，欢迎读者推荐具有热点效应的话题题目……”
　　编辑部就是这样，不断地改进工作，学会向“上帝”传达声音。
　　到了这年的第九期，这时的“百姓话题”在与“上帝”通信息的基本形式，已从实践中被认可，并固定了下来，而其内容则是关于收藏、打官司、我家有个“小皇帝”、话说小偷这四个方面了。
　　到了这年的第十一期，固定了的形式已不再变化，而话题则根据读者参与的意见，确立了新的内容。同样是四个方面：即我说广告，怕老婆，打官司，也说跳舞。
　　怕老婆的故事男人们讲了几百年，女人们也跟着讲了几百年，这是老百姓柴米夫妻生活的一个部分，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故事又增添了更新的内容。“上帝”听到这个声音后立即加盟，真是越讲越精彩，越讲越新鲜。
　　跳舞的故事可是一个新鲜货。
　　跳交际舞，这个过去只有达官贵人们才能享受的东西，不知何时一下子竟深入了中国普通百姓的千家万户。你的妻子，你的丈夫，你的亲朋好友，不知什么时候，他们迷上了跳舞，这一跳就跳出了形形色色的故事。这些故事真是越讲越生动，越讲越有趣……
　　编辑部就是这样，不断地将自己的意图和想法传递给读者，并让这些信息去感动和引发读者的热情，共同参加到这本刊物的发展中来，使他们自己也认识到，自己不光是一个花钱订阅杂志的读者，同时也已成为这本刊物发展中的一支有生力量，将自己的兴趣和情感都和编辑一道，溶入到每一篇引人入胜的故事里。
　　在吴伦的桌上放着许多读者邮来的盗版《故事会》。
　　我顺手拿起一本，看后不禁摇头起来。
　　除了印刷质量低劣之外，版权页上吴伦被印成了昊伦，鲍放被印成了鲍芳。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读者就是《故事会》这个特殊精神产品的消费者。因此，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保护他们应得的利益，也成了编辑部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有一段时间，由于《故事会》在读者中畅销的原因，一些不法分子大肆进行盗版活动，使这本刊物的读者权益受到了极大的损害。
　　关于反盗版问题，我在后面将专门阐述。这里我只想强调编辑部在不断与有关部门协商，进一步加大反盗版力度的同时，又通过刊物，不断地向自己的“上帝”发出声音，让他们提高警惕，以防上当受骗。
　　在1998年第四期《故事会》上，编辑部以《谨防假冒切莫上当》为题，向读者发出了市场上已出现假冒“故事会爱好者丛书”的信息，提醒读者加以注意：
　　近来不少读者来信反映“故事会爱好者丛书差错严重”。据查，此类“出版物”均为盗版本。为维护广大读者神圣的权利，我刊特郑重声明：一、《故事会》视质量为刊物的生命，全部文字均经反复校对。二、《故事会》及其丛书的出版单位是上海文艺出版社，从未使用“故事迷”、“故事荟”和其他出版社的名义出版过刊物和丛书。三、“故事会爱好者丛书”采用缝纫线装订，而盗版书通常用铁丝钉。敬请广大读者提高警惕，万勿上当。
　　在第四期发出消息之后，仍有一些地方盗版严重，为此，《故事会》在第九期上，再次提醒读者，要密切注意盗版现象，提高自我保护意识，谨防上当买了盗版书。由编辑部与有关部门出面，在武汉等地打击盗版之后，编辑部又于1999年第一期上，再次提醒读者，要注意假冒的盗版《故事会》及其丛书出现，在全国形成了一个新老读者都不买盗版杂志，使盗版的杂志无法推销出去的局面。
　　面对激烈竞争的市场，《故事会》没有忘记读者，没有忘记他们应该获得的保护，尽自己的最大努力为读者服务。
　　这是给“上帝”发出的信息吗？不，这是一种对自己“顾客”的回音，是对自己“顾客”一种认真负责精神的体现，读者从这些字里行间，读到了自己就是“上帝”的真正感觉。
　　除了对读者通过刊物互通信息之外，《故事会》还对读者和相关的单位中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在刊物上给予及时解答，起到了联络感情，明白事理，相互理解和支持的作用，深受有关读者的欢迎。
　　1998年第五期《故事会》上的“本刊信息传真”中，发布了这么一条消息：
　　“最近，我们常收到各地群众艺术馆、文化馆和文学团体的来信，他们在开展故事活动中，非常希望邀请《故事会》编辑部派人去当地组稿和指导。但由于经费等原因，当地又无法承担这部分费用，他们希望编辑部能给予理解和支持。
　　“接到这些来信，编辑部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大家觉得培养和扶持故事创作新人，提高作品质量，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为了掌握信息，今后凡愿与《故事会》编辑部合作的单位，请及时将你们的故事活动安排通知我们，编辑部将视情况，尽可能地派编辑、故事专家前往组稿和指导。这部分费用全部由《故事会》编辑部自己负担……”
　　这里，编辑部为发展中国故事事业的一片赤诚之心，都洋溢在这些互通信息的文字里了。这是一本“小”刊物的大气魄，一种感人的大气魄！
　　如何与读者保持比较紧密的联系，进一步调动读者对这本刊物的参与意识，并通过这些热心的读者，了解到更多读者对刊物的要求，以及社会发展中各种类型人们的审美趋向，使刊物更好地为读者服务，为社会服务，在服务中逐渐体现出刊物的特色和优势，这是《故事会》这本完全面对市场的刊物，在市场经济的情况下所做的一件基础工作。这件看似极不起眼的工作，却为这本刊物夯实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最坚固的基础，赢得了“上帝”——读者的信任、关爱和支持。

第四章与“上帝”交流（5）

3．“上帝”的回报
　　这是谁，竟从信中寄了一张照片给《故事会》？
　　这是一位中国人在国外拍摄的照片，上面有几个外国孩子都向这位中国人拥去，亲吻着这位中国人的脸颊。
　　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令人高兴的事情呢？
　　信是由甘肃省广播电视厅寄来的，寄信人名叫韩怀鄂。
　　原来，引起这些外国孩子如此高兴的，竟然是一本中国出版的《故事会》。
　　韩怀鄂在信中是这样写到的：
　　“我在国外时，身边也常有《故事会》，时时翻翻看看，丰富文化生活。有时，我把有趣的故事，翻译成葡文，讲给孩子们听，他（她）们都听得津津有味，有时会伤心，有时会哈哈大笑，和故事中的人物共鸣。非洲孩子很爱中国，很想长大来中国旅游，看看东方古老的文明国家。寄去这张照片，是我给孩子讲完故事后，她们吻我脸颊的情景，是一种友爱的礼貌表示。”
　　一本《故事会》，竟然飞越重洋，让异国的孩子也同样地享受到中国文化的熏陶，这是一种多么巨大的力量。
　　《故事会》积极主动地开展与“上帝”的交流活动，“上帝”便给《故事会》以丰厚的回报。
　　除了像韩怀鄂这样的中国人，将这本刊物带到国外，讲给外国的孩子们听之外，有一些《故事会》的热心读者，在他们自己订阅和阅读这本刊物的同时，还不断地将这本刊物邮给自己在海外的亲人。
　　远在美国亚特兰大的华人王咏梅，有一天突然收到从国内邮去的一个大信封，打开一看，里面竟然是一本中国出版的《故事会》。于是，她便迫不及待地阅读起来。很快，这位远在异国他乡的中国人，就被刊物中那浓浓的乡情和生动有趣的故事吸引了，从此便爱上了这本刊物。
　　以后，她每月都会定期收到国内亲友寄去的《故事会》，阅读这本刊物，已成了她的一种爱好，年年月月，割舍不掉。除了自己阅读之外，她还向热爱中文的美国学生讲述上面的一些精彩故事，同时还向美国的有关图书馆推荐这本刊物。
　　王咏梅在看到“我为《故事会》添风采”活动的消息后，不远万里，积极地投入了这项活动。在给编辑部的来信中，她是这样表达一位海外赤子对这本刊物阅读后的心情的：
　　“我很喜欢《百姓话题》栏目，‘说大事、小事，普通人身边的事；讲闲话、实话，老百姓的心里话’，让远隔大洋的读者感受到祖国真切跳动着的生命命脉，拉近了与当代中国人真实生活的距离，可以说做到了‘息息相关’，‘时时相通’，消除了我们旅居国外多年所带来的陌生感！”
　　在热情赞扬这本刊物的同时，王咏梅还真诚地为这本刊物提出了一些好的建议。她希望“民间故事金库”里面所选的作品，能够更精一些，更具经典性，特别是对一些名胜古迹的传说，能够更增加一些文化的风采。
　　《故事会》使王咏梅与祖国贴得更近了。
　　半高是马来西亚第三代土生土长的华裔，他给编辑部来信，要求捐赠两千美元，订购《故事会》的任何一期，分别将这期《故事会》赠送给中国国内所有的中学。
　　为什么一位远在海外的华裔后代，竟要做出这样令人感动的举动呢？
　　早在三年前，半高第一次来到中国。对于一个出身在国外的华人后裔，从小受到的是异国文化的熏陶，这次来到中国，所有的一切对于他来说都是新奇的。他用一双惊奇的眼睛，看着眼前的中国。有一次，他路过一家书摊，见有几个人在买同一本杂志，就好奇地走过去，一看这几个人买的是一本《故事会》，于是也向书摊老板要了一本。
　　这本顺手买来的杂志，开始他也没在意。可是，当他晚上静下来翻阅时，不觉一下子被吸引住了。那些生动有趣的故事，既有现实意义，又有人情味，说尽了各个行业和各种人生，把他的思想带入了一个绝妙的境地。
　　看了这本偶然买回的《故事会》，用半高的话来说，就是“竟如同吸上鸦片，上了瘾，每期非看不可——因为我觉得内容很不错。”
　　作为一名华裔后代，他深深地爱着祖先曾生活和耕耘过的这片土地，深深地爱着这里的人民，爱着这里古老的文化。他认为文化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思想催化剂，人们的思想及人生观，做人的原则，处世的态度，无一不受到本土文化的影响。而《故事会》上的这些故事，对于发展中的中国，对于中国年轻的一代，都是很重要的，只要认真阅读，都会在青少年的思想启蒙阶段产生深刻的影响。
　　因此，他来信建议编辑部，希望每期都能寄一本给国内各中学的图书馆。同时，他自己也愿意出钱，率先捐赠任何一期《故事会》给全国的各所中学。
　　“上帝”对于这本刊物的关爱，已经没有了国界。
　　一本完全体现中国本土文化的刊物，在不断加强与“上帝”的交流中，就这样走出了国门。
　　家住天津台湾路的翟英选，今年四十九岁，是一位因烧伤致残的人，现已完全失去了劳动力。
　　可是，就是这样一个伤残的人，却十多年来一直没有忘记读《故事会》，几乎是期期都不落下。
　　她的生活是十分困难的。
　　翟英远的丈夫身体不好，早已退休在家，只能有时找一些轻微的活干。全家三口人，就基本靠着丈夫的四百多元退休金生活。
　　随着儿子一天天的长大，在学校里读书的学费也越来越高，面对如此窘迫的家境，自己又无能为力，翟远英曾几度产生过轻生的念头。
　　一个偶然的机会，她看到了一本《故事会》，于是就躺在床上看了起来。刊物里面生动的故事，一下子就将她吸引了。当她看到《点燃生命之火》《列车上的大哥大》这两则故事时，竟被感动得流下了泪水。她决心要向故事中的那些人物学习，勇敢地面对生活，面对现实，顽强地生活下去。
　　就这样，她将这本《故事会》又反复地看了几遍。
　　《故事会》给了她生活下去的力量，她深深地爱着这本刊物。
　　当编辑部不断地在刊物上，将一些“声音”传递给她时，她不顾自己的身残之躯，都是积极地投入这些活动，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由于生活困难，家里一时拿不出三十元钱来订《故事会》，她就采用每天从生活费中挤一点下来，用一个小纸包放好，存在那里，这样到了年底，就可以凑足订《故事会》的三十元钱了。
　　“上帝”的回报真是令人感动！
　　新疆乌鲁木齐有一位名叫周齐的读者，现年三十二岁，在一次车祸中险些丧身，最后左腿被高位截肢。
　　年轻人面对着自己的伤残之躯，几乎失去了生活的勇气。整天就躺在床上。就在这时，他过去的许多爱好和兴趣都不再有了，惟独只有读《故事会》的爱好始终保持着，与伤残之前一样，同样是每期必读。

第四章与“上帝”交流（6）

　有一次，他在这本心爱的刊物上，读到了一篇名叫《微笑的姑娘》的故事，说的是一位与他相似的年轻人名叫石新，在人生道路上所经历的坎坷，以及他对于人生不屈不挠、顽强追求的精神，给周齐以深深的感动。
　　从此，周齐就勇敢地站了起来，到社会上去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其中也包括得到《故事会》传递的信息后，同样也积极地投入到刊物的各项活动中，他还拿起笔来，给刊物工作提出自己的建议，并希望能多发表一些反映残疾人面对生活提高勇气的故事。
　　你的工作感动了别人，别人为之所做的事情，自然会令你感动！
　　邯郸钢铁总厂有一名退休教师名叫王锦辉，不久前突然生了一场大病，得了脑血栓。
　　病魔对他的折磨是痛苦的。身体不佳，视力下降，记忆力不行，在住院的四十多天里，终日心神不安，出院后依然心情烦躁。由于病情的原因，书报不能再看了，连电视也看不进去。此时终日陪着他的竟然是一本《故事会》。
　　他爱这本刊物，因为这里面的故事可以使他消除生病的烦闷，可以使他的心灵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慰藉，帮助他认识病床外的生活，了解形形色色不同人们面前所发生的故事。这样，他的病也就会好得更快。
　　王锦辉是《故事会》的老读者，他家里的书架上、窗台上、床头柜上、枕头上下、厨房里到处都放着《故事会》，只要他想看，顺手就可以拿到。他还经常性地逛书摊，目的一是去买刚出版的《故事会》，另一个目的就是去关心一下这本刊物在群众中的发行情况。只要一有时间，他就会将自己看到的故事，讲给楼前楼后的老人们听，让大家在这些故事中感受到生活的乐趣。
　　在探索一本刊物面对市场的发展时，人们往往只单纯地认为一是质量，二是品牌，三是要靠有力的发行渠道……这些道理都不错。但是，许多刊物都曾照此做了，可读者了了，发行量仍只有几千册。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作为人类历史文明的一种形式，刊物如何更好地走向市场，许多人都忽视了这样一个认识——赢得人心。这是任何一本刊物赢得市场的必备前提。
　　编辑部收到一封来自四川德阳市第二重型机械厂的信件，明显地要比别的信件要厚重，拆开一看，里面竟然是一本当年创刊初期的《故事会》。
　　这样的《故事会》现在就连编辑部都已经是很少了，竟有读者将她保留了三十多年。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的思想观念已多次地发生着变化，但这位读者却仍然保持着他那份对《故事会》的深情，这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呀！
　　邮来这本刊物的人名叫陈文军，是从儿童时代就看这本刊物的老读者。一些搞收藏的人想出高价钱买他这本刊物，可是他却不肯卖。当他从所订的刊物上得到《故事会》开展“我为《故事会》添风采”的信息后，就毫不犹豫地将这本现实难觅的刊物邮给了编辑部。
　　陈文军在他的信中是这样写的：
　　“获悉贵刊举办‘我为《故事会》添风采’活动，我感到高兴。愿将孩童时得到的已保存了三十多年的一本《故事会》献给上海文艺出版社，以此为‘添风采’尽自己的微薄之力。有人要出相当高的价钱买这本书，我没有动心，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喜爱《故事会》。”
　　“上帝”的回报无论厚重，一件件都充满着深情。
　　还有一位喜欢《故事会》的“上帝”，他回报的方法还鲜为人知。
　　这位“上帝”名叫付辉，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一名教师。
　　1998年8月，大学里快开学了。付辉急急忙忙地乘上由烟台开往北京的548次列车回校。可是，他上车一会儿后，就发觉有些不大对头，一个面目清秀的青年人站在他的面前，不停地用一双火辣辣的目光盯着他。
　　在这一刹那，付辉一下子有些紧张起来，心中涌出一种不祥的预感：这个青年人可能是一个“三只手”。
　　虽然身上没有多少钱，但仍希望不要发生什么事情，他便低头看手中那本上车前刚买的《故事会》，一边看一边又从暗中探视着那个青年人。果然，付辉发现那个青年人总是有意无意地总盯着他，只要他将头一抬起来，那个青年人就立刻将目光转开，当他专心看杂志的时候，那一双目光又跟着转了过来。
　　怪了，现在的小偷也真是，难道连一本小小的刊物都不放过？
　　付先生虽然是在大学里教书的，但对于《故事会》这本刊物已是“情深似海”，十几年来每期必读，从未间断。这次上车前，他将暑假中落看的第7.8两期买上，准备在列车上“补课”。他提着行李，找到自己靠窗的三十七号座位，将行李放好，将第八期放在桌子的边上，急着翻看第七期，谁知竟遇上了这双目光。
　　付先生心想，这样的年轻人，看来不给点颜色他看看是不行的了。于是，就在那个青年人又一次将目光转向他的时候，付先生便向他发出了警告：“怎么，没见过人看书？老瞅我这边干啥？”
　　那个青年人被这一警告，突然有些不自然，先是一怔，接着就尴尬地朝付先生一笑，操着一口南方口音说：“对不起，师傅，你误会了，我想借你那本《故事会》看看行吗？”
　　付先生这才如释重负，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原来人家是想看那本放在桌边上的《故事会》。
　　付先生将那本《故事会》借给了他。
　　这本刊物使两个旅途上的陌生人有了共同的语言。
　　通过交谈，付先生了解到，这个青年人来自湖北，家乡发生了大水灾，而他今年又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大学。可是水灾发生后，家里的一切都没有了，当地政府为他出了读书的路费和学费。可是，他的生活仍然得不到保障，只好去烟台的姑姑家借钱……读高中的时候他就爱看《故事会》，有时还把家里给的吃早饭的钱省下来买《故事会》。这次因家乡发了大水，《故事会》的第4.5.6.7.8期都没能看上……
　　这位青年人身上发生的事情，深深地感动了付先生。临下火车时，他们相互交换了地址，并将自己的那两本《故事会》塞进了那个青年人的行李里。
　　一个“上帝”被另一个“上帝”所感动。送走了那个青年人，付先生想着为这本刊物，为这位热心的青年读者，能够做一点什么呢？
　　从此以后，付先生每月总要买两本《故事会》，一本自己看，另一本就邮给那个青年人……
　　“上帝”对《故事会》的回报中，有着一束束带刺的“玫瑰”。
　　这些美丽得令人羡慕的“玫瑰”，是“上帝”从“天国”采来的礼品，那是用多少钱都无法买到的。
　　这些带刺的“玫瑰”，就是那些对于这本他们所喜爱的刊物的建议、批评、指责，乃至于对这本刊物一点一点地“把脉”，一个字一个字地“挑刺”。
　　这些回报是丰厚的，沉甸甸的，同时又会令人坐立不安，耳根发热。
　　湖南桃源县一位名叫刘双平的读者，对于每期作为打头的笑话，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99年元旦静下心来，对98年《故事会》登载的笑话做了一番统计，发现二百零八则各类笑话中，注明了‘编译、译、编写’字样的有六十六则，占总数的31.7%。如果算上未注明而实际上是转载摘抄的篇目，比例会更高一些。原来笑话的主导地位已经动摇，‘笑话’专栏离开原创为主的轨道越来越远！”
　　更有一位名叫刘剑的部队读者，得到编辑部向“上帝”发出的声音之后，送来的“玫瑰”刺如刀剑：
　　“贵刊近几期有些故事并不怎么令人满意，有剽窃之作，有老调常谈。有些故事的主题过于陈旧，不知编辑同志是否发现了这个问题。 我希望贵刊多刊登一些反映社会现实、又具有讽刺意味的故事，社会在变化，人的心态，人生观、价值观也不断在变，因此，题材、主题一定要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从这一点不难看出，“上帝”对于这本刊物的回报是真诚的，细心的，同时也是认真的，这些话都是从他们的心窝里掏出来的。他们不断的给《故事会》挑刺，不断地用显微镜发现其中被编辑们所忽视了的问题，这本身同那些关心这本刊物发行的读者一样，都是对《故事会》的关爱和支持。
　　还有一些“上帝”的回报，令成年伏案阅稿的编辑们耳目一新：
　　华中理工大学电子与信息工程系一位名叫姚武川的读者，在与刊物的交流中，提出了建立《故事会》新高地的构想。希望能开辟“网上故事会”，扩大与读者的交流，减少甚至消失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建立《故事会》网址，在互联网上占有一席之地，同时提醒刊物要及早注册域区，建立自己的网站，并愿意自愿为《故事会》做这件事情。
　　编辑们深深地感谢这些“上帝”送给他们的珍贵“礼物”，使他们能够不断地提醒自己，切不可骄傲，切不可自满，只有更加努力的工作，下定心将这本刊物办得更好，以此来报答“上帝”的厚爱。
　　

第四章永恒的魅力 （1）

《故事会》编辑们在自己多年的办刊中，逐步对这本刊物的内容进行了固定，那就是将传统与现实进行了熔铸，绝大部分故事都围绕着一个中心主题——讲做人的基本道理。
　　1．传统与现实的熔铸
　　某厂有一位名叫沈玉霞的女技术员，人已三十有五，但风韵未减。特别是那只小巧玲珑的鼻子，一笑起来，就更增加了几分姿色。丈夫刘长明，虽然是一名翻砂工，但长得也算英俊。小两口恩恩爱爱，成了全厂令人羡慕的一对鸳鸯鸟。
　　谁知不久，沈玉霞便提出要与刘长明离婚，引起全厂轰动，人们议论纷纷，就连刘长明本人心里也是一团糨糊。
　　原来，不久前沈玉霞被厂里派往北京学习，偶遇一位高中时的同学，其家产丰厚，住房宽阔，妻子不幸去世，想自己在厂里苦苦干活一年，还不如别人一月收入，加之二人谈话十分投机，便坠入爱河，答应回去后离婚。
　　离婚之前，刘长明向沈玉霞提出了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两人再逛一次公园；第二个条件是两人再谈一次话；第三个条件是两人再接一次吻。
　　当两人沿着当年初恋时走过的路，在公园里边谈边走的时候，尽管刘长明不断地述说当年的情景，但沈玉霞却一言不发。过了一会儿，沈玉霞忍不住催促说：“还有啥话要说吗？没有的话，请履行第三个条件吧！”
　　刘长明久久没有说话，最后长叹一声，转身对沈玉霞说：“第三个条件，我决定放弃了。”
　　沈玉霞反倒有些觉得奇怪：“条件是你提出来的，我又没有反对，为啥要放弃？”
　　刘长明想了想，冷冷地说：“我原打算，如果你对前两个条件毫不动心，那我也不给你留什么情面，打算趁接吻的时候咬掉你的鼻子……”
　　沈玉霞惊得“啊”的一声，忙用手捂住自己那只漂亮的鼻子。
　　刘长明这时冷冷地说：“尽管你没有良心，给我和孩子带来终身的痛苦，我恨你。但刚才我反复考虑过了，自己不能那样做。假如那样做，也将给你造成终身的痛苦，这种不道德的事我不能干。好了，咱们现在就去办离婚手续吧！”
　　说完，他头也不回地走了……
　　这是发表在《故事会》上的一则故事，名叫《第三个条件》，这个故事在中国民间流传很广，《人民日报》在1987年11月9日的海外版上，又对这则故事进行了转载，于是，这则故事便长上了翅膀，飞越到海外的华人中间，成了他们所津津乐道的故事，从此在全球的华人中传开。
　　为什么海内外的炎黄子孙，都喜爱这么一则故事呢？
　　这里，除了故事的曲折生动之外，故事内容所体现出来的民族意识和传统理念，也是使这则故事受到欢迎的一个更重要的方面——这正是《故事会》多年以来所尽力提倡的。
　　一个民族在他自己生活的地域内，由于内部、外部以及自然环境等各种原因，他们各自形成了相对于其他民族所不同的道德和审美情趣，这种民族的道德观和审美意识，是这个民族千百年来所永恒不变的做人标准。这个标准引导、规范和支配着每个人的生活和生存理念，对各自行为进行相互的规范和约束。这种经过世世代代所形成的传统观念，在得到整个社会的认同后，便成了一种衡量是非、曲直的准绳。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类自身的进步，这种千百年来所形成的标准并不是一层不变的。人类在自身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中，总是不断地纠正昔日一些错误的东西，并以此形成更加进步，更加先进，更加适合人类自身发展的新理念和新意识，这种新的意识和理念，不是凭空想出来的，也不是某一个人所能臆造出来的，他是人类集体在自生的生存、发展和进步中所形成的一种相互约束和制约的新的意识形态。
　　《故事会》编辑们在自己多年的办刊中，逐步地对这本刊物的内容进行了固定，那就是将传统与现实进行了熔铸，每篇故事都围绕着一个中心主题——讲做人的基本道理。
　　前面所讲的《第三个条件》，当时在社会流传的故事与《故事会》所发表的故事有一个很大的差别，那就是在实行“第三个条件”时，刘长明竟一口咬掉了沈玉霞那个漂亮的鼻子。如果说作品照这样发表，在读者中会引起一种什么样的反响呢？对读者会起来一种什么样的引导作用呢？编辑部反复的考虑这个问题，认为照此发表，只是起到一种猎奇的作用，而对于读者并无任何教育意义。特别是对于青年读者，在如何正确地对待婚姻、家庭以及人生等方面，都没有积极的意义。于是，编辑部从众多相同的来稿中，选发了上面一则与众不同的结尾。
　　在这则故事里，作者将民间流传的故事进行了改造，在大的情节不变的情况下，将最后对于“第三个条件”的处理上作了改变，这一改，全篇作品顿时生辉。很快便在社会上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和强烈的反响，刘长明那种“以德报怨”，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的行为，成了很多人做人的准则，在社会上产生了积极的意义。
　　美德如河流，水静流深。
　　《故事会》作为一本以弘扬本土文化为主的期刊，集中体现的是一种民族的道德、审美意识，是民族文化永恒性的一面。一本刊物如果在文化上没有一种稳定的结构，当这个民族的人文精神在风浪中受到波动和影响时，人们就会感到一种精神家园的失落，一种无所适从的迷茫。一本体现了一个民族永恒文化的刊物，就如同一种持久而稳健的心跳，使每一个手捧她的人永远年轻。
　　纵观近二十年来中国期刊的发展，很多曾经名重一时的刊物，现在却处在一种困境之中，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刊物脱离了中国的实际和读者的需求，作品的空泛和理念的遥远，使它们逐渐地成了空中楼阁。
　　但是，作为刊物基础的读者，其思想认识水平和艺术欣赏水平又是千差万别的。至少也要分为较高、中等和较低三大类。编辑部在分析借鉴其他刊物成功和失败的经验中认识到，《故事会》要想拥有广大的读者，就必须和人民群众中最绝大多数人的认识水平保持一致。只有这样，刊物才能够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所理解，所支持。
　　这种做法，不可否认会使一些有独到见解、独特思想、独立个性的作品，因为不为大多数人民群众所理解而不能发表。但是，更多的却是适应时代，适应广大人民群众的作品得到了一个相对比较自由和更加广阔的发表天地，刊物通过这种适应并以此引导读者去追求更高的审美情趣，逐渐提高读者的阅读品味。
　　要使刊物达到这样的目的，首先必须做好传统文化的继承。
　　《故事会》上发表的大量新故事，是在民间文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中国民间故事的主题思想，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在给人们讲做人的基本道理。大家所熟悉的《龟兔赛跑》的故事，说的是做人不要骄傲；《狼来了》的故事，说的是做人不要说谎……这样的主题，无论你是京城的显贵，还是乡野的草民；无论你是腰缠万贯的富豪，还是沿街要饭的乞丐，都会从中得到一定的启迪，也都会不厌其烦地讲述，这就是民间文学的群众性和广泛性。
　　《故事会》正是很好地继承了这种传统，坚持在所发表的作品中不讲大道理，而是坚持民间文学一贯的主题思想——讲做人的基本道理。
　　无论有多少新潮的“思想”，多少先锋的“理论”，但只要有人类存在，这个主题就永远不会过时。
　　这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普通人的人性之美，支撑着一个民族。
　　正是这样一个原因，《故事会》所发表的故事中，绝大部分的主题思想，都是阐明做人的基本道理。编辑部在选用稿件时所确定的这个原则，是根据当前读者的结构情况，使自己所办的刊物，能与广大读者从思想认识水平上保持一致而形成的一个特点。由于发表的这些作品，从主题思想上适应面比较广，同时又能为广大的人民群众所接受，所以这些故事的流传面也就会很广泛，读者的队伍也就会逐渐地得到扩大。例如前面所举到的那个《第三个条件》，这个故事体现的不单纯是一般的婚姻、家庭问题，而且赞扬了中国传统观念中的“以德报怨”，这种做人的优秀品质。因此，无论走遍天涯海角，这个故事都能为每一个中国人所接受，所喜爱。

第四章永恒的魅力 （2）

《故事会》在不断发掘着这口民间文学深“井”的同时，又很注意结合现实，对其进行很好的熔铸，使它们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中爆发出令人意想不到的“核反应”，在每一个读者的心中引起震撼，并以此来规范自己的言行。
　　与这一特点相联系，《故事会》发表的作品中，有着不少与之相似的主题。何承伟在一次创作笔会上给学员们所讲的两个例子，很能够说明《故事会》在确定作品的主题思想时，对于传统与现实所作的继承、探索与嫁接。
　　一个传统民间故事中的《咬娘奶头》的故事，说的是父母对儿子教育不严，以至使自己的儿子最后犯罪，被判死刑。临刑前，法官问她的儿子还有什么要求，她的儿子说，还想吃母亲一口奶。这位母亲答应了儿子的要求，没料到儿子在吃奶的时候，把母亲的奶头给咬了下来。
　　在《故事会》上曾发表过一篇名叫《赖婚记》的故事，说的是有一个木匠，生有两个女儿。有一天，木匠在干活时不幸被砸伤。送到医院治好后，家中无钱付医疗费，只好向村长借钱。村长满口答应，但要木匠嫁一个女儿给他的儿子。村长的儿子很傻，但为了交医疗费，木匠的小女儿答应嫁给村长的儿子。村长连忙办了订婚酒，但小女儿说，现在年龄还小，得三年以后，再嫁过去。三年后，村长来找到木匠，木匠本不愿这门亲事，但想到自己说出的话，也就同意了。小女儿说：“你们不放心，干脆到乡政府去登个记。”结果，乡政府要他们去医院作婚前检查。医生检查后坚决不同意他们结婚，因为村长的儿子有精神病。可这一切，却是木匠的小女儿原先就想到的。
　　由此不难看出，《故事会》上所发表的这些作品的主题思想，与民间故事是多么的相同。但这些作品所选择的事件和塑造的人物却不同，尤其是作品中反映的生活，都有各自的时代气息，采用的艺术形式也各有自己的特点。这就是一种对于传统、继承与发展的很好结合。
　　《故事会》对于所发作品在主题思想上所出现的这种状况，说明了什么呢？
　　这说明只要我们认真地对我国的传统文化和现实进行研究，就会发现，有很多故事的主题是不朽的。也正是由于这些故事表达的主题思想，都集中地阐明着一个做人的基本道理，是每一个人都应该确立的思想观念和遵守的做人准则，因此具有传承性。这种永恒的主题，适应面很广，几乎是每一代人都必须懂得的。
　　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一旦故事作者在现实的生活中，对于自己了解的生活提炼出具有现实生活气息的题材，不管它所反映的主题，与以往的民间故事有何相似之处，由于它所反映的人物和事件是全新的，采用的艺术手法又适合现代人的审美习惯，因此这类故事便能够在人民大众中具有永恒的魅力。
　　立足现实，继承传统，展望未来，是《故事会》在确立内容题材时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
　　立足现实，即作品所写的事件，一定要是现代人的生活，是广大读者看得见，摸得着的事情，是他们身边所熟悉的人和事。即使作品中有的人所从事的工作，读者也许还不了解，但这种做人的标准，却也会引起人们的共鸣。这样，读者在翻阅这本杂志时，就会有一种亲近感。那种需要读者花大力气去研究、探讨的畏惧情绪，也就会随之烟消云散。读者手捧着这本杂志之时，所得到的就是一种难得的亲情和理解。
　　而继承传统，就是我在前面写到的，必须继承中国民间文学内容的优良传统，为最广大的老百姓所接受。但如果说只是一味地“继承”，时间久了读者也会厌倦，因此还得在与现实结合的基础上，要不断地引导读者展望未来。当然，这种未来不是那种乌托邦式看不见的，或者说是看得见而又摸不着的东西。这种展望就是何承伟所说的“领先读者半步”，使其一抬头就能看得见，一伸手就能摸得着，跳一跳就能摘果子。
　　有了这三者有机结合的《故事会》，就会使读者在阅读时有一种快乐的感觉，有一种精神享受的陶醉，无论职位高低，年龄长幼，只要一接触到这本刊物，就会年年月月地读她，甚至一家一家、一代一代的入迷。
　　江西省宜春市有一位名叫曾清财的读者，是一位街道办事处的干部。他自己读这本刊物已经整整的十五年了。在他的影响下，全家人都爱看《故事会》。他的儿子从小就爱看《故事会》，在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学的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之后，也仍然在学习之余读这本刊物，并深感受益匪浅。他的女儿更是一个故事迷，从开始识字就与《故事会》结下了不解之缘。她不但自己读这本刊物，同时还将上面有趣的故事讲给年已八十岁的奶奶听，有时祖孙俩会为一则动人的故事吸引，有时又会为一则有趣的故事而大笑。而他的爱人，则经常与他争抢着阅读《故事会》。有这本刊物，其家庭整天都乐融融的。
　　凡是从事过刊物编辑工作的人都知道，一本刊物有它自己的定位，这种定位就是只能就其本身的特点，确定相对适应的读者群。例如校园文学期刊，其定位的读者恐怕绝大部分都是在校的学生；而一本青年文学期刊，他的读者也就相应地扩大到整个社会的青年群体，其中当然也包括在校的青年学生。这比起校园文学期刊来，读者面相应就有所扩大。但是，这类刊物无论你如何地扩大，由于其办刊内容的原因，低幼儿童和上了年纪的老年人一定是很少光顾这类刊物的。因为作品所涉及的内容以及审美情趣，与他们的年龄和心理早已形成了一种障碍。只要你所办的刊物，在哪一部分的人群中造成了心理障碍，那么你的刊物就会很自然地失去那一部分读者。
　　但是，办刊有办刊的难处。一本小小的刊物，不可能照顾到方方面面、形形色色、林林总总的人群。如果各种人群都要照顾到，都要让他们来读这本刊物，那么这本刊物也就会相应地失去了自己的特色，搞成一种“四不像”的东西了。
　　纵观中国一百多年的期刊发展史，很少有一本刊物能够做到“老少咸宜”的。
　　要使一本刊物受到整个社会不同人群的喜欢，这似乎成了办刊人的一个难题。
　　一百多年来，它不断地被人们提出，又不断地被人们否定。无数中国期刊的先行者都曾作过此类的探索，但结果都只能是失望而归。
　　就是这样一个一百多年来中国办刊人的梦想，却在二十世纪后期，在中国gongchandang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这“春风又绿江南岸”的大好时期，复刊后的《故事会》便“春风得意马蹄急”，确定了新的办刊构想，拟定了新的办刊战略，使历史的梦想竟一下子变成了现实！
　　这简直就是中国百年期刊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
　　为什么《故事会》能够走出中国一百多年办刊的老路，赢得如此广泛的读者群呢？何承伟对此说得坦率而真诚：“一本刊物说到底除了内容，内容，还是内容！”
　　内容，便是一本刊物的生命，是一本刊物创造奇迹之源！
　　何承伟从不允许在《故事会》发表的作品中有下流的字眼，不允许有任何关于色情的东西。他要求编辑们必须坚守这块圣洁的阵地，将《故事会》办成一本“让妈妈们放心的刊物”。《故事会》对于中国文化和民众精神生活产生的深远影响，就在于她文字干净，同时理直气壮地、不断地讲“做人的基本道理”。令人高兴的是，读者都拥戴刊物这些内容，他们一直与这种故事亲密接触，并接受着故事里面那些做人的基本道理。
　　刊物与读者的感情是通过内容来进行传递的。
　　确定一个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都能接受，愿意接受并自愿接受的办刊内容，刊物也就获得了自生的生命。

第四章永恒的魅力 （3）

　2．普遍性与典型性的结合
　　《故事会》曾经发表过一篇生动的故事，很受读者喜爱。
　　故事的名字叫做《一百个称心》。说的是有一位寡妇名叫惠侠嫂，与二十六岁的儿子一同生活。母子俩相依为命，日子过得也还算不错。但有一件事情却使母亲放心不下，那就是儿子夏宝宝的婚事。
　　这天，母亲终于等来了好消息，儿子交了一个女朋友名叫柳曼曼，人长得就像是从画上走出来的一般。
　　有一天，柳曼曼来到夏宝宝的家。见家里条件还算不错，心里也很满意。后来，当夏宝宝问她对自己家里条件是否合意时，柳曼曼说：“九十九个称心。”夏宝宝一听，不觉睁大眼睛问道：“你还有哪一个不称心？”柳曼曼说：“啥时候把你那个废物母亲处理掉，咱就一百个称心了。”
　　夏宝宝万没有想到柳曼曼会提出这个要求，一下子傻眼了。心想自己三岁死了父亲，母亲年轻时就守寡，好不容易将自己养大，如今却要将老人当“废物”推出门，这是不是太残忍了？可是，不这样就得不到如花似玉的柳曼曼。
　　在回家的路上，夏宝宝遇见了一个厂里的老工人李师傅。去年秋天，李师傅老伴不幸去世，正好将自己的母亲介绍给他，这样一来这不是两全其美了吗！于是夏宝宝便做起媒人来了，他对李师傅说：“俺邻居有个寡妇，很会体贴人，如果师傅愿意，我给你搭个鹊桥……”
　　回家后，夏宝宝又对母亲说：“今晚俺李师傅请我们看电影。”于是便带上母亲一同到电影院。夏宝宝将母亲引进去后，一会儿便推说有事，独自出来了。
　　第二天，夏宝宝问李师傅，见面觉得人怎样？李师傅说，人倒不错，就是不爱说话。
　　夏宝宝听后忙说：“第一次见面，不好意思。其实她对你可满意了，今晚上老地方再见见面，可以好好谈谈。”
　　当晚，夏宝宝又用同样的办法，说是由他们请李师傅看电影，便将母亲带到电影院。不到十分钟，夏宝宝同样先走了。李师傅一见有了机会，便靠近惠侠嫂问道：“那事你考虑得怎样了？”惠侠嫂得知详情后，顿时觉得天旋地转！
　　回家后，她想自己守寡几十年，只望着儿子长大后有个依靠，想不到儿子竟是如此对待自己。儿子靠不住了，只有靠自己，看李师傅为人忠厚，嫁就嫁吧。
　　后来，李师傅跟着汽车来到惠侠嫂家，才发现这位出嫁的寡妇，竟是夏宝宝的母亲，顿时连说使不得，使不得。惠侠嫂一边叫人将家里的东西都搬上汽车，一边对李师傅说：“有啥，事情是我俩商定的。”李师傅又说：“这些东西还是给夏宝宝留一点吧。”可是，惠侠嫂根本不听，说“东西都是我的血汗换来的，儿子心里没有娘，娘心里难道还要儿子？”
　　母亲被“处理掉”后，夏宝宝便要求两人马上结婚。柳曼曼看看屋子里只有一张床，轻蔑地说：“就只望这些来跟我结婚？你做梦去吧！”说完，转身就走……
　　这个故事在《故事会》上发表后，不但受到很多读者的喜爱，同时也在民间广为流传。人们在传讲中，又将自己对生活的看法加了进去，并以此形成了多种版本。《人民日报》在海外版上，同样对这篇故事进行了转载。
　　事隔二十多年以后，当我们今天再来复述这个故事时，同样在我们的心灵里会引起一阵强烈的震撼。
　　《故事会》在确定她的办刊内容时，十分注意内容的普遍性。
　　这种普遍性是怎么理解的呢？
　　这种普遍性就是《故事会》上所发表的作品，其故事所要阐明的观点，表达的意见，以及情节和生活的情趣，都要能够为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职业、不同职位、不同年龄的人们所理解，都要能够引起他们的兴趣。
　　这种内容的普遍性并不是编辑们坐在办公室里靠拍脑袋想出来的，而是从民间文学的发展规律中探索出来的。
　　试想一下，我们所熟悉的那些民间文学故事，哪一个不是依靠我们的前辈或者是整个社会的人们口头流传下来的。为什么人们会世世代代地流传这些故事呢？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些故事的内容得到了他们的认同。也就是说，这些民间故事的内容具有相当大的普遍性，其中包含着某些为人类所公认的道理。
　　编辑部于是从中得到了启迪，只有在故事中讲述为人类所公认的道理，才能够获得最广大的读者。因此，在内容上他们不搞“先锋”，不搞“超前”，不搞“探索”，不搞“同仁”刊物，更不搞名不副实的炒作。他们只是不声不响地将自己的刊物，紧紧地贴着这个“公认的道理”，默默地做着自己的事情。
　　如何使发表的故事作品更具有普遍性呢？
　　这就是不能单纯地去表现某一种生活，单纯地展现某一个人在特殊环境中的故事，而必须从这些具体的生活描写中，发现具有普遍意义的主题。这个主题不是过眼烟云，不是一时“新潮”，也不是信手拈来的货色。
　　这个主题应该是永恒的。
　　只有永恒的主题，故事才能具有永恒的生命。
　　怎样才能能使故事的主题获得永恒呢？
　　这里，除了故事内容应该具有普遍性之外，还必须具有典型性。因为作为文学艺术作品，只有具备了典型性，才有可能使人们感动，使人们记住，使人们从中受到教育。
　　再如前面所举到的《一百个称心》，故事所写的事情是少见的，但又是可能发生的，也就是说，很有典型性。而故事所体现的主题则是极有普遍性的。这种故事主题的普遍性，在一些传奇故事中表现得更为突出。正是这种内容的普遍性和典型性的很好结合，支撑着《故事会》一步一步地走进了千家万户，走进了数千万读者的心灵。
　　当然，《故事会》强调所发作品内容的普遍性，并不是一概排斥作品内容的新颖性和独特性，而关键在于其作品内容是否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能否被广大读者所理解，所接受。否则，再新颖再独特的内容，如果不为大多数读者所接受，也会使它完全地失去了意义。

