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合辑。
符号学发展历程
文 / 传播匠阿匠学姐 _zhihu
一、索绪尔与第一阶段
1857 年，费尔迪南・德・索绪尔出生于瑞士日内瓦的一个法国家庭中，他的祖父原先是法国人，但早已入了瑞士籍，他的父亲是一位在瑞士颇有名气的自然科学家。受到家庭的影响，索绪尔在 1875 年时遵循父母的意愿前往日内瓦大学学习了两个学期的化学、物理和博物学。
但索绪尔的兴趣并不在自然科学。父亲的一位研究语言古生物学的挚友阿道夫・皮科特在他年幼时便引导他学习语言学，这使得索绪尔很早就掌握了欧洲的多种语言，包括古拉丁语和希腊语。甚至在上中学时索绪尔就已经开始学习梵语了。
于是，在日内瓦大学学习了一年的索绪尔还是决定离开，转学到德国莱比锡大学专攻语言学。1878 年，写出了他那篇杰出的**《论印欧系语言元音的原始系统》**，提出语言是集体的习俗，反映在语法、语源、语音等方面，认为各种语言具有普遍性。虽在本文未使用 “结构” 一词，但 “习俗” 实质上就是结构主义后来指的结构，也正是这篇文章让老一辈的语言学家大为惊奇。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
1891 年，索绪尔回到日内瓦大学任教，教授印欧系古代语言和历史比较课程。1906-1911 年，索绪尔三度讲授普通语言学教程一课，三次课的内容不尽相同，但始终没有讲稿，似乎也并没有兴趣写成一部著作。
1913 年，索绪尔因喉癌去世。索绪尔去世后，他的两个学生巴利（Ch.Bally）和薛施霭（Albert Sechehaye），收集同学们的听课笔记，据此整理出《普通语言学教程》，1916 年出版。
《教程》如今已被译成多种语言版本，成为语言学史乃至学术史上一部重要的经典著作。正是这部著作开启了语言整体结构研究的新阶段，也奠定了索绪尔 “语言学之父” 与 “符号学之父” 的地位。
二十世纪初，由于得到布拉格学派（功能语言学派）以及符号语言学派的热情推动，以语言学为基础的索绪尔理论开启了符号学发展的第一阶段。
索绪尔认为，语言虽然只是人类使用的符号之一种，却是不成比例的超大符号体系，语言学研究应当为符号学提供模式，并认为符号表意的根本原则是任意性。二十世纪前期，“索绪尔式语言学” 迅速成熟，因此，当结构主义符号学在六十年代潮涌成一个声势浩大的运动时，语言学为之提供了一个系统清晰﹑根基牢固的理论框架。
二、结构主义与第二阶段
符号学发展的第二阶段出现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索绪尔符号学直接被发展成六十年代结构主义大潮：雅各布森 1、罗兰巴特 2、格雷马斯 3 等人，把结构主义发展成为六十年代最显赫的学派。
符号学也开始卷入其他思潮：马克思主义 (戈德曼、阿尔都塞)，心理分析 (拉康、克里斯蒂娃)，现象学 / 解释学 (梅洛・庞蒂、利科) 等。这三者加上以符号学为重点的形式论体系，共同构成了现代批判理论的四大支柱。
比如在社会学研究方面有霍尔的文化解码理论、伯明翰学派**费斯克等人的亚文化 “符号抵抗”**研究、
布迪厄的符号资本理论、鲍德里亚的商品符号学；在心理分析方面有弗洛伊德解析梦的 “修辞”，这与符号的分析策略非常相似、克里斯蒂娃的 “符号心理分析” 理论中，符号学成为心理分析与女性主义结合的桥梁。
而现象学 / 存在主义 / 解释学这一理论系列，关注意义的生成与理解，与符号学有相当多重叠部分。现象学创始人胡塞尔仔细讨论了符号问题；梅洛・庞蒂则是将符号学与存在主义结合的第一人；此后格雷马斯、库尔泰、高盖等人发展 “主体符号学” 理论；塔拉斯蒂近年的著作系统地提出了存在主义符号学；利科深入总结现象学与叙述的关系……
这些人大都不承认自己属于一个名叫 “结构主义” 的运动，但是他们不讳言对符号学的热情。他们所提出的符号学体系，大都构筑在索绪尔理论之上，他们的符号学实际上是 “语言学式” 的符号学。