第四章永恒的魅力 （4）

3．人性与道德的升华
　　对《故事会》主题的认识，编辑部是经过一个漫长过程的。
　　创刊初期的《故事会》，所发表的作品大都是依靠一些比较成功的电影或者小说，然后由编辑负责组织人改编。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当然大都讲的是革命英雄的故事，这些故事也曾深深地感动过无数的读者。但读者在感动的同时，又总觉得那些英雄人物的生活似乎离他们太远。后来的《革命故事会》，由于历史的原因，大部分故事都成了图解当时的某一项政策，离开老百姓关心的问题更是越来越远。
　　如何使这本刊物能够受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喜欢呢？
　　创刊初期和复刊初期的情况，为编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那就是要认真做好继承与发展。依然走过去办刊的老路，刊物同样也能办下去，编辑工作也相对比较轻松一点。但是，这样就不能适应中国大地上正在发生着的巨大变化，时间一长，就会使刊物逐渐地游离出人们生活的视线。因为再生动的故事，只要是离开了人们所关心的现实生活，离开了人们所能认识的思想水准，这个故事就不可能在人民群众中传讲，就不可能流传。
　　不能在人民群众中流传的故事是没有生命力的。
　　编辑部在办刊的过程中，逐渐地认识到，要想将刊物办得来人民群众愿意看，那就得从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那些人物和事件入手，从大多数人所普遍关心的问题切入。
　　这只能说是一个大的框架，但具体的实施还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直到1980年前后，《彩蝶》等一大批深受读者欢迎的故事的发表，才使编辑部逐渐地认识了一个基本的办刊原则，那就是故事要讲做人的基本道理——让人性与道德在故事中得到升华。
　　仿佛在茫茫的大海上，看见了前方的灯塔，刊物一下子找到了自己前进的方向。二十多来，他们不断地朝这个方向努力，终于打造出一本在世界上都具有一定影响的中国期刊。
　　人性——人的生存本能与原则，是《故事会》作品中比较集中反映的一个重要方面。
　　2002年第一期《故事会》的“东方夜谈”栏目，发表了一篇看似荒诞，但又是近在身边的故事，名字叫《前世债》。说的是过去在松江县有个财主，为人豪爽，乐于助人，人称张大方。有一日，来一农夫，跪下磕头，口称天旱无雨，田里颗粒无收，老父去世无钱安葬，无路可走，特来借大银一百两。管家一听，如此狮子大开口，便问何时能还清这么多钱。农夫面露难色说：“我一定攒下钱来慢慢还，如果今生今世还不清，我下世变一条牛来还恩人的债。”张大方便将一百两银了借给了农夫。
　　时隔一月，又来一个商人，开口就要借二百两银子。并说：“要是我真的还不要起，下辈子变头驴子还你。”张大方于是又借给了商人二百两银子。
　　此事后来被刘三知道了，心想，今生借钱下世还，何不多借一点。于是便开口要向张大方借五百两银子，管家坚决不肯。刘三便对张大方说：“我今生还不起，下世就做你爹，还你的债。”张大方一听，非但不生气，还马上就借了五百两银子给刘三。
　　再说那个农夫，回去安葬父亲之后，其妻又病，自然无法还债。那个商人在贩运木头时溺水而亡，借的二百两银子自然打了水漂。那个借得最多的刘三，钱到手后就任意挥霍，钱花光后竟被毒蛇咬死。
　　刘三的灵魂再次投胎一户人家，取名王五。到二十岁那年，王五成亲，第二年生下一子，取名王小。
　　王小长大之后，酗酒赌钱，打架闹事，无恶不作，还将家里的一头耕牛牵去卖了还赌债。王五叹息，前世不知作了什么坏事，才受此惩罚。这时，一头小毛驴站在他面前说：“王五呀王五，你也不用伤心，我们都是自作自受呀！你知道吗，你的儿子就是张财主，那条耕牛就是向他借钱的农夫，我是向他借钱的商人，你就是向他借钱的刘三，你就这样成了他的爹。农夫今天已经还清了债，重新投胎去了。我只借了二百两到现在已经还清了，马上要去重新做人了。可你借了五百两，苦头还有你好吃的！”小毛驴说完，点点头走了。
　　第二天，只见儿子王小将房门踢开，手提钢刀，恶狠狠地说：“好你个老东西，竟敢把我的驴子弄死！你马上给我另买一头，不然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一看这架势，王五一声长叹，便昏死了过去。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这篇看似近乎有些荒唐的故事，却是经常在人们的身边发生着，那就是朋友之间或者是在人与人的交往之间，失信于自己的诺言，以此来骗取他人的钱财。其实，这不是一个欠债的故事，而是一个如何做人的故事。故事中借用人死后转世投胎，指责了那些不守诚信的人，在生动得近乎离奇的故事中，潜移默化着人们的思想，教育人们应该如何做人。这种做人的基本准则，是每一个人都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这个准则，每天、每件普通的事情中都能深切地感受得到。
　　讲做人的基本道理，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于人性美的赞颂，对于违背人性的丑恶现象的无情批判。
　　《故事会》上的故事，很少有用大道理来述说的，而是大都从人性出发，紧贴着人们心灵的最深处，从做人的最基本的道理来展开故事。这样，就使这种纯理性的最基本的道德标准，又在故事的形象中得到了升华，在人们心灵深处产生着一种不易察觉的裂变，使人们在听故事的同时，思想境界也得到了提升。
　　翻开每一本《故事会》，你就会发现里面的大部分故事，无一不是对于人性的张扬，在这里既有爱民如子的领袖，也有为了他人临危惧的村夫；既有父母对子女无私的关怀，更有儿女对父母的孝顺。人间的亲情、友情和爱情，如浓浓的春风，吹拂在每一张书页里，使读者一翻开书本，就能够闻到那股来自于生活的浓香。
　　一切文学艺术作品的价值，说到底都是这些作品的美学价值。
　　作为以故事为主的刊物，其美学价值主要也就在于故事以及故事中的人物，能够给人以美的享受，美的启迪，美的陶冶，使人们在读故事的同时，也得到了一种美的感悟，美的传递，这种感悟和传递，大都来自于故事中对于人性美的描写和讲述。同时也来自于对于一切违背人性、人的道德行为的无情鞭笞。只要有人类的地方，这种美与丑、善与恶、好与坏都会在不同的时间和场景中，撞击着人们的心灵。
　　不断地追求美的生活，美的人生，是每一个人生命的一个永恒的主题。
　　《故事会》编辑们的聪明在于，他们从来都不去追求那些表面的东西，那些看似深奥、然而却脱离实际的选题，那些只能供少数“精英”欣赏的“艺术”，而是从人性出发，从人的道德出发，从人类所关心的自身的做人准则出发，依靠着数以千万计的作者和读者，将自己身边的人和事，经过自身的反思，编织了一个又一个令人神往的故事，在展现人性美的同时，诉说和告诉人们许多做人的基本道理，让人们在阅读这些故事的同时，灵魂也得到了一次静化。
　　2002年第九期《故事会》，在“3分钟典藏故事”专栏中，发表了一篇很短的故事，名叫《爱心项链》。说的是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有一位名叫克雷的汽车司机，因汽车坏了被困在郊外。正在他万分着急之时，一个骑马的中年男子路过，就用自己的马将汽车拉到了一个小镇上。克雷拿出钱来要感谢这位男子。可是这位男子却说：“我不要你回报，但我要你给我一个承诺，当别人有困难的时候，你也尽力去帮助他。”在后来的日子里，克雷真的照自己的诺言去做了。同时在别人回报他时，他也用同样的话告诉。四年之后，克雷被洪水困在了一个小岛上，一个少年帮助他脱险。当他感谢那位少年时，那位少年回答他的也同样是那一句令他永生不忘的话。克雷的心里顿时涌起了一股暖流……
　　这篇故事很短，全文也不过三百多字。但这一则小故事，却是一支人性美的赞歌，它向人们揭示了一个人类随时都需要团结友爱、互相帮助的主题，做人就应该像克雷那样，把别人对自己的帮助，变成为自己随时都去关心和帮助别人。
　　这正是《故事会》编辑部随时都向读者表达的思想：传递做人的基本道理。编辑部通过这个故事告诉人们，“爱心是不需要回报的，但爱心却是可以传递的。如果说，每一件善事都是一颗珍珠的话，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是一条金线，用爱心把它们串起来，这就是一条最珍贵的无价的项链。”

第四章永恒的魅力 （5）

作为一本销路广、影响大的刊物，编辑们没有忘记自己的职责，紧紧围绕做人的基本道理这个永恒的主题，尽力将对读者产生潜移默化的效果作为选稿的重要标准。在刊物的字里行间，找不到那种居高临下，板着面孔教人的文字，每一篇故事都是娓娓道来，引人入胜，给人教益。以人性之美去贴近人，感动人，打动人，因此故事也就自然会在读者中引起思想的共鸣，并从这种共鸣中获得自己的生命。
　　难怪有读者说，《故事会》的故事大都是永恒的。
　　难怪有的老人将每一期的《故事会》都收藏起来，然后装订成册，作为传给后人的一笔财产。因为《故事会》里的故事不会过期，有很强的时效性。
　　就是对于一些邪恶的事物，《故事会》也很少过分地、简单地指责，而是通过对人性美的赞扬，去对这些邪恶的事物进行批判，对那些违背人性行为的人进行感化。
　　在2002年第九期《故事会》的“3分钟典藏故事”栏目中，有着与上面说到的那篇《爱心项链》完全不同的另一篇故事，名叫《认错的囚犯》。
　　这篇故事说的是一群被关在牢房里的囚犯，有一天大家在一起翻着一本彩色杂志，一名囚犯指着杂志上的珠宝图片说：“我母亲如果戴上这些首饰一定很高兴。”另一个指着杂志上的房屋图片说：“我母亲如果有这么一间漂亮房子多好。”还有一个指着杂志上的一辆轿车图片说：“要是我的母亲有这么一辆车子，就可以常来看我了。”最后，杂志传到了一个沉默的犯人手中，他拿着那本杂志良久，一直未敢翻看。然后，他流出了泪水，沉痛地说：“如果我的母亲有个好儿子就好了。”此言一出，全牢房的人都沉默无语……
　　同样是一篇只有三百多字的故事，同样以那种无法抗拒的人性的力量，震撼着读者的心灵！就是在最黑暗，最阴冷的牢房里，人性同样也闪烁出她奇异的光辉。这难道仅仅是几名囚犯的忏悔吗？不，故事中这种人性的力量，同样使一切违背了人性，违背了做人道德行为的人感到震撼和忏悔！
　　在同一期《故事会》的“百姓话题”栏目里，还有一则《带着女儿做好事》的故事，说的是一位父亲送女儿去幼儿园，路上见一个小男孩跌倒后无人理睬。女儿主动去扶起那个小男孩，结果却受到了从超市里跑出来的小男孩母亲的指责，说是欺负了她的儿子。那个做好事的小女儿在一位女民警的证实下才得以脱身。这事使那位父亲感到如同被人对着心口猛刺了一刀，叫女儿以后不要管这些闲事。可是女儿却摇摇头说：“老师说小朋友要互相帮助呀！”父亲听后目瞪口呆，叹了口气说：“对，小朋友要互相帮助，但是要让警察阿姨看见。”
　　故事读完后，使人心里觉得酸酸的。
　　那些本来很普通的、人的天性中很美好的东西，在充满童真的儿童来讲，做得是那样的自然，那样的平凡，可是，在一些自私的成年人来看，简直就是不可理解。故事对于社会风气中一些不良现象进行了指责，同时通过故事呼唤人性的复归。
　　《故事会》发表的大都是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的故事，这些故事围绕着如何做人的这个主题来展开，与普通老百姓的所思紧紧相扣。就是一些描写伟大人物或领袖人物的故事，也是尽量剥开其政治光环，在日常同老百姓一样的生活中，去校正人们的认识直觉，体现这些伟人是如何做人的道理，使每一个读者都感到亲切、亲近。以此展现一种人格的力量，将中国最优秀的文化教育融入到生动有趣的故事中。
　　编辑部正是通过这一个又一个生动感人的故事，在刊物上向读者传递着一种理念：“做事要做这样的事，做人要做这样的人”。
　　正是这样一个理念所提炼出来的主题，才使这本刊物能够跨越时空，与人类的生命共存。
　　有人说，一本杂志的生命在于创新，这体现了一种办刊的道理，也具有某种积极的意义。
　　也许在这个世界上各有各的活法，探索《故事会》四十年来走过的道路，我认为其成功的经验中有一条，那就是坚持“守旧”——守住“讲做人的基本道理”的主题，并以此作为选稿用稿的一条基本标准，因此才能够打动一个个读者，引起一个个读者心灵深处的共鸣，才能够创造出如此巨大的发行量。
　　何承伟在回答一位记者提问时，很好地阐述了这种“守旧”观念。
　　何承伟认为：“做人的基本道理也就是一些具有永恒性的东西，比如诚信，你说是新的还是旧的？几千年来的故事中早就在反复讲这个问题了，但在今天它依然有新意。实际上，中华民族的一些优良传统不可能变，世界各民族几千年总结出来的人生哲理也总是历久弥新。这些做人的道理，说到底就是一种大智慧！这也就是大众文学与其他文学相区别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所表现的主题不可能有太多个人的见解，因为它要跟大众结合起来，就不可能是少数人的东西。这些关系理顺了，《故事会》才有发展的空间。”
　　回顾我们人类发展的历程，我们不难发现，人类的智慧和想像力，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得到空前的迸发，科学技术高速发展所带来的物质文明，正在日新月异，突飞猛进的向前发展——互联网、克隆、纳米技术等等，时尚的天空年年云蒸霞蔚，新潮之物层出不穷。但是，我们精神的天空、心灵的海洋呢，是不是同样能够赶上这飞速前进的时代？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精神的步伐无法赶上物质的飞跃。人们对于人性、人的道德的呼唤，对于进一步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渴盼，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如何做人”代表了人类文化中最基本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人类一种终极的基本道德点，它闪现着一种人性的光芒——这正是编辑部要强化的思想。
　　《故事会》作为一本通俗性的大众读物，在这个时候提出自己的主题内容——讲做人的基本道理，适应社会发展中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具有广泛性和普遍性。其实，这种主题的确定，是一种传统的回归，反映了《故事会》对于中国传统优秀思想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因为它的构成是我们民族千百年来所一再提倡的诚信、人格、爱与情、行为道德、生活态度、内心与对外世界的道德感等等基本元素，从而提倡、回归做人的基本道德。而这些人类的基本道德，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早就有了成熟的规范，这是一种以文化的方式植根在人类精神深处的传统。
　　可是，现代人在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利益面前，又是很容易迷失与偏离这些人类的基本道德律的。《故事会》成立四十年、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一直都牢牢地守着这条原则，用一个个生动有趣的故事，做着教人怎样做人的工作，让现代人都回到道德的起点上去，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她对于中国当代精神文明建设起到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
　　历史总是由人创造的，而“如何做人”则关系到一个民族历史的质量。
　　原来，《故事会》“守”着的，是一个永远不会过时的新鲜的主题！

第五章你的故事 （1）

何承伟是这样阐述这个标准的：“我们曾提过这样一个口号：‘把我的作品变成你心中的故事’。这个口号是我们奋斗的目标。也就是说，要让我们发表的作品，走到你的心里去，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
　　1．惊爆高考作文抄袭事件
　　2001年全国高考之后，很快地传出了一条消息，有一位考生写的一篇名叫《豆角月亮》的作文，阅卷老师们在经过认真研究后，对其标题、构思、立意等方面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得了高考作文的满分。
　　这个消息一传出，社会为之震动，人们都惊呼发现了一位作文的“天才”。要知道，每年的高考，可是牵涉到千家万户的事情。一个高中毕业生要在有限的时间里，写出一篇高质量的作文，而且得到满分，好奇的人们都想亲自阅读一下这篇作文。
　　7月底，西安某报刊登了一组这年高考的优秀作文精选，那篇得了满分的作文被排在了头条位置。
　　《豆角月亮》讲的是一个名叫娟子的三段特殊的人生故事：
　　当她还是一个小学生的时候，有一天，老师讲课问月亮像什么，同学中有的说像小船，有的说像镰刀。当娟子说像豆角时，引起全班同学的哄笑和老师的指责。二十年后，娟子成了一名老师。有一次，当她问她的学生们月亮像什么时，一位名叫李佳的学生说像豆角，她给予了鼓励和肯定。几十年后，已经退休的娟子老师接到了一个包裹……
　　可是，就在人们兴奋地相互传阅这篇作文时，有一些报纸却对这篇得到满分的作文进行了“曝光”，说是有读者发现，这篇作文完全是一篇抄袭之作。
　　此非儿戏，证据何在？
　　这些报纸声称那篇被抄袭的文章名叫《弯弯的月亮》。
　　《弯弯的月亮》是一篇小故事，讲的是一个名叫星子的人生三段经历：
　　她在小学时，有一天老师问全班同学，弯弯的月亮像什么？全班同学都异口同声地说像小船。而星子却举手要求发言，她说月亮像豆角，引起全班哄笑，同时受到了老师的批评。后来星子师范学校毕业做了老师，在讲课的第一天，她问同学们，弯弯的月亮像什么？同学们都说像小船，只有一个名叫田菲的同学说像豆角，星子给田菲的回答给予了肯定，并鼓励同学们大胆想像，除了小船、豆角之外，还可以说像镰刀、弓等等。同学们对星子老师的话报以一阵热烈的掌声。几十年之后，已经退休的星子接到了一个包裹，那是女作家田菲寄给她的，里面是一部田菲刚出版的长篇小说，书名叫《弯弯的月亮》，书的扉页上写着：“赠给最优秀的老师星子，感谢你没有扼杀我少年时期富于想像力的天性……”星子看后，脸上又浮现出当年那种很愉快的笑容……
　　除了人名有所改变，个别细节作了一点改动之外，那篇满分作文与这篇小故事竟是如此相同。
　　事情已经“曝光”到了这种地步，可是好心的人们仍然不愿相信这样一个事实，要求那些“曝光”的报纸举出《弯弯的月亮》那篇文章的作者和具体出处。
　　然而，事实却是如此严肃地摆在人们面前，一些报纸很快地举出那篇被抄袭的故事，发表在2000年第三期《故事会》“16岁故事”栏目上，作者的名字叫袁炳发。
　　这里，我不再去叙述当时以及至今全国各地报纸对于这件事情的争论，我只想与这本书的读者们共同来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故事会》上的一篇故事，会变成一个高中毕业生的高考作文？
　　从中国当前的教育体制出发，这篇获得满分作文的学生，当时在校园里根本就不可能将《故事会》这样的通俗读物，当成学习作文的范本来阅读。阅读《故事会》，完全是一种学习之余的自我兴趣，是由于这本刊物与他心灵中的某种默契，因此这种阅读基本是一种无意识的。他再是“天才”也不可能想到，在紧张的高考答卷时，那些生动的故事会如此记忆犹新，鬼使神差般从脑海里冒出来，帮了他的大忙。
　　这件事情说明了什么呢？
　　这说明好的故事是用不着死记硬背的，它在你阅读的时候就已经不知不觉地走进你心灵世界里去了。以后，这些故事就会不知不觉地变成你生活中的另一个故事。
　　又是一篇高考作文与《故事会》的故事：
　　1999年全国高考之后不久，湖北省通山县文化馆的袁望来受本县部分考生家长和考生的委托，给编辑部写来了一封信：
　　“我以极其喜悦的心情告诉你们，在今年的高考中，我地一些考生受贵刊的启发，语文考出了校好的成绩，考生及考生家长委托我向贵刊写信，表示诚挚的谢意。
　　“事情原委是这样的，高考前，我邻居的一位考生向我讨教作文的诀窍。我告诉他，马上就要考试了，关键是心理状态要放松，不能紧张，而松弛最有效的途径是看一些轻松的读物。我随手拿了案头上一本的《故事会》递给他。没想到几天后的一个晚上，这位考生竟跑到我的宿舍，高兴得叫了起来：‘袁叔叔，你给的那本《故事会》真是太奇妙了，其中的一篇竟与今年的高考作文题相似，我和我们班读到这篇故事的同学深受其惠。’
　　“原来，今年的高考作文题目是：《假如记忆可以移植》。而这类题材带有科幻性质，平时老师和同学们都忽视了。不想歪打正着，我给这位考生的《故事会》是今年第六期，里面载有《人头移植》这篇故事。更没有想到的是，高考前一天晚上，他们班举行‘我为高考献计策’的班会，这位考生发言时向大家讲述了《人头移植》的故事。事后，我问他，你怎么会想到讲这个故事呢？他说，我也是歪打正着，本想以一篇‘东方夜谈’彻底放松放松，不想竟撞上了。
　　“这件事看起来是‘歪打正着’，但我却认为这是偶然中的必然，《故事会》是一种格调很高的读物，不仅具有情趣性，而且有丰富的知识性，寓教于乐，对读者启发很大。”
　　令人更加惊奇的是，就在我写作这本书稿中的2003年夏天，全国高考再次爆出新闻，那篇得了作文满分的《最美丽的鸟》，竟然引用自《故事会》2003年第一期发表的故事《爱的误区》！
　　是的，正如上面那位读者来信所说的那样，《故事会》里面的故事，多次与高考的作文和考生的思路出现重叠，这绝非是偶然的巧合，而是说明这本刊物，就是以这样亲切的脚步，逐渐地走进了千万读者的心灵深处。
　　这是编辑们努力的结果，同时也是编辑部的一个目标，他们时时都是以这样的目标，来衡量和把握自己所办刊物的内容和形式。
　　何承伟是这样阐述这个标准的：“我们曾提过这样一个口号：‘把我的作品变成你心中的故事’。这个口号是我们奋斗的目标。也就是说，要让我们发表的作品，走到你的心里去，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

第五章你的故事（2）

　2．血浓于水的情结
　　怎样才能使“我的作品变成你心中的故事”呢？
　　《故事会》的编辑们都知道，作为一本故事类刊物，那就是必须让刊物上所发表的故事作品，能够真正地感动读者。
　　感动别人就是享受自己，享受自己心灵中最美好的一部分。
　　自从地球上有了人类以来，人类的群体与个体在自身发展的道路上，都经历过无数无法想像的困难和灾难，人性中丑恶的一面，曾经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蔓延和泛滥。但是，也正是在这些困难和灾难来临的时候，人性中美好一面也同时地闪射出耀眼的光辉。人类在自身的前进和奋斗中，接受了生命的自然愉悦和本能的生存力量，创造着人类生活的博大、丰富和神秘，在这个曾经是荒凉的星球上，不仅维持着生机勃勃的物种延续，同时还将一种只有人类才能具备的精神财富，一代一代地延续下去。这些精神财富，既包含着人类生存的哲理，又包含着人类自身相处的原则和一些必须遵守的基本道理。
　　不容置疑，任何一种文学、文化类的期刊，都义不容辞地承担着这种传播人类优秀精神遗产，并把这种精神之炬高举向前的责任。而这种责任的实现，不是靠空洞的说教，不是靠陈腐的理念，更不是靠自鸣得意的清高，它依靠的是情感与心灵之间血浓于水的相互交流。
　　《故事会》所发表的故事作品，除了易记、易讲、易传之外，还特别注意所发表的故事与读者之间的思想感情交流。这种交流不是隔岸观火，不是隔靴搔痒，而是心贴着心，刊物上所发表的作品就是在读者身边发生的事情，让作品真正地走进读者，打动读者，在读者的心中产生共鸣，从中得到启迪，获得知识，陶冶情操，铸炼品质，升华人格。
　　这个从作品到读者自身感动和行动的过程，便会重新产生出许多动人的故事。
　　有一位名叫邓湘源的读者，曾给编辑部来信说：“说起来真有意思，一本《故事会》，引出了我们家的两个故事。”
　　原来在1985年初的时候，家里人正在为他的大妹邓明嫦的恋爱问题大伤脑筋。邓明嫦身材苗条，面目秀丽，人也聪明，在读中专时，与本村一位中专男生谈了恋爱，两人相处甚好，感情日深。可是，这门亲事却遭到了母亲的反对。母亲以“既能光宗耀祖，又能找个靠山”为由，要将女儿嫁给外地一位本科大学毕业生，因为这位本科生的父亲是当地一位副市长。
　　可是，大妹却不听母亲的话，坚决不改初衷，母女二人在家里时常发生“摩擦”。
　　在外地工作的邓湘源知道这件事情之后，面对着这种局面一时也没有办法。由于他平时喜欢读《故事会》，这时突然想起读过一篇故事，说的是作为家长，如何正确地对待儿女的婚姻大事。文中的主人公因粗暴干涉女儿的婚事，结果竟闹出了一起人命大案。后来他终于在家里的书柜里找到了那本《故事会》，那篇故事的题目叫《悔恨的泪……》，故事的内容和情节，都好像是针对着自己的母亲一样。他在那篇故事上做好标记，便直奔邮局，将那本刊物寄回家中，并在里面写了几句话，要父亲将那篇故事念给母亲听。
　　没曾想到，这篇《故事会》上发表的作品，一下子成了邓湘源家里一个生动的话题。不久，父亲来信告诉他，说母亲听了那篇故事后果然想通了。
　　可是，故事到这里还没有结束。
　　1987年年底，全家又在二妹邓芳婵的婚姻问题上发生了分歧。
　　他的二妹大学毕业后在机关里工作，各方面条件都很不错。可是，二妹却偏偏爱上了一个仅有高中文化程度的普通工人。但是，这回反对这门亲事的不是母亲，却是上次给母亲念故事，做思想工作的父亲。父亲为人固执，一旦形成自己的看法后，一般都很难改变，任子女们怎么做工作都不听。
　　这一天，全家四姐妹都团结起来，共同组成“统一战线”，决定向“顽固不化”的父亲发起“总攻”。可是，几番较量下来，四姐妹个个口干舌燥，也未能将这座“碉堡”攻下来，一个个只好摇头叹气。
　　正在这时，突然来了“救兵”，母亲竟从家里的衣柜里翻出一本发黄的杂志来，翻到其中的一页，让父亲念给大家听。父亲接过那本杂志一看，未曾开言却先笑了，连说：“同意，同意，婚姻大事还是由年轻人自己做主吧。”
　　一场无法调和的矛盾，就这样轻轻松松地解决了。原来，母亲从衣柜里拿出的来的那本杂志，正是当年父亲曾念给她听的那本《故事会》。
　　1995年的5月4日，是他大妹邓明嫦结婚十周年的纪念日。这天，大妹、大妹夫专程从外地赶回老家来与家人庆贺，完后他们向母亲要那本对他们的婚姻产生关键作用的《故事会》，可是却没有在家里找到。原来，早在几年前，这本杂志就被担任婚姻介绍所所长的姑妈借走了。
　　读者朋友，试想一下，这本《故事会》在他的姑妈那里，又将会发生多少生动感人的故事呢？
　　要使刊物所发表的故事作品感动读者，除了依靠刊物与读者面对面、心贴心地进行思想的交流之外，强调故事的真实性，这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故事会》的编辑们多年来都坚持着一个发稿的原则：真实是故事的生命。
　　当然，作为一本通俗性的文学读物，其真实性绝不是如同新闻报道一样。这种真实应该是一种艺术的真实，一种来源于生活，同时又高于生活的真实。就是如同“阿P系列幽默故事”、“东方夜谈”栏目里的故事，虽然看起来是荒诞、可笑，但是只要我们仔细地想一下，在现实生活中都可以找到它的背影，就可能获得许多在现实生活中做人与处世的启示。发表的故事作品只有达到了这个标准，才能使读者感到亲切，感到“有味”，感到一种心与心之间的沟通。
　　正因为如此，编辑部多年以来排斥那些没有生活基础，凭空编造的故事；排斥那些靠“拳头”“枕头”包装的作品；排斥那些叽叽我我的小男人小女人之作。而是始终将自己的目光聚焦在社会，将刊物锁定平常百姓关心的日常生活，这样的故事作品读者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
　　《故事会》曾发表过一篇故事，题目叫《没脸饭店》。说的是一个跑长途客车的汽车司机，为了自己个人的私利，每次都将乘客拉到公路边上一家饭店去吃中饭。上海崇明一位名叫施惠新的读者读到后，顿时拍案叫绝，声称这则故事“读来很有味，打动了我。它非常真实，而真实的故事是最能打动读者的。”
　　原来，施惠新在从江苏出差回上海时，乘的是从扬州直达上海的长途汽车。车过某县城时正好是中午时间，乘客们都想车停下来吃中午饭。可是，任凭乘客叫了多少次，司机就是不肯停车。就这样，车又向前开了半个多小时，汽车在公路边上的一家小饭店门前突然停了下来。还未等大家反映过来，司机就自己先跳下了车，然后才冲着车里叫了一声：“大家吃午饭！”说完就径直朝饭店里面走去。
　　乘客们下车以后不觉都傻眼了。只见这家小饭店又脏又乱，苍蝇到处飞。这还不算，店里的食物单调无味，价格倒并不便宜。无可奈何，饥肠咕咕的乘客们只好一边骂着，一边将就着吃了一点东西。
　　开始，善良的人们还以为司机是为了节约时间，才将车停在路边小店的。谁知大伙吃完之后，那个司机却仍然独自在里面海吃。好不容易才等到他吃完，只见他嘴巴一抹就走出来了。
　　为什么这位司机连自己的吃饭钱都可以不给呢？原来，正如那篇《没脸饭店》的故事所写到的那样，是因为“野猫”给“水壶”拉了一车可以刮油水的主顾。并且天天如此，天长日久，生意好不得意，难怪“野猫”和“水壶”要从中捞一把！
　　施惠新的亲身经历，使他加深了对那篇故事的理解，加深了对于当前社会上不良现象的认识。“此类情形，只要外出走走，肯定是举不胜举的。这种坑害群众利益的行径，被故事《没脸的饭店》揭露了。然而，每一车的旅客中不能都碰上个‘李厅长’。这就是故事给人们深思的一个大问题。”
　　一则小小的故事，之所以能够引起读者对于这件事情的深深思考，这就是真实所产生的巨大力量。
　　每一篇故事从读者自觉接受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创造了另一篇更加生动的故事了。
　　也许有人会说，故事不就是靠编出来的吗？
　　是的，再好的故事都是靠人“编”出来的，但是这种“编”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了解生活，认识生活，把握生活的过程。我们的故事应该像生活一样的丰富，也像生活一样的质朴，没有任何对于生活虚假的编造，只是对日常生活所见所闻的升华和提炼。简单地说，要从日常的生活中去发现故事的诗意。这种对于生活的认识和把握得越深刻，“编”出来的故事才能越生动，才能真正地打动读者，并在读者的心灵深处引起共鸣，获得更加广泛的经济效果和社会效果。
　　作者和编辑共同一起完成了从真实的故事到故事的真实过程，用真实的磁石吸引和感动着千万读者。
　　读者用自己的心灵，又将故事的真实升华成真实的故事。
　　在这种观照和感应的交融中，《故事会》编辑部完成了自己提出的口号：把我的作品变成你心中的故事。

第五章你的故事（3）

　2．血浓于水的情结
　　怎样才能使“我的作品变成你心中的故事”呢？
　　《故事会》的编辑们都知道，作为一本故事类刊物，那就是必须让刊物上所发表的故事作品，能够真正地感动读者。
　　感动别人就是享受自己，享受自己心灵中最美好的一部分。
　　自从地球上有了人类以来，人类的群体与个体在自身发展的道路上，都经历过无数无法想像的困难和灾难，人性中丑恶的一面，曾经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蔓延和泛滥。但是，也正是在这些困难和灾难来临的时候，人性中美好一面也同时地闪射出耀眼的光辉。人类在自身的前进和奋斗中，接受了生命的自然愉悦和本能的生存力量，创造着人类生活的博大、丰富和神秘，在这个曾经是荒凉的星球上，不仅维持着生机勃勃的物种延续，同时还将一种只有人类才能具备的精神财富，一代一代地延续下去。这些精神财富，既包含着人类生存的哲理，又包含着人类自身相处的原则和一些必须遵守的基本道理。
　　不容置疑，任何一种文学、文化类的期刊，都义不容辞地承担着这种传播人类优秀精神遗产，并把这种精神之炬高举向前的责任。而这种责任的实现，不是靠空洞的说教，不是靠陈腐的理念，更不是靠自鸣得意的清高，它依靠的是情感与心灵之间血浓于水的相互交流。
　　《故事会》所发表的故事作品，除了易记、易讲、易传之外，还特别注意所发表的故事与读者之间的思想感情交流。这种交流不是隔岸观火，不是隔靴搔痒，而是心贴着心，刊物上所发表的作品就是在读者身边发生的事情，让作品真正地走进读者，打动读者，在读者的心中产生共鸣，从中得到启迪，获得知识，陶冶情操，铸炼品质，升华人格。
　　这个从作品到读者自身感动和行动的过程，便会重新产生出许多动人的故事。
　　有一位名叫邓湘源的读者，曾给编辑部来信说：“说起来真有意思，一本《故事会》，引出了我们家的两个故事。”
　　原来在1985年初的时候，家里人正在为他的大妹邓明嫦的恋爱问题大伤脑筋。邓明嫦身材苗条，面目秀丽，人也聪明，在读中专时，与本村一位中专男生谈了恋爱，两人相处甚好，感情日深。可是，这门亲事却遭到了母亲的反对。母亲以“既能光宗耀祖，又能找个靠山”为由，要将女儿嫁给外地一位本科大学毕业生，因为这位本科生的父亲是当地一位副市长。
　　可是，大妹却不听母亲的话，坚决不改初衷，母女二人在家里时常发生“摩擦”。
　　在外地工作的邓湘源知道这件事情之后，面对着这种局面一时也没有办法。由于他平时喜欢读《故事会》，这时突然想起读过一篇故事，说的是作为家长，如何正确地对待儿女的婚姻大事。文中的主人公因粗暴干涉女儿的婚事，结果竟闹出了一起人命大案。后来他终于在家里的书柜里找到了那本《故事会》，那篇故事的题目叫《悔恨的泪……》，故事的内容和情节，都好像是针对着自己的母亲一样。他在那篇故事上做好标记，便直奔邮局，将那本刊物寄回家中，并在里面写了几句话，要父亲将那篇故事念给母亲听。
　　没曾想到，这篇《故事会》上发表的作品，一下子成了邓湘源家里一个生动的话题。不久，父亲来信告诉他，说母亲听了那篇故事后果然想通了。
　　可是，故事到这里还没有结束。
　　1987年年底，全家又在二妹邓芳婵的婚姻问题上发生了分歧。
　　他的二妹大学毕业后在机关里工作，各方面条件都很不错。可是，二妹却偏偏爱上了一个仅有高中文化程度的普通工人。但是，这回反对这门亲事的不是母亲，却是上次给母亲念故事，做思想工作的父亲。父亲为人固执，一旦形成自己的看法后，一般都很难改变，任子女们怎么做工作都不听。
　　这一天，全家四姐妹都团结起来，共同组成“统一战线”，决定向“顽固不化”的父亲发起“总攻”。可是，几番较量下来，四姐妹个个口干舌燥，也未能将这座“碉堡”攻下来，一个个只好摇头叹气。
　　正在这时，突然来了“救兵”，母亲竟从家里的衣柜里翻出一本发黄的杂志来，翻到其中的一页，让父亲念给大家听。父亲接过那本杂志一看，未曾开言却先笑了，连说：“同意，同意，婚姻大事还是由年轻人自己做主吧。”
　　一场无法调和的矛盾，就这样轻轻松松地解决了。原来，母亲从衣柜里拿出的来的那本杂志，正是当年父亲曾念给她听的那本《故事会》。
　　1995年的5月4日，是他大妹邓明嫦结婚十周年的纪念日。这天，大妹、大妹夫专程从外地赶回老家来与家人庆贺，完后他们向母亲要那本对他们的婚姻产生关键作用的《故事会》，可是却没有在家里找到。原来，早在几年前，这本杂志就被担任婚姻介绍所所长的姑妈借走了。
　　读者朋友，试想一下，这本《故事会》在他的姑妈那里，又将会发生多少生动感人的故事呢？
　　要使刊物所发表的故事作品感动读者，除了依靠刊物与读者面对面、心贴心地进行思想的交流之外，强调故事的真实性，这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故事会》的编辑们多年来都坚持着一个发稿的原则：真实是故事的生命。
　　当然，作为一本通俗性的文学读物，其真实性绝不是如同新闻报道一样。这种真实应该是一种艺术的真实，一种来源于生活，同时又高于生活的真实。就是如同“阿P系列幽默故事”、“东方夜谈”栏目里的故事，虽然看起来是荒诞、可笑，但是只要我们仔细地想一下，在现实生活中都可以找到它的背影，就可能获得许多在现实生活中做人与处世的启示。发表的故事作品只有达到了这个标准，才能使读者感到亲切，感到“有味”，感到一种心与心之间的沟通。
　　正因为如此，编辑部多年以来排斥那些没有生活基础，凭空编造的故事；排斥那些靠“拳头”“枕头”包装的作品；排斥那些叽叽我我的小男人小女人之作。而是始终将自己的目光聚焦在社会，将刊物锁定平常百姓关心的日常生活，这样的故事作品读者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
　　《故事会》曾发表过一篇故事，题目叫《没脸饭店》。说的是一个跑长途客车的汽车司机，为了自己个人的私利，每次都将乘客拉到公路边上一家饭店去吃中饭。上海崇明一位名叫施惠新的读者读到后，顿时拍案叫绝，声称这则故事“读来很有味，打动了我。它非常真实，而真实的故事是最能打动读者的。”
　　原来，施惠新在从江苏出差回上海时，乘的是从扬州直达上海的长途汽车。车过某县城时正好是中午时间，乘客们都想车停下来吃中午饭。可是，任凭乘客叫了多少次，司机就是不肯停车。就这样，车又向前开了半个多小时，汽车在公路边上的一家小饭店门前突然停了下来。还未等大家反映过来，司机就自己先跳下了车，然后才冲着车里叫了一声：“大家吃午饭！”说完就径直朝饭店里面走去。
　　乘客们下车以后不觉都傻眼了。只见这家小饭店又脏又乱，苍蝇到处飞。这还不算，店里的食物单调无味，价格倒并不便宜。无可奈何，饥肠咕咕的乘客们只好一边骂着，一边将就着吃了一点东西。
　　开始，善良的人们还以为司机是为了节约时间，才将车停在路边小店的。谁知大伙吃完之后，那个司机却仍然独自在里面海吃。好不容易才等到他吃完，只见他嘴巴一抹就走出来了。
　　为什么这位司机连自己的吃饭钱都可以不给呢？原来，正如那篇《没脸饭店》的故事所写到的那样，是因为“野猫”给“水壶”拉了一车可以刮油水的主顾。并且天天如此，天长日久，生意好不得意，难怪“野猫”和“水壶”要从中捞一把！
　　施惠新的亲身经历，使他加深了对那篇故事的理解，加深了对于当前社会上不良现象的认识。“此类情形，只要外出走走，肯定是举不胜举的。这种坑害群众利益的行径，被故事《没脸的饭店》揭露了。然而，每一车的旅客中不能都碰上个‘李厅长’。这就是故事给人们深思的一个大问题。”
　　一则小小的故事，之所以能够引起读者对于这件事情的深深思考，这就是真实所产生的巨大力量。
　　每一篇故事从读者自觉接受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创造了另一篇更加生动的故事了。
　　也许有人会说，故事不就是靠编出来的吗？
　　是的，再好的故事都是靠人“编”出来的，但是这种“编”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了解生活，认识生活，把握生活的过程。我们的故事应该像生活一样的丰富，也像生活一样的质朴，没有任何对于生活虚假的编造，只是对日常生活所见所闻的升华和提炼。简单地说，要从日常的生活中去发现故事的诗意。这种对于生活的认识和把握得越深刻，“编”出来的故事才能越生动，才能真正地打动读者，并在读者的心灵深处引起共鸣，获得更加广泛的经济效果和社会效果。
　　作者和编辑共同一起完成了从真实的故事到故事的真实过程，用真实的磁石吸引和感动着千万读者。
　　读者用自己的心灵，又将故事的真实升华成真实的故事。
　　在这种观照和感应的交融中，《故事会》编辑部完成了自己提出的口号：把我的作品变成你心中的故事。

第五章你的故事（4）

　4． 一副神奇的“药方”
　　在如何确定《故事会》的主题，使我的作品真正地变成你心中的故事，何承伟除了他的“守旧”理论之外，还有一个就是“药方”理论。
　　对于《故事会》多年以来所发表的故事作品，何承伟是这样认识的：“故事在具备文学的所有功能之外，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它是一种劝人的‘药方’，用东北话说，故事就是一种‘劝人方’，它要教人的是一些做人的基本道理。”
　　为了证实何承伟的“药方”理论是否真正实行，我对其中有一年的《故事会》所发表的作品进行了统计，结果这类“药方”的故事作品竟超过了五分之三。
　　《故事会》巨大的发行量证明，何承伟的“药方”理论，在这本刊物上是切实可行的，是得到了广大读者的认同和欢迎的。
　　2002年第九期的《故事会》上发表了一篇名叫《陈大宝开刀》的故事，说的是一位名叫陈大宝的病人，为了医生能将自己的“刀”开得比别人好，千方百计地给医生送红包的故事。说明当前一些医院风气败坏，不仅与少数的医务人员有关，同时也与一些病员和家属的变态心理有关。这些想方设法送红包的人，无形中成了败坏医风的推波助澜者。
　　故事发表后，收到了不少读者的来信，其中有很多人都是在看病时，自己主动送红包的人，他们都一致认为，自己当时心理的确是“变态”了。其中有一位老人，说自己在生病住院时，其儿子为了能给自己找一个好医生，四处托人去送红包，弄得一家人不但经济上有了很大的负担，同时心理负担也很重。那么多相关的医护人员，人手一份谁也送不起。送了这个未送那个，总怕未收到红包的人不好好地给老人治病，老伴为此终日担心，结果自己还未出院，老伴又住了进去。而与他相邻病床一位农村来的老头，因为家里贫穷，医疗费都是村里的人一元一元地凑齐的。老头自认为自己病情严重，能治好更好，治不好就不想再给全村的父老乡亲们添麻烦，因此一分钱的红包也没有送，大咧咧地往手术台上一躺。结果手术后一切正常，三天下床，七天拆线，十天结账出院，还退给他几百元钱的住院费。
　　因此这位老人认为，那些要红包的医生，大都是被像陈大宝以及自己儿子一样的人给“养”坏的，如果我们在加强医疗法制建设和医德医风建设的同时，全社会人人都不去主动地给那些医生送红包，我想整个医风就会好起来的。为此，这位老人自己出院之后，在照顾老伴的同时，就带了一本这期的《故事会》去医院，给病人们讲《陈大宝开刀》的故事，不但动员自己的儿子不再去送红包，同时也劝说与老伴同病房的人不去送红包，结果老伴按照正常的治疗，没花多少钱就出院了。
　　办刊的过程，其实是一种寻找自己精神内核的过程，是自己解释人生的一种代言。
　　《故事会》编辑部的编辑们在选发作品时，大都包含着一种朴素的道理——如何做一个真正的人。而他们总是愿意将这个朴素的思想，隐藏在一个个的故事里，被读者悄然吸收。
　　任何一本以原创为主的刊物要想得到发展，都必须寻找到一种与众不同的文化形态，并且在实践中逐渐地形成自己与众不同的特色，只有这样，这本刊物才能够获得强大的生命力。
　　一本刊物的文化形态，不是空洞的口号，更不是靠小圈子里的几个人相互认同。这种独特的文化形态，必须靠刊物的具体内容来体现，靠广大读者对于内容的认同，靠长期的社会实践来证实。
　　《故事会》为了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形态，经过两代编辑多年的摸索，紧紧围绕讲做人的基本道理来进行组稿和编稿，使每一篇故事都成了一帖神奇的药方。
　　福建省有一个名叫苏用锥的老人，自从退休以后，身体反而比工作时要好得多，其他老同志都觉得很奇怪。有一次来找到他，问他到底有什么秘方。苏用锥老人听后不觉哈哈地笑了起来，顺手从家里拿出一本《故事会》来放在桌子上。
　　这些老同志见他放了一本《故事会》在面前，就好奇地问这里面真有秘方吗？。
　　苏用锥老人笑着说：“要问我有什么秘方，我告诉你们吧，这个秘方就是《故事会》。看《故事会》能够帮助你调整心态，启发你正确地对待生活，对待喜怒哀乐。”
　　这就是一位退休老人，一位读者对于《故事会》的评价。
　　这个评价，对何承伟所确立的“药方”理论，正是一种最好的印证。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一位名叫张亚杰的读者，是这样评价《故事会》的各个栏目的：
　　笑话——使人忘却烦恼，在笑声中忘却了一天的疲劳。
　　社会故事——使人对社会上某些事情有所了解，也有所反思。
　　中篇故事——使人知道有些事不应错过，也不应做错某些事。
　　天下奇闻——使人增加了不少知识，等于游览了天下。
　　外国文学故事鉴赏——等于读了一本好书。
　　从读者对这些栏目的评价，我们不难看出，那一篇篇生动的故事，在千万读者的心中，的确是一帖帖最好的药方。这些故事，总是将人性美好的一面展现给读者，使读者在这些美好心灵的呼唤下，自觉地反省自己，反省人生，从而使自己的灵魂得到了一次净化和提升。实际上，这种在人们心灵中的潜移默化作用，是世界上任何药方都无法比拟的。
　　河南省鹤壁矿务局一位名叫曹志国的读者曾给编辑部来信说，他因为失恋，心情苦闷，工作学习都失去了信心。惟独对于《故事会》的爱却始终没有变。就在这时，他像过去一样，买了一本刚出版的《故事会》，然后就自己埋头读了起来。
　　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读着那些故事，他便忘记了心中的不快，整个思想完全被那些故事吸引了。在这些有趣的故事中，有一篇写一位青年在爱情受到挫折时，能够勇敢地抬起头来，面对现实，开始寻找自己新的生活。结果，这个青年不但事业上取得了成功，同时还获得了幸福美满的爱情。
　　这篇故事深深地打动了他，当他放下这本《故事会》的时候，如同吃了一服神奇的药，自己很快地就从极度的悲伤中解脱了出来，面对生活，面对社会，面对自己，觉得身上又充满了力量……
　　现在，各种各样的故事类报刊早已充满了市场，为吸引读者，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生存，少数故事类报刊不去下功夫探索适合自身的发展方向，在模仿别的刊物失败之后，就将一些凶杀、色情类故事，变成了提供给读者的“主餐”。谁知这道“主餐”并未能获得读者，却反而使原有的读者远离了自己。

第五章你的故事（5）

《故事会》的编辑们是了解自己读者的，因此四十年来，他们从未动摇过自己的信念，不在作品中制造那些令人震惊的“故事”，他们默默地走着自己贴近生活，贴近读者，贴近现实的办刊道路。他们从不刻意地在任何媒体上炒作，从不愿在显赫之处抛头露面。他们不骄不躁，平淡如水，但其刊物的内容却浓酽如茶，不，那不是普通的茶，那是一副副令人沉醉而神往的“劝人方”。这些故事从不同的侧面讲述生活，剖析人生，打开了一扇扇人们渴望真诚、友爱、善良、理解的内心世界的窗户，谱写了一曲曲人世间真、善、美战胜假、丑、恶的颂歌。
　　正因为如此，《故事会》上的故事使人们觉得真实、可亲、可信，伸手可触，从而引起数以千万计读者心灵的共鸣，才能在一篇又一篇生动的故事中，寻觅自己的精神家园。而感动又是可以传染的，那些数以千万计的读者，这是一个多么庞大的“军团”啊！
　　上海普陀区长风二村有一位名叫徐艺的读者，怀着十分感激的心情，曾经告诉过编辑部这样一件事情：
　　徐艺有一位表姐，生病之后住院，很快就查出了她的胃部患有恶性肿瘤。这个突然的消息，如同当头一棒，给这位生性活泼的表姐以巨大的打击，她终日以泪洗面。
　　面对这种情况，医生在亲属们的要求下又对表姐进行了全面的检查，然后告诉亲属，表姐的病还是有希望治好的，但关键是她必须排除现在的思想压力，自己要有信心，与医生很好地配合。
　　听了医生的话之后，为了表姐能够战胜病魔，亲属们都轮番地对她进行开导，可是精神崩溃的表姐却什么也听不进去。
　　年底，徐艺照常去书摊上买了一本当月的《故事会》，当读到故事作家陈桂娣的《桑琼泪》时，不禁深深感动了，于是就将这本《故事会》带到医院，推荐给自己的表姐。
　　令她意想不到的是，当徐艺再次到医院去看这位表姐时，表姐用手抚摸着那本《故事会》，顿时失声地痛哭起来。她告诉徐艺，与小桑琼相比，自己是多么的渺小和可笑啊！表姐对徐艺说：“小艺，你放心，我不会再自暴自弃了，我一定要勇敢地活下去！”
　　从此，表姐完全地变了！她又恢复了乐观开朗的性格，积极地配合医生的治疗，切除肿瘤的手术获得了成功。以后，她又遵照医生的嘱咐，时刻注意调养身体，病情逐渐地有了好转。在这段时间里，《故事会》成了表姐最亲密的伴侣，只要每期出刊，徐艺都会准时地去书摊上买上一本，然后将这本还喷着墨香的刊物，送到表姐的病床前。
　　现在，当年对自己的病情完全失去信心的表姐，已经完全能够像正常人一样地生活学习了。而在最失望的时候给她带来神灵“药方”的《故事会》，从此便成了她最好的“朋友”，她不但自己每期必读，有时还向周围的熟人们推荐。至于那本曾经给她力量和期望的故事《桑琼泪》，她还时常拿出来捧读……
　　《故事会》究竟是一本什么样的刊物？
　　有人说她“俗”——田间地头，街头巷尾，老少妇孺皆有捧读者。
　　有人说她“雅”——上层的党政要员，鸿儒学士，商海巨富，乃至海外学人，也都不时地在他们的公文包或者学术论文的夹子里装着一本。
　　一本刊物办到了不分地域，不分职业，不分老幼都喜欢的程度，那的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只要读过这本刊物的人都会发现，她给人们带来的心灵药石，是任何人都能够接受并乐于“服用”的。因为她既是导师，同时又是朋友，她在庄严地向人们讲述做人的基本道理的同时，又带来了那种令人轻松愉悦的精神享受。她的音符是悦耳而又动人的，她的整个旋律是纯正而又亲切的，她是靠着真诚和朴实走进人们心灵的。喧闹的人世上，常常会使人们的灵魂蒙上灰尘，而就在这个时候，《故事会》就会向人们提供一种精神沐浴，使人们面对着各种诱惑，始终能够保持一种平常的心态，一种与人为善的基本道德，以获得自我精神家园的美丽。
　　我们必须认识到，任何一种文学期刊，它之所以能够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能够在社会上存在和发展，都与它在人民群众的生活中具有独特的功能分不开的。任何一本文学刊物，一旦失去了这些赖以生存的基础，那么它就必然会被现实所淘汰。
　　《故事会》正是这样紧紧地把握住了这个原则，让这本刊物能够在人民群众的生活中发挥一定的作用，逐渐地形成了高格调、高品位的“刊风”；她通俗，但从不庸俗、媚俗；不跟“风向”，不追“热点”，更不迎合一些低级趣味。刊物通过“谈古说今”、“我的故事”、“中国新传说等栏目，讲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讲做人的基本道理。通过“哲理故事”，将深刻的哲理“内核”，隐藏在生动的故事中，让读者在欣赏故事的同时，去感悟其中深刻的人生哲理，使得深奥的哲学理论与通俗的民间故事在这里“联姻”，故事的内涵因此而深化，使那些故事读来回味无穷。
　　除了这些之外，在何承伟的“药方”理论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那就是这些教人如何做人的故事，有相当一部分是提倡科学，反对封建迷信的。这些故事同样来自于现实的生活，有许多都是时常在我们身边发生着，而人们又都司空见惯的，这些违背科学的东西，总是在无时无刻地吞噬着一些人的灵魂，使这些人变得更加愚昧。
　　《故事会》将深奥的科学，同样变成了让人容易接受的故事。用引人入胜的情节，深入浅出地引导读者。
　　读者方莱英是一位中学教师。在父亲刚刚过完八十大寿之后不久，她发现老人突然有些闷闷不乐，郁郁寡欢。无人时常常是独自坐在家里流泪，并时常闹着要回老家去。问其原因，老人总是沉默无语，只是摇头。
　　后来，方莱英从别人那里知道，原来是在老人八十大寿后的清明节，他在老家的街头请人算命。那个算命先生告诉他说，他已过不了几年了，从阴间阎王爷的生死簿上看，他早已该寿终正寝，只是由于他平时为人心肠好，所以阎王爷才给他加了几次寿。而这一次，肯定是逃不过去了。
　　老人相信因果，相信有阳间与阴间，过了不久老人便生了病。方莱英为他请人看病后开了几张药方，照此抓来中药，煎与老人服用，但都作用不大。
　　为了让病中的老人高兴，方莱英根据老人喜欢听故事、讲故事的特点，在书摊上去买了一本《故事会》，将上面一篇《乞丐与状元》的故事先讲给老人听，然后又让老人自己看。这是一篇反对封建迷信，批评算命先生为骗人钱财，故意胡编乱说，最后被人揭穿的故事。老人看了几遍之后，就与方莱英一同就故事中算命先生行骗的事情交换了自己的看法，接着又谈了自己请算命先生的过程。父女俩通过对故事的议论，对算命先生进行了揭露，同时回忆了自己所见到和听到的算命先生害人的故事。
　　这样一来，老人觉得自己应该相信科学，不应该听信那些算命先生的骗人谎言，心情一下子又变得乐观起来，不用再吃药，自己就恢复了过去的正常活动。由于解除了精神压力，已经八十二岁的老人仍然耳聪目明，看书不用戴眼镜，经常捧着一本《故事会》看得津津有味。
　　江西有一位名叫余国金的农村读者，他给编辑部写过一封信，谈了自己对一篇名叫《看风水》的故事的读后感。
　　余国金在来信中认为，“《看风水》是一篇有现实教育意义的故事，真叫我爱不释手。在这则故事里，作者运用信迷信不能发财而会变成懒汉的朱娃来教育读者，证明只有劳动才能致富，只有党的政策才能致富。”
　　科学的力量是无穷的，提倡科学的故事同样也是力量无穷的。
　　湖南省衡东县是著名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罗荣桓元帅的家乡。在这个县里有一所以罗荣桓元帅名字命名的图书馆名叫荣桓图书馆。
　　在这个图书馆里，有一位从部队复员回乡的战士名叫曹湘平，他十九年来一直在这个图书馆里从事少年儿童图书的管理工作，并因此与《故事会》结下了不解之缘。因为他发现这些正在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小读者，几乎是人人都喜欢看这本刊物。因此，他将这些小读者按照不同的年龄分成了若干个读书小组，将《故事会》中的优秀故事，特别是一些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有利于打开少年儿童学习思路的故事，专门刻印出来供小读者阅读。每到星期天的时候，他就将这些小读者组织起来，开展讲故事活动。
　　由于十九年来，他一直坚持做好这项工作，一批又一批的小读者通过读《故事会》，开阔了视野，学到了很多科学和文学知识，增加了这些小读者追求科学文化知识的兴趣和勇气，竟先后有一百八十位《故事会》读书小组走出的小读者考取了全国各地的名牌大学。
　　《故事会》成了热爱科学的青少年成长的好伙伴。
　　无数《故事会》的读者，正将刊物上的作品，变成了自己生活中更生动感人的故事。

第五章“幕后”之谜 （1）

　由于距离，便产生了神秘；由于神秘，便产生了崇拜。人们都想知道，她的编辑部汇集了一些什么样的人才？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人，书写了这个中国期刊史上的神话故事？
　　是否可以这样地认为，任何一本刊物的竞争检验的是编辑人员认识世界和文化的方式，考验的是一种对于本土文化的认识功力，拼到最后是一种文化与人格的较量。而每一本刊物，在它还未投放到市场上时，编辑人员早已将其人格化了。
　　1．笼罩着“神秘”色彩的编辑部
　　一位美国老人走进了上海文艺出版总社。
　　在人们的指引下，他终于见到了总社社长兼《故事会》主编何承伟。
　　老人睁着一双蓝色的眼睛，带着几分惊奇地看着面前这位年富力强的出版家。他万万没有想到，就是这样一个谦逊的中年人，竟然能使他所领导的刊物发行量，在最近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不仅一直保持在中国九千多种期刊的前例，同时还跻身于国际期刊大发行量的行列，创造了世界期刊发展史上一个又一个的神话。
　　两个人相见恨晚。
　　就在何承伟呆了将近三十年的那间办公室里，他们酩茶而叙，相谈甚欢……
　　为什么这位美国老人不远万里地跑到中国的上海，专门要会见何承伟呢？
　　原来，这位老人是美国专门研究大众文学的一位学者。他从美国的传媒中得知中国的故事文学发展得如火如荼，故事类的报刊如雨后春笋，他踏上了飞往中国之路。
　　可是，这位美国学者由于对中国报刊的情况还不是很了解，动身之前，有人告诉他一个消息，在中国的某一个城市里，有一本大型的故事刊物。他按照国际的惯例，在中国众多的故事类报刊中，先选那些刊名带有全国性的刊物，结果他第一站便飞到了那座城市。
　　交谈下来，这位美国学者感到有些隐隐的失望。因为与国际上的同类刊物相比，这家刊物的发行量并不是很大。更为遗憾的是，他的大众文学观念与对方也没有多少相通之处。恰在此时，有人告诉他上海有本叫《故事会》的杂志，不妨前去看看。于是这位学者便来到上海。
　　与何承伟的交谈使这位美国学者受益匪浅。
　　当何承伟领着这位远方的学者走出社长办公室，来到他神往的《故事会》编辑部时，这位美国学者不觉发出了惊叹——
　　两间狭窄的办公室，办公桌一张靠着一张，上面除了电脑就是那些堆满了的稿件，编辑们正在埋头改着手中的稿子，只有门前过道上那个中国汉代的说书老人，正张开嘴巴朝他微笑。
　　难道这就是那个创造神话的地方？
　　北京有一个小男孩，已经上小学四年级了，他学习之余就爱看《故事会》。
　　父母亲怕影响他的学习，曾劝他不要再看下去了。可他却对父母亲说，看《故事会》不但不会影响学习，同时有利于帮助学习，提高学习的兴趣，还会懂得很多社会上的事情，有利于了解社会，开发自己的想像力，对作文很有帮助。
　　父母亲后来从老师那里了解到，自己的孩子不但学习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同时还时常帮助同学，乐于助人，是个好学生。
　　这一下父母亲都乐了，每期出版的《故事会》到时都争着给孩子买。
　　故事读得多了，小男孩就被那一个又一个的故事吸引住了。他不觉想，这本来自上海的刊物，里面的故事为什么能够那么生动，那么叫人喜欢阅读？这样好的一本刊物，到底是怎么编辑出来的呢？那些负责编辑这本刊物的叔叔阿姨又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呢？
　　在这位小男孩的心中，远方的《故事会》编辑部被罩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1998年的暑假，小男孩突然向父母亲提出要到上海去。
　　这是孩子第一次提出远行，父母亲都觉得很奇怪，就问她要到上海去干什么。
　　小男孩的回答竟让父母亲大吃一惊。原来他到上海不是去玩耍，也不是去看大世界和南京路，而是要到出版那本《故事会》的编辑部去看一看。
　　母亲带着孩子登上了南下的列车，在一个清风吹拂的早晨，母子两人找到了绍兴路74号，走进了向往已久的《故事会》编辑部。
　　归依玲热情地接待了他们。
　　小男孩站在那间小小的办公室里，开始怎么也不肯坐下，睁着一双好奇的眼睛，不停地打量着这间屋子。这是一间只有十多平方米的小屋，与自己家里的卧室差不多大小，两张办公桌一摆，剩余的空间也就显得很狭小了。令小男孩吃惊的是那些全国各地的来信和来稿，不但堆满了那两张办公桌，就连靠墙的书柜顶上，以及地板上，都被堆得满满的。那些信和稿件一捆一捆地摞在那里，如同一座座小山一般，厚的有两米高，就连最矮的也有半尺厚，负责通联工作的归依玲阿姨，每天都是在这信海稿山中工作。
　　小男孩不觉伸了一下舌头，天啦，编辑叔叔阿姨们要看多少来稿，才能选出每期上发表的精彩故事呀！
　　小男孩终于见到了神往的编辑部，见到了心中早已崇敬的编辑叔叔阿姨，在这里他知道了编辑工作的艰辛，知道了劳动的光荣和神圣，脸上露出了心满意足的笑容。
　　临别的时候，他提出要同编辑部的叔叔阿姨们合个影，带回北京去做个纪念。
　　于是，编辑们都跟着他，一同来到楼下的大厅里。
　　母亲遵照孩子的要求，按动了手中照相机的快门，将编辑们的身影带向远方……
　　这是一个小女孩与编辑部的故事。
　　当归依玲见到这个小女孩时，她不觉愣住了。
　　这是一个来自广西柳州的初中生，当年只有十四岁，长得又瘦又小。她在无人陪同的情况下，身无分文，一个人独自爬上火车，每顿靠着向一些好心人要一点饭充饥，终于来到了她认为很“神秘”的《故事会》编辑部。
　　小女孩说，她从小就喜欢看《故事会》，经常是把爸爸妈妈给的零花钱省下来买《故事会》的，她特别喜欢“妈妈讲故事”和“16岁故事”这两个栏目。多年读下来，她的心里不觉有些奇怪了，现在那么多的刊物，为什么这本《故事会》却办得与别的不一样，几乎每一篇故事都叫人爱不释手？在她的心中，觉得编辑这本刊物的人与别的编辑有些不一样，觉得这些编辑都是一些很“神秘”的人，很想与这些人见见面，亲眼看一看他们。可是，家里人都说她太小，说什么也不让她来。于是，她就自己爬上火车跑来了。
　　距离产生了神秘，无数读者的心中由此滋生了向往之情。
　　归依玲被孩子的行为感动了，就带她走出自己的办公室，让她“参观”一下另一间办公室。
　　《故事会》编辑部只有两间办公室，这是一间比归依玲的办公室要大一点的屋子，里面并排放着几张办公桌，几个编辑正把头埋在稿子堆里看稿子。他们听见脚步声，有的回头来朝小女孩点了点头，有的连头都没有抬，仍独自看着手里的稿子。
　　小女孩轻手轻脚地走了出去。
　　现在，她感到心满意足，终于见到了想见到的编辑叔叔阿姨。原来，编辑了那本《故事会》的叔叔阿姨，并没有她想像的那样神秘，他们同自己的爸爸妈妈一样，都是一些极其普通的人。同时，他们的办公条件也没有一些大公司那么气派，那么豪华，而是在一座极普通小楼的三楼上，两间屋子被稿子和办公桌挤得满满的。正是在这样的地方，他们竟编辑了那一个又一个令人神往的故事，吸引着全国无数的读者。
　　小女孩身无分文，一路上爬火车，吃别人的残汤剩饭，身体已显得十分虚弱。于是，编辑部就想办法给她安排在出版社创作室的小楼住下，让食堂的阿姨给她烧饭，照顾好她的食宿。同时，打电话与她的家人联系。
　　凡是在上海文艺出版社改过稿子的作家们都不会忘记创作室的那栋小楼。十四年前，我的一部长篇出版时，也曾在这座小楼上住过。有多少作家的作品，就是在这栋小楼里修改完成的，这栋小楼曾给中国许多作家留下过温馨的记忆。可是，有谁能够想到，一个为了解开神秘之梦的小女孩，也会在这里受到那些作家一样热情的接待呢？
　　编辑部为小女孩买好车票，准备送她去火车站的时候，鲍放又从自己的身上，拿出了一张一百元的钞票，塞到了小女孩的手里。
　　小女孩终于看到了笼罩着“神秘”色彩的编辑部，看到了那一张张普通人一样的面孔，看到了那一颗颗真诚善良的心灵……

第五章“幕后”之谜 （2）

2．注入人格的力量
　　在采访中， 我曾问过许多了解《故事会》编辑部的人：“你们认为这个编辑部主要的精神是什么？”
　　回答几乎是共同的：“团队精神”。
　　任何一本期刊，都是集体劳动的结晶。人们在共同的劳动中相互信任，相互理解，相互支持，逐渐地形成相互的默契和配合，才能使刊物的每一个细节，都渗透出一种浓浓的人文精神。
　　在中国期刊的激烈竞争中，相互较量的焦点是什么呢？
　　有人说是刊物稿件的质量，有人说是刊物的印刷，也有人说是刊物定位的准确性……这些也许都是办好一本刊物的重要方面。但是，通过对于 《故事会》编辑部的采访，我认识到还应该有一个最根本的条件，那就是这本刊物编辑人员集体所必须具备的精神，这种精神对于一本刊物的成功与失败至关重要，这种精神便是一本刊物编辑部的团队精神。
　　很难想像编辑部里矛盾重重，相互之间不信任，工作不配合，这样办出来的刊物怎么能够在市场上去站住脚呢？
　　是否可以这样地认为，任何一本刊物的竞争检验的是编辑人员认识世界和文化的方式，考验的是一种对于本土文化认识的功力，拼到最后是一种文化与人格的较量。而每一本刊物，在它还未投放到市场上时，编辑人员早已将其人格化了。
　　毫无例外，《故事会》也是一本人格化了的刊物，她集诗人和农民于一体。当人们翻开这本刊物时，我们会在那些生动的故事中感受到了一种诗人一样富有的激情和创造力，又能够感受到一种农民的勤恳和脚踏实地。
　　编辑们自觉或不自觉地为这本刊物注入了一种人格的力量。
　　脚踏实地的敬业精神，是《故事会》编辑部的优良传统。
　　早在创刊之初，顾伦、李中法、钱舜娟、陈中朝等老编辑，就以自己人格的力量，为后人做出了榜样。
　　《故事会》虽然来稿多，但是编辑们处理却从不马虎。精选精编精加工早已成了编辑部的传统，用“沙里淘金”来形容编辑们的工作并不过分。由于这些来稿，大都是生活在第一线的业余作者所写，因此在创作技巧上难免存在着许多问题。一些精彩之处和生花之笔，往往会被埋没在一些陈词滥语之中，这就要求编辑得用一双“故事眼”去看稿，去审视稿件中有用的东西，从中发现其闪光的“故事核”，然后再按故事创作的规律加工成故事精品。
　　《故事会》的编辑们每天都在堆积如山的来稿中忙碌着。他们不但是好稿的编者，也是一位好稿的欣赏者，更是一位令人尊敬的淘金者。他们年年月月都在如海的“沙浪”中淘金，同时提纯着这些“黄金”的纯净度。四十年来，许多人从满头青丝一直忙到银发如雪。他们在忙碌中享受着生活，领悟着人生的真谛。通过他们的忙碌，给数以千万计的读者带去了一种文化享受的幸福感。
　　拥抱平凡，远离功利，人生的态度决定着一个人智慧的程度。
　　陈中朝在担任编辑的时间里，编辑部的人手比较少，为了及时地处理来稿，他总是下班后将一摞一摞的稿子扎好，然后带回家去看。陈中朝改稿有个习惯，他总是手握毛笔，在稿子上写下一个又一个蝇头小楷。为了扶持作者，对于有发表基础的稿件，他都会下大功夫去进行修改，有一次，当一位作者看到自己被修改的稿子时，不觉惊住了，因为那几张稿子，早已变成了“山河一片红色”。
　　有一篇名叫《失踪的人》的故事，经过陈中朝的认真修改后在《故事会》上发表了。这篇故事开头在写船警小张得知船上有人失踪，去找王科长时有一段对话，原稿写得很长，表现手法上也不太像故事：
　　……小张不免觉得有些唐突，说：“对不起，打搅你了。”“没关系，这不，我已经起床了。”科长穿警服说，“你有什么事吗？”科长虽然不高，但气宇轩昂，他行动敏捷，目光炯炯；浓黑的眉毛，微高的鼻梁，给人以强劲刚毅之感。他四十岁左右，和小张的父亲是老同事。“请坐。”“谢谢。”小张仍然站着说：“是这样，船上有一个人失踪了”“是吗？”科长看了一下表，说：“谁发现的？”“他的同事，吴会计，这不，他在门外等着我们呢。”
　　陈中朝在看稿中发现，这篇故事总体来讲还不错，但是作者对于故事的创作手法掌握得还不够，因此在写作手法上还欠“火候”，必须得花大力气进行修改。可是，这篇作品真要动笔修改，作者由于对故事的创作不太熟悉，改起来有一定的困难。为了培养作者，不让一篇好故事从自己的手中任意地“流失”，陈中朝决定自己动笔为作者改这篇稿子。
　　人们前面所读到的那一节开头的文字，很明显从语气到行文的格调，都是一种小说表现的手法，其意思在于通过人物的对话来介绍人物。但是，任何一个读者从他们那慢条斯理、从容不迫的对话中都完全无法感受到一种案情发生的紧迫感，也与发生案情后人物的心情格格不入。为此这篇故事从一开始，陈中朝就动笔进行了认真的修改。
　　陈中朝用他那支毛笔，在稿子的旁边写下了几排红色的蝇头小楷：
　　……小张一见王科长，急切地说：“船上有一个人失踪了！”王科长听了，马上看了一下表，说：“谁发现的？”“他的同事，吴会计，这不，他在门外等着呢。”王科长放下手中的文件走出来。
　　这真是点石成金！
　　通过陈中朝手中的神来之笔，删去了有关王科长的介绍以及王张二人那些毫无意义的对话，通过极简短的对话，突出了案情发生后两个人的急切心情，使故事一开始就渲染了气氛，并从对话中引出了情节，造成一种悬念，一开始就抓住了读者。
　　对于这篇故事，以后还有许多段落陈中朝都同样地动了大“手术”，使这篇原先根本无法发表的作品，变成了一篇深受读者喜欢的故事，发表后受到了读者的好评。陈中朝不但“救”活了这篇故事，同时也扶持了一位故事作者。
　　令人更加意想不到的是，有时一篇稿子一个编辑改完了，另一个编辑看过之后，认为还有些地方要进行再修改才能更生动，于是这个编辑又再次动笔。在一篇已发表的稿子上，经常会看到各个编辑不同的笔迹。比如故事《彩蝶》，就是这样经过几个编辑之手才成为现在的这个样子。
　　吉林有一位故事作者，看到编辑帮助加工修改的稿子后，十分感慨地说：“看了后心情很激动，实在感到做编辑工作是很辛苦的。每一篇稿件，从选稿、改稿……一直到看校样，哪一件工作都要付出许多心血。我作为一个业余作者向你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在北京采访范大宇时，这位在故事界声名远播的故事作家，至今没有忘记当年编辑们对自己的扶持，他告诉我说：“《故事会》编辑们的敬业精神，深深地感动着我，直到现在，我都保存着一份当年他们为我加工修改的稿子，我要把这作为一种永远的纪念。”
　　《故事会》所依靠的不是某一个人，而是一个充满着敬业精神的团队，是每一个编辑的灵魂所汇聚起来的一种团体精神。这种精神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是一本刊物取之不尽的“战略资源”。
　　《故事会》正是依靠着这种精神财富，才获得了不尽的物资财富。
　　是的，如果一个刊物的编辑部失去了自身的一种精神，那么它就只能是一个生产刊物的工厂或车间，获得的利润也只能是暂时的。因为任何一件精美高档的产品都有过时的时候，而只有适合于人类文化心理的东西才能够永恒。
　　从一本期刊来说，支撑着这种人类精神产品的，只能是期刊编辑部自身的精神。
　　鲍放是现在编辑部里从事编辑时间最长的编辑，问她为什么几十年来都一直在这个编辑部？有没有动一动的想法？她说：“《故事会》编辑的工作是很辛苦的，但我喜欢这项工作，喜欢这里人与人之间的那种氛围。”
　　当年从出版社“借”到《故事会》编辑部的归依玲，谁知这一借就是二十多年，竟在这编辑部“定居”了下来。她说：“别人都说《故事会》的人都是些‘老石（实）头’，我喜欢这里的工作环境。”
　　人们寻找工作，更主要的是寻找一种更加宽松和谐的生存发展环境。
　　在采访中，编辑们对于编辑部这种人文环境的认识几乎是共同的。
　　没有那种文人相轻的陋习，没有那种人与人之间的猜忌，有的只是一个个埋头工作的身影，一个个相互支持的行动，一个个彼此体谅的温暖，只是从那一本本深受读者欢迎的刊物中所折射出来的人格魅力。
　　创造一种团结和谐的工作环境，对于刊物来说也是一种资源，也是一种生产力。
　　要想办好一本刊物，就得下功夫去发掘这种资源，创造一个相互融洽的环境。在编辑部内实现一种人与人之间心灵的相互沟通，实际上就是一本刊物办刊宗旨、办刊路线以及办刊思路上的相互融会，这是一种办刊人整体素质的有机结合。

第五章“幕后”之谜 （3）

一本以讲故事为主的刊物，不可能每天都有大举措，大动作，有的只是平平常常的事，普普通通的人，正是这些普通的人和事，才创造了《故事会》的辉煌。
　　“官兵”一致是《故事会》编辑部的传统，从过去的顾伦、刘斌，到现在的何承伟、吴伦，虽然都曾担任过编辑部的领导工作，但是编辑们从来都未叫过他们的“官衔”，有事都是直呼其名。就连何承伟后来担任了上海文艺出版总社的社长，编辑们见了他也仍然是直呼他的大名，而他也总是乐呵呵地答应。
　　有一次笔会，作者和编辑们同坐一辆大客车。当大家高兴兴地到达目的地后，作者们这才发现，坐在汽车最后面位置的，竟然是编辑部的几位老师，而作为出版总社社长兼《故事会》主编的何承伟，则坐在最后面一个拥挤的角落里。
　　作者们感到不安了。在他们所工作的单位和参加过的笔会中，何曾见过这样的情景呢？
　　生活这样地告诉我们：送人玫瑰，手有余香。当一位编辑以他高尚的人格，让作者从心底里发出值得尊敬的呼声时，他所办的刊物便从此获得了一种神圣的力量。
　　编辑们至今都没有忘记，那年到泰山开会的情景。
　　编辑部的七位编辑，在开完会准备返程的时候，这才发现会议所订的卧铺票只有四张，而另外三张都是硬座。
　　面对着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从泰安到上海，路途千余里，时间长达二十多个小时，谁愿意坐在拥挤而又充满汗臭味的硬座车厢里，苦苦忍受这种难言的痛苦？
　　按照中国一般的惯例，那当然是先得从干部级别排起，谁的级别高，最好的待遇当然就应该由谁去享受。此时已升任出版总社副社长兼《故事会》主编的何承伟，别说是卧铺，就是他订张飞机票飞回上海，那也是允许的。
　　如果按照西方人的做法，那当然是“女士优先”。
　　可是，这时却出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现象，七个人竟都争着去拿硬座票，而将那几张卧铺票冷落在一边。
　　另一个叫人头痛的事情出现了：硬座票竟然不够分配。
　　争到硬座票的人感到高兴，没有得到硬座票的人觉得有点不够“公平”。而此时此刻，已买好的卧铺票又不便去退，就是退了这时恐怕连硬座票都无法买到了。
　　这时，何承伟发挥了他的权威作用，让大家都静下来，由他发布了一条决定：硬座票中必须得有一张留给他，另外他再“聘请”两名同志……
　　由主编拍板，事情到此也就算“摆平”了。
　　可是，在卧铺车厢里的几个人却翻来覆去怎能么也不能入睡。到了晚上四点多钟的时候，便有人轻手轻脚地起床，来到硬座车厢，要求何承伟前去卧铺车厢“换班”……
　　《故事会》编辑部就是这样一个友爱的集体。人与人之间的关怀和体贴，渗透在每一件细小的事情中，是那么的微不足道，可又是那么的高不可攀，这是在长期工作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心与心之间的相互体贴。在这里，没有职位的高低，没有工作的贵贱，没有年龄和性别的差异，有的只是在这个可爱的集体中，灵魂得到不断的净化和升华。
　　对于每一个人来说，能够在一种和谐、友爱的环境中工作，这应该是一种福分。因此编辑们都十分珍惜这种环境，同时也珍惜每一次为集体、为别人多做一点力所能及事情的机会。只要是集体的公益事情，《故事会》的编辑们是跑得最快的。
　　在一次编辑部举行全国故事大奖赛时，共收到全国各地的参赛选票达二十多万张，整整装了几麻袋。这么多的选票，如果说按照平时的工作分工，由归依玲一个人去完成，一个月也无法完成。这时，编辑们见了，就主动放下手中的活儿，将这些选票扛到楼下的大厅里，集中一起开始分类，经过几天的奋战，很快就完成了任务。
　　在采访过程中，我听到的类似这样的事情真是举不胜举。一件件小事，营造了一个温暖的集体。一件件小事，铸就了一个坚实的团队。
　　辽宁省兴城县。
　　一位陕西来的故事作者用颤抖的手铺开稿纸，然后掏出身上的钢笔写下了两个字：“遗书”。
　　其他的作者都惊得瞪大了眼睛，事情能有那么严重吗？大家高高兴兴地来，怎么就会弄成了这个样子呢？
　　有几个身体还能支持的作者就站起来，走到编辑部老师们的住处，未曾想这些老师们也都同他们一样地出现了呕吐。
　　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该怎么办呢？
　　这时，几间屋子里炸开了锅，有人叫着要去法院打官司，有人拉着负责会务的夏元寿，要他去找饭店的老板论理。人们吵着，闹着，喊着，仿佛生命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原来，《故事会》编辑部在辽宁兴城举办笔会，从全国各地兴高采烈前来参加的作者，谁也没有想到吃了当地的一道名菜，名叫红烧鸡，竟然出现了食物中毒，整个参加笔会的人员，竟有70%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头晕、呕吐等不良现象，住进了医院。
　　就在这时，编辑部的编辑们都来了，他们不顾自身的危险，一个一个房间地看望作者，同时又与当地有关部门联系，对中毒的作者开始抢救。
　　鲍放、归依玲两位女编辑，在这次食物中毒事件中比较严重。但是，为了尽早地安定大家的情绪，她们不顾自身的困难，一个一个房间地看望作者，然后对进行急救的作者实行特殊关照。人手不够，她们就主动地担当起护理的责任，给病员送水，端茶。有的作者不能进食，为了让他们早日恢复健康，两位女编辑又端来稀饭，送到病员的面前。
　　编辑们在困难时处处首先想到的是作者，事后，许多作者都十分感激地说：“编辑部的老师们不但教会了我如何地写好故事，同时也教会了我如何地做人。”
　　1990年春天，江南大地桃红柳绿。
　　在这美丽的春天里，故事作者胡林森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他此时正痛苦地躺在医院的病房里。
　　胡林森是因为股筋骨折住进医院的。他躺在病床上，怎么也不能很好地休息。因为除了每天都要用一个沉重的铁秤砣来吊腿，痛得他难以忍受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已接到《故事会》邀请他参加在宁波举办创作笔会的通知。对于每一个从事故事创作的作者来讲，机会难得。可现在机会来了，可他却被病魔折磨着，连地都不能下。
　　这时，病房的门被轻轻地推开了。
　　胡林森不觉抬起头来，令他意想不到的是，走进来的是前来看望他的两位《故事会》编辑。
　　那两位编辑来到他的病床前，询问了他的病情，问他有什么困难没有。劝他安心地养病，今后有机会再参加笔会。
　　令胡林森意想不到的是，在这次笔会结束后，编辑部托人给他带来了笔会上发的一只红色旅行包。
　　这是一种多么细心的关怀——一只小小的旅行包，论价钱来说并不算贵，论情义来讲却是重如山啊！胡林森用手捧着那只旅行包，感激的泪水早已糊住了双眼……
　　多少年过去了，胡林森始终没有忘记编辑部的那份深情，他不仅以自己的努力写作来回报刊物，同时每次外出采访，都带上那只旅行包，让那份难忘的情义时刻伴随着自己……
　　在《故事会》这艘航船上，每一个编辑就是一名勇敢的水手，他们为着这艘中国的故事之舰能够飞速前进，都勇敢地挥动着大桨。
　　顾伦、李中法、钱舜娟、顾乃晴、陈中朝等许许多多的老编辑，从一开始就在艘航船上建立了好的作风，奠定了一块好的基石。新一代的编辑们都以前任编辑为榜样，兢兢业业地做好自己的本质工作。一代又一代的编辑发扬传统，不断地净化着自己的灵魂，创造着一个温暖、舒心的工作环境，让每一个编辑在这里获得一种心灵的愉悦和思想的飞跃，激发起他们的才智和热情。
　　在长期的工作中，大家开始对编辑部这个集体有了认同，某一种东西已经成了大家的共识。他们在工作中拉近了的感情，靠拢了的思想，使很多事情都能达成一种心灵的默契——一种依靠团队精神所凝聚起来的力量。
　　上海这个地方，由于各种人才的需求量比较大，用人机制比较灵活，因此，许多行业其中也包括期刊出版业，近年来人才“跳槽”的现象比较频繁。但是从1990年以来，《故事会》从未有一位编辑“跳槽”或向领导提出要求调动工作。
　　一个好的人文环境，就是激励人们不断创造，不断地发挥自己聪明才智的最好地方。
　　一棵树要长大得有根，一个人立命立志也得有根，这个根就是这个人对待人生的态度。一本刊物也是有根的，这个根就是由全体工作人员共同培育出来的一种文化，一种氛围，这是无价的。
　　《故事会》编辑部的编辑们在编辑刊物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完善着自己的人格。因为人格是办好一本刊物必备的基础，刊物的人格化是刊物赢得市场的最佳状态，也是赢得市场，赢得人心的一笔无形资产。他们依靠自身人格的力量，营造了这样一种令人依恋的环境，培育了以诚信、友爱、团结为基础的团队精神，并将其自然地融入到自己所办的刊物。当我走进编辑部的时候，我看到的是一群极其普通的人，普通得只要走出绍兴路74号的大门，他们很快就会在人海中淹没。他们是一群随时都恪守着“群体本位价值观”的人，除了每年一次的笔会或者是一些编辑部的活动之外，他们几乎从来都没有组织和参加过任何的社交活动。出版社来了名人，他们也从不去凑热闹，而是远远地“躲”着，只顾埋头编辑着自己的刊物，他们在这种繁忙的编辑工作中找到了自身的乐趣。为了办好这份刊物，他们数十年来如一日，淡泊名志，风雨不移，因此，读者在翻开每一期的《故事会》时，才能从那精心设计的版面和故事的字里行间，真切地感受到一种情感的交融和心灵的沟通，感受到刊物背后的那种人格的力量。