例如罗兰巴特研究时装，集中于时装的语言描述；格雷马斯对符号方阵的理解，实际上是概念语项的对峙。但是语言学模式使符号学难免落入结构主义的共时格局，索绪尔理论很难摆脱封闭系统，这让符号学的 “语言学模式” 有了局限性。
但即使如此，在这个阶段符号学的几种模式还是未能汇合，索绪尔模式依旧一家独大。第二阶段的特点是符号学成为人文 - 社科规模宏大的总方法论。
（1）雅各布森（1896-1982）
著名的俄罗斯语言学家，1896 年 10 月 11 日出生于莫斯科。主要的学术领域包括艺术、文学、语言学、符号学等。1918 年，雅各布森毕业于莫斯科大学，两年后任莫斯科戏剧学院俄语教授。发表《无意义的书》、《未来派》、《俄国现代诗歌》等著述，强调诗歌和语言学的联系，提出 “文学性” 概念，成为俄国形式主义的领袖人物。
并尝试从交际的角度考察语言的功能及相互关系，推动了语言学从形式主义向功能主义的转变，首创二十世纪人文社会科学最为流行的术语一一结构主义，其结构功能观在学界的影响持久深远。著有《言语初步分析》(1952)，《语言的基础》(1956）， 《语言学与诗学》（1958）等书籍。
（2）罗兰・巴特（1915-1980）
著名法国作家、社会学家，1915 年 11 月 12 日出生在法国诺曼底的瑟堡。巴特是已故法兰西学院讲座教授，法国当代著名文学思想家和理论家，结构主义运动主要代表者之一，并被学界公认为法国文学符号学和法国新批评的创始人。
1976 年，罗兰巴特以其欠缺研究生资历的背景，在福柯的推荐下，得以破格进入最高学府法兰西学院。罗兰巴特的一生经历可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媒体文化评论期（1947-1962）、高等研究院教学期（1962-1976）、法兰西学院讲座教授期（1976-1980）。
罗兰巴特故后留下了五卷本全集约 6000 页和 3 卷本讲演录近千页，表现出他在文学、文化研究、人文科学诸领域内卓越的艺术评鉴力和理论想象力，是当代西方影响最大的文学思想家之一。
（3）格雷马斯（1917-1992）
立陶宛裔法国符号学家、叙述学家，在符号学发展史上有重要地位。生于前苏联图拉，1934 年毕业于立陶宛大学法律系，1944 年移居法国，1949 年获得巴黎大学博士学位。后在土耳其、埃及等国大学任教。从 1965 年开始任教于巴黎，他的学生与同事构成了后来的 “巴黎符号学派”。
格雷马斯在叙述分析问题上提出 “行动素理论”，进一步发展了叙述的情节模式理论；他改造东西方各种逻辑意义图式，提出著名的 “格雷马斯方阵”。很多学者至今认为方阵的架构可以解答符号学的许多难题。
著有《结构语义学》（1966），《论意义》(1970) , 在与库尔泰合编的《符号学一语言理论分析词典》（1979）一书中总结了他的符号学思想。
三、皮尔斯与第三阶段
在著名的 “符号学之父” 索绪尔出生仅仅两年后，另一位对符号学影响巨大的学者出生在了美国马萨诸塞州东部的一个学术家庭。他的父亲本杰明・皮尔斯，是哈佛大学名噪一时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姑母和叔父也是数学和化学领域的专家。受到当地哈佛学院学术氛围和杰出访客的影响，皮尔斯对科学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
不过后来皮尔斯慢慢发现自己的兴趣点是逻辑学，于是又致力于逻辑学和哲学的研究。16 岁时，他就开始诵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并且对书中每一部分都提出自己批判性的考察。
皮尔斯
1861 年他在哈佛读驻地研究生，获得文学硕士学位。1863 年，他在哈佛劳伦斯科学学院以优等生身份毕业并获得化学专业的科学学士学位。1867 年皮尔士入选美国文理学院院士，1877 年皮尔士入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并且他还同詹姆士等人一起成立了形而上学俱乐部，在那里首次提出 “实用主义” 一词。