第五章“幕后”之谜 （4）

3．他们是这样的一些人
　　纵观中国期刊发展的百年历史，像《故事会》这样能够坚持办刊四十年而不衰，并在中国社会产生如此巨大影响，获得如此巨大成功的刊物可以说是凤毛麟角。
　　由于距离，便产生了神秘；由于神秘，便产生了崇拜。人们都想知道，她的编辑部汇集了一些什么样的人才？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人，书写了这个中国期刊史上的神话故事？
　　人们无法见到这些“隐藏”在《故事会》后面的具体办刊人，只能从刊物的文字中感觉到他们的思想与灵魂的呼吸。
　　对于一本期刊来说，考验的是编辑的文化与功力，是对世界与人生的看法，好的编辑就是通过文字给读者以力量和滋养。
　　其实，他们中的许多人我在前面早已写到过了。从开始创刊时的顾伦、张诚濂、李中法、林二南、刘斌，钱舜娟、王须兴、管鑫万、顾乃晴到后来的苏菊珍、吕倩如、陈中朝、吴复新、言永祥等等，他们为着这本刊物的发展，都曾做出过很大的贡献。可以说，如果没有他们的努力，《故事会》也不可能得到今天这样大的发展。
　　时代在不断前进，许多新问题不断地摆在人们的面前。由于年龄或工作的原因，编辑部的人员也曾发生过一些小的变动。到了上个世纪末，编辑部人员基本稳定，刊物进入良性循环，并以此为基础，不断地取得新的发展。
　　办刊物是一件无论如何都不能做假的事情，因为它面对着的是成千上万不同文化，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地域的读者。你的思想素质、理论水平、办刊能力和工作态度，都逃不过读者的眼睛，更逃不过无声的市场选择——这是对一本期刊、更是对这本期刊主编最严厉最公正的考验和评判。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刊物是一个主编的“影子”。
　　三十年前，一个从农场调入出版社的毛头小伙子来到《故事会》，报到不几天就打起背包，随同老编辑们来到远离上海市区的金山农村，吃住在农民的家里。在共同劳动中，他听这些纯朴的农民讲故事，同他们一起将这些故事记录下来，帮他们修改，然后拿回去在刊物上发表。一种热情激励着他在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努力地工作，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从此自己竟与故事结下了不解之缘。
　　金山的故事作者们都认识那个专为故事而来的年轻人，他的名字叫何承伟。
　　三十年来的风雨，当年那个青年人已成长为上海文艺出版总社社长兼《故事会》主编了。可是，无论工作多么繁忙，只要一谈起故事，谈起他为之付出青春的《故事会》，他的身上就会立刻弥漫出一股如同当年一样的激情。每天他总习惯地步出那间二楼的总社社长办公室，走到三楼上的《故事会》编辑部去转上一圈，看看在那里埋头工作的编辑们，然后再停下来与他们交换一下自己最近对刊物的一些想法。有时什么话也不说，连编辑部也不进去，只是在门口略站一会儿，伸个脑袋看一看那些熟悉的背影，遇着有编辑抬起头来看见了，大家也只是相互点一下头，他便又转回了自己的办公室。
　　多少年来他都是这样。他说这样心中才踏实。难怪有人说：“何承伟对待《故事会》这本刊物，比对自己的亲儿子还亲。”
　　2002年5月，当何承伟从法国学习回来，我曾多次约他采访，不是有事脱不了身，就是某件工作正在手上，好不容易抽了个时间，谈着谈着门外又来了一位美国客人，说是有业务上的事情要与他洽谈……
　　“何承伟是一个工作狂！”许多同他一起共过事的人都这样说。
　　参加过《故事会》“黄埔军校”的故事作者都知道，每期开学之前，他必“约法三章”，凡参加者一律不准酗酒，不准搓麻将，不准无故不听课。每天作者们上课讲作品，下课后谈作品，吃饭时讨论作品，就连晚上也是修改作品。而他自己也总是抓紧时间给大家讲课，研究作品，指导作者修改稿子，经常是半夜半夜地不休息。
　　一篇篇优秀的故事，就是在何承伟这样不断地“催促”下诞生的。
　　《故事会》的编辑都有一个感觉，就是做这本刊物的编辑实在是“累”。
　　“累”从何来？来自主编何承伟不断更新的办刊理念，不断超前的办刊思路，不断进取的办刊精神。
　　何承伟认为，思想是办刊的灵魂。只有思想可以引领读者向前走。编辑的思想如果不能走到读者的前面，那么你就必将在读者的选择中掉队，最后被读者抛弃。
　　现实就是这样的残酷！
　　1978年，何承伟开始主持《故事会》的工作。此时刊物面临着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各种压力，而思想认识上的混乱更是明显。因此他号召编辑不能只是编辑稿子，还要学习故事创作的理论，并带头撰写理论文章。第二年，就组织召开了全国性的故事理论研讨会，从理论上澄清了许多模糊认识，为《故事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接着他与编辑们共同研究刊物各个栏目的设置，内容的增加，特别是对于民间流传的传奇故事的发掘和加工，以及后来的《故事会》的“丛书”等等，这种不断更新，不断发展的思路，都无形中给编辑增加了工作量。
　　可是，编辑们刚刚适应，何承伟却又根据当前期刊竞争激烈的特点，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编辑能够做到“将我的作品变成你心中的故事”。呼吁刊物编辑选发的稿子，不能隔靴搔痒，不能对读者关心的现实问题视而不见，要让自己编辑的故事真正地走出文本，走进读者的视野，走进读者的心灵深处，要与大众积极互动，成为读者自己生活的一部分……
　　如此许多不断更新的办刊理念，使这本刊物面对时代，面对读者，真正地做到了与时俱进。
　　在何承伟这种永不满足的、跳跃似的思维指导下，对于从事具体编辑工作的人员来说无疑是辛苦的。可是，多年来编辑们早已习惯了，他们乐于这样辛苦，因为在这种辛苦中他们看到了刊物的质量正在不断地提高，发行正在不断地增加，在海内外的影响正在不断地增大，作为编辑，他们乐于为一本有发展前途的刊物“卖命”。
　　对于《故事会》所取得的成绩，何承伟从来都没有满足过。每一年开岁之前，何承伟都要花很大的精力，召开一次编辑部全体人员会议，对刊物来年的发展进行出谋划策。他要求自己担任主编的这本刊物，每年都要有所变化，要在前一年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有所发展，要推出适合时代与读者的新栏目。
　　不断地突破自己，不断地超越自己，这就是何承伟积极进取的办刊理念。
　　在何承伟的办刊理念中，有一条却是他始终坚守的，那就是无论怎么“超越”，办刊的宗旨不能“突破”。
　　这个宗旨是什么呢？那就是我在前面所反复写到的“故事要讲做人的基本道理”。要讲怎样做一个人，怎样做一个愉快的人。他主张一本故事类刊物，一定要很好地继承民间文学的传统，下力气挖掘人类心灵的矿藏，让读者在一种人类的共知面前，去发现自己应该具有的道德与良知，并以此去打动读者，感化读者，共同去建设人类自己的精神家园。因此在各种新潮思想涌动的时候，刊物难免显得有些“保守”。可是，何承伟则含笑以对，决不追风逐雨，坚守刊物的操守，因为他明白，一本刊物要得到读者的承认，绝不能靠一时一事的“轰动”效应，它必须依靠自身文化的积淀和艺术的感染，依靠读者与刊物长期形成的一种心灵的沟通与默契。如果一本刊物总是在时代的发展中“跟风”，那么就会失去自我，失去早先营造起来的文化氛围，变得使读者无法捕捉，因而失去自己的读者。
　　一个没有远见，看不到明天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同样，一本没有远见看不到明天的刊物，也是一本没有希望的刊物。
　　一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但作为一本刊物的主编，有时却实实在在地起着一种杠杆和支点的作用。
　　几年风雨下来，人们终于发现，何承伟并不是一个“守旧主义者”，他正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地将这本刊物与读者的距离拉近。
　　还是他自己道出了《故事会》为什么一直深受读者欢迎的原因。
　　他说：“我们追求的是情节的新而不是主题的新。故事的主题虽然是旧的，但是在情节上要有一种时代的气息。也就是说，要处理好形式与老百姓的接受之间的关系。”
　　这是一个何等精明而有主见的主编啊！
　　在期刊的激烈竞争中，人们时常都在议论的一个中心问题，那就是在这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如何才能使自己的刊物成为赢家？
　　何承伟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四个字：有胆有识。
　　也许有人对此不以为然，不就是要胆子大一点吗，这有什么难办的？
　　当然，任何谨小慎微都成不了大事，可是当年“胆大”的刊物，现在又还有几家“丰衣足食”呢？
　　事实告诉我们，办刊物却不能搞“拼死吃河豚”，乱闯一气，那样也容易栽跟斗。
　　富兰克林有一句名言：“宝贝放错了地方就成了废物。”用这句话来理解，就可以发现何承伟所说的“胆”并不是孤立的，是建立在“识”之上，并与“识”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二者不可分割。否则，那个“胆”就会“放错了地方”。
　　在何承伟的办刊理念中，他所说的“识”就是一个编辑人员的见识，主要是指编辑人员所必须具备的思想认识水平，对每一个时期出版方针的正确理解，对于刊物内容方面的专业知识，以及出版物与整个社会的关系等等。对于这些问题认识得越是深刻，有一定的独到见解，那么判断能力也越强，对于读者的心理也就掌握得越准，对刊物在当前形势下的走向也把握得更确切，所作所为也较容易获得成功。
　　1979年，何承伟在全国的期刊中，率先发表了大量“十年内乱”中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故事，独闯了这个“禁区”，使《故事会》成了中国老百姓争相传看的一本刊物，发行量迅速上升，最高峰达到了七百六十多万册，创下了中国期刊百年以来发行之最。
　　就在一些刊物回过神来，纷纷向其“学习”时，何承伟却早已瞄准了另一个“禁区”，在全国的期刊中，率先开辟了“笑话”专栏。开始业内有些人还不太习惯，认为这样办刊是否有点不太严肃。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长期受到思想禁锢的读者，却顿感新鲜，爱不释手，喜欢上了这本轻松活泼的刊物。
　　一些刊物接着又开始效仿，纷纷推出“笑话”。
　　何承伟此时早已将他主办的刊物开始涉足另一个领域，将幽默的故事与美术进行了很好的结合，在刊物的封二封三开辟了极富故事性的幽默漫画专栏。这种故事与漫画的有机结合，令读者耳目一新，使他所编辑的这本《故事会》，很快地与别的期刊拉开距离，并更加受到读者的喜爱。
　　1984年，中国开始出现一些故事类期刊，《故事会》与其他文学类期刊的竞争逐渐转向了故事类期刊之间的竞争。这时的故事类期刊大都走的是过去民间故事的老路，主要发表一些短小精悍的民间故事。如何使《故事会》在众多的故事类期刊中显现出自己的个性和与众不同的特色，何承伟经过思考后，与编辑人员共同研究，决定在《故事会》上开辟“中篇故事”专栏，增加刊物的厚重感，让读者认为更有“读头”。
　　当时全国发表中篇作品的刊物，大都是一些大开本的文学类期刊，有人认为，一本“小”刊物每期要发表一个中篇故事，全国无此先例，会影响到刊物读者的阅读习惯，从而带来发行的下降。可是，这项新举措一实施，刊物顿时“洛阳纸贵”，以后竟成了一个品牌栏目。
　　何承伟经常想，《故事会》能否为中国期刊的发展留下一点什么。
　　1993年，何承伟根据刊物发展，将延续近三十年的刊物页码，由过去的六十四页增加到九十六页……
　　接着，何承伟为这本刊物制定了“小刊物，大理论，大发行的格局”。
　　放手让编辑工作，对人以信任和尊重，这是何承伟的一贯作风。无论是进人还是发稿，他都会让编辑们坐下来共同研究，从不一个人说了算。在他担任主编的二十多年时间里，从来未向编辑部“推荐”过一篇稿子，也从未“推荐”过一个“人才”。
　　在用人上，何承伟不会在意年龄、背景，更不会因为关系而去谋求某种私利。重要的是你的为人是否正派，思想有无价值，业务能力够不够强。他喜欢用那些办事踏实、为人忠厚、内有才学的编辑，他认为一本刊物是编辑自身素质的综合体现。要使刊物有自己的特色，使自己确立的办刊宗旨得以实现，就必须选择得力的人选，因为人是最重要的因素。
　　坦荡的胸怀便是胆识的基石。
　　谈到中国的期刊，人们自然要谈到《故事会》。谈到《故事会》，自然离不开何承伟。作为主编，何承伟就是这样用自己的才略和胆识，将《故事会》这艘航船引向前方。他和编辑们都看到，每一次创新和突破，都给刊物带来了新的活力。
　　1979年的春天，新燕剪柳，春笋拔节，何承伟带着《故事会》的几位编辑来到有着故事之乡之称的金山。
　　编辑们安定下来之后，就与故事作者广泛接触，忙着组稿看稿。在送来的稿件中，有一篇名叫《三百元的故事》的作品，以其独特的构思，立刻引起了编辑们的兴趣。可是到真要采用这篇稿子时，却又产生了各种不同的意见，不同意发表的人主要是认为整个故事中没有一个正面人物，对其中的主要人物也未作正面的描写，发表后怕产生副作用。而主张发表此作的编辑则认为，这则故事好就好在它没有过去“革命故事”的框框，单纯地去写“正面人物”，而是写了社会上那些不为人们所注意的小人物，写了这些人物的智慧和行动，情节生动可信。
　　争论的结果，大家决定将这则故事先拿到群众中去讲一讲，看看群众的反映。
　　写这则故事的作者被叫来了。这是一个只有二十四岁的年轻人，第一次见到编辑，他显得还有几分腼腆和不安。他自我介绍他叫吴伦，1976年由部队退伍回到金山。对于故事创作自己还很陌生，在五月的金山故事会讲中，金山的故事作者胡林森让他写一个故事参加会讲，就这样他动笔写了这则故事。
　　这则故事在群众中的演讲是成功的。于是陈中朝就将吴伦叫来，一起对作品在演讲中反映出来的不足之处进行修改。稿子改好以后，又送何承伟过目，便在这年的第五期《故事会》上发表了。
　　连吴伦自己都没有想到，这则故事发表之后，在全国故事界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并以此奠定了他在中国故事界的地位。

第五章“幕后”之谜 （5）

吴伦的创作热情一下子被调动起来了。
　　由于他在部队里曾担任过采购员，退伍后又在商业部门工作多年，因此对于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都有所了解，作品所涉及的面也比较广。可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在这之后的两年时间里，尽管他写了许多作品，可是到了编辑的手中却都给“枪毙”了。这段时间，他的稿子是写了退，退了改，改了再退……穿梭般来往于金山和编辑部之间。
　　老编辑们到底退了吴伦多少稿子，他们自己也记不清了。后来吴伦每次来编辑部，老编辑们就将一些读者来信让他看，让他了解读者的口味，了解哪些故事才是好故事，逐渐提高他的写作鉴别能力。后来又由《故事会》出面，让他参加上海民间文艺研究会的故事培训班，给他提供提高写作的机会。
　　就这样，吴伦在经过了两年多的“摔打”之后，故事创作逐渐摆脱困境，走向了成功之路。
　　1983年到1984年，是吴伦创作的暴发期，在这两年的时间里，几乎每一期的《故事会》上都有他的作品，他成了读者最受欢迎的故事作者之一。
　　为了培养故事作者，《故事会》编辑部决定为在全国故事创作中有影响的作者出书，而这套故事丛书的第一个被确定的作者就是吴伦。
　　经过数不清的失败之后，吴伦终于成功了。《吴伦故事集》出版不久，在1986年，他被《故事会》聘为首批特约编辑。这个“小字辈”的故事作者，开始帮助编辑部看稿子，修改作者的作品，接触编辑工作。
　　1988年，吴伦正式调入《故事会》担任编辑。在经过近九年的编辑工作锻炼之后，1997年，吴伦被聘为《故事会》副主编，成了这本刊物的“管家”。
　　由于吴伦是在编辑部的培养下，靠着自己的勤奋和努力，从基层写出来的副主编，他除了对故事创作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之外，特别是对于业余作者在创作上的艰辛，更是体会深刻。因此，在处理来稿时，他就经常会站在作者的角度去思考，只要作者的作品有一点闪光的地方，他都会写信去给以鼓励。有时为了一篇来稿，他会不断地与作者联系，耐心地提出意见，帮助作者修改，使其能够达到在刊物上发表的水平。他认为，作为一名编辑，如果因为自己的工作疏忽而埋没了一篇好稿，那简直就是一种职业犯罪。
　　吴伦无疑是一位写故事的好手，如果发展下去，也许会是另外一片阳光灿烂的天地。但自从担任了编辑，特别是担任了副主编之后，基本上是“金盆洗手”，为着这本刊物，他心甘情愿地整天埋头在那间窄小的屋子里，将编辑部一个又一个新的办刊构想，通过他整天忙忙碌碌的工作变成现实。
　　每天只要一打开办公室的房门，他就开始忙碌。审稿、签发稿子、接待客人、不断地与电话中的读者交流、出席社里的有关会议、策划笔会的相关事项、深入到全国各地的创作基地了解情况、到学校或农村征求读者的意见、开展优秀作品的评选……如此等等许许多多的编务工作和日常事务性的事情都压在他的身上。这个《故事会》办刊方针的具体实施者，只有将锻炼身体的时间安排在每天下班后的晚上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结束之后。他说：“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不锻炼不行啊，每天工作这么转下去，不锻炼身体会吃不消的。”
　　每一个与吴伦接触过的故事作者都说，他们对这位副主编最深的印象是四个字：热情负责。
　　黑龙江的作者吴祥在几年前曾写了一篇故事邮到编辑部，目的并不完全是想发表，而是“投石问路”，看看《故事会》编辑部对待作者作品的态度，以确定自己以后的创作和投稿方向。
　　令他意想不到的是，这年的五月份，他突然收到编辑部的一封来信，通知他到上海的莘庄参加笔会，所有的差旅费全由编辑部负责。
　　原来，他的稿子邮到编辑部后，吴伦在看稿时发现稿子虽然写得不够理想，也还存在着很多问题，离正式发表还有较大的距离。但是，这篇稿子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那就是有一个比较好的“故事核”。同自己过去在陈中朝等老编辑的指导下修改作品一样，有一个好的“故事核”，只要经过作者的认真修改，一定可以成为一篇好故事，因此他决心要救活这篇稿子。
　　救活了一篇稿子，也许就扶起了一个优秀的故事创作人才。吴伦从自己成长的历程深深地理解这个道理，他将自己的意见提出来，希望能让这位作者来参加笔会，修改作品。
　　吴祥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此负责的编辑部，在吴伦等编辑的帮助下，他终于将作品修改出来了。这次笔会竟然成了他创作上的一个转折，从此他便与这本刊物结下了不解之缘。
　　然而，吴祥在修改稿子的过程中，令他至今不忘的却是改稿之外的一件很小的事情。
　　在改稿中，吴祥曾在莘庄的一个小摊上买过一只手枪式的打火机，想笔会结束后回家去送给侄子。他有两个侄子，可小摊上却只有这么一只，不觉感到有些遗憾。谁知这事被吴伦知道了，到笔会结束游览上海的城隍庙时，每到一处摊位前，吴伦就会不厌其烦地用上海话向摊主询问，这样一直陪着吴祥转了几十个摊位，终于买到了那种打火机。
　　这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也许吴伦本人都已经忘记了。可是，当年许多参加笔会的作者还记得这件事情，吴祥本人还记得这件事情：“时至今日，吴伦老师那带着浓重上海方言的问话还不时在我的耳畔回响。我想：《故事会》之所以能够发展成为全国发行量最高、影响力最大、最受老百姓欢迎的故事刊物，一条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她将所有热爱《故事会》的作者和读者，都当成了亲密无间的朋友！”
　　现在只要一有时间，吴伦仍然爱回到金山去看一看。多少年过去了，金山这座临海的县城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年那个捧着稿子，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站在编辑面前的年轻人，是否想到过自己哪一天会走进这个令人神往的编辑部，并担负起副主编的神圣职责呢？现在回想起来，当年为着故事创作所付出的心血，所受到的锤炼，好像就是在为着自己这种人生的事业做准备一样。那时所付出的一切，似乎都是在为这种职业做着前期的训练。要是没有老一代编辑的言传身教，他的这种训练就不可能完成。因此，他总是希望老一代编辑的优良作风，能够在他这一代得到发扬光大，并在《故事会》这个小小的编辑部里，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去。
　　后来成名的故事作家崔陟，当年在冀北大山沟里的土炕上开始写故事的时候，除了经常与老编辑陈中朝通信之外，还与一位名叫鲍放的“男子汉”编辑通过几次信，崔陟在信中开始称“鲍放老师”，后来又称“鲍放兄”。对方总是每信必复，这使久居深山的崔陟很感动，真想像这位编辑说一声“谢谢”。
　　这个机会终于来了，他接到编辑部通知，让他去参加一次笔会。
　　崔陟兴高采烈地来了，报到之后，他就想亲自见见那位曾经与他通过信件的“鲍放兄”。
　　可是，当他真正地见到鲍放时，却一下子愣住了。他怎么也不肯相信，那位站在他面前的女编辑，竟然就是他所崇敬的“鲍放兄”！
　　鲍放中等身材，齐耳的短发，上身穿一件合身夹袄，脚上穿一双平底布鞋，显得朴素而大方。
　　这正是鲍放的本色：朴实，自然，真实。
　　1975年，一位扎着两条辫子的姑娘从农场调到《故事会》，报到的第一天，老编辑钱舜娟就带着她到上海工人文化宫听故事。
　　后来她才知道，那天在台上讲故事的，竟是上海著名的故事演讲家黄宣林，他那风趣的语言，不时引起台下阵阵笑声。
　　她天生是一位好静而略带腼腆的姑娘，坐在那里，见会场的大门敞开着，愿者坐下，不愿者走开，人们可以自由地进出。她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会议，心想将来在《故事会》工作，就是同这样的场合打交道，根据自己的个性，那怎么能搞得拢呢？
　　就这样，这个年轻姑娘怀着几分不安，同时也怀着几分好奇的心情，开始了她的编辑生涯。
　　时光过得真快，不知怎么一晃就快三十年了！在这些时间里，她曾随老编辑顾伦去过上海南汇，与当地的农民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在共同的劳动中搜集故事，然后晚上挑灯夜战，伏在农民家的饭桌上帮助作者修改作品。她也曾单独去过陕西高陵县，代表刊物参加那里的故事会，并选出一些优秀的故事在《故事会》上发表。她还经常与许多作者通信，不厌其烦地帮助他们修改作品，一步一步地将他们培养成故事创作的名家……
　　当年扎着两条辫子的年轻姑娘，在《故事会》这个集体中得到了关怀和温暖，从老一代编辑的身上，她感受到了一种人格的巨大力量，她也从自己的工作中找到了人生的价值。
　　可以说，鲍放是《故事会》老一代编辑优秀品质的传人，是一个极具民族传统意识的编辑。她埋头工作，不喜张扬，从不在个人的名利上动脑筋。在近三十年的时光里，她默默地编辑着手中的稿子，默默地给全国各地的作者寄出去一封又一封充满热情和希望的信件，然后再欣喜地将他们寄来的那些优秀作品编辑发表。看着一批批作者成长起来，她坐在编辑室里仿佛听到了春笋破土拔节的声音，从心灵深处感受到了一种生命的意义。
　　人活在世上，一定要有一种健康的心态来对待人生。她喜欢《故事会》这样一个有着“健康心态”的集体，能为这个集体多做一点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她的心里会感到欣慰。
　　编辑部要召开笔会了，鲍放就会放下手中的稿子去帮着做会务工作。为了节约开支，她会把旧信封存放在那里，用着内部交流资料的时候使用。就是远在千里之外的作者有了困难，她也会尽自己的力量去给以帮助。
　　在宁波召开的一次笔会上，结束的时候一位来自北方农村的作者，一下子买了几十双旅游鞋，到上船的时候只好用担子挑着。可是，由于上船的人十分拥挤，那位作者一时无法上船。随同的其他作者都埋怨他，说是叫他少买几双，他偏不听，结果影响了大家上船。可是，这时人们却看见一位女同志，从人群中挤过去，帮着那个作者将那些鞋朝船上搬。
　　“鲍老师！鲍老师！”作者中有人叫了起来。
　　这时，人们才看清，那个前去帮忙的正是大家所崇敬的鲍放老师，她不顾船上人多拥挤的危险，与那位作者将那些鞋一点一点地随着人流向船上移。
　　刚才还在埋怨的作者们被感动了，几个身强力壮的作者挤过人群，来到鲍放面前，立刻帮着将那些东西搬上了轮船……
　　我在北京采访范大宇、崔陟这两位故事界的名人时，他们至今都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十分感慨地说：“鲍放是一位深受我们作者尊敬的大姐，作为一名《故事会》的资深编辑，她不但教我们怎样做文，同时还教会了我们怎样做人。”
　　同样是关于鞋的故事。
　　那年崔陟带爱人去普陀山旅游，鲍放便到火车站去接他们，谁知火车晚点了好几个小时。当崔陟夫妻二人走下火车，看到鲍放独自站在那里等候时，他们被这种真诚深深地感动。
　　崔陟的爱人在上海买了一双皮鞋，谁知回去一穿就坏了。他们觉得很生气，鞋还在保修期内，得找商店给个说法。可是这么远的路，怎么办呢？
　　他们想到了鲍放。但为这件事情去麻烦一位编辑，又总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鲍放知道后竟满口答应，并让他们将那双皮鞋和购物的发票一同寄给她，并负责到商店里去给他们再选一双。
　　崔陟夫妻很快收到了鲍放邮来的一双新鞋。
　　这都是编辑分外的事情，鲍放却做得那么自然，那么认真。
　　1988年秋天，远在黑龙江的故事作者吴祥，因所在的工厂经济效益不好，被迫宣告破产，吴祥同全厂的一千二百多名职工一起失了业。
　　吴祥有生以来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面对着一家老小的生活，一时仿佛天就快要塌下来了一样。此种困境向谁去倾诉，又有谁能够理解呢？
　　他想到了远在上海的鲍放。
　　不久，他收到了一封长长的回信，并随信邮去了许多图书。鲍放在那封长信中与他共同一起谈生活，谈人生，谈生命的意义，谈面对困难的态度，告诉他要面对现实，勇敢地站起来，重新寻找适合自己的职业，并鼓励他一定要奋发努力，不要因此而丢了自己的故事创作……

第五章“幕后”之谜 （6）

读着这封语重心长的回信，吴祥被深深地感动了。他在寻找工作的同时，决心沿着故事创作的道路勇敢地走下去。在这期间，他先后创作了几十篇故事寄给鲍放，鲍放每次都是精心地批改，然后再寄回。在这种书信的往返中，吴祥的创作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近年来已先后在全国的故事类报刊上发表了一百多万字的作品，所得稿费也帮助他解决了一些家庭生活的困难。
　　1999年10月，《故事会》在上海举办第六期创作笔会，结束之后，利用半天时间用车送大家上街购物。
　　刘春山与金一这两位来自北方的作者，在选纱巾时挑去挑来竟挑花了眼，面对着一大堆花花绿绿的纱巾，不知买哪条好。
　　这时，他们的身后传来一位女同志的声音：“你们给爱人买纱巾哪？”
　　二人回头一看，鲍放正站在他们的身后。
　　“我来帮你们选。”鲍放说着，就在那些五颜六色的纱巾中挑选起来，最后选出两条，对刘春山问道：“这两条，你看怎么样？”
　　刘春山和金一都认为不错，于是就确定了下来。可是，还未等刘春山掏钱，鲍放早已拿出钱来递到了售货员的手里。
　　刘春山一见急了，急忙伸手阻止：“鲍老师，我来，我来。”
　　鲍放见了却笑着说：“这有什么，你们来一趟上海不容易，刘春山，做个纪念吧。”
　　不知是一种什么力量，使刘春山竟呆呆地站在那里，忘了自己是在干什么。他是第一次参加《故事会》的笔会，第一次与鲍放见面，他不敢相信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竟还有这样热情对待作者的编辑，编辑和作者之间竟还有如此纯真的友谊。直到鲍放付完钱，将两条纱巾叠齐包好，递到他手里，他还未回过神来。
　　鲍放转身离开了，刘春山这才如梦初醒：“哎，还未来得及感谢鲍老师呢！”
　　离开上海以后，金一曾给编辑部来过一封信，在信的末尾，他十分感慨地写到：“鲍放老师是编辑，且又是老大姐；刘春山是（一个）普通作者，且与鲍老师首次谋面。非亲非故，既非上级，又无隶属关系，鲍放老师代表《故事会》的影响力及体现的人格力量，让我和刘春山离开上海后的通信中仍念念不忘！”
　　姚自豪曾经是上海郊区一所中学的副校长。
　　1996年，主编何承伟决定在《故事会》上开辟一个新栏目，名字已经想好了，叫做“百姓话题”。主要是通过这个栏目，在有趣的故事里说一些老百姓想说的心里话，发表一些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东西，使这本刊物能够更加贴近读者。
　　由谁来主持这个栏目呢？何承伟便想到了姚自豪。
　　何承伟明白，要想办好一个栏目编辑是关键。他喜欢用那些诚实忠厚而又具有实践经验的编辑，因为这样的编辑除了务实之外，同时还会以其人格的力量为编辑部营造出一种好的氛围，凝聚人心，创造效益。
　　经过与姚自豪的交谈，他乐意接受这个栏目，于是便离开学校，到《故事会》担任了一名普通的编辑。
　　1968年，姚自豪作为下乡知识青年来到金山，来到了这个故事之乡。两年以后他便开始故事创作，发表的第一篇故事名叫《满江绿》。
　　1978年夏天，姚自豪与好友毛一昌坐在金山的一条小河边，一瓶开水，一壶清茶，两把椅子，一边饮茶，一边构思他们合作的第一个长篇故事。
　　毛一昌与姚自豪在同一个办公室工作，两张办公桌面对面。他们在工作之余便开始了“地下活动”，四处采访搜集故事素材，最后将maozedong的堂弟毛福轩，大革命时期在金山从事革命活动的事迹，采访后写成长篇故事《特殊身份的警官》，首先在群众中讲述，大受欢迎，主要章节很快被《故事会》发表，接着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后来他又被请到湖南的潇湘电影制片厂，将这个故事改编成同名电影。
　　姚自豪就这样迷上了故事创作，接着又出版了第二个长篇故事《“2020”的幕后》。二十多年来他笔耕不辍，先后发表了大量的故事。同时他又是一位故事讲述家，他说话风趣，语言幽默生动，所讲之处都深受群众的欢迎。
　　现在，“百姓话题”这个栏目在《故事会》上已经开设五个年头了。在姚自豪的精心主持下，不但受到广大读者的热情欢迎，同时很快地就办成了《故事会》的品牌栏目，姚自豪在上面所花的心血可想而知。
　　1999年5月，在湖南一个还在使用手摇电话机的偏远乡村里，总机的女话务员叫一位名叫唐凤雄的故事作者接电话。
　　唐凤雄万万没有想到，电话竟是《故事会》一位姓姚的编辑从上海打来的。唐凤雄一下子愣住了，对于这个长年居住在穷乡僻壤的作者来说，上海是多么的遥远啊！姚编辑在电话里说：“唐凤雄，我已先后给你打过几次电话，你都不在啊，你寄来的故事我看了，感觉不错，我准备送审，不久会有通知，你多写一点，以后直接寄我……”
　　可是，当姚自豪将这篇故事的大样连同几本刊物、一个笔记本和长长的一封信邮到唐凤雄手中的时候，另一家刊物却同时邮去了发有这篇故事的样刊。后来在姚自豪的再三询问下，唐凤雄只好说出了实情。
　　已经准备采用的稿子被姚自豪抽了下来。这件事使唐凤雄对再次给《故事会》投稿也失去了信心。
　　可是，第二年的4月下旬，唐凤雄从县城学习回来，乡里的话务员就告诉说有一位上海姓姚的，一连打来了十几个电话找你。果然，当天下午又来了电话。唐凤雄简直不敢去接那个话筒，可是，姚自豪在电话里那温和的声音却是那样的令人激动，因为姚自豪带来了一个好消息：“《故事会》第三届作者培训班在十月举行，我想推荐你参加……”
　　天啦，唐凤雄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接着，姚自豪在电话里，对于那篇一稿两投的作品，只说是已在别的刊物发表了，《故事会》就不能再发了，很有点遗憾。听着听着，唐凤雄不觉心潮难平，泪湿衣衫。
　　现在，唐凤雄通过自己的写作，已经走出了大山，在省里担任一家杂志的编辑了。
　　为了经营好这个栏目，姚自豪就是这样精心地关怀和培养着故事作者。
　　2003年7月16日，姚自豪收到一封广东佛山的来信。
　　这信是一位作者写的，他在信中十分气愤地批评了由姚自豪在第一期上编发的一篇名叫《镇长剃头》的故事，是一篇抄袭之作，而被抄袭的作品就是这位写信作者本人的作品。为了证实，他还随信寄来了收有自己写的《镇长剃头》一文的作品集，他要求编辑部就此事必须向原作者道歉。
　　为了对两位作者负责，姚自豪随即放下手中的工作，将那篇作品找来阅读，然后又将两篇文章进行了对照。
　　他立刻发现这的确不是一件简单的“抄袭”事件。
　　摆在面前的事实是：由姚自豪编发的那位作者的作品，的确是抄袭了佛山作者的作品，但这种抄袭又并非一般的抄袭，而是作者在原作的基础上作了脱胎换骨、出神入化的再创造，使故事的情节更为曲折委婉、生动可读。整个文章抄袭的部分仅占四分之一，而四分之三则是这个“抄袭者”自己的劳动成果。
　　如何正确地处理好这件事，也是一件棘手的事情。
　　于是，姚自豪就在当天给佛山来信的作者回了信，信中，他首先向他表示歉意，同时又慎重而缜密地对这两篇作品的情节发展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剖析，然后再陈述自己的推测与分析：“抄袭者”“先是看到了你的作品，受到触发，于是在你已成文的这部分上继续延续。他很会构思，发展的部分演绎得相当不错，但他不懂得创作是件严肃的事，创作必须完全是自己的劳动成果，别人的东西，哪怕只是一点点，也不能据为己有，在这一点上，他又极不聪明。其实他的作品如能在开头部分重起炉灶（这应该不是一件难事），就可避免抄袭之嫌。”
　　为了让写信者对此进行更仔细的对照，姚自豪随信邮去了发表在《故事会》上的这个作品的复印件。
　　没过多久，姚自豪收到了佛山的回信。
　　作者在这封信里写到：“……贵刊和你如此认真地处理这件事，我十分满意，对你严谨的作风和求实的精神再次表示谢意……”
　　接着，姚自豪又给那位“抄袭者”回信，从作文和做人的道理上谈了自己的看法。鼓励他端正创作态度，继续来稿。
　　真诚相待的诚信原则，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丰富深厚的业务学识，严谨踏实的工作作风，使这次抄袭事件有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喜剧性的结局。
　　如同当年在学校里关心学生一样，姚自豪就是这样关心着每一个作者的成长。
　　这一天，姚自豪放下电话，已是暮色临窗，大上海华灯初放的时候了。
　　这几天在准备下一期稿子时，待发的其他稿子都已齐了，就是没有太满意的中篇，姚自豪为此有些着急。
　　《故事会》的来稿里中篇故事占了很大比重，但上乘之作极少，而中篇故事在刊物中占有相当大的版面，质量的好坏直接地关系到整个刊物的水平。为了抓一个好中篇，编辑们往往会花费很大的精力。
　　通过终审的中篇故事已有好几篇，到时用上去也可以。但姚自豪总觉得这几个中篇不够“味”，少了一些令人瞩目的新鲜感。
　　姚自豪查了一下电子信箱，发现仅昨天和今天就有四百多件来稿。他希望能从中发现一篇更好的中篇故事。可是看了很久也没有，从他的编辑经验来看，这些邮件大都是一些新作者，通过这种渠道要发现一个成熟的中篇可能性很小。
　　到快下班的时候，他的眼前突然一亮，一个题名为《赤诚卫士》的中篇故事吸引了他。
　　故事写的是一名身负重案的犯人越狱了，两名警察奉命前往犯人老家“伏守”。在这个期间，发生了一系列的故事。作品在铺陈情节的同时，对故事里的人物也作了浓墨重彩、精雕细琢的刻画。作者是辽宁省抚顺某监狱的一名狱警。
　　姚自豪顿时有些欣喜，觉得由狱警写狱警生活的这个中篇故事，有别于他看过的其他一些作品，无论是题材还是写作的角度都很有新意。略作思考后就按作者稿子末尾留下的电话号码，给作者去了电话。
　　作者接到电话显得异常激动。告说他的这个中篇曾寄往三个编辑部，结果都被退了回来，没想到《故事会》竟如此认真负责，很快就给予了肯定。
　　姚自豪心里明白，就作品现在这个样子，三个编辑部退稿那也是在情理之中的，因为稿子的确存在着许多问题，有的甚至是致命的。但这稿子的基础是好的，正如同一块被粗陋的岩石包裹着的翡翠，需要把它的外壳剔除，并经过认真仔细的打磨之后，才能透现出它夺目的奇光异彩。
　　姚自豪在电话里就稿子存在的问题与作者谈了很久……
　　这天晚上，姚自豪对这篇稿子又反复地进行了思考，从人物刻画、情节切割、线索铺陈、结构布局、悬念设置等许多方面，总共提了八条修改建议。最后对于这篇作品的题目，他也没有放过，认为《赤诚卫士》缺少个性化，过于直露，并亲自拟了两个题目：一个叫《两个人的哨所》，另一个叫《今晚的月亮哭了》，供作者修改时参考。

第五章“幕后”之谜 （7）

第二天，一封长达一千五百多字的邮件邮到了辽宁抚顺。
　　邮件发出半个小时，对方发来了回件，那是一番发自肺腑的感激之言，透过字里行间，似乎可见作者那一双满怀感激之情的泪眼……
　　一个令读者喜爱的精彩的中篇故事就这样诞生了。
　　这就是编辑姚自豪自己所书写的“百姓话题”。
　　夏一鸣是《故事会》创刊以来第一个有着研究生学历的编辑。
　　他曾当过中学教师，后来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从事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学习。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与《故事会》这本刊物有着学术上的亲和感。
　　1988年和1989年这两年里，编辑部又有人出国，又有人调离，本来还十分宽松的人手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就在这时，还在学校学习的他来到编辑部开始实习。
　　过了两年，也就是1991年，夏一鸣正式进入编辑部从事编辑工作，成了当时学历最高、年纪最轻的编辑。
　　夏一鸣早就听说主编何承伟善于给新来的编辑压担子。果不其然，他进编辑部不久，何承伟就在座谈会上向他交办了“谈古说今”的选题，并让他负责这个栏目的编辑工作。其时“谈古说今”只是个主观栏目，杂志并没有这方面的作品资源，所以，在开始阶段，每期二篇的“谈古说今”事实上都是他一个人根据相关文献改编而成的。
　　编辑部每年都有一次工作会议，由何承伟亲自主持，主要是研究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刊物如何调整版面，充实新鲜的内容，适应读者和市场的需求。一次会议上，编辑们对于反映校园生活的故事也表示不太满意。
　　夏一鸣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这本刊物是一本通俗读物，主要面向高中以下文化学历，而这些读者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中学生，可是刊物上却没有一个栏目是反映和针对中学生生活的。如果增设这么一个适合中学生的栏目，不仅有利于对中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同时也有利于家长和整个社会，不但可以赢得中学生的喜爱，同时也会得到整个社会的支持，这样刊物的影响面就会更大。
　　编辑部很快达成增设这个栏目的意见。对于栏目的名字，有人提出叫“校园故事”，可是大家认为是经不起仔细推敲的，因为顾名思义，“校园故事”是说发生在校园里的中学生故事。但实际情况是，故事里的人物并非全是中学生，发生故事的空间也不尽是校园，所以“校园故事”的叫法是有其局限性的。后来又有人又提出叫“少儿故事”，但大家又觉得年龄又好像小了一点，与刊物中以前设立的“妈妈讲故事”拉不开距离。
　　大家在栏目名上僵持住了。
　　这时夏一鸣打破了沉默。他提出：能否叫“16岁故事”？大家一听，感觉到这个名字挺新鲜的，不但适合中学生这个群体，同时也适用于“非中学生”的群体。十六岁在这里只是一个代名词，他的空间包括了这个年龄段的所有少年，那可是一个充满理想而又追求时髦的年龄。很快这个栏目便确立了下来。
　　会上何承伟还要求夏一鸣对这个栏目多加关心。也是事有凑巧，不久，电视台在热播《十六岁的花季》的电视连续剧，与《故事会》上的“16岁故事”简直是异曲同工，这个栏目大放异彩。“16岁故事”不但在当时受到社会尤其是中学生读者的热烈欢迎，而且它的影响力一直持续很久，甚至在历年读者参评的投票中，“16岁故事”总是得票最多的栏目之一。其中上海作者夏友梅创作的“16岁故事”《作弊的三好学生》还获得了文化部的金奖。
　　在编辑部这个集体中，夏一鸣年龄上属于承上启下。他博览群书，思维敏捷，办事沉稳，在刊物品牌栏目的建设上，他都能提出许多切实可行的建议。
　　“名人讲故事”是《故事会》准备推出的又一个栏目，夏一鸣又一次接受开辟这个新栏目的工作。
　　他充分利用上海文艺出版社与中国作家的多元关系，建立了一个适合《故事会》的“名人群落”，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把这个栏目也办得“一鸣惊人”。
　　其实夏一鸣对有些作家的创作背景还是有所了解的。九十年代初期，他已经发表了许多作家如张炜、陆文夫、苏童、陈世旭、朱苏进、余华等的文学评论，在《文学报》上甚至还主持过作家评论的专栏。然而，现在他接手“名人讲故事”之后，他还发现如要和作家们在最短的时间里建立对话平台，以前的精神准备还是相当不够的，还需要继续不断充电！
　　一次，夏一鸣约请著名作家冯骥才为刊物写一篇故事。
　　冯先生早就声明不搞小说创作了。近年来，他的兴趣主要集中于丹青之上，用他自己的话来是“绘事为要”。其次就是对中国民间文化的关注，尤其是在呼吁抢救正在消失的中国物质文化。散文也在写。但小说一类的文学创作已是久违的事了。
　　然而夏一鸣没有丧失信心。因为他知道，冯先生1988年在《收获》上发表过一组“市井人物”后，曾经产生过非常广泛的影响，《苏七块》立即获得同年度的全国最佳微型小说，而几乎是与此同时，日本就把这些作品给翻译了过去。然而冯先生肚子里还有许多人物没有写出来，这些人物不出来冯先生肯定是不罢休的！
　　当然，冯先生现在不写也有他的道理。
　　问题是要把它“勾”出来。
　　在谈话中夏一鸣得知冯先生患有较严重的颈锥病，而他自己的颈锥这两年也情况不太好。于是他们就把稿子抛至一边，而是专论“疾病文化”，在电话里不断地交流治疗心得。夏一鸣的爱人是一位医生，还特地搞来一套防预和治疗颈锥病的资料，寄到冯先生那里，两个人很快就达到了“同病相怜”……
　　一年后的一天下午，夏一鸣正坐在办公室里看来稿，一个电话打来了，他接起来一听，是冯先生的电话。冯先生告诉他，故事写好了，已用特快专递寄来。
　　冯先生一口气写下了三篇，夏一鸣也是一口气将故事读完，“大快朵颐”，于是在1999年第十二期上将这些作品悉数发表。
　　冯先生还告诉他，今年春节他有18个单篇作品要在《收获》上面一次性发表。夏一鸣听了觉得这是本图书的好题材，于是立即和冯先生商量策划一套选题，计划除冯先生的这本之外，另外再选择金庸先生与贾平凹作为候选人。（金庸先生曾为绘图本《越女剑》写了十几篇故事，在题材上正好与此吻合。）冯先生答应把这本书给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后来由于其他原因久拖不决，冯先生把书稿交给了作家出版社出版。现在这书印数已达十几万，又闻有关部门正在根据此书拍电视连续剧。
　　冯先生在《收获》上发表的作品，旋即被《小说月报》转载，获得同年度百花文艺奖。
　　1996年1月25日上午，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的陈至立来到《故事会》进行工作调研。
　　这位当时分管文化教育事业的市委副书记，怀着极大的兴趣走进编辑部，在第一间靠近走廊的办公室前站住了，因为她看见正对着大门的一张办公桌前，一位女同志的身影几乎完全被淹没在小山般堆着的信件堆里。再朝里面看一看，天啦，除了办公桌上之外，那屋子里的书柜上，地板上，椅子上都堆满了信件和来稿，有的被一捆一捆地扎好，一层一层地堆上去，一直顶到了上面的天花板。
　　那位被淹没在信件堆里的女同志就是归依玲，她忙得连头都没有抬，只顾用手中的剪子，不停地忙着将那些信件一封一封地拆开，然后再根据情况进行分类。
　　这是一件异常浩大的工作，每天归依玲从打开办公室门的那一刻开始，除了吃饭和上厕所之外，几乎是未曾离开半步，就是这样不停地工作，可面对着多如江海般的来稿和信件，她仍然是一筹莫展。
　　《故事会》每天的来稿来信多达数百封，最多时可以上千封。要是遇到举办评选活动，那就更是无法统计。
　　每天早晨，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稿子和信件，都是用一个又一个的麻袋装好，然后再由归依玲或者是编辑部的其他编辑从楼下的收发室扛到楼上的编辑部，按时间顺序一批一批地放在归依玲的办公室里。
　　由于多年以来一直重复地进行着同一件事情，天长日久，归依玲便觉得腰部有些不适，每天工作下来腰和颈锥都很酸痛，握剪子的手不但被磨出了老茧，仔细看也有些轻微的变形。
　　陈至立在调研后对出版社和编辑部的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她说：“比方说你们的敬业精神，有许多事迹，许多人物，许多编辑都是很优秀的，这个都可以写成一二三四，可以连续搞，在报上也可以发表，你们自己的读者导报、简报都可以。要把《故事会》编辑部这个集体所创造的经验在办刊指导思想、办刊特色、敬业精神、改革创新、拓展市场这些方面的经验变成我们出版界的共同财富，这是很宝贵的。”
　　陈至立这里所说到的编辑们的敬业精神，当然也包括归依玲在内。
　　陈至立在临别时还提出，《故事会》每天能够收到来自全国的那么多稿子和信件，这说明刊物办得很有吸引力。但这么大的工作量，由一个人从早干到晚，就是不休息也是干不完的，是否能买一台专门拆信的机器，帮助编务的同志减轻一下工作量。
　　新闻出版局和出版社的领导对此十分重视，因为他们都亲眼目睹了归依玲在信山稿海中埋头工作的情景。一个人一年四季每天八个小时，乃至于更多的时间就这么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与这些不会说话的稿子和信件打交道，付出的体力不说，光是这么周而复始地重复着同一件枯燥的事情，那是需要一种多么大的毅力啊！
　　可是，新买来的拆信机却又使归依玲发愁。
　　归依玲在使用中发现，由于目前国内对此需求量很少，这种拆信机存在着许多的不足，其速度还赶不上手工操作。使用几天下来，桌子上、地板上堆着来不及拆开分类的稿子和信件越来越多。
　　更令她不放心的是，拆信机在操作时容易出现多切封口的现象，时常将作者的稿子和读者的信件损坏。
　　使用拆信机工作强度无疑是减轻了，但工作质量和速度却得不到保障。为了让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件和稿子，在交给编辑之前不受任何损伤，归依玲最后决定还是自己用手工拆分这些信件和来稿。
　　可是，归依玲除此之外却还有别的工作，她还负责着编辑部的内勤，编辑们有时就管她叫“归总管”。邮寄样刊、笔会后勤……许多事务性的工作也真够她忙的。
　　归依玲，你后悔了吗？
　　二十多年前，归依玲还是一个扎着两条羊角短辫的年轻姑娘，中学毕业后就蹦蹦跳跳地来到出版社资料室担任资料员工作。
　　这位天真活泼而又勤快的姑娘，很快就被《故事会》的编辑钱舜娟看中了。
　　1979年的某一天，下班之后不久，归依玲家的房门外传来了轻轻的敲门声。她打开房门一看，来人竟是《故事会》的编辑钱舜娟大姐。
　　钱舜娟坐下后问了一些有关工作的情况，接着就说《故事会》正在发展中，特别需要一个像她这样的人来帮助管理一些内勤工作，并动员她能到《故事会》来一同共事。
　　说真话，归依玲当时真还不太愿意到《故事会》来，因为她在资料室的工作干得正起劲，室里的领导和同事对她都不错。
　　归依玲没有立刻答应，只说是再考虑考虑。

第五章“幕后”之谜 （8）

第二天上班之后，她便轻手轻脚地从二楼走到三楼，来到《故事会》编辑室的门口，伸着脖子朝里面看了一眼，见一个个编辑坐在那里，只顾埋头看稿子，屋子里连一点轻微的动静都没有。这样的情景，给活泼好动的归依玲吓了一跳，拔腿就跑下了楼。
　　她让为从自己的个性来讲不适合在这样的环境工作。
　　可是，钱舜娟却找到总编办公室，要求先借归依玲到《故事会》工作三个月，说好了三个月后就归还。
　　就这样，刚满二十岁的归依玲便被借到了《故事会》。
　　连她自己也没有想到，这一“借”就是二十多年，直到钱舜娟退休后，她仍然还是没有离开《故事会》。
　　刚来的时候，天真活泼的归依玲看着一个个编辑整天都很少言语，各人只顾埋头干自己的事情，还真有些不太习惯。可是，天长日久下来，她便被这个集体吸引了。在这个集体里，她“品”出了什么是人间的真情，什么是同志的友谊，什么是相互的关怀，什么是人生的价值。在这里，人与人之间都是透明的，心与心之间都是相通的，在现实的中国，有什么能比一个令人心情舒畅的工作环境更叫人高兴的呢！
　　同《故事会》的所有编辑一样，归依玲面对着我的采访，不止一次地说：“我对这个集体已经有了感情，我喜欢这里的工作环境。”
　　工作环境是人的生命依附着的一个很重要的空间，不断地营造这样一个良好的空间，便是在提升着这个环境中每一个人的生命质量。一个人，只要心情舒畅了，工作便会成为一种乐趣，再苦再累的工作担子都不会将他压垮。
　　归依玲没有后悔！
　　每个月，当她准时地将散发着油墨香的《故事会》样刊寄给作者，寄给贫困地区的孩子时，她便真切地感受到了一种人生的价值，一种生命的意义。在这些平凡而忙碌的工作中，她永远是当年那个扎着羊角短辫的年轻姑娘，永远充满着青春的活力。
　　与美术编辑李宝强闲聊了两个多小时，我印象最深的是两个字：良心。
　　李宝强是当兵出身，他所在的部队是全军赫赫有名的“洛阳英雄营”，能够到这样一支部队里当一名战士，那也是一种福分。
　　李宝强为人活跃，性情随和，乐于帮助他人。他在部队里不但搞过一些小发明，同时还参加过乐队，可是最终使他着迷的却是美术。
　　部队要对战士进行传统教育，就将李宝强和其他几名战士抽去搞“营史展览”，每天搜集资料，布置展厅，李宝强从不马虎。他认为如果不把展览办好，从良心上就对不起信任他们的部队首长，更对不起那些牺牲了的英雄。
　　从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开始，李宝强就接手《故事会》的美术编辑工作，主要是担任封面和内页的设计。
　　他很自信，认为在封面设计上，自己对于读者心理的把握和色彩方面的应用是有一定水平的。
　　翻翻近几年来《故事会》在封面设计所作的改革，人们就会发现李宝强对自己所作的评价是公正的，是讲良心的。
　　有一次，李宝强来到一家杂志社。正是即将发稿的时候，只见美术编辑拿来一本别的杂志，朝自己的面前一摆，然后就照着别人的封面开始设计起来。
　　李宝强见后大惊，他这才明白，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刊物从内容到封面都仿照《故事会》的原因了。不动脑筋，贪图方便，鱼目混珠，盗用别人的品牌，这是一种多么可耻的行为。如此办刊，作为一位美术编辑的良心何在？当热心的读者花钱买到的竟是一份既无艺术水准，又无独到见解的杂志时，作为一名美术编辑，难道不会受到良心的自责吗？
　　一件美术作品，人们自然会有不同的看法，有不同的欣赏习惯。但是，作为美术编辑的李宝强自有他自己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他说的“《故事会》标准”。他平时很崇拜那些美术界的名家，但是要让他真正地向这些名家约稿，他就得将他们在自己的手上掂量一下，看谁的画风更接近《故事会》的风格，更接近刊物读者的欣赏习惯。要是作品与这本刊物的风格不合，就是名望再高的画家，李宝强也会毫不讲情面地给以回绝。
　　李宝强认为，人的视觉有时有一种幻觉，一个具有独特个性并与刊物内容吻合的封面，可以使自己与其他的刊物区别开来，让接触它的人产生第一阅读欲望。
　　正因为这样，由李宝强所设计的封面，才能被评为上海市的十佳期刊封面。
　　李宝强常说，搞美术的要有感觉，如果没有感觉，就如同搞音乐的没有听力，那将是很可怕的。因此对于刊物中的一些插图，如果他感觉出现了粗制滥造的，就会毫不客气地“打退票”，有时也会弄得一些画家朋友很不舒服。
　　画家朋友们在一起，都说李宝强太认真：“这年月有多少他这样认真的人？”
　　这的确是事实。但李宝强却仍然坚持着，这就更令人觉得不易。
　　朋友们说归说，但作品还是得好好地照李宝强的要求去改进，否则下次拿来他还是不要。因为李宝强曾一再地对他们说过：“一个美术编辑也要讲道德，讲良心，我不能损害《故事会》读者的利益。”
　　1998年7月，第二位具有研究生学历的编辑走进了《故事会》编辑部。
　　他叫葛磊，有时也用“蔓石”二字做笔名，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专业。
　　当时的中国，国民经济正在高速发展，各行各业都在广招人才。对于葛磊来说，毕业后有着许多的选择，他可以考国家机关的公务员，也可以到一些国有大型企业或外资企业工作，可是在对于未来道路的抉择面前，他却选择了《故事会》。
　　但是，当他真正走进编辑部的时候，不觉感到有些失望。
　　在一名大学研究生的想像里，一家全国著名的期刊，他的办公室应该是很华丽很现代化的，一切的编辑条件都应该超前。可是，看看眼前的这间屋子，几乎编辑部所有的编辑都挤在一起，桌子靠着桌子，没有太大的活动空间。而那些用来办公的桌子，一张张看上去也很陈旧。编辑部里惟一的一项现代化设备，是放在旁边的一台486的电脑。由于长期无人使用，上面都已落满了灰尘。
　　在葛磊的眼里，仿佛有一种走进了一家老式机关的感觉。
　　再看看那些未来的同事，一个个坐在桌前，整天埋头在稿件堆里，聚精会神，目不斜视。一篇篇稿件都是用朱红毛笔修改。而有的稿子，就像红墨水瓶倒掉一样，被那笔涂抹得一片血红。同时，那些等待着他们看的稿子都是用绳子一捆一捆地扎好，像一座小山一样地堆在各自的办公桌上。
　　刚刚走出校门的年轻人不觉倒吸了一口冷气。
　　想着与自己想像中的编辑部相差太大，而自己将来就要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下去，葛磊当时心里真还有点害怕。
　　几年工作下来，葛磊发现与老编辑们相处得很愉快，这种融洽的人际关系使他非常开心，在不知不觉中完全地融入了这个集体，他年轻的生命犹如一只春燕，尽情地展翅在这个充满春意的天地里。
　　1998年的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极其复杂的转型时期。这时候的《故事会》也正由传统的办刊模式，逐渐地向着现代的办刊方向转化。葛磊这样的年轻人思维敏捷，兴趣广泛，有着青年人的蓬勃朝气，容易接受新生事物，无形中给编辑部增添了新的活力。
　　葛磊感受最深的一点是编辑部开会内容的变化。
　　刚来的时候，编辑部开会讨论的中心大都是作品，葛磊刚来不久，自然没有多少发言权。后来他发现事情逐渐地变了，每次开会，大家谈得最多的都是中国的期刊市场，刊物的市场走向，以及读者对于刊物的看法和意见。这一来，年轻人就有了一定的发言权，因此他不断地提出一些新想法，新观点，新设想，有的真还得到了大家的赞同。
　　老编辑们都说，这个年轻人有思想。
　　接着而来年是编辑手段的现代化，这一下葛磊更是有了用武之地。
　　葛磊在编辑部被大家称为“电脑专家”。
　　他刚到编辑部的时候，面对着那台无人问津的486电脑，就想何时能够使编辑们换笔，大家都能用上电脑呢？现在还不到一年，编辑部就大踏步地向着现代化迈进了。这一来，他这位年轻编辑就由学生一下子变成了老师，担负起了对老编辑们的“辅导”任务。现在编辑部已实现了现代化，每位编辑的面前一台电脑，每天忙着在上面收稿、审稿、改稿、给作者或读者发送信件，繁重的编辑工作变得比过去轻松多了。
　　大家都说，这里有小葛的一份功劳。
　　对于葛磊来说，当年走进这里时，希望编辑部人人都能使用上电脑，但是，当大家都实现编辑现代化后，他却在心中有一种失落感，因为从此再也看不到那些涂满红墨水的稿子了。他有时常爱去翻一翻那些留存下来的稿子，因为在那上面可以看到自己为作品所付出的心血，心中有一种自豪，有一种职业的成就感。
　　2002年，想到《故事会》工作的研究生一下子多了起来。
　　经过筛选，最后编辑部要了攻读文学评论专业的梁宁宁。
　　长年从事编辑工作的编辑们，不太喜欢那些不负责任、夸夸其谈的年轻人，不太欢迎那些追求新潮、不甘寂寞的“时髦”男女，更不喜欢那些事事为个人、为小团体的“哥们”打算的偷奸耍滑之人。他们都明白，依靠那样的人来做编辑，那是无论如何都办不好刊物的。因为选择了编辑这个职业，就是选择了务实，选择了寂寞，选择了清贫和奉献。他们不愿意将两代编辑用血汗“养育”起来的这本著名期刊，交到不负责任的年轻人手里。他们希望编辑部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能够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就这样，梁宁宁在众多竞争者中被编辑部最后接纳。
　　梁宁宁实习结束不久，编辑部就让她担任了发稿编辑。
　　她与鲍放一同去山东莱州的创作基地，在与故事作者的见面会上，鲍放首先将梁宁宁介绍给大家，同时让作者们将稿子先交给梁宁宁，看后再交换意见。
　　在后来的看稿会上，鲍放又让梁宁宁同作者们交换意见，特别让她从一位新编辑的角度，谈自己对于选稿的标准和感想，根据什么标准才能将稿子留下来，才能获得编辑的认同，才能获得发表的机会。同时，还让从事文学评论研究的梁宁宁就故事如何开头，如何结尾，如何才能抓住读者，向作者们进行了授课。
　　这一来，立刻拉近了梁宁宁与作者之间的距离。
　　梁宁宁觉得自己的专业没有白学，在这里有了用武之地。
　　2003年夏天，编辑部引进了两名毕业于复旦大学的研究生马峡和褚潇白。
　　至此，老、中、青三代的梯队组合完成。
　　就这样，这些不同年龄，不同经历，不同地域，不同学历，不同个性的编辑们组成了这个编辑部，组成了一个充满友爱、互助、而又紧张忙碌的集体，在中国期刊的激烈竞争中形成了一个坚强有力的团队。
　　他们同全国所有的期刊编辑一样，都是一些极其平凡而普通的人，但是他们却创造了一份在中国期刊史上极不平凡的期刊。他们善于用自己的生命，去体验这种集体所带来的力量。在平时点点滴滴的工作中，通过每个人的喜好与自觉，使那些与生俱来的与别人不同的东西，在这里重新凝成了一种新的力量。这种从各方面不断地凝聚起来的东西，通过这种整体力量显得异常的强大。那些一致的思想，一致的作风，是对一种精神的认同，这种精神就是支撑着《故事会》的灵魂。
　　期刊生存的空间必须在编辑的灵魂中去寻找！

第六章《故事会》外的故事（1）

许许多多奇特的事情，总是围绕着《故事会》在发生着。
　　这些发生在《故事会》外的故事让人惊奇，却又让人信然。
　　这些故事的发生与结束，都似乎与《故事会》的风格相似……
　　1．一个农民作者的命运
　　经过将近一年的漫长等待之后，叶林生几乎完全地失望了。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叶林生是《故事会》的一位老作者。他曾先后在《故事会》上发表了不少中短篇故事，其中有四次在《故事会》的全国性评比中获奖。因此，他从一位农民被提升到江苏省金坛市的一个乡村文化站当站长。可是他这个文化站长却是一个捧着“泥饭碗”的“土官”，不仅只拿国家干部一半的工资，同时还得像当农民一样地种责任田，交人头税。
　　1994年，上面下了一个文件，要从全市各乡在职的文化站长中录用一批国家干部，省里给该市的名额是三个人。
　　这对于全市的二十多名乡镇文化站捧着“泥饭碗”的站长来说，那自然是久旱盼甘露。但是僧多粥少，竞争激烈，为了体现公正、公平和公开的原则，市里有关部门成立了专门机构负责此项工作，条条杠杠定了不少。最关键的还是要看其在文化工作上的成就。
　　叶林生本是一名整天围着田埂溜溜转的农夫，只是热爱故事，十多年前提笔创作，数年下来，成绩斐然。他为人不善虚浮，口齿缓慢，话语中透着浓浓的乡音，听他的普通话，就像在吃夹生饭。他不会唱歌跳舞，不善书画拍照，也不善交往，惟一的作品就是在《故事会》上发表的故事以及几本获奖证书。
　　可是，面对着这次机遇，他仍满怀信心。
　　材料送上去后一个多月石沉大海。
　　他实在有些憋不住了，就搭车从乡下进了城里，到有关部门一打听，人家早已将选好的六个“苗子”送到教师进修学校去学习文化课，准备进行文化考试了。
　　叶林生一看那个名单，顿时心里凉了。那些“苗子”有的是受过市里表彰的劳动模范，有的美术作品在文化部拿过奖，有的是省文化厅命名的先进文化乡镇这方面的负责人，自己如何能与他们较量？
　　他有气无力地坐在文化局外面的沙发上。
　　就在这时，有一位副局长走进来，他一眼就看见坐在沙发上的叶林生，问清楚是怎么回事后，就对办公室主任说：“那边怎么没叫叶林生？他在《故事会》上发表了那么多作品，获了几次奖，我看也符合条件的。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希望，也应该让他去争取争取嘛！”接着又问了考试的日期，安排叶林生速去教师进修学校学习。
　　考试下来，在七个人中，叶林生得分排在第三名。
　　他于是就忙着体验，填表……局里又将其档案送往省里。
　　瞎子磨刀看见亮了，叶林生心里真高兴。
　　可是，令他意想不到的是，不久他的材料竟被退了回来。
　　问其原因，原来是他那几份获奖证书上盖的是《故事会》的公章。有关部门的人认为：“获奖证书必须是政府部门或所属文联各大协会颁发的才能认可，而‘故事会编辑部’如何认定？算哪个级别？”
　　这次，叶林生彻底失望了。
　　就在这时，市里一位宣传部的领导知道了这件事情。这位快言快语的领导就在一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单刀直入地说：“我先说一个人，他是唐王乡的一个农民，名叫叶林生。这些年来，他一心搞故事创作，已经在全国最有影响的《故事会》上发表了很多作品，拿了好几个奖……听有人说，叶林生那些《故事会》上的获奖证书不够级别。我不这么认为，艺术是没有级别之分的，如果有的话，那也是由人民大众说了算！我和我的家人经常看《故事会》，这个刊物在全国发行量很大！而且，她基本上是老百姓自己掏钱买了看的。叶林生有故事获奖，拉不上关系开不上后门，而是从全国这么多读者中自发投票投出来的，跟我们的人代会选举一样公正，这个奖还算低吗……宣传工作要抓特色，抓品牌，抓谁？叶林生就是一个！”
　　这位宣传部领导是一位作家，曾出版过几本散文集，也曾在《故事会》上发表过故事。他深知《故事会》这本刊物在全国的影响，也深知要在上面发表一篇作品之不易。也许是这位宣传部领导的话起了作用，这年十月下旬，叶林生突然接到上面通知，让他将在《故事会》上发表的作品和所有的获奖证书原件速送有关部门。
　　有关部门请专家看完了叶林生送去的资料。这些在《故事会》上发表的作品以其较高的艺术质量，立刻将专家们吸引，并得到了认可。
　　翌年四月，叶林生这位带着两腿泥土走上故事创作道路的农民作者，凭着他在《故事会》上发表和获奖的作品，终于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市里在原有三名转干名额的基础上，又破例单独为叶林生打了一份报告，本着爱惜人才、实事求是的精神，为叶林生申请破例转干。
　　上级审查后为该市增加了一个名额，叶林生从此成了一名国家干部。
　　1997年初，叶林生顺利地将家属子女的户口转入城市。
　　1998年底，叶林生从乡文化站调到市文化馆，从事专业文艺创作。
　　2002年上半年，叶林生被破格批准获得了群众文化系统高级职称资格。
　　现在，已经“功成名就”的叶林生没有忘记自己走过的人生之路，他仍然笔耕不辍，总是将自己最好的作品寄给《故事会》，他认为这是自己对《故事会》最好的回报。
　　《故事会》神话般改变了一个中国农民的命运！

第六章《故事会》外的故事（2）

　　2．一个书报亭的变迁
　　这家书报亭的老板蒋健生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竟成了个打工者，而他的老板就是过去在他手下打工的姑娘香玲。
　　蒋健生是一位退休职工。退休后在县城里开了一家书报亭，请了一个名叫香玲的姑娘来打工。满以为可能赚钱，谁知三个月经营下来，仅卖出去三百多元的书报，还不够给香玲发打工费。
　　面对这种情况，蒋健生老人想将这个书报亭转让给别人。
　　这事让香玲知道后，他便向蒋健生老人提出要来经营这个书报亭。
　　蒋健生老人有点不太相信，一个年轻的女孩子难道比自己还强？为防万一，在交给她之前便与其订立了口头协定：一年内，老人不要她分文，她也不要向老人讨工资，但交税、付管理费都得由她负责。
　　别看香玲年轻，但却很有经济头脑。经过市场调查后，她决定以《故事会》为拳头来打开销路。
　　她将老人过去进的那些卖不出去的书刊，都以六折的优惠价全部处理了，又将所得的这些钱用来全部订购了《故事会》。除此之外，她还借了一笔钱，在全县城里到处收购《故事会》。老人看着她收了那么多的《故事会》，不免为她担心，将钱全部都押上去了，进的都是同一种刊物，如何能卖得掉？
　　可是，这还不够，香玲又从县城跑到市里去，想法进了一万册的《故事会》，将一个小小的书刊亭堆得满满的。
　　在蒋健生老人经营时，小书报亭一直都没有名字。这一来，香玲就将小亭取名为“《故事会》书亭”，在小亭的正面，还请人写了一副对联：
　　大朋友小朋友《故事会》是你的好朋友
　　劳心人劳力人《故事会》教你成聪明人
　　嗨，这简直就把小书报亭变成了《故事会》的专卖店了！
　　香玲接着就将这些《故事会》分别送到乡下去，然后再从乡下转到了一户户农民和乡村干部的手中。第一次就将那一万多册全部卖完了，一下子就赚了四百多元钱。
　　第二个月，她照此办法，竟然净赚了一千多元。
　　及将倒闭的小书报亭，被香玲一下子救活了，老人心里很高兴。
　　可是到了第三个月，香玲却不想再下乡了，她将一大串人名地名电话号码都给了蒋健生老人，让他替她下乡去送一下《故事会》。而她自己则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小报亭的经营上。
　　香玲在县城里构筑了一道奇异的风景：
　　她在小书报亭的四周插上了五色彩旗，将收集来的《故事会》一本一本地摆在书报亭前，这一下就吸引了很多人，其中既有中老年，也有一些中小学生，大家都想翻翻那些老版本《故事会》。特别是一些青少年读者，更想看一看自己以前的《故事会》是个什么样子。这一来，过去冷冷清清的小报刊亭，一下子热闹起来。当月进的几百本《故事会》被一抢而空。
　　除了销售当月的《故事会》之外，香玲还将老《故事会》装订起来，做成了几套合订本，只要读者出一定的押金，就可以出租去阅读。
　　令蒋健生想不到的是，这个小小的“《故事会》专卖店”，在香玲的精心经营下，三个月之后，竟净赚了五千多元，加上第一个月所获的一千多元，总共赚下了六千多元。这时，香玲见蒋健生老人为人忠厚，办事可靠，每次送《故事会》下乡都很及时，便正式提出雇他为自己打工，包吃之外，每月工资三百元。
　　这可是蒋健生老人当初连想也没有想到的事情：昔日的老板变成了今天的打工者。但是，他却乐意在香玲手下打工，因为他看着一个过去在自己手上亏损的小报亭，是怎样在这位女孩子的经营下，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的。她抓住了《故事会》这个著名的品牌，才能有了今天的发展，这正应了现在市场竞争中的“品牌效应”。他对这位昔日在他手下打工的女孩子另眼相看了，他认为香玲这个女孩子有品位，有知识，有眼光，能够掂量出《故事会》这本刊物在读者中的分量。
　　但是，蒋健生正式打工不几天，却受到了“老板”的指责，因为在他守店的时候，有一套近期的《故事会》合订本，不知何时被人偷走了。还有一年合订本，租书的人留下押金，原说是租一个月的，结果租去后到时也不见归还，“老板”对此感到很心痛……
　　这样春去秋来，一直过了五个年头，到了1997年夏天，县里贴出布告，说是要整顿市容，拆除一些违章建筑，这“《故事会》书亭”也在拆除之列。
　　正当他们准备拆除小报刊亭的那天，突然一下子拥进来一群年轻人，他们都是每期《故事会》的热心读者。这时，一位姑娘带来了一套《故事会》的合订本，天啦，这正是小报刊亭丢失的那一套！那个姑娘不好意思地说，书不是她偷的，是偷书人在反复读了上面的故事之后，自己良心发现，听说小报刊亭要拆了，怕以后再找不着了，因此才托她带来还给主人，但不许在主人面前说出他的名字。
　　蒋健生老人并没有去接那套合订本，而是告诉那个姑娘：“小报刊亭马上就要搬走了，只要他看了有收获，就让他留着做个纪念吧。”
　　可是，那姑娘却怎么也不肯拿走，她对老人说：“这合订本很珍贵，还是留给大家看吧。”
　　这时，一群《故事会》的热心读者都纷纷为这个小小的“《故事会》书亭”的搬迁出主意。大家都希望这个“《故事会》书亭”能够早日在这个小县城里找到一个安生的地方，大家都愿意为这个愿望的实现而努力。大家都说，到我们为“《故事会》书亭找到新的地方后，再在一起喝庆祝酒。”
　　这群热心的年轻人走了之后，作为“老板”的香玲心里久久地不能平静，他对蒋健生老人说，能不能给《故事会》编辑部写封信，说说我们这个小书报亭，说说我们身边发生的这些事情……
　　“老板”香玲的眼睛说着说着却湿润了。
　　于是，蒋健生老人便拿起笔，写了上面的这封信。

第六章《故事会》外的故事（3）

3. 千里寻“根”记
　　《故事会》编辑部的电话铃声急促地响了起来。
　　正在埋头阅稿的编辑急忙拿起话筒。
　　电话是从江西九江打来的，对方是一位在那里投资的台湾商人。他在电话里向编辑部询问一位名叫封光钊的故事作者的地址，并请编辑部介绍一下这位作者的一些情况。
　　这位台商为什么对一位故事作者如此地感兴趣呢？
　　原来封光钊是河南省西峡县重阳乡的一位作者，他在1998年第十期《故事会》上，发表了一篇名叫《大良和小良》的故事，说的是哥哥大良靠在外面打工支持弟弟小良读书的事情。故事写得很生动，读后令人感动的同时，还引发出许多的思考。
　　在江西九江有一座由当地与台商合资建设的制药厂，这位台商名叫封光洲，也是一个《故事会》的忠实读者。他在读了这期的《故事会》后，觉得这位作者与自己的名字仅仅一字之差，而作者在故事中所描写的河南伏牛山一带，正是自己先祖所居住的地方。这次自己到大陆来投资，除了做生意之外，也还有一点寻根的意思，一种思念家乡之情，使这位台商拨通了《故事会》的电话。
　　不久，封光钊就接到了一封来自江西九江的信。
　　九江，自己没有任何一个熟人和朋友在那里呀？封光钊怀着一种莫名的心情拆开了信封，读着读着，他的手不觉有些颤抖起来。
　　真的，难道这真是自己的亲人吗？
　　那位台商的信是这样写的：
　　光钊兄：
　　我从《故事会》中发现了你的名字，马上给这个编辑部去了电话，请他们给介绍一下你的情况。十五分钟以后，负责编发你文章的编辑先生鲍放便给我通了电话，介绍了你的基本资历，让我惊喜。
　　我父亲封祥云49年初到台湾，54年在台湾结婚，生我姐弟二人，1960年父母在一场车祸中丧生（身）。当年我仅六岁，开始入学，父亲给我起名封光洲。他说我们封氏家族起名字一定要讲“派行”，他是“祥派”，我是“光派”，我的儿子是“炎派”。所以，我发现“光钊”，就认定我们是兄弟了。我姐记得父亲说过，老家在河南省内乡县封店村。可是几年来，我往内乡县去了几封信，均退回。1996年我来大陆，在九江市合资办了一个祥云制药厂。
　　盼望光钊兄速予回音……
　　信的末尾写的是：寄信人封光洲。
　　封光钊看完这封信后，真是高兴不已。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在《故事会》上发表了一篇小故事，竟然会因此而寻找到自己的亲人！
　　这本处处都洋溢着中国本土传统文化的《故事会》，使海峡两岸的亲人血脉相通，心心相印。
　　那时，封氏家族正在撰修族谱。可是，写到封光钊父亲那一代人时，却出现了麻烦，使这本族谱无法继续写下去。
　　原因是其父亲的大哥至今去向不明。
　　封光洲的父亲兄弟三人，大哥封祥云在解放前被国民党抓丁，一去就从此音信全无。因此在新修的族谱中在封祥云的名下后嗣无人，其归宿也是空白。解放后，由于行政区的重新划分，将原来的内乡县划分为内乡、西峡两个县了，而封店村划分后早已归了西峡县，台商封光洲去信到内乡县，自然是无法寻到的。
　　正当修谱者一筹莫展之时，一本小小的《故事会》以浓郁的民族文化将海峡两岸的骨肉同胞吸引，搭桥牵线使亲人团圆，使远在海外的儿女终于寻到了自己生命的源头。
　　不久，台商封光洲收到了来自家乡亲人的回信。
　　捧着这封盼了很久的信，封光洲将它紧紧地贴在自己的胸口，无法控制的泪水从眼眶里涌了出来……
　　通过《故事会》这本刊物，找到自己亲人的又何止台商封光洲先生一个人呢！
　　崔陟曾经写过一篇故事，名叫《尘封的身世》，说的是海峡两岸骨肉亲情相离、相识、到相聚的事情。
　　作品在《故事会》上发表之后，曾引起海峡两岸一些读者的共鸣。
　　崔陟作为一名书法家，曾随团前往台湾访问。
　　到了台湾之后，他们受到了当地书法界朋友的热情接待。
　　在相互的交流中，台湾有一位姓崔的女士，听说崔陟不但是一位书法家，同时还是一名故事作家，便主动前来与他“交流”。他们除了谈中国传统的书法之外，同时还谈到中国的传统文化，谈到中国世世代代相传的一些民间故事。那位崔女士还说，不知从什么地方看到过大陆的一本《故事会》，上面有崔陟写的那篇反映海峡两岸的故事，很生动。
　　后来，那位女士就问崔陟的老家是什么地方人。
　　当崔陟说自己老家是河北保定人时，那位与他同姓的女士又问他是保定哪一个县，哪一个村。
　　当崔陟将位于河北保定唐县的那个小村子的名字告诉那位女士时，那位女士的一双眼睛一下子瞪得大大的，她急忙站起来，好久才激动地说出一句话：“我们，我们都是一家人呀！”
　　崔陟看着那位女士，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正像崔陟在他的故事《尘封的身世》中写到的那样，这一切来得竟是那样的突然。
　　早在1945年，崔陟有一位堂兄去了台湾，解放以后为寻找亲人，他曾想方设法地给家里来过两次信。可是，在那个年月里，台湾来信自然是被看着有“通敌”嫌疑，信未曾到他们家中，却被派出所先取走了。经过派出所审查过后，认为信中没什么问题，就问他们家人还要不要。家人一看派出所如此地“重视”，哪还敢要那封信，忙说那一定是别人写错了，我们不要这封信。
　　就这样，崔陟的堂兄便从此与家人失去了联系。
　　随着时光的流逝，远走他乡的堂兄也一天一天地老了，可是，这位堂兄思乡的心情却一点也没有减少。他就让他的女儿，利用一切可能接触的大陆同胞，询问家乡亲人的消息。
　　崔陟认识的这位女士，就是他堂兄的女儿，名叫崔志刚。叔侄二人在海岛上如此相逢，都有说不出的激动……
　　回到大陆，崔陟根据这次台湾之行，又创作了一篇生动感人的故事，名叫《共同的心愿》……

第六章《故事会》外的故事（4）

4．《故事会》为“媒”
　　张东兴是山东省单县黄岗一所中学的教师，同时也是一名故事作者，不久前给副主编吴伦寄来了一封信，说的是他自己恋爱时的事情，他还为此起了一个题目，名叫《故事会，我的大媒》。
　　张东兴在信中说，他1989年学校毕业后就开始当教师，到1992年开始搞对象。
　　可是，他这个对象来得却不容易。
　　张东兴因为有文化，因此在这件事情上也就心高，一个心眼地爱上了村里最漂亮的姑娘。那年月，乡村里一家家都在奔小康，人们的眼睛都在向“钱”看，因此“物质基础”便成了人们在谈婚论嫁上的一个砝码。
　　张东兴作为一名教书匠，本来工资就少，再加之时常无法兑现，社会地位自然不如那些乡村里暴发起来的小老板。而他所选的这户人家，却又是远近闻名的有钱人家，姑娘的父亲是当地第一个万元户，第一个买上彩电，第一个骑上摩托车，第一个盖起了楼房。由于经济地位的影响，这户人家就特别讲究面子。
　　家人讲究面子，但姑娘却爱上了张东兴，因为他虽然口袋里没有多少钱，但是有文化，有知识。
　　可是，在如何说服家人的问题上姑娘却犯了愁。
　　正在这时，张东兴在《故事会》上表了第一篇小故事，姑娘见到后认为这件事情在乡里可是第一次，正是一个可以向父亲炫耀的好机会。于是就将这期的《故事会》拿回家去给她的父亲看。
　　父亲听了这件事后连看也不看，只淡淡地说了一句：“会写几个故事，集东头的马瘸子还会说书呢。”
　　父亲的话很明白，这个人与村东头的马瘸子一个样。
　　一个月后，稿费寄来了，一共七十多元。这个数字，在当时来讲就是张东兴这个乡村教师一个月工资的三分之二，同时又相当于农民一下子卖掉三百斤麦子的收入，这当然比村东头的马瘸子说十场书的钱还要多得多。
　　姑娘一见，又是一阵高兴，拿了那张汇款单就朝家里跑去。
　　父亲见了，只是咧开嘴笑了一笑，晃着头说：“这露水再大，但是却解不了天旱。”
　　姑娘见父亲如此不以为然，再说也没有用，就只好又将那张曾经“引为自豪”的汇款单拿回来，塞回到张东兴的手里。
　　家里人不同意，两个年轻人的恋爱也就只好在“地下”进行。
　　就这样，事情一搁就是半年多。
　　这一天，姑娘父亲一位生意场上的朋友从海南回来，由于在外面发了一点财，见一了一点世面，说话的口气也很大。在请他喝酒的时候，这位朋友就大谈特谈在海南的见闻。姑娘的父亲由于只是个守着家乡扑腾的“土财主”，当然对这位朋友的神吹是连连点头称赞。
　　二人一边喝酒，一边神聊。说着说着，那位朋友们就向姑娘的父亲讲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还未等朋友讲完，一直洗耳恭听的姑娘的父亲突然一下来了精神，向自己的女儿一招手说：“芹妮，去把写这个故事的人叫来，让他也来陪你王叔喝几杯。”
　　这位写故事的人很快就被叫来了，姑娘的父亲在朋友的面前，这时感到一脸的光彩。
　　当然，这位写故事的人后来就成了这位父亲的女婿，他的媳妇就是那个去叫他的名叫芹妮的姑娘。
　　这位通过《故事会》而获得美满婚姻的张东兴，在叙述了上面的故事之后，这封信的末尾还由衷地祝愿这本刊物能够成为一棵永远不败的常青树！
　　一名打工者的故事。
　　将这个亲身体验的故事写到编辑部来的打工者名叫刘星明。
　　他和一个名叫小梅的姑娘，分别从湖北和江西来到长沙打工，二人在一次极偶然的机会中相遇，从此便坠入爱河，两个人辛辛苦苦地挣了一万多元钱，正当他们准备回家完成终身大事的时候，小梅在一次上班时却突然晕倒在地。
　　在医院里，小梅怎么也醒不过来。医生告诉他说，小梅得的是一种名叫肾衰竭的病，这种病很难医治，每天在医院都得花上近千元，你能够负担得了吗？
　　他一听差一点晕了过去。
　　两个打工者，同是天涯沦落人，哪来那么多的钱治病？在花光了那一万多元的积蓄之后，换来的却是一张小梅的病危通知书。
　　没有办法，他只好将自己身边值钱的东西全部变卖了，可是离治病的钱还相差很远。他想起了自己带来的那一捆书，里面有一套明代刻本的《菽园杂记》，那是他叔公送给他二十岁生日的礼物，这也许能值几个钱。于是他便将这本书连同其他的一些书一起，拿着来到了南街书市，花五角钱买了管理费，就席地而坐，将那本自认为值钱的《菽园杂记》和《曾文正公文集》与其他的一些书刊摆在地摊上开始叫卖。
　　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走了过来。
　　他一看老人如此年纪，心想一定是一个专爱搜集古旧书的，于是立刻就拿出《菽园杂记》和《曾文正公文集》来。
　　谁知这位老人连看也不看，顺手拿起了一本早被磨损了的《故事会》，笑着说：“嗨，总算没白跑！小伙子，这本1979年第三期《故事会》多少钱？”
　　他一看这位老人感兴趣的不是那两本可以值大价钱的古书，而是一本多年前出版的《故事会》，不觉有些失望，翻翻这本刊物当时的定价，也就只有一角八分钱，就说：“你看着给几个钱吧。”
　　老人说：“我给你五元钱吧。”
　　原来，这位老人想搜集一套完整的《故事会》，现在只差三本了，这本正好是他想要的。
　　生意成交之后，老人就蹲下来翻地摊上别的书，并问他为什么要将这些卖掉呢？他便如实地将情况告诉了老人。
　　老人听后忙说，他有一个朋友，是肾病方面的专家，刚从北京回来度假，可以请他帮助你看一看。
　　后来，老人将朋友介绍给了当地的那家医院，在给小梅看完病后，又与当地医院的医生一同会诊，并给小梅动了手术，使她的病终于得到了好转。当然，这些费用都是那位好心的老人和他的那位专家朋友给支助的，只是这两位好心人一再地不愿透露自己的姓名……

第六章《故事会》外的故事（5）

5. 两箱《故事会》
　　许许多多奇特的事情，总是围绕着《故事会》在发生着。
　　这些发生在《故事会》外的故事让人惊奇，却又让人信然。
　　这些故事的发生与结束，都似乎与《故事会》的风格相似。
　　有一位名叫夏春华的作者，曾讲述过这么一件事情。
　　那是在1996年的时候，他所在的工厂因为经济效益不好，无法发出工资。在这种情况下，他便与几位厂里的师傅一道，南下到广东去打工谋生。
　　到达广州以后，在别人的介绍下，他们到白云区龙岗路一幢住宅楼里给别人家搞房屋装修。
　　他所负责装修的人家，住着一位老婆婆。令他不解的是，在这间屋子里的正墙上挂着的是她儿子的一张照片，在这张照片前放着一本《故事会》。后来他才知道，她的老伴和儿子都相继地去世了，而他的儿子却是因为那次去买刚出版的《故事会》，在路上遇上车祸身亡的。因此，每到新的《故事会》出来，她都要去买上一本来放在儿子的面前，让心爱的儿子在另一个世界也能看到这本刊物。
　　在装修时他才发现，这位老婆婆的家里，竟装满了两纸箱的《故事会》。
　　休息的时候，他便向老婆婆借纸箱里的《故事会》看，可是，这位老婆婆有个规定，只准他在屋里看，不准带出屋子去，说是怕把书给弄丢了。
　　装修结束，算完工钱，他就准备离开。可是，刚走到门口时，发现一堆装修的垃圾事前未曾谈好价钱，因此现在还堆在那里。老婆婆正从外面找来几个民工，准备清除垃圾。这些民工要老婆婆出两百元钱才肯动手。
　　夏春华一看，这不明明是有意地想“宰”这位老婆婆吗？
　　老婆婆嫌那伙人要得太贵，只肯给一百元，双方为此相持不下。这时，他便主动提出帮老婆婆搬动这些垃圾，条件是不要钱，只要她家里的那两纸箱《故事会》。
　　那些想要“宰”别人的人不高兴了，就与夏春华吵了起来，并扬言要给点颜色他看看。
　　夏春华后来硬是将这些垃圾从六楼一点一点地搬走了。
　　老婆婆见他真诚热情，就将那两纸箱《故事会》送给了他，并且还给了他一百元钱。他说什么也不肯要那一百元钱，独自一人挑着那两纸箱《故事会》下了楼。
　　可是，当他挑着走了不远时，却被一群人给拦住了。他还没有反映过来，就被一阵拳头打倒在地。当他爬起来的时候，那一伙人早已跑得无踪无影了。
　　他忍着身上的疼痛，将这些《故事会》挑回住地，就开始利用休息时间读了起来，很快地就被那些故事吸引了。后来在每次的打工之余，他就试着开始将自己的生活体验写成一个一个的小故事，然后再邮给《故事会》编辑部，几年下来，竟也在这本刊物上发表了自己的作品，不久又参加了《故事会》的创作培训班……