1875 年，在詹姆士和本杰明・皮尔斯的推荐下，他向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写了自荐信。1879 年，他如愿以偿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兼职逻辑学讲师。
1903 年，皮尔斯开始与英国语言哲学家维尔比夫人 (Lady WelbyGregory) 长达九年的通信联络，他在信中提出了符号学的设想，这些信件是研究皮尔斯符号学理论的珍贵资料。
现在我们都知道，当代符号学最重要的模式已经不再是索绪尔的 “语言学” 模式了。符号学发展的第三阶段出现于七十年代中期，到今天仍然在展开。这个阶段的特点是皮尔斯的开放模式取代了索绪尔模式，由此结构主义自我突破成为后结构主义。
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七十年代以前，“语言学” 模式之外的其他三种模式并未发力。早在发展的第一阶段，莫里斯就已经把皮尔斯理论发展成系统；朗格也在美学和文艺学中推进卡西尔理论，伯克与卡西尔理论遥相呼应；只有巴赫金的理论由于政治原因被搁置了。
而皮尔斯在二十世纪初期写下的 80000 页手稿，由于美国当时学界的专业人士，除了 W. 詹姆士与 J. 罗伊斯这样的少数人例外，都不能欣赏皮尔斯的思想独创性。加之皮尔斯理论的缺点在于本人兴趣过于广泛，对符号学讨论过于零散，真知灼见散落在各种笔记信件之中，而且皮尔斯热衷于分类，符号现象如此复杂作整齐分类，难免有失勉强之处。因此直到他辞世后这些手稿才被陆续发表，即使他提出的主要观点几乎领先那个时代的人一个世纪。
其实在二十世纪大部分时期，莫里斯、米德等人都一直在坚持皮尔斯模式，但皮尔斯模式还是受到了冷落。直到七十年代，符号学界 “重新发现” 皮尔斯。西比奥克、艾科等人把符号学推进到后结构主义阶段。皮尔斯理论才成为当代符号学的基础理论，成为当代符号学最重要的模式。
符号学发展的第三阶段进入了多模式阶段，巴赫金与塔尔图模式也开始扩大影响，卡西尔与伯克的贡献也被后人重新发现，一些被忘却的奠基者，如维尔比夫人的贡献也被大规模整理出来。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理论符号学没有提出更新颖的模式，而是整合各种模式成为一个新的运动。
四、另外两种模式
符号学的第三种模式，是德国新康德主义者卡西尔 (Ernst Cassirer) 的 “文化符号论”。他的符号学从哲学出发，建立一种象征哲学作为普遍的 “文化语法”。
卡西尔的象征思想在其弟子朗格 (Susan Langer) 的文艺美学中得到充分发展。他们论点精彩，却难以进一步在其他文化领域中推演，与这一模式相近的还有美国文论家伯克 (Kenneth Burke) 的 “符号行动” 理论。伯克接近新批评，五十年代初推动新批评拓宽视野。
这个学派对于方法论和可操作性缺少关注，在此后的符号学发展中因后继无人而几乎成为一种历史遗迹。但他们对文化运行规律的重视，今日依然是值得珍视的学术财富。
卡西尔
符号学的第四种模式，开拓者是苏俄符号学家巴赫金 (Mikhail Bakhtin)，他开创了从形式研究文化的传统，很多人称之为 “语言中心马克思主义”，但他的成就长期默默无闻；六七十年代洛特曼 (JuriLotman)，伊凡诺夫 (V. V. Ivanov) 等人为首创立莫斯科 - 塔尔图学派才得以发扬光大。
这一派坚持用符号学研究社会和文化，提出许多精辟之论。尤其是他们的 “符号场” 理论，从大处着眼研究文化，摆脱了形式论常有的琐碎。这一派的理论模式主要借鉴自信息论与控制论，尤其是普利高津的耗散理论，技术色彩较浓。如何处置技术模式与人文思索之间的张力，至今仍是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
巴赫金
五、最后