第六章发行中的喜和忧 （1）

由于《故事会》在中国经济的转型时期，不失时机地抓住机遇，采用“在缓坡上行走”的办法，不断地使刊物的发展适应变化着的市场经济与读者心理，从1980年到现在的二十多年时间里，刊物发行始终保持在三百万册到四百万册左右，位居全国期刊发行的前列，创造了可观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1. 登上“珠峰”的感觉
　　在《故事会》的发展历程中，曾创造过一个中国期刊发行史上罕见的奇迹。
　　那是1985年，在第一期发行达到七百二十四万册后，第二期《故事会》发行量再创新高，达到了七百六十万册，创造了中国期刊史上单期发行量的一个高峰。
　　这是《故事会》在1979年那次拨乱反正，重新确定办刊思路之后所取得的重大成果。站在这座中国期刊单期发行量的“珠峰”上，作为主编的何承伟同所有的编辑们一样，都感到由衷的高兴，因为作为一名编辑，读者订数的增加，说明这本期刊在社会上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受到欢迎的程度。可是，何承伟在高兴的同时，却又有一种“高处不胜寒”的感觉。因为除了全国各地故事类的报刊正在相继诞生，市场竞争态势已经开始形成，在未来的发展中激烈的市场竞争即将展开之外，另一个方面就是随着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印刷纸张不断涨价，现在已由过去的每吨四百到五百元的价格，逐渐地涨到了八百到一千元，将来还有可能突破，达到更高的数字（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事实已经说明这种当时的预见是完全正确的，目前一吨纸张已经涨到了将近六千元左右的价格），刊物将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压力。
　　发行量如此之大，却竟然会出现经济压力？
　　因为此时的《故事会》为了让利于读者，刊物刚从原来的每期定价一角八分钱涨到了二角四分钱，这个价钱就相当于当时老百姓买一只鸡蛋的钱。可是，照此计算，《故事会》每印一册，就会亏损四分多。也就是说，此时的刊物是发行越多，印数越大，亏损就会更严重。
　　一个极其严峻的事实摆在面前：巨大的发行量不但不能给刊物创造利润，相反地却是更大的亏损。
　　如果大幅度调价，不但会给读者增加负担，同时又会相应地影响发行量。
　　如果不调价，随着发行量的不断增加，刊物就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压力，如果长期因发行量巨大而出现亏损，最后刊物就无法再办下去。
　　许多热心的读者知道刊物这种两难的境地后，纷纷给编辑来信，要求尽自己的一点绵薄之力，为刊物能够继续办下去出一点力量。
　　编辑同志：
　　听说贵刊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威胁，我和我爱人都非常焦急。十多年来，我们和《故事会》朝夕相伴，形影不离，它给了我们欢乐、幸福，成了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伴侣，这么好的刊物，千万不要因为经济因素而垮台呀。为了表示一点心意，特寄上人民币一百元，用以增加你们办刊的经费，钱虽少了些，但你们不难发现，在严峻的经济压力面前，有一大批热心的读者在关心和支持你们的事业！
　　另外有个小小的建议，如今一包外烟黑市要买0.4元，而一本脍炙人口的《故事会》才有0.24元，实在说不过去，价格不妨可以再适当提高一些。我们对自己喜爱的刊物也乐意多掏几个钱，大家齐心协力，渡过这个难关，一切都会好起来！
　　辽宁鞍山钢铁厂 洪涛
　　编辑部：
　　面对书价飞涨，读者怨天怨地，但我想你们编辑也一定焦头烂额，苦不堪言。是呀，稍稍了解一点内幕的人都清楚，如今纸张在涨，印工费在涨，人工费在涨……尽管你们有三头六臂也是顶不住的，看来你们在定价上又要有所行动了。对于这一点，我们思想上早已有准备，不会迁怒你们，因为你们也是无奈。只是希望《故事会》在新的一年里，和我们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提高质量，真正成为全国最有影响的的故事刊物！
　　湖南湘潭大学 葛一鸣
　　这两封信，只是当时《故事会》面对着巨大的经济压力下所收到的读者来信中的数万分之一。一封封发自肺腑的来信，读得编辑们是热泪盈眶，他们认为，作为一名编辑，天底下没有比读者理解更让人欣慰的了。于是，何承伟召开编辑部会议，为了不辜负广大读者的希望，刊物决不能靠好心的读者自己掏钱赞助来生存。提出了首先得进一步办好刊物，“脚踏实地，从零开始，力求在题材上、栏目上、封面上有更大的突破。”然后再考虑根据市场的调价问题。
　　接着，编辑部从主编到编辑倾巢出动，分赴全国各地，扶植新人，组织稿件，了解动向，倾听意见，思考对策。
　　1985年前后，何承伟又与当时负责发行工作的蒋福海、殷锦荣、姚云平、陆祖成等人商量，调查市场情况。
　　在综合了编辑与发行的各方面情况之后，面对逐渐出现的市场经济形势，《故事会》决定在照顾读者的同时，尽早地将自己进入市场运作，
　　随着纸价的不断飙升，刊物涨价已势在必行。可是当时许多刊物为了自身的生存，长幅太高，致使订数陡然下降。为了防止此类情况出现，《故事会》采用了一条适应市场的“在缓坡上行走”的调价办法。
　　1985年底，《故事会》由两角四分调为三角，只长了六分钱。
　　1988年3月，全国期刊纸张供不应求，猛然一下纸张再次大幅度涨价，就是出再高的价也很难弄到更多的纸张，致使《故事会》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脱期。这时《故事会》调价为三角五分，每本只增加了五分钱。面对着如此猛涨的纸张价格，这种调价只能是杯水车薪，发行量达数百万册的《故事会》竟出现了亏损。
　　发行量增加了，经济上反而出现亏损，这是中国经济的转型时期在期刊发行上出现的一种奇怪现象，此时的《故事会》正处在这种怪圈中。
　　这本刊物不是那种官方刊物，绝大部分都是靠老百姓自己掏钱订阅和购买，为了这本刊物的生存，也为了不给读者增加更大负担，负责发行的姚云平奔赴哈尔滨、武汉、福州、西安等地，与有关部门进行了艰难的谈判。原因很简单，定价三角五分的刊物，除去每本一角四分的发行费之后，只剩下了二角一分钱了，而每本的纸张成本，当时已高达二角二分，这还没有算印工费。也就是说，《故事会》每多发行一册，就要亏损一分钱，全国每期几百万册发行下来，全年的亏损就可想而知。
　　猛看这位负责《故事会》发行的姚云平，大块头，一个典型的北方大汉，很难让人相信他是一个上海人。可是在这次谈判中，姚云平却充分发挥到了他上海人的精明。他一笔一笔地与有关部门算账，一点一点地讲刊物面临的困难，通过大量的工作，终于取得了相关部门的理解，使《故事会》在1988年纸张价格暴涨的情况下，出现了一个“平局”——既没有亏本，又没有利润。
　　编辑们就这么辛辛苦苦地“白干”了一年。
　　可是，正是这样《故事会》以涨价的增幅远远低于别的期刊，适应了读者的经济利益和心理承受，从而取得了读者的信任，为以后的大发行打下了基础。
　　1989年，《故事会》定价为五角五分，总发行三百一十八万册。
　　1990年，《故事会》调价为六角五分，每册增加一角。这个价格稳定了将近三年时间，发行量经历了一个曲线推进的过程。
　　1990年第十期是调价后的低谷时期，总发行量由过去的三百多万册跌到二百七十九万九千七百八十九册。
　　1991年出现回升，这年的第十期印数为二百九十八万二千四百一十三册，比去年同期增长约二十万册。
　　1992年，发行量再次升高，达到三百五十三万二千四百一十册。
　　事实说明，《故事会》在1990年的这次调价中是成功的，同时也逐渐地获得了读者的理解与支持，与当时同步调价的一些刊物相比，他的订户不但未曾下降，经过三年后反而增加了。
　　可是，此时的纸价却“树欲静而风不止”，还在不停地上涨，面对着如此迅猛的长势，再像过去几年一样地实行“微调”，恐怕不能适应，如果照此年年调下去，读者也有些厌烦。根据几次调价中读者的承受能力，《故事会》决定在这再次调价的缓坡上迈一大步。
　　1993年，《故事会》定价为一元，每册增加了三角五分。
　　虽然只是三角五分，但比过去历次的调价幅度都大，作为发行来说也是心中没有底的。因为当时因调价而使订户锐减的期刊不在少数。
　　这年10月，令人兴奋的消息传来了，本期印数达三百二十万零九百九十六册。
　　1994年，《故事会》再次调价为一元四角，月发行量达三百七十多万册。
　　1995年，出版社实行主编负责制，姚云平被正式调入《故事会》负责经营发行。
　　这时，全国性的纸价再次上涨。
　　为了进一步搞好适应市场化的调价工作，姚云平出差达二万五千六百公里，对中国期刊市场和印刷市场进行调查。六月，他将所了解到的情况向主编何承伟作了汇报。
　　何承伟在听了汇报后，面对着纸张提价，全国许多期刊都千方百计降低成本的情况下，却做出了完全相反的决定，从下半年开始，《故事会》的封面由过去的江南铜版纸改成进口铜版纸，同时用最好的纸张进行内文的印刷。定价调整为二元，让期刊强行进入调整市场。
　　可是仔细一计算，由于纸张上涨，会给刊物带来近六百万元的损失，再加上改版的纸张费，那也是一笔不小的数字。这时让刊物这样调价后进入市场，似乎会影响到刊物的发行量，同时波及到刊物的经济效益，许多人都不免有些担心。
　　事实说明，这种强行进入市场的作法是适应了时代发展的。由于《故事会》开始“改头换面”，变得越来越靓丽，他的发行量不但未曾减少，相反却有了新的飞跃，这年的月发行量达到了平均四百三十万册。
　　这真是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神话般的数字。
　　《故事会》每期三个印张，竟容纳了七八万字，全年发稿达百万字，比一般五个印张的刊物容量都要大。读者也都是会“过日子”的普通百姓，仔细一算，她带给人们的是真正的实惠。
　　经过近十年来的市场运作，《故事会》的调价得到了读者的理解与认同，订数已基本稳定在三百万册左右，未曾出现因调价而订户骤减的现象，这说明在发行上所制定的“在缓坡上行走”的调价思路是适应了市场与读者心理的。通过几年的市场运作后，刊物调至现在每期二元五角的定价——这是目前中国低收入家庭每月都能承受的价钱。
　　由于《故事会》在中国经济的转型时期，不失时机地抓住机遇，采用“在缓坡上行走”的办法，不断地使刊物的发展适应变化着的市场经济与读者心理，从1980年到现在的二十多年时间里，刊物发行始终保持在三百万册到四百万册左右，位居全国期刊发行的前列，创造了可观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第六章发行中的喜和忧 （2）

　2. “无孔不入的渗透”
　　姚云平又要出差了。
　　姚云平从1979年调入上海文艺出版社跟蒋福海、殷锦荣一同搞发行，算一算已是二十多个年头了。特别是后来担任《故事会》的经营发行工作后，他更是感到身上的压力之大。因为他知道，这本刊物编辑们都花了很多的心血，在海内外已有很大的影响，如果因为发行上出了问题，造成对刊物的影响，那责任将是十分重大的。因此从接手的那一天起，他就急着改变原有的一些发行办法，强行将期刊带入市场。
　　为了搞好发行，他一年到头几乎有70%的时间都在外面出差，对市场进行调查，对一些客户加强联系。
　　1988年前后，由于纸张的价格猛涨，发行费用的增加，许多期刊为了生存，不得不改邮发为自办发行。此时的《故事会》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如果搞自办发行，当然可以一时地节省一部分开支。但是在经过详细的市场调查后，姚云平向主编何承伟汇报，仍采用邮发的形式。因为邮局有目前中国最好的邮发网络，这是现在任何一种发行渠道都不可能取代的。与此同时，在与邮局发行的多年交往中，姚云平感觉到他们比较守信用，每期发行之后的资金都能够保证如数到账。如果自办发行，势必要增加大量的人员开支，同时这些负责发行人员的管理等诸多问题也是一件比较难办的事情。
　　过去《故事会》的发行基本上都是靠上海一家进行邮发，随着形势的发展，印数的不断扩大，独靠上海一家是难以打开局面的！为此，姚去平又奔赴全国各地的一些省市，在全国设立了上海、哈尔滨、西安、成都、福州、武汉等几十个发行点。各发行点实行包干制，按规定的时间上报印数，按规定的时间上交货款，如果有违背协议的，立刻取消其发行权。
　　姚云平常说：“市场是死的，人却是活的。”这反映了他对于发行工作的一个理念，那就是搞发行不能太“死”，订完合同也不是万事大吉，必须随时随地关心市场走向，对原有的一些方案进行调整，刊物必须跟着读者走。
　　广东的发行量相对比较大，经常是供不应求。但每年的春节前后，却出现了另外的一种现象，同样数量的《故事会》却出现了滞销，有时甚至还卖不完。
　　当市场化开始出现时，市场使给人们上课了，这位最好的老师引导着你在不经意的过程中，学习着各种生存与发展的本领。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发行部门也感到困惑，因此每到春节前后就要求少发行一些刊物。
　　按说《故事会》的发行已经是在年前都已签订了相关协议的，能不能卖完那完全是你邮发部门的事情，到时只管向发行部门收钱就是了。可是姚云平却不这样想，因为无论是包销还是按照季节相应减少发行数，到最后受损失的仍然是《故事会》，为了维护刊物的利益，他决定对这种情况进行调查，以求得一个妥善的解决办法。
　　在通过无数的人员调查后，发现一些经济发达地区所出现的这种春节前后发行滞缓的原因，主要是《故事会》有一部分读者都是从四川、安徽、湖南等地外出的打工者，春节前后他们都要赶着回家过春节，因此原来的一些零售客户相应就会减少，而此时在四川、安徽、湖南等地发行点上，又出现了刊物供不应求的情况。
　　问题的症结找到了，姚云平就开始对原有的发行方式进行了适当的调整。
　　每到春节前后，对于广东等沿海地区的发行量就相应地减少十万到二十万册，并将这些全部调入四川、安徽、湖南等地，然后再分流到这些省的各个县，以供应返乡的民工购买。
　　这一方法的实施，很快就有了效果，使刊物在全国读者中取得了信任，同时也相对地稳定了读者群，顺利地解决了不同地域的发行部门在春节前后所出现的问题，使刊物的发行得到了相对的稳定，从根本上保证了的刊物的利益。
　　不断地观察市场，将“死”的市场走活，这也是《故事会》在发行上的一个特点。
　　姚云平高个子，大块头，走到哪里都是一副咄咄逼人的气势，作为《故事会》的发行人员，为了维护刊物的利益，人们都说他“牛”得很。那年西安发生水灾，他立即调查当地市场，发现有的受灾地区电视、广播都不通了，而这时阅读《故事会》竟成了人们业余时间的娱乐形式。本来担心因水灾而无法销售的数万册《故事会》竟一下子全部销完，然后姚云平又在上海给西安追加了一万册。
　　第二年，湖南发生水灾，发行方面要求原定的二十六万册发行数字要给以减少，主要是有些地方已经道路不通。
　　姚云平通过西安的事情之后，对于这种情况下刊物的市场走向心中早就有了底，他坚持要照合同办事，一本也不同意减少，否则要追究对方的违约责任。
　　对方见姚云平如此“牛气”，毫不松口，只好将原定的二十六万册的数字全部照合同执行，结果一下子都给销售完了。
　　随时掌握市场形势，对市场进行无孔不入的渗透，这也是《故事会》在发行中的一个特色。
　　有一段时间，江苏、浙江、安徽、上海这三省一市的发刊都集中在上海，总共发行近五十万册，这本来也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了。可是，姚云平在对市场调查后发现，这中间还存在着一定的空间，特别是苏、浙、皖三省由于地域比较广阔，人口密度较大，中小城市较为集中，经济也比内地相应发达，因此刊物的发行还有可能做大。
　　于是，决定将原来由上海统一发行的三省一市的《故事会》，改由按省、市分成四个发行点，为了达到“无孔不入”的目的，并对一些位置偏远的地方进行了一些适当的让利。这样一来，江苏立刻上升到每期二十一万册，浙江上升到二十万册，安徽上升到七万多册，加上上海原有的十二万册，总计将近六十万册，比过去增加近十万册的发行量。
　　十万册，这对于有着巨大发行量的《故事会》来说，只是其总数的四十分之一，而对于中国目前的一些期刊来说已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高度了。
　　达到了这样的数字，姚云平仍不满意。因为通过市场调查，他发现江苏还存在着更大的发行潜力。他认为“江苏才发行二十一万，这个数字还远远不够。因为与邻近的浙江相比，江苏人口多于浙江，经济发展上两个省也都相差不远，江苏要力争发行到二十五万册。”
　　后来，姚云平就开始跑江苏的市场，他发现在苏北地区，由于相对比苏南地区落后，一些地方的邮路暂时还不够通畅，有必要将《故事会》的发行工作深入到这些地区。接着他就与这些地方的邮局合作，适当让利给这些地方的邮局，使刊物逐渐地向这些地方渗透……
　　除了发行之外，为做到既保证质量，又减少印刷费用的目的，在2000年11月，《故事会》专门在厦门召开了一个招标会，来自全国二十六个省市的一些实力雄厚的印刷厂，在这次会上进行竞标，使刊物的印刷成本在原有的基础上每本减少了八分钱，全年一算，还真是一笔不小的数字。
　　看着《故事会》的发行量多年来一直稳中有升，姚云平总是喜欢微笑着说：“刊物发行，奥妙无穷啊！”

第六章发行中的喜和忧 （3）

　3. 建立利益共同体
　　1995年10月的厦门，海风习习，繁花似锦。
　　为了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搞好刊物的印刷和发行，《故事会》邀请多年来合作较好的哈尔滨、西安、福州、武汉、上海等地，以及新增设的新疆、洛阳、济南印刷厂和发行局的领导，共同商讨刊物的发展思路。
　　在这次会议上，大家根据多年合作的成功经验，对刊物的印刷和发行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最后大家达成共识，成立了《故事会》编印发联谊会。其宗旨是：团结与《故事会》有关的单位和人员，共同研究、探讨、开发新的市场，解决《故事会》的整体印刷质量和发行工作，继续发展《故事会》的经营优势。
　　这是围绕《故事会》建立的一个经济利益共同体。
　　《故事会》依靠这些可靠的合作伙伴，使自己的印刷质量和时间不但得到了可靠的保证，同时在发行上也获得了十分畅通的渠道。而这些印刷厂和发行站，也通过对这本刊物巨大的印刷和发行量，从中获得比较稳定可靠的经济效益。
　　在这次会议上，大家一致推选何承伟为联谊会会长。
　　为了防止竞争的无序性，更加有力地打击盗版，这次会议上除了对发行的范围重新“划分”之外，还对于印刷和发行上市的时间作了统一的规定。
　　1996年，《故事会》根据其发展的需要，又新增设了深圳、南宁、石家庄等三个分印点，使刊物在全国的印点一下子增加到十二个。
　　同年四月，联谊会在武汉召开了“首届《故事会》杂志零售研讨会”，中心论题是探讨这本刊物在印刷、发行工作中存在的矛盾。会议过后，大家就《故事会》的印刷和发行相互签订了协议。
　　可是，市场却并不是一纸协议就能够解决的。
　　不久，有关发行部门向《故事会》反映，离全国统一发行时间还有两天，而在徐州的市面上已出现了新出的《故事会》。
　　负责处理此事的姚云平火速赶赴徐州，根据刊物所做的特殊记录，查明这一期《故事会》来自徐州以北的一个省会。而徐州根据划分应属上海发行站负责，抢先两天进入市场，就会对正常发行的发行站造成影响，这是违反联谊会的有关协议的。
　　再查，原来是一位个体发行商每期从这个省的发行站领取二万册负责发行，在上海方面的《故事会》还未正式发行时，就抢先进入了徐州的市场。根据联谊会订立的有关规定，这家发行站被罚款三万元。
　　不过，这家发行站却能反躬自省，在自己的“势力范围”里挖潜力，结果到第二年的年底，这家发行站一下子取得了很好的发行量，受到了《故事会》编印发联谊会的奖励，奖金同样是三万元。
　　南方有一家大型的印刷厂，原定是发行的当天八时才能将刊物发往相关邮局，为了提前抢占市场，在早晨六点钟的时候，这家印刷厂就提前将刊物发往邮局，邮局又立刻将这期刊物火速运往广东和海南，而此时的广东和海南的市场上还是空的，这批刊物的突然冲入，比正式的发行时间打了两个小时的提前量，一下子就创造了一笔可观的“财富”。
　　九时，姚云平接到电话，便迅速与这家工厂联系……
　　南方的问题还未处理结束，上海有关方面又出现问题，一家负责承印的工厂出现了盗版。姚去平又速与这家工厂以及其委托律师联系……
　　在利益的驱动下，原本想像中的联谊会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一种为着各自的利益的无序的竞争开始使刊物的市场出现了一定的混乱。与此同时，有少数的印刷厂为了降低印刷成本，在印刷质量上也相继地有些下降。
　　为了保障读者的利益不受损害，防止这种无序的竞争直接地影响到刊物的发行，面对着越来越多的盗版问题和装订退刊问题，1997年联谊会在山东日照召开会议，对如何从根本上对印刷厂进行高度、立体化的管理，各方为着这本刊物的发展和各自的利益，进行了相互之间的协商和进一步的研究，除原定的联谊会有关规定之外，特专门制定了五条，这五条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是实行封面、正文的评比制度，每两年评比一次，把结果通过联谊会形式通报给大家，经营上实行工价上下浮动。
　　二是为让盗版无机可乘，在封面后面加上三分之一彩色插页。
　　三是封面实行全国统一用油墨，统一时间进线，任何工厂不得提前进线，对提前进线的厂进行严肃的处理。
　　四是在每期的《故事会》中做上暗记，一旦哪家印刷厂提前开机所产生盗版，可以马上一查到底，追究责任。
　　五是《故事会》内文采用统一的一种特定纸张……
　　由于联谊会的成员部门和单位是一个利益的共同体，如有一方不遵守所订的规定，就会直接损害到另一方的利益，因此各自都十分注意所辖范围的管理和发行，各负其责，各获其利，自觉接受监督。
　　从这次会议之后，联谊会通过各种形式，向全国负责发行和印刷的三十六家单位和部门，以书面形式通报了六次情况，对发行和印刷中出现的质量问题，按有关规定进行了处理，有的下浮了工价，有的予以黄牌警告，有的还因为长期达不到要求而被取消了印刷。
　　这些措施的有力执行，不但使刊物从质量上得到了保证，同时在发行上也得到了畅通，有力地保证了读者的利益。
　　看着印刷质量在不断提高，发行渠道在不断扩大，何承伟感到，这个利益共同体就像三驾马车已经驶上了历史发展的快车道。
　　2001年，经过研究，《故事会》拿出二百万元奖励在发行和印刷中做出了成绩的单位和工厂，并在有关的联谊会上当场兑现，有的工厂和发行单位一下子就拿走了四十万元的奖金。

第六章发行中的喜和忧 （4）

4.盗版何时休
　　1997年5月，姚云平正在青岛出差，突然接到社里的电话，说是有人举报，在成都市场上出现了盗版的《故事会》，而且初步确定这批盗版的刊物来自山东济南，让他速到济南了解情况。
　　姚云平立刻前往济南，到有关的厂里一查，工厂里根本还未曾开始印刷，于是又让成都方面将盗版的刊物快件邮往上海检验。经最后调查，确定其盗版印刷的地点不在济南，而在武汉。于是姚云平又给武汉有关方面打电话，对方一再申明没有这回事。
　　姚云平当即决定飞赴武汉。
　　到达武汉后，姚云平根据过去的经验，连口水也没有喝就直奔厂里的车间，发现此厂已经提前开机印刷，成形的刊物正垒在车间里。
　　姚去平回过头就找厂领导质询。经查，确有一名印刷工人将成形的刊物私自盗走一本，然后卖给了一个发行商，因此造成了全国性的盗版现象。正版尚未发行，盗版就已分运至各地市场。
　　千万火急，姚云平马上与有关的新闻出版部门和公安部门联系，希望他们能共同来制止这种现象。
　　出版社领导对此也十分重视。很快，有关部门在武汉三镇对这次盗版进行了检查。
　　然而，在铁路货运站和一些个体书店的仓库里，竟然没有发现一本盗版《故事会》！
　　事情有些令人不解。
　　姚云平立刻处于一种为难的地步。可是他坚信仍然存在着盗版，只是未曾被发现，要求有关部门继续从严仔细追查。经严查细访，他们在火车货运站和一些书商的仓库里，发现堆有大量的“教材”。
　　这些“教材”引起了姚云平的怀疑。
　　国家有关部门曾有过规定，凡是教材都绝对不允许分省托运。于是他再次跑去请当地的有关部门协助，对那些“教材”进行抽查。结果一打开，一下子真相大白——原来那些“教材”都是一包又一包盗版的《故事会》。
　　再查车站的托运单，发现已有不少在此之前就发往了贵阳、山东、深圳等地，于是又火速给这些地方的有关部门打电话，让他们组织力量帮助拦截。
　　不久，这些地方来电话，说打开那些“教材”后，发现全是《故事会》。
　　这次查获盗版的《故事会》一共六十五万册！
　　这一次姚云平是出差到四川的内江地区，可是无意中在书摊上发现所卖的《故事会》是南方广东一家印刷厂印刷的刊物。心想根据联谊会的有关协议，内江的发行应是由成都负责，从广东将刊物托运到四川来发行，从铁路上大都是走的陇海线，沿途的运费远远高于四川成都的发行费，这不是在做一种亏本的事情吗？
　　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于是，姚云平急电广东这家工厂，询问刊物的印刷和发行的情况。对方回话说一切正常，没有出现什么问题。
　　姚云平不久又接到广东有关邮局电话，说是发现有盗版的《故事会》，在邮发之前抢入市场。
　　姚云平在深圳的市面上看了一下，还未到全国统一的正式发行时间，但全市的书摊上到处都是《故事会》。回到住地，静下心来算了一下，发觉这里面有些不对劲。原定在深圳的发行是八万册，可是粗略一算，全市的发行肯定远远地超出了这个数字。
　　后来经过调查，此事为一家报社所为。
　　为了获取证据，姚云平对盗版的车辆进行了跟踪。
　　他了解到广东人做生意不像内地只盯住铁路运输，而是大都采用高速公路。他发现这些装有盗版《故事会》的车是一些三点五吨的货车，上面都装有一个车厢，车厢上面都用铁锁锁住。
　　跟踪这样的车辆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
　　姚云平只好事先看准了目标，选在夜间的时候行动。为了弄清情况，当这些装有盗版《故事会》的车辆夜间开始行动之前，他便潜入车辆中去，悄悄地设法打开箱盖，用手电筒一照，发现里面全是盗版的《故事会》，有的由于印刷和装运时不注意被雨水浸湿，上面的纸张都已发黄。
　　后来，姚云平又找到了那个负责为这家报社运送盗版刊物的个体商，他承认了这家报社出钱让其将这些刊物运往四川的情况。
　　弄清情况之后，他便立即返回那家承印的工厂，直奔二楼装订车间。
　　装订车间正在进行最后一批的装订工作，早已装订好的部分都进入了仓库。这家工厂承印数为六十万册，早已将仓库里堆得满满的，只等着全国统一分发的时间一到，就可以立即将这些印好的刊物发往发行点的邮局。
　　找到厂长，厂长说没有出现盗版的现象，一切都是在很严密的情况下进行的。
　　问到那家与盗版有关的报社的情况，厂里也进行了否认。
　　姚云平手中没有凭证，自然空口说了不能算数。但他相信这次出现盗版一定与这家工厂有关，他发现整个仓库只有一个大门，于是就拿了一根木棍，在仓库的外墙上用力地敲了几下，发觉墙面传出的声音不对，不像不是一道实心的墙面，从里传出来与实心墙不同的声音。
　　这立刻引起了他的怀疑。
　　根据多年来与盗版分子打交道的经验，断定这是一道夹墙，原来这些盗版分子与他正展开着一场“地道战”，里面肯定还有一道墙。
　　姚云平这个大个子有些气愤了，他瞪大了眼睛，对厂长说：“你看怎么办，还是你自己打开吧。”
　　当打开那道门时，只见里面还有一个暗藏的小仓库，小仓库里还堆着将近六万册的盗版《故事会》。
　　第二天早晨六点钟，姚云平再次赶到这家工厂，责令厂里将盗版的《故事会》全部销毁。
　　厂里只好专门抽了三个工人，将盗版的《故事会》全部切掉，这项销毁工作从早上一直干到下午三点多钟才结束，整个被切掉的纸堆放起来比那间仓库还大。然后将这些销毁了的刊物全部送往造纸厂化浆。
　　姚云平对厂长说：“朋友，明年我们就不能再合作了。”
　　由于失掉了多年合作的《故事会》这个大户，这家工厂不久就面临严峻的经济问题，后来为了生存，只好让一家民营企业兼并。
　　这是一件令人十分头痛的事情——《故事会》的盗版久打不绝。
　　为了杜绝盗版，何承伟曾多次召集负责发行的同志和编辑部人员，共同一起研究对策。接着，《故事会》除了在做暗记，加网页，定时定点印刷和发行等方面之外，还在内文的纸张印刷上采取了相应措施。
　　1999年，《故事会》改用49克双胶淡黄色卷筒纸，这种纸张防伪效果好。这种看似有些微黄的纸张，阅读起来不刺眼，在灯光下一照就可以变成较白的颜色，便于读者辨认。
　　内文纸张的更换不仅质量好，便于读者辨认正版与盗版，而且，很快就得到了全国读者的认同。全年四千多万册下来，真正出现质量问题，退刊的只有十六册。
　　然而，在利益的驱动下，盗版仍未停止。
　　1999年，就在采用新的纸张印刷的时候，有人举报在江南某市出现盗版的《故事会》及其丛刊。
　　由《故事会》编辑部编辑的《故事会》及其丛书，是出版社一个重要的经济增长点，每一次的盗版都给全社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出版社便派办公室主任余震琪会同有关部门一同前往处理此事。
　　事前，他们与当地的有关部门进行了联系，定于12月1日到达该市。
　　根据过去的经验，为了防止意外，余震琪派两名人员于11月30日先进入该市，对该市的图书市场进行了调查，发现举报的情况完全属实。那些盗版的《故事会》及其丛书，成捆成捆地堆放在图书批发市场。

第六章发行中的喜和忧 （5）

4.盗版何时休
　　1997年5月，姚云平正在青岛出差，突然接到社里的电话，说是有人举报，在成都市场上出现了盗版的《故事会》，而且初步确定这批盗版的刊物来自山东济南，让他速到济南了解情况。
　　姚云平立刻前往济南，到有关的厂里一查，工厂里根本还未曾开始印刷，于是又让成都方面将盗版的刊物快件邮往上海检验。经最后调查，确定其盗版印刷的地点不在济南，而在武汉。于是姚云平又给武汉有关方面打电话，对方一再申明没有这回事。
　　姚云平当即决定飞赴武汉。
　　到达武汉后，姚云平根据过去的经验，连口水也没有喝就直奔厂里的车间，发现此厂已经提前开机印刷，成形的刊物正垒在车间里。
　　姚去平回过头就找厂领导质询。经查，确有一名印刷工人将成形的刊物私自盗走一本，然后卖给了一个发行商，因此造成了全国性的盗版现象。正版尚未发行，盗版就已分运至各地市场。
　　千万火急，姚云平马上与有关的新闻出版部门和公安部门联系，希望他们能共同来制止这种现象。
　　出版社领导对此也十分重视。很快，有关部门在武汉三镇对这次盗版进行了检查。
　　然而，在铁路货运站和一些个体书店的仓库里，竟然没有发现一本盗版《故事会》！
　　事情有些令人不解。
　　姚云平立刻处于一种为难的地步。可是他坚信仍然存在着盗版，只是未曾被发现，要求有关部门继续从严仔细追查。经严查细访，他们在火车货运站和一些书商的仓库里，发现堆有大量的“教材”。
　　这些“教材”引起了姚云平的怀疑。
　　国家有关部门曾有过规定，凡是教材都绝对不允许分省托运。于是他再次跑去请当地的有关部门协助，对那些“教材”进行抽查。结果一打开，一下子真相大白——原来那些“教材”都是一包又一包盗版的《故事会》。
　　再查车站的托运单，发现已有不少在此之前就发往了贵阳、山东、深圳等地，于是又火速给这些地方的有关部门打电话，让他们组织力量帮助拦截。
　　不久，这些地方来电话，说打开那些“教材”后，发现全是《故事会》。
　　这次查获盗版的《故事会》一共六十五万册！
　　这一次姚云平是出差到四川的内江地区，可是无意中在书摊上发现所卖的《故事会》是南方广东一家印刷厂印刷的刊物。心想根据联谊会的有关协议，内江的发行应是由成都负责，从广东将刊物托运到四川来发行，从铁路上大都是走的陇海线，沿途的运费远远高于四川成都的发行费，这不是在做一种亏本的事情吗？
　　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于是，姚云平急电广东这家工厂，询问刊物的印刷和发行的情况。对方回话说一切正常，没有出现什么问题。
　　姚云平不久又接到广东有关邮局电话，说是发现有盗版的《故事会》，在邮发之前抢入市场。
　　姚云平在深圳的市面上看了一下，还未到全国统一的正式发行时间，但全市的书摊上到处都是《故事会》。回到住地，静下心来算了一下，发觉这里面有些不对劲。原定在深圳的发行是八万册，可是粗略一算，全市的发行肯定远远地超出了这个数字。
　　后来经过调查，此事为一家报社所为。
　　为了获取证据，姚云平对盗版的车辆进行了跟踪。
　　他了解到广东人做生意不像内地只盯住铁路运输，而是大都采用高速公路。他发现这些装有盗版《故事会》的车是一些三点五吨的货车，上面都装有一个车厢，车厢上面都用铁锁锁住。
　　跟踪这样的车辆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
　　姚云平只好事先看准了目标，选在夜间的时候行动。为了弄清情况，当这些装有盗版《故事会》的车辆夜间开始行动之前，他便潜入车辆中去，悄悄地设法打开箱盖，用手电筒一照，发现里面全是盗版的《故事会》，有的由于印刷和装运时不注意被雨水浸湿，上面的纸张都已发黄。
　　后来，姚云平又找到了那个负责为这家报社运送盗版刊物的个体商，他承认了这家报社出钱让其将这些刊物运往四川的情况。
　　弄清情况之后，他便立即返回那家承印的工厂，直奔二楼装订车间。
　　装订车间正在进行最后一批的装订工作，早已装订好的部分都进入了仓库。这家工厂承印数为六十万册，早已将仓库里堆得满满的，只等着全国统一分发的时间一到，就可以立即将这些印好的刊物发往发行点的邮局。
　　找到厂长，厂长说没有出现盗版的现象，一切都是在很严密的情况下进行的。
　　问到那家与盗版有关的报社的情况，厂里也进行了否认。
　　姚云平手中没有凭证，自然空口说了不能算数。但他相信这次出现盗版一定与这家工厂有关，他发现整个仓库只有一个大门，于是就拿了一根木棍，在仓库的外墙上用力地敲了几下，发觉墙面传出的声音不对，不像不是一道实心的墙面，从里传出来与实心墙不同的声音。
　　这立刻引起了他的怀疑。
　　根据多年来与盗版分子打交道的经验，断定这是一道夹墙，原来这些盗版分子与他正展开着一场“地道战”，里面肯定还有一道墙。
　　姚云平这个大个子有些气愤了，他瞪大了眼睛，对厂长说：“你看怎么办，还是你自己打开吧。”
　　当打开那道门时，只见里面还有一个暗藏的小仓库，小仓库里还堆着将近六万册的盗版《故事会》。
　　第二天早晨六点钟，姚云平再次赶到这家工厂，责令厂里将盗版的《故事会》全部销毁。
　　厂里只好专门抽了三个工人，将盗版的《故事会》全部切掉，这项销毁工作从早上一直干到下午三点多钟才结束，整个被切掉的纸堆放起来比那间仓库还大。然后将这些销毁了的刊物全部送往造纸厂化浆。
　　姚云平对厂长说：“朋友，明年我们就不能再合作了。”
　　由于失掉了多年合作的《故事会》这个大户，这家工厂不久就面临严峻的经济问题，后来为了生存，只好让一家民营企业兼并。
　　这是一件令人十分头痛的事情——《故事会》的盗版久打不绝。
　　为了杜绝盗版，何承伟曾多次召集负责发行的同志和编辑部人员，共同一起研究对策。接着，《故事会》除了在做暗记，加网页，定时定点印刷和发行等方面之外，还在内文的纸张印刷上采取了相应措施。
　　1999年，《故事会》改用49克双胶淡黄色卷筒纸，这种纸张防伪效果好。这种看似有些微黄的纸张，阅读起来不刺眼，在灯光下一照就可以变成较白的颜色，便于读者辨认。
　　内文纸张的更换不仅质量好，便于读者辨认正版与盗版，而且，很快就得到了全国读者的认同。全年四千多万册下来，真正出现质量问题，退刊的只有十六册。
　　然而，在利益的驱动下，盗版仍未停止。
　　1999年，就在采用新的纸张印刷的时候，有人举报在江南某市出现盗版的《故事会》及其丛刊。
　　由《故事会》编辑部编辑的《故事会》及其丛书，是出版社一个重要的经济增长点，每一次的盗版都给全社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出版社便派办公室主任余震琪会同有关部门一同前往处理此事。
　　事前，他们与当地的有关部门进行了联系，定于12月1日到达该市。
　　根据过去的经验，为了防止意外，余震琪派两名人员于11月30日先进入该市，对该市的图书市场进行了调查，发现举报的情况完全属实。那些盗版的《故事会》及其丛书，成捆成捆地堆放在图书批发市场。

第七章阳光下的利润 （1）

　来自全国各地的十八家广告公司的老总们面对着这种全新的形式，将拿到手中的几张纸来回地翻看，屁股便有些坐不住了。在此之前，这些老总们就开始打听标底的具体数字，了解经济情报，相互揣摩对方的心理。竞标一开始，为了击倒对手，老总们不断地上“厕所”，跑到外面去与随行人员一起商量对策，研究方案，确定标数。
　　这次广告招标会议，不仅开创了中国平面媒体广告招标的先河，同时也为《故事会》的广告事业闯出了一条新路。
　　这次竞标会上，获得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数字，这个数字后来被一家新闻媒体在报道这件事情时称之为“天价”。
　　1. 老总们为何总上厕所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广告已相继在全国的部分杂志上出现。这些广告不但使刊物扩大了影响，同时也创造了一定的经济效益。一些期刊开始在依靠广告获利的同时，逐渐地摆脱了单纯依靠政府补贴的窘况，走出了一条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路子，立刻受到了许多刊物的关注。
　　《故事会》自1987年开始利用一定的版面刊登广告。
　　这时的广告显得零星而不成规模，也没有具体的指标与相对固定的版面。主要内容从开始的日用化妆品逐渐地扩大到了医疗器械、家用电器、食品机械、玩具以及各种技术转让等等，其广告经营额也从开始的十万元逐渐地升到数百万元。
　　这种变化说明了什么呢？它说明在一个拥有庞大发行量的媒体上适度、适量地开辟广告是正确的。
　　此时的广告虽然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但由于《故事会》发行量很大，在全国期刊中也有一定的影响，仍然有不少的客户找上门来。编辑部的编辑人手本来就少，而且大都是些专门从事文字工作的“秀才”，对于这种全新的经济行为都不太了解，更不熟悉，经常为此要花很大的精力。
　　编辑部在正常的编辑工作之外，面临着一个创刊以来的全新问题——除了因在刊物上刊登广告带来比较丰厚回报的老客户，一些需要在刊物上刊登广告的新客户也不断地涌现，忙碌的编辑工作使得编辑们无法应对这种新的变化。
　　经过研究，编辑部决定抽调一名编辑来兼管这件事情。
　　当时编辑部的人员结构，大部分编辑都是创刊初期就从事编辑工作的老同志，考虑到年龄的关系，最后决定让最年轻的编辑冯杰来担任这项工作。
　　冯杰在大学里学的是中文，在从事了近十年的编辑之后来兼搞广告业务，从事一项完全陌生的经济工作，这对于他来说也是人生面临着的一种新的挑战。可是，他年轻，有精力，对于新生事物也容易接受。加之他勤于钻研，在上大学时对于《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程也学得比较好，担任编辑后，平时又喜欢看一些经济管理方面的图书，研究一些经济发展中的新问题，在兼管的这几年中，逐渐地摸索出了一些路子，使《故事会》的广告事业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1993年，上海文艺出版社成立了上海新闻出版系统的首家广告公司。
　　1995年，上海文艺出版社正式将冯杰调出《故事会》编辑部，到广告公司从事广告工作。为了提高广告效益，《故事会》在这一年结束了近三十多年的套色印刷封面，改用彩色印刷。
　　1997年，在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机构改制中，正式成立上海文艺广告传播中心，冯杰担任了这个中心的副主任。
　　就这样，在时代的浪潮中，一个编辑的人生轨迹从此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冯杰从大学毕业走进《故事会》编辑部，在这里埋头一干就是十个年头，在这些年里，他勤奋工作，认真编辑稿子，与一个个故事作者建立了友好的关系，经手编辑了许多优秀的故事作品。他热爱编辑工作，为此付出了许多的心血，在这个编辑部里，在老同志们的帮助下，正一天一天地成长起来，现在却一下子就要离开编辑部了，心里真还有些舍不得。
　　面对着新的选择，他也曾思考过。自己要是离开编辑岗位，离开自己所熟悉的编辑部这个集体，今后在评职称、晋级升职等方面都会带来一定的影响，就会失去到手的许多东西。而广告对于自己来说，几乎就是一件全新的事情。过去做编辑时只是兼管，没有压力，不用管太多的经济效益，而现在却必须全身心地投入到广告业务中去，肩上不免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力，好在广告传播中心有很大一块是《故事会》的广告，经常还会来往于这个自己熟悉的编辑部。
　　就这样，冯杰恋恋不舍地离开《故事会》编辑部，步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
　　冯杰上任后才发现，同样是《故事会》的广告，现在与过去自己做兼职的时候却完全不同。
　　那时，由于刊物的广告才刚刚起步，未形成一定的“气候”，整个管理与运作都相对比较粗糙。既用不着调查市场，又用不着与外面联系，更不用管客户之间的交流。发行量如此巨大的刊物，做广告就如同医院里的医生坐诊，只要在办公室一坐，广告客户就会排着队前来“候诊”，排着顺序等着自己的版面。现在做了专职的广告工作之后，同样是《故事会》的广告，就再不能做“坐堂医生”了，你必须得了解广告市场的行情和走向，这本刊物在全国同类刊物广告中的地位和影响，了解客户的需求，与客户进行面对面的交流。还得与编辑、印刷等方面联系，还得善于与工商管理部门打交道，接受他们的管理与监督。同时，还得学习必要的法律法规，做到合法经营。
　　这是一种阳光下的利润。
　　为了使《故事会》的广告获得更大的效益，同时也减少不必要的风险，冯杰接手后采用了委托代理的方式，将其广告业务委托给一家可靠的广告公司来进行具体的操作，每年由广告公司上交一定的经费。
　　这种办法相对于《故事会》过去“坐诊”的广告方式无疑是一种进步，将过去坐等广告的被动局面变成了主动的形式。
　　可是，这种方法实行不到一年，冯杰便发现了其中存在的问题。
　　由于独家经营着《故事会》的广告业务，使原本处于竞争的广告业变成了一种独家垄断的局面。在巨大经济利益的驱动下，负责代理的广告分司可以任意提高广告价格，在造成广告市场混乱的同时，损害了刊物的利益，也无形地损害了刊物在读者中的形象。
　　如何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呢？
　　为了做活《故事会》的广告事业，在得到出版社领导的同意之后，《故事会》实行全国招标的形式，开创了中国平面媒体广告招标经营的先河。
　　1998年7月18日，对于《故事会》来说是一个不平凡的日子。
　　在上海郊外的美丽华度假村，一场全新的广告竞标会议正在进行。这是《故事会》创刊以来所从未实践过的事情，这件事情标志着《故事会》从过去单纯依靠发行来增加效益的办刊模式，开始走向了依靠发行拉动广告，完全面向市场化的运作新形式。
　　会议由上海文艺广告传播中心副主任冯杰主持，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江曾培、《故事会》副主编吴伦出席了会议。
　　上海市gongzhengchu的公正员到现场负责公正。
　　招标采用暗标的形式进行。
　　来自全国各地的十八家广告公司的老总们面对着这种全新的形式，将拿到手中的几张纸来回地翻看，屁股便有些坐不住了。在此之前，这些老总们就开始打听标底的具体数字，了解经济情报，相互揣摩对方的心理。竞标一开始，为了击倒对手，老总们不断地上“厕所”，跑到外面去与随行人员一起商量对策，研究方案，确定标数。
　　这次广告招标会议，不仅开创了中国平面媒体广告招标的先河，同时也为《故事会》的广告事业闯出了一条新路。
　　这次竞标会上，获得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数字，这个数字后来被一家新闻媒体在报道这件事情时称之为“天价”。
　　事实再一次说明，只有竞争，才能获得发展。

第七章阳光下的利润 （2）

2. “放水养鱼”为上策
　　1999年，《故事会》根据在1998年招标的情况，开始进行广告的具体操作。
　　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这时的广告已先后经历了由自主经营到委托经营，再到招标经营的过程。而这种过去从未见过的招标方式，虽然给《故事会》带来了比较丰厚的广告收入，但最终的效果如何，这都得有赖于在实践中检验。
　　上半年，整个形势都比较好。中标的广告公司按质按量地将他们所得到的广告投放在刊物上。可是到了下半年，由于各种原因，广告质量相对有所下降，就其原因，其中有一条就是招标时竞标的价格过高，致使中标公司在完成广告业务上存在着一定的难度。中标的广告公司在巨大的压力下，为了完成任务，只要不违反国家颁布的广告法，来了就刊登，这就无形中造成了广告质量的下降。
　　冯杰对这种情况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后认为，合法经营不能带来合法的利润，这就是广告质量出现下降的主要原因。
　　1999年中国杂志年广告经营排名第一位的是《中国民航》，其月发行量为三十七万册。第二梯队的为《时尚》《ELLE》等，其月发行量均在五十万册以下。第三梯队为《家庭》《读者》《知音》《家庭医生》等，其发行量均在百万以上。从《故事会》本身的定位来看，当属第三梯队。但从经营的角度来讲，《故事会》当年广告费的绝对值相比之下是最高的，这当然与这本刊物目前巨大的发行量有关。
　　为了提高广告质量，《故事会》在其印数、纸张和印刷水平都没有太大改观的前提下，将其广告价位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提高，目的在于借此手段打掉那些经营规模较小的、经营信誉较差的广告客户。
　　事情的结果却事与愿违。
　　一位长期在《故事会》刊登广告的广告主认为，《故事会》广告费的大幅度提高，使那些原本想合法经营的客户也想方设法去搞一些以次充好的勾当，因为合法的经营已不能给他们带来经营的利润。
　　事实说明，自从采取招标之后，很少有在《故事会》上连续做六期以上的广告客户。大都只是做三、五期试试，根本没有长期的经营打算，很少有胆量连续做全年的广告。
　　邮购广告本身就是一种即时获利的商业行为，如今这种打一枪就跑的客户占到《故事会》广告客户的40%以上，极容易诱发消费者投诉。
　　冯杰在他写给出版社对于《故事会》的广告初步设想的分析中，是这样阐明这个问题的：
　　“实际情况的确如此，在数量众多的邮购广告面前，我们的管理现在仅停留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低水平，不能根本解决问题。有一个形象的比喻，《故事会》的广告管理犹如在走钢丝，不知哪天就会摔下来。编辑部对此也多有怨言。这种缺乏有效制约的不良因素的积聚，危如累卵，若在某个特定时期爆发，对《故事会》将产生很强的破坏力——因广告而影响期刊本身！舍本求末，再行调整，比如临渊织网，为时晚矣。”
　　针对这样的问题，冯杰向领导提出了对于《故事会》的广告实行“总量控制，种类限制”的新策略。
　　这个策略的核心就是在广告价格导向上不搞“逼良为娼”，而是实行“放水养鱼”，将过去因各种原因而被扭曲了的《故事会》广告价格回调到符合实际的水平，不能为了自己的一点广告收入而影响到整个刊物的形象。要保证广告客户基本合理的经营利润，以此稳定《故事会》的广告客户队伍。
　　为着整个刊物的形象，《故事会》决定放弃一些伸手可得的广告利润，对整个广告实行一定的调整。
　　2001年，《故事会》拿掉了在1999年设计的腰封广告。这样，除了整版彩色广告以外，内文黑白广告其版面达到十四个半。
　　2002年，《故事会》对其广告总量实行控制，对原有的黑白版面进行了压缩，将十四个半版压缩成了十个半版式，同时大幅度限制邮购广告的种类，将一些可能有有问题的邮购广告拒之门外。
　　《故事会》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准备逐渐地建立起自己的广告品牌。
　　由于《故事会》对1999年的广告采取招标经营，与中标公司之间的这种契约关系是完全建立在市场机制之上，因此，中标公司在没有违反国家颁布的《广告法》的前提下，为着完成标底任务，有时代理一些很不理想的广告，《故事会》也无法回绝。
　　冯杰处在一种两难的境地：在具体的广告操作过程中，是履行合约，确保合同标底，还是维护《故事会》的广告形象，提高《故事会》的广告档次？
　　作为曾经在《故事会》担任过编辑的冯杰，他当然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性。面对着广告效益的诱惑和《故事会》的形象，他当然只能倾向于后者。因为在这组矛盾中，广告收益只能是一个末，而提高《故事会》的整体质量，其中当然也包括广告质量这才是一个本。如果在眼前的利益面前本末倒置，那就会给《故事会》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
　　冯杰同时还发现，广告招标经营虽然带来了可观的效益，但对于中标公司的控制也相应减弱，反映在广告形象上的管理有所失控，其代价就是致使《故事会》在1999年的广告整体形象大幅下滑，几乎接近了1997年时的水平。
　　同时，中标公司由于过高的标底，在有关的广告经营上也举步维艰，较高的中标价格使中标公司在客户市场上捉襟见肘。广告客户、代理公司、媒体三者之间的合作关系有弱化的倾向，这对于《故事会》广告市场的长期培育来说也是十分不利的。
　　为此，冯杰提出了一种“放水养鱼”的办法，那就是《故事会》作为一家实际控制媒体的广告经营单位，有条件充分运用委托经营和招标经营相结舍的运作方式。前者可以贯彻媒体的广告战略思想，保证刊物的整体质量；后者可以直接把握媒体广告的市场走向，更重要的是两者的灵活运用，可使《故事会》这本刊物对于广告市场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大大加强。
　　这样，《故事会》的广告就经历了一个从自主经营到委托代理经营、到招标经营再到多头代理经营和招标经营相结合的一个发展过程。
　　在这个波浪似前进，螺旋似上升的过程中，不光是具体广告的实施者冯杰对于《故事会》与市场结合的认识上有了很大的提高，对于出版社领导和《故事会》的编辑们也是一个对于市场重新认识的过程。
　　这种多头代理与招标经营的结合，使《故事会》的广告打破了昔日由独家垄断的局面，完全地推向市场，使《故事会》的整体信誉都得到了一定的保证。
　　广告版面看市场，全部实行市场指导价格，如果在指导价格上完不成版面任务，说明价格偏高，可以适当下调。如果版面出现一定的拥挤，说明价格偏低，可以适度地给以上调。而这一切的宏观调控权，又都控制在《故事会》本身的具体广告操作部门手里。这就即保证了刊物的总体质量，同时也给广告公司一个定位的空间，使其能够从中获取一定的合法利润，整个围绕《故事会》所出现的广告竞争也就变得相应地有序了。

第七章阳光下的利润 （3）

　3. 抚平消费者的心灵
　　为了提高《故事会》的整体质量，作为具体实施广告工作的冯杰，根据多年来在广告操作上的经验，决定将过去广告上从价格的原始竞争，变成更高层次的服务上的竞争。
　　曾经担任过多年的编辑工作，给冯杰从事《故事会》的广告业务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因为他了解这本杂志，了解这本杂志在读者中的地位和期刊界的影响。虽然《故事会》也刊登一定数量的广告，但她性质上是“内容产业”而不是“广告”杂志。在刊登广告的过程中，首先应该考虑的是她的社会效益而不是其有限的经济效益，其广告也有别于一般的广告类刊物。
　　因此，在《故事会》的广告中，除了必须注意质量，与这本刊物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之外，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必须让消费者（读者）有信任感。
　　《故事会》是全国销量最大的期刊之一，但每期广告都是有限的。在这“寸土寸金”之地，对广告选择相当严格，决不能惟利是图。一本《故事会》在读者手中的时间最少有一个月，有的甚至是数年后还在读者中传看，不像日报之类的报纸，只有几个小时，因此其影响面也相对比较大。广告在刊物上刊载，事实上也成了刊物的一部分，刊物因而要负道义上的责任。
　　1999年《故事会》的部分版面实行广告招标之后，经营额一下子突破原有的定位，成了“天价”，排在上海市媒介广告经营单位广告经营额的第十五位，进入了当年度上海广告经营百强的行列。但是，随着经营额的增加，给人带来高兴的同时，有关广告的投诉也在持续增加，成了一件令人棘手的事情。
　　由于《故事会》的发行面、读者群等客观因素，在《故事会》上刊登的广告其绝大多数都是邮购广告。所谓邮购广告，即广告主通过媒体发布商品信息，诸如商品品名、品质、性能以及价格，消费者（读者）通过阅读刊物了解到这些信息，再通过邮局汇款购买并获取自己所需要的商品。这样，媒体的读者即成为商品的消费者。
　　这种好处在于读者在阅读杂志的同时，可以同时获得很多商品信息，便于读者了解商品和选择消费，达到只订一本刊物，就可以一举两得。
　　可是，这种方式又有别于市场上供需双方的直接接触和销售，也有别于一些著名企业的形象宣传。由于这种消费是必须通过邮局才能完成，作为消费者只能通过广告了解商品，而又无法与商品直接地接触，容易在广告中产生不实的宣传，使消费者的利益最终受到损害。
　　另一个方面就是，从《故事会》的邮购广告情况来看，这些广告主大都是一些本小力微的个体经营户，因此其素质也会影响到邮购广告的信誉。再有这些商品大都是通过邮局邮寄，由于路途等各种原因，也许会造成一定的损坏，这也无形中使得消费者的利益受到了不应有的损害。
　　由于这些原因，造成消费者对一些有关广告怀疑的同时，对于刊登这些广告的刊物也会提出不同程度的疑问，并对其刊物的信誉产生影响。
　　在这些损害中，受到最大损害的不是消费者（读者），而是《故事会》这本刊物的本身。
　　加强广告的审理，成了当务之急。
　　可是，人们不觉又有些担心，认为如果加强广告内容的审查，是否会影响广告主对媒体的选择，从而直接影响到《故事会》的广告经营额。
　　可是，从实践的结果来看，从1995年2月国家颁布的《广告法》实施以来，以往那种想通过不实广告宣传误导消费者以牟取暴利的做法正在得到廓清，随着《故事会》广告审查的进一步严格，使一些不实广告得到了控制，消费者的投诉随之降低，《故事会》自身的广告的可信程度也就自然地得到了确立，形成媒体广告的良性效应，换来的竟是广告效益的逐年提高。
　　严格的广告评审制度是刊物广告可信的可靠保证。
　　在广告评审制度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广告审查员的专业性和权威性，使之能够充分行使广告评审员的职责。这样就克服了过去部门领导走过场式的签字审查。对于广告审查员实行计分制考核，不合格的广告审查员将作岗位调离，并在五年内不得从事广告审查工作。
　　由于广告行业的特殊性，在实行广告审查之后，就可以帮助刊物在刊登之前及时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有效杜绝了虚假广告的发生。同时有效地保证了《故事会》在出版过程中的严肃性，使其整体水平和质量都能够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位置上，在维护了消费者（读者）利益的同时，也维护了《故事会》自身的利益。
　　广告内容审查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广告档案的建立。
　　《故事会》从1991年开始就着手建立广告档案，目前已较为完善，具体是一期一档，一案一档。每一期广告都单独建袋，并将有关广告审查的一些材料也同时入档，这些材料包括营业执照、产品检测及各类广告审批表、委托书等等。
　　冯杰在操作《故事会》的广告中对于这一点有着很深刻的认识，他认为完善的广告档案制度是广告经营者良好的自我保护意识的体现，广告的档案同时也是检验广告内容、审查工作的一把尺子。
　　为了将广告落到实处，真正地维护消费者（读者）的利益，并通过这种对于消费者（读者）利益的维护，达到维护和提升《故事会》自身形象的目的，1998年着手成立了《故事会》消费者投诉办公室。
　　加强广告的审查，并不能完全杜绝损害消费者的现象，因此认真做好消费者的投诉，也就成了一个是否取信于消费者的一个重要方面。
　　《故事会》消费者投诉办公室究竟做一些什么工作呢？
　　这个办公室主要负责接受消费者的投诉，协调和处理消费者和广告代理公司以及广告客户之间的关系。
　　为了使这种“协调”能够落到实处，办公室还设立了消费者赔偿基金。
　　对于这笔赔偿基金，《故事会》消费者投诉办公室还作了明确规定，即在接到投诉者的信息后，要求在第一时间做出处理意见，先期进行赔偿，然后再通过调查，确认最终责任人，再由办公室向最终责任人索赔。
　　可是，人们不觉要问，这笔巨大的赔偿基金又是从哪能里来的呢？
　　为了保障消费者的利益，使这一举措能够实施，在经营《故事会》广告业务的时候，均要求广告客户提供一定的广告合同履约保证金。这种做法不仅加强了对于广告真实性的管理，同时也是《故事会》向最终责任人索赔的前提保证。
　　保证金的建立，对于规范广告主的行为起了切实有效的警示作用，同时更受到了消费者的一致好评，他们都认为《故事会》是可以值得信任的！

第七章世界的故事（1）

　村村寨寨都在流传《故事会》里的故事，天涯海角都有阅读《故事会》的知音。《故事会》探索出了一条中国故事和中国期刊的发展之路，引起了海内外同行和读者的关注。
　　《故事会》这本“小”刊物，已经走向了大世界。
　　永远不要忘记，你手中握着的石头，可能正含有丰富的金矿，关键是你需要找到提炼的方法。
　　1. 在时代的发展中提升
　　这简直就是一个令人难解的谜——
　　面对着中国期刊的百年发展历史，至今几乎找不到一本像《故事会》这样经营四十年而不衰的刊物。
　　当我与一些期刊界的朋友谈起这件事情时，他们都感到有些费解。
　　看看吧，这本三十二开的小本子，既不像有的期刊那样华丽，也不像有的期刊那么气派，上面所发表的作品，很少依靠名家来支撑，更难见到她在一些媒体上大吹大擂地“推销”自己。人们见到的只是一张朴实的面孔，读到的大都是一些来自生活的极普通的故事作者所写的东西。
　　这是一本完全依靠中国老百姓支撑起来的刊物。
　　排开其他类型的期刊不说，目前全国与《故事会》相同的共有七十多种民间文学类刊物，发行量最高的才四十多万册，而《故事会》现在的发行量则高达四百多万册，其中整整地相差十倍之巨。
　　这里到底是一个什么原因？
　　我在对于这本中国当代著名期刊长达一年之久的采访、调查、研究以及多达数百万字的原始资料的阅读中，发现了一个既平常却又常会被一些办刊人所认识但又常被忽视了的问题，那就是你所办的刊物如何能够做到吸引人和打动人。
　　这是一件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极不容易的事情。
　　何承伟是这样阐述他的观点的：
　　“《故事会》已经办了几十年，在中国处于领先的位置，但依然要与时俱进，与读者的需求同步发展。要做到这一点，还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它的表达方式不能变，也就是说它固有的文学样式、它的味道不能变，如果说没有故事的味道，人们就不会看你。因此，故事的表现方法不仅不能弱化，而且应当越来越强。二是我们拓展的领域要宽。传统民间故事由于当时人们生活的局限，它的内容、题材的局限性很大，像新疆的《阿凡提的故事》、浙江的《西湖民间故事》等。这些故事具有区域性、地方性的特征，有局限性。
　　“当代故事创作需要打破这种局限性，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创作、改编。因此，所谓与时俱进，就是说我们故事就是要站在现代人的角度，以现代人的眼光看古今中外，就是告诉人们现实世界的丰富多彩性。”
　　何承伟的这种观点，是他在长期担任《故事会》领导工作的深刻体会，它说明办刊中的一个基本指导思想，那就是如何地使你所办的刊物能够吸引更多的当代人的眼球。
　　要做到这一点，任何一本期刊都必须在时代的发展中不断地提升自我。
　　翻开从创刊以来的《故事会》，这本刊物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自我调整、自我认识、自我提高和不断适应时代发展的过程。
　　正如何承伟所阐述的那样，《故事会》在其四十年的道路上，不仅继承了中国民间文学的优良传统，同时还十分注意努力地发展这种传统，并不断地赋予传统以现代的内涵。他们根据现代生活的发展，根据现代人的审美情趣和心理需求，每年都要对原有的栏目进行调整和推出新的栏目，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提升刊物自身的品味。
　　每年都有新“面孔”，一年更上一层楼——《故事会》采用这种与时俱进的运作方式，就使她永远地将自己置身于时代的潮流中，置身于当代人精神追求和需要的中心，使人们在一种渴盼中追逐着她，接受着她。
　　《故事会》从创刊以来，曾根据现代生活的发展推出过许多优秀栏目，这些栏目有的因为时代的发展而停止了，有的却根据时代前进的需要一直保留至今，并成了刊物的品牌。不断跟上时代的步伐，推出一些新的栏目和品种，使刊物永远都贴着当代人的心灵，充满着一种时代的气息。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故事会》就在原有栏目的基础上进行了适应时代的调整，将一些不太适合当时人们思想和精神需求的栏目进行了改变，增加和增设了一些新的栏目，开设了“新故事”、“生活故事”、“外国民间故事”、“中外文人故事”、“机智人物故事”、“风物传说”、“土特产传说”、“风俗故事”、“动物故事”、“谜语故事”、“外国童话”、“寓言”等，这适应了刚刚粉碎“四人帮”不久，人们多年以来对于民族文化知识的渴求。
　　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随着人们思想的不断解放，《故事会》又对一些栏目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将“生活故事”、“外国民间故事”、“中外文人故事”、“机智人故事”、“风物故事”、“土特产故事”、“风俗故事”、“动物故事”、“谜语故事”、“外国童话”、“寓言”等众多栏目进行了合并或停办，重新开设了“社会故事”、“都市新传说”、“中外幽默故事”、“笑话”、“妈妈讲故事”、“中篇传奇故事”等。
　　《故事会》并未因此而停步。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刊物对于办得较好、同时适应时代与读者需求的一些栏目进行更大精力的投入外，对原有栏目进行了适合时代的调整，新开设了“东方夜谈”、“俏皮话”等栏目，这些新增的栏目，既有轻松愉快的休闲故事，又有新奇怪异的东方奇事，更有品味高雅、引人入胜的世界名著，为读者打开了另一扇新奇的窗户，很受读者欢迎。使刚由双月刊改成月刊不久的《故事会》，打破了多年月发行量在三百万册徘徊的僵局，一下子突破了月发行量四百万册的大关，名列全国期刊发行的榜首，成为上海面向全国的一个标志性刊物。特别是在1997年，《故事会》乘风破浪，克服诸多不利因素，稳扎稳进，再次调整栏目，使刊物的月发行量达到了四百一十三万册，创下码洋1.08个亿的纪录，相当于当年一个中型钢铁企业的利润。
　　这个时期，面对着全国不少期刊存在着的生存危机，《故事会》的成功范例不仅得到了社会的存认，同时也极大地鼓舞了全国的期刊行业，在当年11月华东地区召开的期刊会议上，被众口一词地推选为“华东地区十大优秀期刊”之首，全国的许多报刊都为此发表了系列的评论，称此为“《故事会》现象”或“《故事会》精神”。
　　时代进入到二十一世纪，面对着日益激烈竞争的期刊市场，为了“适应新时代，迎接新挑战”，何承伟提前就与编辑们在一起研究新的构想，对原有的栏目进行了新的调整，使这本刊物更加贴近时代，贴近读者，不失时机地新设了“百姓话题”、“名人讲故事”、“3分钟典藏故事”、“当代写实故事”、“故事传递”、“16岁故事”、“谈古说今”、“民间故事金库”、“社会故事”等具有时代气息，为读者所希望看到的栏目，这些崭新的栏目，将古今中外的文化有机融会在一起，体现了在未来的时代里，人们生活多元化的发展方向，使《故事会》既保持了清新刚健的一贯的风格，又体现了时代步伐，与当代人随着物质生活的不断丰富，在发展变化着的感情世界和精神需求相连相通，使这个时期的刊物月发行量，始终稳定在四百万册上下，仍然位居全国期刊发行的前列。
　　回顾《故事会》走过的四十年历程，其中有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将目光盯在普通的老百姓身上，从不盲目地追求少数“精英”所鼓吹的“热点”，也不片面地迎合某些低级趣味，从不为“潮流”所动，从不降格以求，始终将反映当代中国老百姓所关心的生活、理想、意愿和情感放在刊物的首位，并以实际行动，将“如何为群众”的问题落实到每一个作者的作品中。
　　何承伟对此说得更加明白：“关键是《故事会》所发表的故事，一定要变成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1996年，为了让《故事会》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让这本刊物更大程度地走进中国普通百姓的家里，何承伟经过反复地思考后，召开了编辑人员会议，决定增设一个新的栏目。

第七章世界的故事（2）

这个栏目叫什么名字好，如何办好这个栏目，当时大家的心里也都没有底。编辑们只是认为主编提出的这个设想，反映了《故事会》的一贯办刊思想，是适合时代和读者要求的。
　　何承伟提出，每期都争取能发一组当前老百姓喜欢谈论的一个话题，通过不同的故事来反映，用一个总的栏目将其串连起来，设一个主持人，这样就比较活泼，也更加吸引人。
　　可是，当时编辑们的思想都还比较朦胧，也一直没有想出一个画龙点睛的栏目名称。这样经过了好几次的编辑部会议的论证之后，编辑们就到读者和作者中去了解情况，对当前老百姓普遍关心的问题进行了一定的调查，在当年编辑部赴浙江召开的一次有关会议上，编辑夏一鸣提出这个栏目能否叫做“百姓话题”。编辑们听后与先前的几个名称进行了比较，一致认为这个名称更适合，于是便由参加会议的何承伟与编辑们共同确定，在刊物上开辟一个全新的栏目：百姓话题。
　　《故事会》为保持自身的特色，感应时代的脉搏，给读者一个新面孔，每年都要这样经过反复推敲后推出一些全新的栏目。“百姓话题”开辟后，每期都围绕着一个老百姓所关心的问题，以此形成一个中心，组织四五个精彩纷呈的故事，从不同的叙事角度，不同的人物背景，不同的情节构思，讲述了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这个栏目在第一期上就发表了“谈当官的”，以后接着又编发了“百姓说警察”、“话说小偷”、“世上只有妈妈好”、“喝酒的故事”、“也说高考”、“潇洒黄金周”、“家里有人犯罪”、“老爸老妈有点烦”等许多深受百姓欢迎的话题。
　　更令人叫绝的是这个栏目前面的几句话：说大事、小事，普通人身边的事；讲闲话、实话，老百姓心里的话。它是主编何承伟脱口而出的。这一下子就拉近了刊物与时代、与读者之间的距离。这个栏目开办至今，几乎是期期都受到读者的喜爱，现在经过几年的运作，已经成了《故事会》一个知名度很高的品牌栏目。
　　事实说明，任何一本刊物，都不能只依靠少数人来办，不能将自己关在编辑部里想当然地设置栏目，不能只依靠少数的“精英”来“出谋划策”，不能单纯依靠“热点”来寻求卖点。任何一本文学、文化类的期刊都应该将自己置身于时代的大潮之中，时刻地与普通的老百姓保持着联系，不断跟着时代的节拍调整自己的步伐，提升自己的品味，这样才能具有自己的生命力，才能够获得更加广阔的前程。
　　夏一鸣拿着手中的一篇稿子，感到有些犹豫。
　　这是著名作家陈世旭应《故事会》之约写来的一篇故事，题目叫《老曹你好》。这篇故事按照《故事会》发稿的要求，只写了一千多字，情节生动有趣，但却是一篇半文半白的作品。
　　《故事会》过去从来都未曾发表过这样的作品。
　　作为约稿编辑的夏一鸣，将如何处理这件事情呢？
　　我在前面早已写到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故事会》基本上是不发或尽量少发名人作品的。这种不跟潮流不跟风，不靠名家作品来为自己“贴金”，真正“还故事于民”的做法，对于加强刊物与广大普通老百姓的联系，反映他们的心声和情感，体现刊物的群众性，增加发行量，在当时的确是起了很大的作用。
　　可是，《故事会》现在为什么要向名人们约稿呢？
　　事情还得从1998年5月说起。
　　这一天，何承伟在二楼会议室召开编辑部全体人员会议，研究刊物栏目的增设问题。
　　在原有栏目的支撑下，办得红红火火的一本刊物，发行量也达到了全国期刊最前列，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召开这个会议？过去对于栏目的设置都是在每年的岁末召开会议进行研究，然后在下一年度开始实施，而现在为什么要在中途来研究这项事情？
　　随着时代的发展，如果仍然一成不变地维持着原来固定模式，刊物也就有脱离时代和群众的可能。
　　何承伟及时发现了这个问题，他必须立刻将这个问题提出来，让全体编辑人员研究和讨论，以便及时地调整思路，跟上读者不断增长的精神需求，提高刊物的品味。如不抓住时机及时调整，时间一久，就会使刊物陷于被动境地。
　　会议开得很热烈，编辑在对于过去办刊思路进行经验总结的同时，都认为《故事会》的栏目有待于新的突破。过去那种认为故事纯粹是属于“民间的”、社会的认识，与时代的发展有一定的距离。实际上就是自己给自己“画地为牢”。那种完全排斥名人之作的做法已不适应现在时代发展的需要。因为现在讲故事的不单是普通老百姓，社会上的知名人士也讲故事。在中国古代的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在宣传他们的政治主张时，也有很多是采用讲故事的形式，巧妙地运用故事的智慧，来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当代的许多名人，也都是讲故事的高手，将这部分人也团结在自己的周围，让名人们也在刊物上来“讲”故事，这样使名人走进大众，让大众了解名人，既可提高刊物的质量，同时也适应了新时期读者中不断提高的思想和艺术需求。
　　那时，著名作家邓刚有一部长篇小说准备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他本人正好来到了出版社，于是编辑部就让负责这个新栏目的编辑夏一鸣前往约稿。
　　邓刚听后满口答应，不几天便将稿子送来。
　　可是，如果就这么照过去编发故事稿子一样地编上去，那样也就达不到预期的目的。因为近四十年来，《故事会》的绝大部分读者都是一些极普通的老百姓，他们整天埋头于柴米油盐，不太了解与自己关系不大的名人的身世、作品及艺术成就，就不会去认真地阅读、欣赏这些故事作品，达到提高读者审美情趣的目的。
　　怎么办呢？
　　编辑部认为，既然要办这个栏目，那就必须精心地构思和操作。
　　于是，《故事会》破例地在每篇“名人讲故事”的前面，都加了一个名人的个人简介，这其中包括主要作品，艺术成就，以及个人嗜好。更有趣的是他们从自身刊物的特点出发，打破国内期刊介绍名人都用照片的惯例，为每一位“讲”故事的名人都画了一幅神似逼真的漫画，同时将名人平时的爱好如打球、摄影、饮茶等都有机地融入了漫画中。接着又让每一位“讲”故事的作者题词，内容是谈自己对于故事或者《故事会》的看法，以加深读者对这位名人的印象。
　　名人的作品和他们自己，也就很轻松自然地走近了数以千万计的大众读者。
　　很快，《故事会》便在当年的第九期上推出了这个全新的栏目——“名人讲故事”。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就是邓刚所写的故事：《特别任务》。
　　《故事会》在突破自我，将名人引入刊物的同时，并不是只要是名人都来者不拒。对于名人的作品，他们也是必须进行严格的选择，以适应时代、刊物、读者的要求为目的。
　　也曾有人担心，名人的介入是否会改变刊物的性质。
　　编辑们对此早已有所思考。
　　夏一鸣每次在约稿时，总是先给作家邮上几本《故事会》，让作家们先建立感性认识，了解这本刊物的办刊宗旨和作品性质，为进一步走近刊物铺好道路。同时向他们说明，每篇作品最多不要超过三千字。他们的意思是，用最小的面积，集中最大的智慧！
　　如此，前面所提到的夏一鸣手中的那篇稿子，他便有了处理的办法。
　　他立刻根据刊物的需要与陈世旭联系，很快就得到了对方的理解与支持。陈世旭不久将那篇小稿作了修改，再次寄到夏一鸣的手里。这次，当夏一鸣读完这篇稿子后，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这真是一篇难得的好作品，在《故事会》上发表后，很快被《小小说选刊》等多家刊物转载。《中华读书导报》还有一篇专题评论，认为它是陈世旭写得最短的一篇小说，也是同类作品中的精品！
　　与此同时，这些名家们谦虚谨慎、态度严谨的创作，也同他们所写的故事一起，在故事界被传为佳话。
　　由于《故事会》在全国拥有数以千万计的读者，各界名流巨子也都乐意支持。名人故事与老百姓的故事在这本刊物上交相辉映，星光灿烂，透出浓浓的中国本土文化气息，在世界故事类期刊中独具一格。
　　自从开办这个栏目以来，已先后有金庸、张贤亮、冯骥才、高晓声、韩少功、陆文夫、白先勇等加盟“讲故事”的行列，并先后在《故事会》上发表了故事作品。迄今为止已有六十多位作家为这个栏目撰写了作品。他们通过“名人讲故事”这扇窗户，不但从一个侧面提升了刊物的文化品味，同时使读者看到了一个更加广阔的故事天地。

第七章世界的故事（3）

　2. 打造品牌
　　当我准备着手采写这部有关《故事会》的传记时，许多期刊界的同行都曾不约而同地向我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作为一本全国乃至世界都极具影响的期刊，《故事会》究竟是如何管理的？
　　这是一个很专业性的提问。
　　在长达一年多时间的采写过程中，我不断地研究和思考这个问题，同时也不断地向《故事会》的有关领导和编辑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他们的回答虽然各有一些细微的差异，但都有一个共同点，而这个共同点却简单得让我吃惊。
　　上海文艺出版总社社长兼《故事会》主编何承伟是这样阐述的：“《故事会》目前的管理的核心问题是品牌管理。”
　　在这里，何承伟通过自己对《故事会》多年的管理所总结出来的这条经验，将期刊管理——这个曾被看着是极其复杂、极其具有学问的问题，就是这样简单而明白地告诉了人们。
　　我在前面曾经写到过，《故事会》为了提高质量，扩大影响，使这本刊物真正地走进百姓的家庭，采取过许多自己独特的做法。这些做法包括十分注重故事的理论建设，举办过不少全国性的故事理论研讨会，同时还与国外的有关机构和专家保持密切的联系与合作，不断地相互进行故事理论的探讨与交流。编辑发现好稿之后，并不是首先拿来在刊物发表，然后再大吹大擂地进行各种“评论”或炒作。而是将这些好稿拿来，请一些特别能讲故事的人，在一定的场合将这些故事再通过口头讲一遍，达到真正听起来好听易记了才能发表——因为故事说到底是听而不是读的。另外编辑部还建立了故事作者档案库，每年都要举办作者培训班，讲述故事理论，让作者了解刊物意图，掌握当代故事创作的一些技巧……
　　这些做法无疑都是属于一种品牌管理的范畴。
　　为了使刊物走上正规化、有序化轨道，编辑部在对于编辑人员加强业务、学习和工作管理的同时，讨论并颁布实施了比较系统的“《故事会》管理规章制度”。
　　这个制度的颁布，是所有编辑人员的一个行为规范。例如第三条，认真填写审稿单。这中间就包括作者、篇目、地址、邮编、审稿日期，以及审稿意见。这个意见又包括对作品的特点分析、修改建议和给作品打分。第五条，加工整理作品。这就应体现《故事会》的特色和要求，应严保遵守国家有关标准，如“标点条款号用法”、“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等。如第六条，美术编辑负责审查题图、插图、版面设计、腰封、刊徽、条形码等；而涉及封面文字方面，还须经责任编辑审核签字，责任编辑也应该将设计样稿交主编或副主编过目。又如第十七条，有参考价值的读者来信、获奖记录与证书、有关刊物的重要信息等，由编务统一归档管理。从而做到《故事会》里的事，不分大小巨细，事事有人管，有人担当责任，不再互相推诿。
　　我在采访中经常地出入于编辑部，看到的是一个个编辑忙碌地在电脑前或者是办公桌前认真阅读来稿或修改稿子。有时到了下班的时间，还有人在编辑部里忙碌。
　　编辑部还特别注重培育内部的学习氛围，鼓励编辑在编好刊物的同时，还要汲取其他的科学知识，尤其是借鉴、学习其他刊物的长处，时时注意分析兄弟刊物的走向和动态。
　　我曾经到过许多的期刊编辑部，也曾在两家期刊担任过副主编，像《故事会》编辑部这样严谨的管理的确少见。
　　然而，如此等等许多与众不同的举措，都是紧紧地围绕着品牌管理这个核心来展开的。
　　正是因为抓住了品牌管理这个“纲”，整个刊物的其他工作都围绕着这个来进行，“目”也就“张”了。
　　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故事会》的管理全面地转入到品牌建设。每年都要对上年的栏目进行仔细研究，然后根据发展情况决定取舍，同时精心策划推出新的栏目。现在，刊物已先后推出了“百姓话题”、“东方夜谈”、“3分钟典藏故事”、“谈古说今”、“名人讲故事”等二十多个名牌栏目。每期都围绕这些名牌栏目，精心组织一些“讲得出、记得住、传得开”的优秀作品。这些特色栏目经过多年的操作，逐渐地沉淀了下来，亮出了自己的个性，已经深入人心。
　　《故事会》的整个管理，就是依靠着这些极有影响的品牌栏目，提纯了刊物的含金量，刊物的知名度和发行量也相应地得到了提升。
　　国家新闻出版署曾有一位干部，到《故事会》对其所办的栏目进行过一次比较全面的调研。在结束的时候，这位极负责任的干部说，《故事会》的栏目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特色是多而有序，新而不滥，雅而不俗。
　　一位署名夏红的专业人士在通读了《故事会》1996年全年期刊的三百四十一篇作品后，写了一篇有关《故事会》的审读报告，这个报告被转载在《书海知音》第33期上，这位专家是这样评价《故事会》对于品牌栏目的建设的：
　　它确确实实教你做人的道理，却并不以先生自居，不让人有居高临下的感觉和接受教育的逆反心理。单说“当代写实故事”这个栏目下的文章吧。这个栏目每三到五篇三四千字的故事，全年共发了四十六篇，栏目上除了栏头、标题外还冠以篇名，如：《正气篇》《道德篇》《深思篇》《反思篇》《倡廉篇》《反霸篇》《治骗篇》《智勇篇》《美德篇》《悔悟篇》等等。单看这些篇名，或许以为是板起面孔训人，其实没有一点道貌岸然说教的痕迹。那些故事，大多是你身边常见的人，常见的事，读了让你发笑、发怒，或者感叹、惋惜，与此同时，你脑子里不能不转个圈圈，让你有所领悟，而领悟的恰好是那些篇名的内涵。《哲理故事》是个小小的栏目，文章都不长，全年讲了二十个故事，有历史故事、现代故事，有外国故事，还有寓言故事，故事末尾都有哲学先生的评语。那些故事，经哲学先生画龙点睛，你会领悟到一种哲理。譬如“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万物都有先兆的道理；人是会变的，过分溺爱的孩子，会变得十分自私；人的行为必须有目的，现代人的无聊、厌世、缺乏激情的病根就在于丧失了生活的目的。”……
　　《故事会》的编排也很有特点，一般期刊都喜欢把重头文章作为开篇，一如报纸的头版头条，而《故事会》却以“笑话”打头，就像饭店门前的迎宾小姐，笑脸相迎，给人以温馨的感觉，进了门是五彩缤纷的世界。《我的故事》《阿P系列幽默故事》《外国文学故事鉴赏》《民间故事金库》等等栏目，任你欣赏，最后以中篇故事作为压台戏。《故事会》每期发三十篇左右，而出现的栏目竟达二十四个，除四个偶尔出现外，其他二十个栏目经常以至每期必有。从第九期起新辟的一个栏目——《百姓话题》，每期一个主题，由几个人分别讲自己的故事，讲“当官的”，讲“钞票”，讲“邻里关系”，都有一定的深度。栏目的设置合理与否，对任何期刊都是重要的，就像你捧一把散乱的鲜花，自然也芬芳、鲜艳，如果精心选插，那会格外亮丽。《故事会》有些栏目，让人感到自己不仅是欣赏者，也是参与者。有些栏目长期坚持，说明办刊的连贯性，新栏目的出现又给人以新鲜感。就是说，在固定风格的基础上，不时有点新花样，正是读者欢迎的。
　　《故事会》就是这样抓好品牌建设，使一本“小”刊物变得有雅量，有竞争力。
　　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刊物不在大小，有品牌则灵。
　　其实，对于一本期刊来说，建设品牌就是一种文化的打造。这种打造既是一种长期的工作和经验的积累，更是一种创造和升华。它绝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这是一种与时俱进而又积淀弥深、源远流长的极富智慧的闪现。
　　可是，光有了好的栏目还不够。
　　《故事会》在品牌栏目的建设时，一贯反对的是匆忙上阵，将栏目办得很粗糙，他们认为与其这样，还不如不办。
　　在对于栏目的建设上，他们讲的是“精耕细作”。
　　何为“精耕细作”？只要翻一翻这本刊物，你就会找到答案。

第七章世界的故事（4）

《故事会》在开辟很多栏目的同时，为每一个栏目都精心的设计了一个栏目图。
　　本来就是“寸土寸金”的版面，编辑们还想出了“见缝插针”的办法，在每个栏目的前面，精心设计了一幅识别标志，这个标志使人一看便知道所发作品是属于哪一个栏目。天长日久，随着那些生动的故事，这些栏目的标志就印进了读者的脑海里，形成一种无法磨灭的印痕。
　　“东方夜谈”这个栏目的上方，画的是一弯月牙，几颗星星，两个讲故事的人相坐在月牙上。在这静静的夜晚，一个正讲得入神，另一个则听得大笑，给人一种温馨恬静的感觉。而“名人讲故事”则是一位戴着眼镜的智者，背后是一只放满书籍的书架，智者正伸开双手，向人们讲着生动的故事。他那被夸张了的鼻子和头颅，让人们的目光一接触，就会情不自禁地笑出声来。还有那些充满着诗情画意的“中国新传说”、“16岁故事”、“传闻逸事”等栏目标志图，以及与此相配套的小题花，使每一个栏目都顿时生辉。
　　这还不算，为了使每一个栏目更加突出各自的个性，在经过精心选择之后，刊物在每篇作品的右上角还设置了栏目语，用黑体字刊出，使读者能够一目了然。
　　这些栏目语有的来自作者，有的来自读者，也有的是编辑部经过多次反复研究或请一些专门人士共同开发的。其主要是既体现栏目的内容，又要有一种民族文化的特色，要与这本刊物的基本特点保持一致。
　　让我们再来读一读这些鲜活的语言吧：
　　生意经故事——三尺柜台，天下文章
　　百姓话题——街谈巷议，说长道短
　　3分钟典藏故事——沧海拾贝，人生百味
　　16岁故事——多梦时节，青春足迹
　　传闻逸事——烟雨长海，朝花夕拾
　　民间故事金库——口耳相传，源远流长
　　中篇故事——社会长廊，生活广角
　　……
　　这是一些何等生动贴切的语言啊，它深深地印在每个读者的脑子里，使许多读者都能够张口而出！
　　栏目语的设置，无疑给品牌栏目的打造，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法国象征主义“诗圣”马拉美曾说：“世界的最终目的是写成一本美的书。”《故事会》不就是一本美的书吗！她在任何时候、任何栏目的制作上都反对浮浅与粗俗，都精心地给人们带去诗情和画意，并以其不俗的美学价值，给人们带去美的享受。
　　什么是品牌？
　　要回答这个问题，还是得再看一看《故事会》围绕品牌建设所做的另一件工作。
　　《故事会》品牌栏目的成功，有力地促进了刊物的发展。可是，对于这本刊物来讲，如何体现自己的品牌呢？
　　《故事会》的形象到底是什么，人们通过什么标志来认识这本刊物？
　　《故事会》从1963年创刊一直到1995年，经过近三十多年的摸索，特别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中，在经济浪潮的冲击下，才逐渐地悟出了这个道理，必须建立自己的形象识别标志，创建出自己的品牌形象，让人一看到这个标志就能够认识《故事会》。
　　这个标志必须是《故事会》所独有的。
　　有一天，何承伟对大家说，最近他参加一个旅游节，印象最深的是，他发现这个旅游节把“马踏飞燕”作为形象大使这件事。由此他想，《故事会》是否也可以树立自己的品牌形象？接着他提出以中国汉代的“说书俑”，让大家讨论一下。
　　此言一出，大家的激情立即燃烧起来，都认为主编提出的意见比较适合这本刊物。因为以说书俑为标志，既可以体现刊物的民族文化特点，又可以体现刊物大众通俗的办刊宗旨，显现了刊物对于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有别于海内外期刊大都以动物、植物为刊物标志的惯例，不雷同，有新意，有特色。
　　最后，大家确认以天回山出土的“说书俑”作为刊物的标志。
　　这是一尊多么栩栩如生的形象啊！你看那位说书者，左手夹一面小鼓，右手挥动着鼓槌，说到激动之时，便将一只赤脚高高地跷起，形态可亲可近。这位说书的老人神情幽默，举止生动，用它来作为识别《故事会》的标志，大大地提升了刊物的文化品位。
　　照片是平面的，为了使这个标志具有立体感，美术编辑李宝强就根据编辑部的决定，到北京采用青铜仿古的方法进行加工。
　　这样，《故事会》依靠一尊“说书俑”为统帅，将刊物里面的所有品牌栏目（包括其栏目标志和栏目语）都统领了起来，形成了依靠无数品牌所托举着的一个大品牌，这个大品牌就是以说书俑为标志的刊物——《故事会》。
　　接着，《故事会》将这个“打造”出来的品牌在工商行政部门进行了商标注册。
　　这里有一个小插曲：不久，南方一家较有影响的报纸，开了一个文化茶坊类的栏目，未经编辑部授权就擅自采用了《故事会》的“说书俑”，被发现后要求其停止使用。因为“说书俑”是《故事会》经过注册、受保护的形象，所以对方在接信之后，很快就从报纸上撤走了“说书俑”。
　　这件事让编辑部尝到了依法办事的甜头。
　　这就是一本期刊的管理，这就是曾被许多人弄得十分复杂而又被《故事会》所简化了的管理。
　　所谓品牌就是一种符号，就是一个形象识别的标志。
　　《故事会》所做的这一切，也向人们说明了什么是品牌的道理。