从第三阶段至今，符号学在理论上的重大发展，都是与其他学派融合的产物。符号学与几个文化批评支柱理论的结合，产生了极其丰富的成果。同时，在文化的各种领域中应用符号学，所有与意义研究相关的课题﹐都转向符号学，也就是所谓的 “门类符号学” 实际上是符号学发展的最突出表现。
广告、旅游、考古、民俗…… 甚至包括超出一般社科与人文领域的 “准科学”，如法律符号学、刑侦符号学、人工智能符号学，乃至风水符号学等都开始进行应用。几乎所有这些门类符号学，都是近三十年来的成果，其范围之广，雄辩地证明符号学可以成为社会与人文研究的总方法论。而符号学今后的发展，同样必须依靠学派融合，来不断扩大符号学的视野。
发布于 2022-10-23 2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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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毅衡：符号学的文化意义管窥
2015 年 01 月 14 日 14:0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国家社科基金专刊
作者 | 赵毅衡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当今中国文化现状与发展的符号学研究” 首席专家、四川大学教授
什么是符号？符号是用来表达意义的。对于人来说，寻找意义是最基本的活动，一旦无需追求意义，人的意识就终止了。因此，通过符号进行表达和解释，就成为人类存在的一个基本特征，而被接收者认为携带着意义的感知，就是符号。
什么是符号学？符号学就是意义学，因为任何意义必须用符号才能表达。国外符号学学者至今将符号学定义为 “研究符号的学说”，这个定义在中文里说不通，在西文中也行之不远。固然，有不少研究意义的学问，例如逻辑学、修辞学、现象学、阐释学、语言学、文体学、认知学等，但是从表意到传达再到接收这些环节的一般形式规律来研究意义，在上述所有关注意义的学问中，符号学最具普遍理论意义与实践品格。
而文化，可以定义为一个社会所有意义活动的总集合。一切文化问题，分析到底，都是意义的产生、传播、解释问题。因此，符号学关注的核心领域，就是人类文化；符号学的主要任务，就是为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一个共通的方法论。从符号学角度讨论文化问题，能对各种文化活动作出从微观到宏观的解剖，深入寻找现象背后的规律，对文化发展趋势提出比较宏观的看法。符号学具有强烈的可操作性，经常被称为 “文科的数学”。
以当前中国文化面临的迫切问题为例，符号学是理解这些问题的犀利工具。当今中国社会纠结的意义评判与伦理价值问题，实际上都是意义问题：如果我们只把道德看做是一个社会实际利益的考量，例如只说 “你不救助他人，下次谁来救助你？” 就把伦理底线理论实用化了。在伦理符号学看来，道德更关系人生意义，是做人的根本品性要求，是自我意义构成之必需。再例如，我们正面临科技发展带来的一系列难题，如虚拟世界与机器人、生态环境问题等。我们一直从地球与人类生存前景的实际利益来考量这些问题。这当然也有说服力，但是利益的说服力是有限的，因为利益有当下、短期、长期、超长期之分，不可能让全世界都服从超长期利益。但当我们把世界看做人类和生物界共享的意义世界，就可以从完全不同的视角看待人类的前途。
更重要的是，符号学不仅是分析文化的工具，符号本身已经成为当今文化的重中之重。在早期人类文明中，符号活动服务于物质活动，调节物质生产，如狩猎的配合、种植的农时。只有在完成宗教、政治这样的 “高级文化” 活动和祭祀或宴请时，符号的意义表达才优先地显现。最近 20 多年，我们目睹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场剧变：当代文化迅速冲进一个 “高度符号化时代”：符号消费已经远远超过物质消费，相应地，符号生产也不得不超过物质生产。在当代，个人不仅作为物质生产者实现人生价值，而且作为消费者，尤其是作为符号消费者取得存在感。