第七章世界的故事（5）

　3. 立体化发展之路
　　新世纪里，《故事会》为自身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创立了品牌，但绝不满足于品牌。
　　如何来理解这句话呢？
　　何承伟是这样阐述他的观点的：“《故事会》目前的管理的核心问题是品牌管理。在品牌管理方面，我觉得品牌形成之后，要保持它的话，最重要的是要赋予品牌一种连续性和发展性。进入新世纪，《故事会》在品牌管理上进入到了品牌延伸阶段，也就是利用《故事会》品牌效应，大力开发故事资源，走立体化发展之路。在这方面，我们一是利用《故事会》的知名效应，寻找、激活与此相适应的图书文化市场。”
　　回顾《故事会》从创刊以来走过的漫长道路，对于这种“品牌”的延伸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着手进行，只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没有有意识地着手建立自己的品牌，从认识到理论上也都还没有真正地明确品牌建设对于一本刊物的重大意义。
　　作为已将自己的大半生心血都倾注在这本刊物上的何承伟，是完全了解这种认识的不断提高和完善过程的。
　　至今何承伟和许多当年的老编辑们都还没有忘记，就在《故事会》创刊不久，曾以小六十四开的形式，出版了单行本《闪闪的红星》《两个稻穗头》等故事类的图书。到了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在何承伟的主持下，又先后以《故事会》丛书的名义出版了《恐怖的脚步声》《彩蝶》《“2020”的幕后》等一套丛书。这套丛书投放市场之后，很受读者欢迎。
　　1996年，何承伟根据中国图书市场的行情，结合品牌建设，依托着出版社的有利条件，在编辑部内部开始策划一套“故事会爱好者丛书”。目的是依靠《故事会》的品牌效应，使当时萎缩的图书市场得以激活。
　　1997年，编辑部又独辟蹊径，推出了“故事会爱好者丛书”五个新的品种，即《芝麻官故事》《聪明人故事》《生意经故事》《家庭故事》和《历险故事》。不难看出，这些书名都是从《故事会》的一些品牌栏目中选出来的，而里面的故事也都是在实践中得到了广大读者喜爱，并且被广为流传的。
　　这套丛书除了在内容上向期刊《故事会》靠近之外，还在封面设计、内文安排、题图、插图等方面尽量地向期刊靠近，同时将刊物的品牌标志——“说书俑”和《故事会》期刊的刊名用于丛书封面和封底，强化了丛书对于期刊的“家族”认同感。
　　经过这样从里到外的精心设计，靠着《故事会》近四十年发展所创下的品牌效应，在当年的全国图书订货会（长春）和上海冬季图书订货会上，这套丛书力挫群雄，订数猛增，荣登当时全国畅销书的排行榜。
　　机遇总是垂青于先行者，幸运总是偏袒那些敢作敢为的人。
　　刊物品牌的成功浸润着各具特色的内涵。
　　市场是检验期刊品牌真正的晴雨表。
　　这种书刊并举的立体化发展之路，是对《故事会》品牌的又一次检验，通过丛书走向市场的热销，编辑们都认识到期刊和图书实际上是一种互相借重，互为呼应的关系。《故事会》依靠自身的品牌，为丛书带来了好的信誉和商机；同时丛书的发展又进一步强化了期刊的品牌，带动了更大的读者群。
　　美国企业巨子李·文科卡曾写过一本畅销世界的书——《强者的道路》。他在这本书中讲了自己成功的经验，我认为其中的精髓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为一个饥饿的市场制造新产品。”
　　《故事会》正是在全国各种故事类刊物蜂起中，看到了读者的“饥饿”，看到了读者对于另一种品味的渴求，因此才使得在品牌基础上所出版的“故事会爱好者丛书”，赢得了广泛的市场。
　　目前，这套“故事会爱好者丛书”在原有的基础上又先后出版了《16岁故事》《情爱故事》《滑稽故事》《荒诞故事》《名作故事》《谜案故事》等共五十五种，发行量平均每套已达三十万册。
　　为了证实这个数字，我在对《故事会》编辑部的采访中，顺手在旁边的桌子上拿起一本《怕老婆故事》，翻到其中的版权页，一看上面的印数，竟然是四十五万六千四百册。
　　在许多当代名家的文学类作品都因订数太少而无法出版的情况下，由《故事会》编辑部编辑的这么一本薄薄的图书，竟然能有如此巨大的发行量，这不得不使我感到吃惊。
　　可是，在采访时夏一鸣却告诉我，这还不算，这套丛书除开那些非法盗版的不算，最高的印数曾达到过六十万册。
　　难道这是一种偶然的现象吗？
　　一本期刊经过多年的经营，发展到如些神奇的地步，作为主编的何承伟应该满足了吧？
　　可是，当与他谈起这些时，他却摇摇头，然后微微地朝你一笑，表示并不满足于这些成绩。他说，《故事会》还有很多潜力没有挖掘出来，品牌的延伸还有许多工作正在努力。
　　北京的中关村是北大、清华文化的延伸，美国的硅谷是斯坦福大学科技转变成资产的延伸，《读者文摘》是美国刊物向世界名牌的延伸，而《故事会》品牌的延伸又将是什么呢？
　　果然不久，在过去“故事会爱好者丛书”的基础上，他和编辑们又策划了“故事会图书馆”。
　　这里，“延伸”的不仅仅是几本书，而是一种文化，一种意识，一种与《故事会》读者的更亲密的接触。
　　为了办好这个“图书馆”，编辑部在资源利用和市场调查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发现，有许多很好的学术类图书，由于各种原因印数很少，特别是一些社会科学类的常识性图书，无法在社会上得到普及。
　　《故事会》编辑部瞄准了这个目标，决定来啃这块无人愿啃的“硬骨头”。
　　他们首先看中了被誉为“美学之父”的著名教授朱光潜先生的作品。
　　朱光潜先生曾经出版过许多的美学专著，他那渊博的知识和精湛的分析，令无数从事美学研究的人从中吸取了无数的营养。
　　其次，朱光潜先生还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通过一些日常生活中的有趣故事，深入浅出地来阐明一些美学道理，传播一些美学常识，使读者特别是青少年从中增长知识，获得教益。
　　而这正与《故事会》的一贯主张不谋而合。
　　编辑部在做这些编辑工作时，就如同编辑刊物一样的认真，一样的“精耕细作”。为了使这本书更能接近读者，在书的前部，请来朱光潜先生的研究专家，写一篇导读性的文章；在书的最后，附了一篇朱光潜先生的“自题小传”，从而让读者了解朱先生的学术人生。
　　这次经过策划的这本《谈美书简》，一下子竟印刷了八万册，被一些学者推荐为“中学生课外阅读”丛书。
　　除了学术类的专著之外，《故事会》还将其品牌延伸到文学领域。
　　编辑部首先编辑了“经典小说系列”，一出版就受到读者欢迎，这套丛书目前已出版了几十种。接着他们又编辑了“外国散文系列”，同样走俏市场。这两种文学类丛书虽然不是故事，但却每篇选的都是精品，是编辑部奉献给故事读者的一道文化大餐，每套发行量突破四万册。在许多纯文学期刊和文学类图书普遍走低的情况下，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不小的数字。这套丛书中，有的还被有关部门列入了“中学生课外阅读丛书”。
　　接着，编辑部便开始做一件水到渠成的工作。
　　他们利用出版社的有利条件，与社里的其他部门合作，推出一套“故事会图书库”。这套丛书所涵括的主要是近代学者、现代学者的大众性、社会性著作。这些著作都曾在某个时期有过广泛的流传，在当时的人民群众中产生过广泛的影响。可是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这些曾经深受欢迎的专著，却与当代的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之间出现了“断层”。让这些曾经影响、丰富一代中国读者的优秀的大众学术著作走进当代读者的心灵深处，对于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丰富人们的认识能力，陶冶人们的情操都将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有了前面积累的经验，做起来心中也就有了底。初略地排了一下，这些大众性、社会性的学者专著，包括朱自清的《经典常谈》、叶圣陶的《文章例话》、朱光潜的《谈美》、顾颉刚的《中国史学入门》、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等等。大师们的这些著作谈的虽然是深奥的学术，但都深入浅出、举重若轻，与《故事会》这种大众化的刊物的出发点基本相符，相信经过精心编辑，依靠品牌，发行量不会太低。
　　果然，首先出版的几本，受到了《故事会》读者的欢迎。
　　依靠品牌，激活了图书市场，大师们的书导引着《故事会》的读者，神游着一个又一个神秘的学术宫殿。
　　编辑部依靠自身创造的品牌，牢牢地抓住品牌不放，不断地拓宽思路，拓展市场，将立体化发展的事业做大做强。
　　编辑部利用自身与读者、作者的网络优势，又开始策划新的图书，他们将这套图书取名为“青春读本”。
　　这又是一件与过去不同的立体操作。
　　这个“青春读本”的作品，不再采用过去在自身编辑的刊物上精选作品，或通过请作者撰写的方法约稿，而是采用作者与读者共同加入的办法，来编辑出版这套丛书。
　　编辑部首先在《故事会》上刊登广告，将出版“青春读本”的设想告知作者和读者，希望大家共同来参与这件事情，将自己认为最感人的作品或自己亲自创作的作品，通过各种方式推荐给编辑。
　　广告发出后获得了空前的效果，编辑部一下子就收到了数万封的来信来稿。这些稿子有的是用小学生的作业本，密密麻麻地涂满了文字。有的是经过全家开会研究后，推选一位家庭成员为代表，向编辑部共同推荐某一篇作品。更有个别的盲人，是在听别人读了《故事会》上的故事和广告后，用盲文寄来稿件……
　　如何从这些来稿中真正地选出当代青少年所喜爱的作品呢？
　　当时，编辑部最年轻的编辑都已年届四十。由于年龄与经历的关系，面对今天飞速发展的时代，现在的中学生都在想些什么，他们有什么欢乐与忧愁，有什么理想与追求，以及他们会如何理解亲情、友情与爱情，如此等等，这对于不同年龄的人们来说也许就是一谜。也许，编辑认为不错的作品，而青少年却不一定爱读，这套丛书的美好构想可能会落空。
　　一句话，这套“青春读本”必须得当代的青少年认可。
　　于是，这些从事了多年编辑工作的编辑们，开始为一些在中学里请的“编辑”当下手。他们先从数万件来稿中精选出一千多件作品，然后送给上海市的几所重点中学如上海中学、延安中学等几所中学的校长、辅导员老师以及部分学生代表，请他们对稿子进行“复审”，并写上自己的选稿意见。

第七章世界的故事（6）

经过中学里的“编辑”们筛选后，这些稿子才又回到了编辑部。编辑们根据“复审”的意见，再次仔细地阅读了选出的稿子，从中选出了一百篇作品，集结成书，同时在书名下加了一个副标题，取名为《青春读本——感动中学生的一百个故事》。
　　《青春读本》出版之后，编辑部举行了一次非同寻常的活动：
　　编辑部在《故事会》上刊出广告，说中学的语文教师，只要盖上学校语文教研究室的公章，证明你是该校的语文教师，便可得到编辑部赠送的一本《青春读本》。
　　这项举措是编辑部对于社会的一种回报，是对许多关心并支持这本图书出版的一种感谢。还有即是编辑部有一个信心，就怕读者看不到这本书，如果看了这本书的话，那一定会被这本书作义务宣传的。
　　果然，通过这项公益之举，这套图书不但得到了更加广泛的传播，发行量剧增，到现在已经是第五版了！
　　近年来，《故事会》加快立体发展的速度，已先后推出了好几套系列丛书，几乎每一套都爱到读的喜爱，通过《故事会》的品牌所产生的图书效应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并以此形成了一种新的品牌。
　　编辑部关注市场，关注读者，不失时机地推出新的图书，使“故事会图书馆”的品种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
　　对于《故事会》来说，立体化发展就是以品牌为龙头，不断加强对于自身市场的培育过程。
　　随便哪一个小店都能做出夹馅面包，但长久不衰、财源滚滚的却只有麦当劳。因为只有极少数的人，能从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中看出大趋势，大境界，并能从最平凡的点滴做起，给自己的发展设计一条实实在在的路。只有他们懂得怎样投入智慧的打拼，懂得如何让智慧将自己推向成功。
　　如果只是盯住眼前的利益，那么山鹰就振不了翅膀，就不会拥有更加广袤的苍穹。
　　为策应法国第十六届世界杯足球赛，编辑部利用刊物的品牌效应，策划了一套《故事会·世界球星故事》，其中包括《足坛天骄——马拉多纳的故事》《绿茵“坏小子”——坎多纳的故事》等。
　　这套丛书一面市，立刻受到了足球迷们的喜爱，市场销路一路飙升。这套丛书的成功发行，显示了《故事会》在自身的立体化发展道路上，感应市场、灵活机动的能力。
　　故事作为中国一种古老的传统文化形式，被《故事会》继承和发展到今天的地步，在现代人的文化娱乐形式日趋多样化的今天，同样地充满着顽强的生命力。并以此品牌为基础，使图书市场得以发展，这不单是一种面向市场的立体化经营，更是一种崇业敬业的精神所闪现出来的智慧。这种智慧绝不是偶然的，它是一种民族文化积淀的产物，是一种历史与现实的心灵感应。
　　如何使品牌产生更大的效应，在促进期刊的发展上发挥更大的作用，除了图书的开发之外，还能不能再有更大的空间，成了何承伟和编辑们共同思考的一个问题。
　　《故事会》品牌的空间到底有多大？
　　从认识的角度来讲，品牌的空间有多大，发展的空间就应该有多大。
　　难道这个空间就只有图书？
　　何承伟与编辑们再次共同研究，决定突破原有的空间，实行跨文化战略，涉足其他的出版领域，建立新的经济增长点。
　　这时，大家想到了曾经出版的《妈妈讲故事》，当时采用图书与磁带相配合的形式，就是一种很好的办法，因此编辑部决定对创造的期刊品牌在第二次开发图书的基础上，实行第三次开发。
　　与时俱进，棋先一着。
　　于是，编辑部与一家影视公司联袂，决定共同开发《故事会》的故事资源，拟共同出品“悲剧故事”、“阿P故事”中的部分作品。前者主要是历年《故事会》中的“中篇故事”代表作。其情节复杂，容量厚实，人物、环境、情节都具有相当大的弹性空间，便于影视制作。而后者则表现的是一种类型化、性格化的人物，具有喜剧色彩，影视效果预感不错。
　　这项正在实施的工作，相信一定会产生更大的《故事会》冲击波。
　　人世间的许多宝藏，本来就是存在着的，但是却需要人们用智慧和心力去发掘。在何承伟的带领下，《故事会》的编辑们总是不断地发掘着这些宝藏，不倦地走着自己独特的、立体化发展的道路。
　　永远不要忘记，你手中握着的石头，可能正含有丰富的金矿，关键是你需要找到提炼的方法。
　　《故事会》的标志，那个神态可亲可爱的“说书俑”，将印在一套长达十五卷的历史百科全书——《话说中国》的封面上。
　　这是依靠《故事会》品牌，向着中国五千年厚重的历史文化和现代读者与世界文化的一次延伸。
　　何承伟和他的同事们充分地认识到故事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巨大作用，认识到品牌的社会效应，因此他们又以故事的方式，着手演绎中国几千年文明史和云谲波诡的战争，先后编辑出版了“《故事会》经典书系”——《话说中国》《话说战争》，这两本书是这套书系中率先冲向市场的双子星座，还未出版就引起了关注。特别是《话说中国》，被列入了国家“九五”重点规划项目，这本书的出版将改变人们阅读历史的传统和习惯，因为图书中精选了二千五百则中国历史故事，以及二千五百幅精美的历史图典。读者通过阅读，可以将抽象的历史，变成为形象生动的一幅幅画面和一个个引人入胜的故事。这种阅读将是轻松、愉快和令人陶醉的。
　　这套书还在编辑的过程中就引起了海外多家出版机构的关注。看了样稿后，纷纷提出购买该书海外版版权的意向。经过慎重研究，最后决定将这套书的版权授予世界著名的跨国出版集团——美国《读者文摘》有限公司，在国内推出《话说中国》的同时，同步出版《话说中国》的海外繁体版，在条件成熟时，再出版英文版。
　　美国《读者文摘》每月以十九种文字印发全球，销售超过二千七百万册，是一本拥有一亿读者的全球畅销刊物。它在出版期刊的同时，还推出了许多具有影响的图书。这次购买《话说中国》的版权，是借期刊的发行渠道，向全球华人推广和销售这套书。
　　为什么像美国《读者文摘》这样的国际一流期刊，如此地看好这套书呢？
　　作为这套书的组织者何承伟认为，“现代人对历史的感悟，最能产生共鸣、最能感到激动的文学样式是什么，是故事。是蕴含在故事里的或欣喜或悲切或高亢或低回的场面。这些经典场面令人感慨唏嘘，荡气回肠。记住了一个故事，也就记住了一段历史。”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历史故事是一个民族深沉的集体记忆。
　　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们突破传统的历史读物注重叙述王朝兴衰的框架，以故事体的文本作为主体，以世界的眼光，一流的专家学者的史识来探索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与规律，以密集的信息，弥补故事叙述中知识点的不足，从而使故事的感性冲击力和历史知识的理性总结达成高度的统一。
　　在这部书里，你还将看到互为表里的图与文的精彩结合。
　　这种结合不是表象的组合，不是枯燥的说明，而是立体地凸现每一个历史时期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发展变化，透过生动的图片里的故事，图与文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同时整套书的图片又构成一个个独立的专门图史，如服饰、医药、风俗、军事、科技等等，使读者通过这些图片的分类，对于纵横交错的中国历史有了一个更加清晰的认识。
　　贴近现实，贴近当代的读者，是《故事会》所一贯坚持的原则。因此在这套书中，对传统的文字说明进行了改造，努力揭示图片背后的信息，让这些文字更加贴近当代人的思维习惯和审美情趣，让读者在读完文字之后，对这些极有价值的图片有更深刻的理解和全新的发现。
　　既有精炼简洁的故事，又有多元化的图像，读者得到的是图文并茂的双重收获。
　　既享受了故事所带来的审美快感，同时又能寻绎历史的大智慧，读者获得的是一种民族历史和知识的滋养。
　　数字化为我们的时代带来了许多崭新的变化，作为文化产品也不例外。为此，在这套信息密集型的中国历史百科全书里，大量地运用了电脑网络上广泛使用的关键词检索方式，以关键词揭示故事的内核，由此来检索和使用故事文本与相关知识信息。
　　这是为广大读者编辑的一部具有现代意识的历史百科全书。
　　这套书的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不但有自强不息的过去，前进中的现在，而且还有更加光辉灿烂充满希望的未来。
　　李学勤教授认为：“《话说中国》走学术通俗化的道路，它的这种内容与形式符合现代社会的需求，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如果能够把握好学术高度和通俗性的关系，能够做到既通俗化大众化，又有一定高度和学术内涵，是可以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是可以与世界优秀作品相匹敌的。”
　　听一听这些令人振奋的卷名吧：《创世纪在东方》《诗经里的世界》《春秋巨人》《列国争雄》《大风一曲振河山》《漫漫中兴路》《群英荟萃》《空前的融合》《大唐气象》《变幻中的乾坤》《文采与悲怆的交响》《金戈铁马》《集权与裂变》《落日余晖》《枪炮轰鸣下的尊严》。
　　不断关注现代人求知方式与阅读趣味的变化，将高品位的编辑方针和大众传播的形式结合起来，独辟蹊径，创造一种介于高端读物与普及读物的独特的图书形态，努力使先进文化为最广大的读者所接受，这是编辑们在品牌的延伸中所长期坚持的。
　　为了编辑这套中国历史的百科全书，何承伟和他的同事们经历了整整的六年时间。他们希望浸透着自己智慧与汗水的这些图片和故事，能够组合成一部中国当代出版物的传世之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殿堂增光添彩。

第七章世界的故事（7）

　4. 走向世界的故事
　　编辑部收到了一封奇怪的来信。
　　在每天收到的数千封来信和来稿中，这的确是一封与众不同的信件，那长长的信封即使放在多如烟海的来信来稿堆里，也能让人一眼就看出它来。
　　这封信来自遥远的瑞典，寄信人是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的研究员盖玛雅。
　　原来，盖玛雅是这所世界著名大学从事中国通俗文学研究的研究员。她在阅读中国众多的期刊中，发现《故事会》在中国的期刊、特别是文化期刊中可说是独树一帜，别具风格。虽然有许多期刊后来从开本的大小，图案的设计，作品的选发等方面都模仿《故事会》，但那也是只学了表皮，而未曾学得“真经”。
　　一位远在“天涯”的外国学者，竟然能从中国浩如瀚海的期刊中发现《故事会》，除了这位外国学者有一双智慧的眼睛，《故事会》不同凡响的办刊宗旨和时刻闪现出来的个性，不能不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
　　盖玛雅在来信的同时，还邮来了一本评论图书资料。在这本资料中，有许多地方的例证都引自于《故事会》。她在来信中告诉编辑部，她目前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中国的通俗文学，因为这本刊物特别具有民族特点和大众特点，而她在从事研究中的许多资料，都来自于“《故事会》上创刊以来所发表的一些小说”。
　　不知道这位瑞典学者是如何地看待“故事”与“小说 ”的，但她对于《故事会》“从创刊以来”所发表作品的深入研究，不能不使人对此发出惊叹。
　　村村寨寨都在流传《故事会》里的故事，天涯海角都有阅读《故事会》的知音。《故事会》探索出了一条中国故事和中国期刊的发展之路，引起了海内外同行和读者的关注。
　　《故事会》这本“小”刊物，已经走向了大世界。
　　《故事会》的未来之路是什么？
　　何承伟心中早已画出了一幅蓝图。
　　他说：“虽然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我们仍感到很不满足。在新世纪，刊物竞争日趋激烈，仅凭以往的经验，不可能解决现在所面临的难题。《故事会》要取得新的发展，必须有新的发展目标。在产业建设方面，必须走好两步‘棋’，一是向基层发展，深入中国社会的千家万户；二是走向世界，引进世界故事的精华，为己所有，然后再推向世界，让全世界的读者共同享受故事美学，实现‘故事的世界，世界的故事’的目标。”
　　好一个宏伟的目标！
　　经过1979年那次由《故事会》发起召开的全国部分省市故事研究专家和作者的研讨会后，《故事会》有了一个模式，而且事实证明已是读者乐于接受的模式。以后声誉卓著，基础日固，只要照此萧规曹随，刊物也同样会“稳步前进”。可是，这不适合何承伟的性格，他要在整个中国历史的进步中实现《故事会》更大的进步。
　　作为主编的何承伟，现在虽然已是上海文艺出版总社的社长了，但他的心一刻也没有离开《故事会》，因为这本刊物同时也是出版社的“拳头产品”。他已将自己的大半生心血，融入了这本期刊的字里行间，融入了那些来自天南海北的作者成长的历程，融入了数以千万计的读者满意的心灵。他生命的年轮也在这一月一本的《故事会》中增长着，这里有他的青春，有他的追求，有他的事业，有他乐意献出整个生命的激情。
　　正是由于他和两代编辑的忘我工作，这本小小的刊物，才能够在中国百年期刊的历史上，创造出如此令人神往的神话。
　　为了将这本刊物引向更加广阔的天地，让这本刊物走向世界，让世界来了解这本刊物，何承伟围绕这个宏伟的目标，已经开始了运作。
　　作为一本刊物，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的载体，要想使刊物走向世界，实际上就是必须让其所代表的文化走向世界。
　　为此，围绕何承伟所提出的宏伟目标，编辑部在日常工作中十分注重打通和架设两座文化桥梁——“传统”与“现实”之间的桥梁，“民族”与“世界”的桥梁。
　　传统便是一种继承，一种文化的发扬，这是“根”。只有“根”深才会干壮、叶茂，才能有生命力。但是如果完全脱离现实，一味的“传统”，就会使一本刊物脱离生活，脱离读者。而“民族”与“世界”本来就是一对统一体。因为在人类的文化发展中，越是具有民族性的东西才越具有世界性，才能够真正地走向世界。
　　回顾新时期以来中国期刊的发展，也曾经有过许多想“走向世界”的刊物，与《故事会》不同的是，这些刊物将一些外来的东西，进行了毫无选择的移植，有的甚至是完全“西化”。可是，这些被“舶来品”由于水土不服，不但没有达到的预期的目标，反而圈子越做越小，不久便关门大吉，连编辑部那间小小的房门都未曾迈出去。
　　事实一再地向我们证明，抛弃了民族传统的期刊，走向世界只能是一句空话。
　　《故事会》则牢牢地抓住了“民族性”这一点，并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努力地架设起“两座桥梁”，脚踏实地地在继承中国民间文学的基础上，不断地挖掘民族文化有意义的东西。同时，又根据现代生活的特征，不断地开发有时代气息的新故事。在此基础上，从本民族的审美习惯和欣赏习惯出发，在不断培育民族文化的同时，有目的地引进外来文化，并通过“嫁接”，使其能够为中国的老百姓所接受，所喜爱。
　　《故事会》有目的地向海外的读者打开了中国民间传统文化窗户的同时，又向国内的读者打开了外来文化的另一扇窗户。
　　《故事会》的每一篇作品，都是以民族文化为支点的：通俗、易懂、易记、易讲，便于流传，就是从外国引进的“苹果”，到了《故事会》这棵中国的“树”上，也要将其培育出一种中国文化的味道来，然后奉献给读者。
　　中国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结合，高雅与流行的结合，使这本刊物在海内外赢得很好的声誉。
　　在这本薄薄的刊物里，我们已经看到了一种将中外古今融会贯通的大手笔。原有的“民间故事金库”“外国文学故事鉴赏”已成为《故事会》的长期保留栏目。这里的故事大都是从中国民间传说、传统文化和外国文学中挑选出来的优秀作品，经过作者加工，用通俗易懂、明白如画的语言重新进行了改编，使中国的读者不仅爱看，也使外国的读者能够从中得到一种文化的滋润。
　　为了从本民族的文化出发，使刊物真正地走向世界，《故事会》始终坚持民族性、大众性和现代性的结合，坚持追求通俗文学的高品位。作品坚持清新明快，诙谐幽默，接近群众的品味和民族审美需求。近来还不断地推出一些中外读者都能接受的新栏目，如“中国新传说”、“情节聚焦”、“谈古说今”“传闻逸事”等等。这些栏目的故事，集中到一点，就是体现一种令人神往的中华民族文化，这是一座从本民族的土地上向外延伸的世界之桥。

第七章世界的故事（8）

1998年，何承伟一行数人来到台湾。他们是受台湾出版界的友好邀请来访的。
　　在短暂的访问期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些出版界的同行和专家们，对《故事会》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交谈中，台湾同行们对于《故事会》在中国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和令人吃惊的发行数量，一个个都听得入了神。
　　在台湾，一本期刊能够发行到上万册已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了。听到《故事会》上百万册的发行量，就如同在听一部天书一样。这些同行们对这本刊物进行仔细研究后终于发现，这是一本以本土文化为主的期刊。
　　台湾之行，《故事会》的名刊效应得到了更大的发挥，同时也拓展了刊物的海外空间。台湾的同行们都希望以后能加强联系，相互交流办刊经验，使《故事会》这本刊物能够在海外的华人中产生更大的影响。
　　其实，故事是没有国界的。
　　自从有了人类以来，讲故事从来都没有停止过。这种原始的方式一直随着人类自身的发展保留到现代。进入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在世界各地都曾掀起过“故事热”。据美国著名故事大王、儿童文学作家 、诗人珍妮·约伦女士说：“今天 ，美国重又迎来了讲故事的‘文艺复兴’时期。”
　　珍妮·海伦还对此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她说：“1974年，在田纳西州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乔尼斯波罗镇上，举办了一次毫不起眼的故事节，当时有二百多人，其中一大半是好奇的听众。今天，乔尼斯波罗10月的故事节，能够吸引三千多人，其中包括故事讲述者、学讲故事者和听众。在全美国的二十多个州里，也有了各自的故事节，故事研讨会，故事晚会或者故事周末，连加拿大和英国也开始举行了此类活动。”
　　珍妮·约伦女士的这些话，被收入上海文艺出版社在1991年出版的《世界著名民间故事大观》一书。这充分地说明，好的故事都应该没有国界，它是整个人类的共同财富，同样会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欢迎。
　　美国还出版了一本专门对故事进行研究的刊物，名叫《口头理论》，由美国口头文学研究中心主办，以故事和传说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
　　正是这样，《故事会》走向世界也是顺应了时代和历史潮流的。
　　由于《故事会》坚持“世界的故事”，以其优秀的民族文化不断地拓展自己的空间，不断地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
　　1997年月11月24日，以吉米·纳尔·史密斯为团长的美国故事代表团一行四十人，专程来到上海，来到《故事会》编辑部，与编辑们进行了面对面的对话和交流。
　　对于《故事会》的办刊思路以及在中国拥有如此众多的读者，老外们听得是津津有味。
　　她是谁？她来自何方？
　　要了解这个问题，还是让我们先来看看她所发表的文章——
　　“为了了解目前新故事的流传状况，首先介绍一下堪称无所不包的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月刊《故事会》……
　　“《故事会》是三十二开百页不到的小册子。每期目录排在最前面的就是‘新故事’栏目，接着就是笑话、各种传说、谚语故事、外国故事以及面向儿童的‘妈妈讲故事’。再就是章回小说式的‘中篇小说连载’，自1983年第五期至1984年第八期，五次连载了《蔷薇花案件》。最后在‘故事编讲辅导’栏中，刊有关于新故事理论研究方面的问题，新故事写作方法等文章，内容的确丰富多彩，读起来使人感到它仿佛是个珍宝箱。
　　“这本小册子在日本的名声虽然刚刚开始，但在中国，到去年发行量已达六百万册。这个发行量居全国期刊第一位。……《故事会》是个人花钱买的。据读者来信中反映，这本杂志每到书摊上，很快就被抢购一空，若不预先订阅，临时很难买到手的。可见这迫切需要逐步扩大发行量。这六百万是怎样轻而易举地居全国首位的呢？而且他们在（去年）年末公布的数字还是三百万册，一年之间竟增加了一倍。从1984年起，又将双月刊改为月刊，发展得简直没有止境。
　　“那么，声望如此之高的秘密何在呢……”
　　这是一篇对于故事进行研究专著中的一节，作者名叫加藤千代，是一位日本学者。
　　加藤千代的这部专著后来被译成了中文，发表在1985年9月出版的《今天的中国民间文艺特辑》中，全文共分六个部分：一是杂志的通俗读物化；二是《故事会》月刊；三是最近的新故事；四是关于新故事概念的讨论；五是民间的创作空间；最后是结语。
　　为了完成这部专著，加藤千代飞跃日本海峡，从中国的东北一直采访到上海，对这本刊物进行了比较全面的了解，搜集了大量资料。
　　《故事会》的发展引起了加藤千代极大的兴趣，吸引了这位外国学者，她回到日本之后，曾专门地向日本的读者做过推荐，使这本刊物很快传到了一衣带水的日本。
　　最近几年来，《故事会》不仅在日本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同时也在北美、欧洲等许多国家和地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特别是随着海外留学生的不断增加，这些远涉重洋的学子，将这本他们所喜爱的刊物带向了世界各地，不但在华人社区赢得了声誉，同时也在一些外国学生和研究人员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一位女作家曾经谈起过这样一件事情，她在美国留学的女儿，每月都要她定期地给邮去一本当月新出版的《故事会》。这本刊物到了那里以后，很快就会被一些华裔学生抢着阅读，最后连一些其他国家的同学都来争着要她们给讲一讲刊物上面故事，这些外国学生听完后有时就会开心地大笑起来。

第七章世界的故事（9）

《故事会》在这所大学里，很快就成了一本“国际性的刊物”。
　　《故事会》时常有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举措。
　　2003年国庆前夕，我突然听说这本刊物从明年开始就要改成半月刊。
　　从1998年到2001年，中国期刊界有一股“改刊热”，许多较有影响的期刊都相继完成了自己的改刊任务，将过去的月刊改成了周期较强的半月刊，加快了期刊的节奏，纷纷“抢滩”市场，占领市场份额。
　　在此期间许多作者和读者也曾给编辑部来信，要求《故事会》同中国其他有影响的期刊一样，尽快改成半月刊。
　　可是，几年下来，编辑部仍然按兵不动。
　　原因何在？
　　主要是怕改刊影响作品的质量，怕读者掏钱却买不到货真价实的东西！因为《故事会》是一本以原创为主的期刊，其作品的成熟期比较长，编辑部在作品上所花的精力与时间也相对较多，如果跟着改刊的潮流走，将一本刊物一分为二，势必会影响到刊物的质量。
　　何承伟和所有编辑的观点都很明确，改刊并不是数量上的增加，而应该是质量的再一次提高。让故事的世界真正地走向世界的故事。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编辑部不盲从潮流，而是默默地做着自己的准备，在提高刊物质量上下功夫。
　　为了保证稿件质量，对于稿件的终审，《故事会》独创了一个新的审稿制度，即实行由主编主持下的特约编辑和编辑一同“三堂会审”的办法，及时发现问题，统一思想认识，从而使作品质量上一个新台阶。
　　由于提高了作品质量，在2003年5月前后，全国许多刊物受“非典”影响发行下滑的情况下，《故事会》的发行反而有所增加，码洋比上年同期增长了三百万元。
　　当然，为了培养刊物的后备力量，从上海高校毕业的研究生中，选拔了马峡、褚潇白两个年轻人进入编辑部。在选拔录用编辑时除了学历和文字能力之外，还特别强调了外语的实际应用能力。
　　《故事会》是一本依靠市场运作的刊物，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现在天时、地利、人和都已具备，改刊的时机已经成熟。
　　2003年月11月份，《故事会》将开始试刊，2004年正式改为半月刊。上半月刊为“红版”，下半月刊为“绿版”。
　　改版后的《故事会》不单是数量上的增加，更有质量上的提高。刊物将强化作品的个性，从而实现“人无我有，人有我新，人新我优，人优我全”的刊物新境界。
　　为树立品牌形象，防止盗版，刊物的部分精彩内容将改为彩版，以增强图片的冲击力，但仍然走低价位的路子，让利于广大读者，原来的定价不变。这样一来，刊物每年就将拿出七十万作为彩页的补贴，让更多的人读到正版的《故事会》，享受到丰富多彩的故事艺术。
　　改版后对于原有的广告也将进行进行较大的改革，引进品牌广告，淘汰或清除黑白信息类广告。
　　插图作为一本杂志中传递信息最快的艺术，刊物将走出原有的模式，从多线条式走进具有现代意识的网状技术，通过电脑制作给人以轻松、醒目、幽默和一种现代的美的享受。
　　改刊后的《故事会》将向海内外广泛征稿，同时提高稿酬，增加改稿会的次数，以吸引更多的故事作者和优秀故事作品。
　　读者说：《故事会》改刊实现了他们多年来的愿望。
　　作者说：《故事会》改刊让他们有更大的用武之地。
　　编辑说：《故事会》改刊将使刊物跨上一个新台阶。
　　发行商说：《故事会》改刊是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
　　为了实现未来期刊国际化的竞争，改刊后的故事会，将实现一种质的飞跃！
　　《故事会》不仅是上海这座东方大都市的一份“土特产”，同时也是中国面向世界文化拿得出手的“土特产”。
　　如果说一本书是作者个人思想的体现，那么一本刊物则是读者与作者所做的一种价值取舍。
　　一本期刊创造某一时段的高发行量并不难，难的是经久不衰地保持着全国乃至世界的期刊领先发行地位，这除了特定的时空之外，必然有某种深刻的人文内涵，一种魅力无穷的美学原则，并通过编辑人员在一点一滴极其细微的工作中体现出来。
　　《故事会》四十年走过的历程，特别是近二十年来持续上升的发行量表明，这本刊物并不仅仅是依靠通俗取胜，也不单是依靠故事获益，在她精心的策划、编辑和设计中间，包容着一种人类所共有的东西，这就是对于人性美的提倡和赞扬。这种提倡和赞扬不是浅俗的说教，不是故作深奥的炫耀，而是充满着一种心灵的关爱和文化的热忱。不仅为中国的读者，同时也为世界和整个人类所接受。刊物中那种人类美好的东西得到了不断的展现，机智和幽默地向人类诉说着自身进步中经历的沧桑与苦痛，勃发出一种对于人性的讴歌和诗意的追求，她依靠故事所编织起来的人类这种共同的向往，正好为迷茫中的后工业社会的人们送去了热情和关爱，这种人文关爱的力量是难以估量的。
　　在这里，《故事会》已不仅仅是一本刊物，她所走过的道路，实际上是一条如何更好地发展民族文化的道路，她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东西。
　　风云际会，鹏举鹰飞。
　　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间经济、文化交流的不断扩大，中国期刊将面临着极其严峻的挑战，在这近似于残酷的挑战面前，如何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打造好自己民族文化的品牌，尤其显得重要。
　　中国期刊已有了一百多年的历史，还得不断地向前发展，学会以全球战略的眼光来观察思考问题，逐渐地建立和形成一个以《故事会》为龙头的故事类图书的出版中心，让中国的期刊能够真正地走向世界，这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这也是何承伟所拟定的新世纪的奋斗目标。
　　坚冰已经打破，航道已经开辟。我们有理由深信，经过不断地努力，在不久的将来这个目标将变成现实，《故事会》将使世界的故事变得更加精彩！
　　2002年5月12日——2003年5月15日完稿于常州
　　2003年9月修改、定稿于上海——常州

第七章后记

亲爱的读者，当你翻开这本书的时候，也许会惊奇地问我：“怎么会想到为一本期刊写传记呢？”
　　的确，古今中外的传记史上，很少有人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正因为很少有人做，所以它具有挑战性，更具有创造性和神秘性，也更适合我的创作个性。更何况《故事会》在整整四十年的发展史上，本来就有着许多值得写的东西呢！
　　可是，当我真正开始采写时，却一下了感到十分茫然。
　　据我所知，在中国的百年期刊史上，像《故事会》这样四十年、特别是近二十多年来一直保持着发行量位居全国期刊前列，并跻身于世界大发行量行列的刊物，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在这段时间里，中国社会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许多曾经名重一时的期刊，在时代的大潮中都先后被淘汰出局，为什么一本小小的《故事会》却能够在这样长的时间里独领风骚？
　　我必须得下功夫来追寻和研究这样一问题：这四十年来，《故事会》究竟能为中国期刊的发展留下一点什么？
　　为了完成这样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我必须深入到这本刊物的“心脏”，去了解和观察这本刊物的历史，重新追溯她所走过的历程，熟悉那些我所不知晓的人物和故事，并尽力解剖这些带着极大神秘色彩的举措与事件。
　　这实际上也是对我认知能力的一种考验。
　　于是在整整的一年时间里，我对许多与这本刊物有关的人物进行了采访，从落满尘埃的档案中查看了几百万字的资料，阅读了从创刊以来的大部分杂志……在这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中，我的心曾一次又一次地被吸引，被陶醉，被震撼，使我一步一步地走近了这本刊物，并看到了隐藏在后面的一个个鲜活的灵魂。
　　那些将自己的生命融入这本杂志的编辑们，与这本杂志一样地对我充满着神秘和诱惑，在对他们的采访中，我一次又一次地感受到一种激情的热浪扑面而来，感受到那种热烘烘的生命的呼吸。
　　在采访中，我努力地发掘那些早已被人们快要遗忘了的记忆，寻找那些或深或浅的足迹，记录那些鲜为人知的史实，并透过这些去发现那些蕴含着的闪闪发光的灵魂。
　　我不得不提出一个又一个令人费解的谜团：
　　她的创刊是偶然还是必然？在全国不少期刊连生存都很困难的情况下，她是如何地创造了如此巨大的发行量？这个巨大的发行量后面，究竟有一些什么样的“内部政策”？杂志的后面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高人”在操作……
　　就这样，我在对这一个又一个谜团的解读中，一下子就写了将近三十万字。
　　我自认为是一个十分务实的传记作家，更是一个诚实的人，我从不愿用那些看似高深，实则毫无收益的花花绿绿的文字来骗取读者掏钱购买我的书，我相信通过我认真的研究和努力的写作，许多读者、特别是期刊界的朋友们，除了能够真正地解开《故事会》的神秘之外，一定还会从中悟出很多办刊的真谛。
　　《故事会》的成功，不仅丰富了中国期刊发展的历史，同时也为中国期刊的发展提供了十分宝贵的经验。
　　办刊物实际上是一种智者的行动。
　　《故事会》创刊之初，就是再伟大的预言家，当时恐怕也不可能想到一本薄薄的小册子，经过漫长的四十年后，竟然会发展成为在中国、乃至于在世界期刊界都极具影响的一本刊物，并以此带出了一门全新的学科。这中间办刊人超群的智慧与胆识，顺应时代，掌握国情，与时俱进的辩证思维，在前进的每一步中，无不闪烁着这些智慧的光芒。
　　一个充满凝聚力与向心力的编辑部，便是永远取之不尽的智慧的宝库。
　　在《故事会》这个小小的编辑部里，我不但找到了这种智慧的源泉，同时也寻找到了他们所赋予这本刊物的人格的力量。
　　试想一下，如果一个只有几个人的编辑部里，人们相互之间缺乏信任，缺乏理解，整天明争暗斗，尔虞我诈，说长道短，阳奉阴违，斤斤计较，这样下去刊物最终会办成一个什么样呢？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办刊人人格的力量，就是一本刊物自身的力量。
　　我在对于《故事会》的解剖中，还再一次地认识到，办刊物的过程，同时也是一种对于本土文化的认识和审视的过程。因此她才能够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自己相对固定的读者群，使其在近二十多年来，发行量一直稳定在四百万册左右，而不至于使自己“风雨飘摇”……
　　由我来为这本著名的中国期刊写传，既感到兴奋同时又感到力不从心。我曾在两家杂志任过一定的职务，深知目前办刊的艰难，深深地理解《故事会》在四十年的发展中，留给我们的这笔财富的重要。
　　我希望这本传记能够填补中国百年期刊发展史上的一个空白——即通过记录一本著名期刊四十年来在不同时代的历程，给中国的期刊史留下这本期刊值得借鉴的正史，真正地了解这本刊物所创造的神话故事。
　　我写过几部人物传记，都曾获得过好评，也获过全国性的大奖。但是没有哪一部有这部《故事会》传记这样让我费尽了心思，吃够了“苦”头。在整整的一年时间里，我马不停蹄地采访，来往穿梭于编辑、作者、读者之间，连春节都“搭”了进去，做了四大本的采访记录。那些落满尘埃的资料，我分四次才提进家，堆满了我的书房。它们是那样的杂乱无章，那样的让我绞尽脑汁。我必须跨越时空，从这些乱麻中理出一条“路”来，这使我常常在激动的同时，又感到无赖。多少个夜晚，这些零乱的人和事弄得我无法入睡。
　　最后，我终于走出了迷茫的云雾，认识到这本刊物对于中国百年的期刊发展史，以及对一个时代文化的价值，并从这种价值出发，理清了这本刊物四十年发展的一条轨迹。
　　这种思想的突破，使我有幸成为通过文字比较系统地解开《故事会》这个世纪之谜的第一人。
　　随着时代的发展，《故事会》同样将面临着管理、体制、编辑思想和精神的传承以及更加有效地激发人才的创造力等等许多新的问题，有些问题现在就已经开始凸现，如果不及时解决，或者解决不好，就会对生产力形成一种制约，就会引起人们对于其结局的担忧。
　　未来的《故事会》会不会书写出一部更加引人入胜的神话呢？
　　《故事会》编辑部多年以来从不张扬，这是他们的一个特点。可是当知道我准备要写这部传记时，却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帮助，作为作者，在此表示深深谢意！
　　由于时间关系，还有许多的人和事都没有来得及采访，因此在采访与写作中难免有许多不足，希望再过四十年，另一个传记作家将会为《故事会》写出一部更加精彩的传记。但我却真诚地希望那个时代的读者，能够在图书馆里找出我写的这本传记，在细细的品读中体味这一代编辑们为此所付出的辛勤劳动，感受着一种灵魂的浸染与升华。
　　只此，足矣！
　　沈国凡
　　2003年9月于运河之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