从另一个方向看，在社会各阶层的冲突中，在国际范围内的文化对抗中，对符号意义权的争夺，超过其他宰制权的控制，对互联网与大数据软实力的掌握，超出对有形物质的需求。在今天，不仅各民族国家，而且整个人类文明所面临的问题，大半是符号问题。无论我们是关心人类的未来，还是想弄懂我们在各自生活中的幸福和苦恼，不理解符号，就无法弄清这些问题的本质，更谈不上采取对策。
因此，我们看到，一方面产业需要靠符号活动来推进，以形成产业文化、商品文化。一个国家生产缺少品牌与时尚价值的 “裸物”，产业就永远处于低级加工阶段。另一方面，文化本身在系统的符号意义活动中转化成文化产业，歌舞、体育、影视、旅游这些原先工作之余的消遣，成为第三产业的重要部分。产业文化化，文化产业化，使当今世界的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转变。这二者都要靠符号活动来实现，又恰恰都是我国文化经济的短板。对中国消费文化做系统的符号学研究，刻不容缓。
这就是为什么近年来符号学在中国，如同在世界许多国家一样，迅速兴起成为显学的缘由。这也使得思考当代文化走向的学者，纷纷把符号作为重大问题进行研究。当今高等院校与符号关系密切的科目，如传播学、艺术学、影视学、设计学、广告品牌研究等，也纷纷朝着符号学转向。
面对如此迫切的需要，我们不得不问：中国符号学界已经准备好了吗？我们有能力分析这些问题，解决这些难点，提出前瞻性的对策吗？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取决于有没有足够强大的理论武器。
现代符号学兴起于 20 世纪初，但关于人类意义活动的符号学思想，却源远流长：《周易》是人类第一个用于解释世界的符号体系；先秦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都对意义问题有着深入的思考与激烈的论辩；汉代出现的谶纬术数阴阳五行符号体系，对中华民族的思想方式影响至深；唐代佛教的唯识学，宋时兴盛的禅宗，则是高度发展的符号思想宝库。这些丰富的精神财产，使中国堪称符号学大国。
符号学作为一个自觉的学术运动，在 20 世纪初开场，此后 100 多年的飞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几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是瑞士学者索绪尔开创的语言学模式。20 世纪前期，索绪尔式语言学在叶尔慕斯列夫、马丁奈、邦维尼斯特等学者手中迅速成熟，为 60 年代结构主义大潮提供了清晰的理论框架，但也使之长期难以摆脱封闭体系观念。第二种模式是美国学者皮尔斯于 20 世纪初提出的逻辑 — 修辞学模式，它促使符号学向非语言符号与非人类符号扩展；皮尔斯模式提出了符号的三相复杂构成，使解释成为符号学的重点。借助于皮尔斯理论，符号学在 20 世纪 70 年代演化成开放体系，推进到后结构主义阶段。因此，皮尔斯理论成为当代符号学的基础，他的论述过于零散、简略，反而给后世留下了发展的可能。第三种模式的建立者是苏联符号学家，开创者是巴赫金，此后洛特曼等人为首的塔尔图学派给予重大发展。这一派坚持用符号学研究社会和文化，尤其是他们的 “符号域” 理论，始终从大处着眼，但主要借鉴信息论与控制论，技术色彩较浓。这三种模式都为现代符号学理论发展作出了贡献，也各有阻碍其进一步发展的弱点。语言学模式由于过于依靠系统的整体性，很难摆脱有机论；逻辑 — 修辞学模式继承了欧洲修辞学传统，但也重现了经院哲学的繁琐；苏联符号学派对所谓 “三论” 的热衷，容易使符号学变成准科学，而冲淡人文学科的主体性关怀。
正由于此，近 30 年符号学在两个方向迅速推进：一是与其他学派结合，二是广泛应用于文化研究的具体课题。最顺理成章与符号学结合的是马克思主义，两者结合首先推动了社会符号学，如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构成研究、詹姆逊的政治无意识理论、霍尔的再现与解码理论、布迪厄的符号资本研究、博德里亚的商品符号学等，都是这种结合广为人知的成绩。他们的主要论辩动力是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而符号学本质上也是批判性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已经成为当代学界一个引人注目的潮流，是符号学文化研究立论的基础。
符号学与心理分析也是相得益彰。弗洛伊德解析梦所用的 “修辞”，与符号的分析策略非常相似；拉康从 “能指链” 着手讨论潜意识的符号构成；而克里斯蒂娃使符号学成为心理分析与性别研究结合的桥梁；巴特勒的 “展演性” 理论，实际上已经建立了一种 “性别符号学”。
现象学 / 存在主义 / 阐释学这一理论系列，关注意义在意识中的生成，关心理解的标准，这与符号学直接呼应。皮尔斯与胡塞尔都十分关注符号的现象学；梅洛 - 庞迪是最早朝符号学与存在主义汇合方向思考的；德里达从符号角度找出胡塞尔理论的盲点，为解构主义打下基础；卡勒与艾柯等人融合接受美学，对符号学的解释理论作出全新的阐发。这是符号学近年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
符号学与上述三个理论，形成当代文化批评的四大支柱理论，它们之间的结合，产生了极其丰富的成果。符号学今后的发展，学派融合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
要建立一个文化符号学，我们采取的方式，一是沿着符号学发展脉络，总结符号学至今为止的理论成果，作为进一步讨论的基础；二是检查今日符号学发展的现状，尤其是与其他现代批评学派以及与中国传统符号理论的结合；三是总结符号学在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应用；在这三个方面发展的基础上，综合出一个比较完备的文化符号学理论。
然而，一个明显的偏见是，符号学至今仍被国人视为 “西学”。中国传统符号学思想丰富，亟待系统整理。应对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学资源进行理论整合，必须建立中国特色的文化符号学理论体系，以使符号学研究直面当代中国，解决各种迫切的意义问题，推动中国作为文化大国的崛起。
(责编：实习生、程宏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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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毅衡：符号学的文化意义管窥 –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 – 人民网
一个符号学者的 “自小说”—— 赵毅衡教授学术生涯访谈录
赵毅衡教授简介：1943 年出生于桂林，1968 年南京大学英语系毕业，1981 年获中国社科院硕士学位，1987 年获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博士学位，其后任职伦敦大学，现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符号学 - 传媒学研究所所长。
主要专著《远游的诗神》（1985），《新批评》（1986），《文学符号学》（1990），《苦恼的叙述者》（1994），《当说者被说的时候》（1998），《建立一种现代禅剧》（1999），The Uneasy Narrator（1995），Towards a Modern Zen Theatre（2000），《对岸的诱惑》（2003），《符号学原理与推演》（2011）等。
邓艮：看过有关您的一些采访，但缺乏您学术路径的整体性追踪。我的访谈想以您的主要著作等学术成果为线索，探视您 35 年来的学术研究历程。我的意思并不只是总结，任何总结无疑会简化您的学术道路，难免被时间判定为总而非结，或非总非结。
您曾在著述中好几次谈到，把自己 “从形式探视文化” 这一批评立场的具体实践命名为 “形式 / 文化学批评”。在阅读您著述的过程中，我有一个特别深的印象，就是无论专著还是论文，您对自己的形式 - 文化论贯穿得非常彻底。
赵毅衡：是的，我的理论追求，一以贯之，始终不渝。我是从事形式论研究的：文学 - 艺术 - 文化研究的核心问题不完全是内容，形式不仅是一般认为的装饰意义，工具意义，且具有本质性意义。我不愿意夸大说是 “唯一” 本质，主流的或唯一正确的途径，而是说这是有效的，不可少的一种方法，当学界大部分人依然只做内容研究时，坚持形式研究，至少有补缺之效。
儒家哲学影响下的中国文论界，一直有过于重视内容的倾向。要问为什么我本人喜欢从形式出发，这倒是个人的偏好，个人的思想方式。我并不自以为高人一等，并不要求其他学者同意我这种立场，甚至我的学生也不一定要献身于形式分析。我要求的只是 “容忍” 二字：允许形式论作为 “之一” 存在。我呼吁 “容忍” 已有 35 年，现在依然在呼吁。
邓艮：在《窥者之辩》的 “序言” 和《礼教下延之后》的 “后记” 中您曾这样开头：“1978 年早春，我从煤窑的黑咕隆咚里攀出来，地面亮得睁不开眼，但也凉得叫人打颤。” 每每读到此处，背面的信息总不免令人 “打颤” 唏嘘。请问学术路径的形成究竟来自您个体的独特生存体验多一些，还是更多受惠于学院教育的习得与训练？
赵毅衡：这个就说到我个人的学术生涯，1978 年之前是文革，文革害国不浅，误人不浅。现在一谈文革，很容易变成个人在文革中受苦的倾诉，这样就狭隘了。文革及其前奏，耽误中国学术和教育二十年，其危害之大至今难以估计。我们这一代几乎没有什么学院教育，当时的管理者看到学生在大学里，就怕自己又犯错误，我读大学的整个过程就是不断下乡种田。文革把知识当作整肃对象，“越有学问越反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耽误了二十多年。
邓艮：1979 年您就发表过 3 篇关于形式的论文，您一反学界长期以来几成定律的汉语诗歌节奏由 “顿” 构成的 “顿诗论”，提出 “音组排列” 论，引起较大反响。我注意到，这些论文你很早就开始思考了，落款日期是 “1977 年 8 月初稿”。也就是说，在考入社科院之前，您就着手学术研究？你们这代学者有太多异常。
赵毅衡：那时只能一个人静思默想：无书无同行。《汉语诗歌节奏结构初探》的确是我第一篇学术文章。后来西南师大的陈本益《汉语诗歌的节奏》追溯到这篇文字，我是挺感动的。不是说我的研究有多出色，只是证明我在接触西方形式论之前，已经沉思默想形式问题。汉语诗歌节奏由顿构成，这个观点是卞之琳提出的。一年后我成为卞之琳的学生，但是我认为现代汉语是 “短语节奏”（phrase rhythm）。卞先生看了只是笑笑，他给我看孙大雨先生的信，孙大雨
说 “顿” 是他首先在翻译《李尔王》（孙译《黎琊王》）时采用的，先生笑着说 “还没得到学生承认，说什么先后”？在两位老先生前，我真是有点窘。
邓艮：后来您在卞之琳先生建议下，从英美新批评开始专攻现代形式文论。这一研究方向的转向，您觉得在您的学术生涯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据您自述，1979 至 1980 两年间，您跑遍北京各高校图书馆，“把当时能找到的形式文论书籍全部读了”，并由此对文学及文学批评得出一种全新的理解：“文学是形式的构成物，因此文学批评不是为作品内容作道德评判，而是探究意义在什么条件下生成，在什么条件下被诠释。” 这样的理解，不仅在当时的中国，即使放到今天的语境中，我觉得依然振聋发聩。我们太习惯专注于内容批评和道德评判。
赵毅衡：卞之琳先师并不一定对形式论本身非常感兴趣，他是个对语言美感觉极其敏锐的诗人，也是个感性的批评家。他在我面前一再称自己是个 minor poet (小诗人)，我想卞之琳成为一代宗师，就是因为他拒绝端架子做 “大诗人”，写一些毫无形式感的宏大语句，这就是我后来 “小聪明主义” 诗歌主张的由来。卞之琳这一代西南联大知识分子，跟新批评家有个人接触。中国知识分子的见识面其实并不窄，只不过让他们研究的机会太少。卞先生发现我这个人思想偏向于规律与方法，这使他想起了瑞恰慈和燕卜逊三十年代在中国的讲课，所以他建议我不妨就从新批评做起。对先生他们这一代来说，这是还愿，这个夙愿对他们来说是一辈子的遗憾。钱钟书在他的《管锥编》中多次引用皮尔斯和瑞恰慈，他是中国知识分子中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唯一注意符号学的人。1962 年，由卞之琳牵头组织编选了《现代美英资产阶级文艺理论文选》一书，“供批判之用”。第一篇就是卞之琳译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这篇文章，与什克洛夫斯基的 “艺术即技巧”，可以并称二十世纪形式论的开山名篇。
这个开篇很早就进入中国了，那是 1934 年，叶公超率领一批北大清华的学生办了一个刊物《学文》，介绍形式论，第一期就约请卞之琳翻译这篇艾略特文，翻译做得最多的是曹葆华。那个年代，本来他们做得初具规模了，后因抗战宣传的要求逐渐沉寂下来，接下来连年动乱，一直没有机会再研究。实际上，中国知识界跟形式论的发展几乎是同步的。
七十年代末，卞之琳先生把这个学术传统交给我，我感到这是一个重托，不仅来自卞之琳先生，也来自杨周翰、王佐良、周珏良、李赋宁等一代导师辈人物。那时候完全靠手写，记卡片，亏得北京各图书馆存了不少三四十年代的新批评著作，不出借，我每天坐公交去读，兴奋得忘乎所以。
邓艮：所以您下决心从俄国形式主义，到结构主义，到符号学，到叙述学，将现代形式文论通悉了一个遍。十年中，也即整个八十年代，您为形式文论写了三本书，编了两本文集：《新批评》、《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文学符号学》；两本文集是《“新批评” 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年出版，而《符号学文学论文集》为何要到 2004 年才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赵毅衡：整个八十年代我在国外读书，已经以形式论为主业。新批评，叙述学，符号学都过了一遍。《符号学文集》也是八十年代就编译成稿了。为什么要到十几年后才面世？出版社到了某种气候才肯出、敢出某种书，此种事没有学术道理可讲，有的知识分子竟然学术立场也如变色龙，让人叹为观止。
邓艮：您当年的硕士毕业论文讨论新批评？自从您的《新批评》专著问世以后，学界几无新的关于新批评的著作。这本书在 1986 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后，又于 1988 年再版。在此书中，您将新批评置于从唯美主义到结构主义的整个西方形式主义发展潮流中加以分析，以期看清新批评理论过渡作用。然而您在书中说，“如果我们仅根据形式主义本身的演变说明新批评的兴衰，那就是被形式主义的形式所欺蒙了”，您认为 “新批评派是一种政治上保守的形式主义”？
赵毅衡：那并不是一个贬义话，任何一种批评立场都是有文化政治意义的。并不是激进都是好的，保守并不是坏东西。新批评由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变成了自身的障碍，相当重要的原因是西方在 60 年代整个学术界走向激进，新批评的方法连同其文化政治立场一道被边缘化了。政治保守主义是好还是不好，不能一言定评的。
邓艮：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新批评派关于文本中心的一套基本术语和批评方法已被广为接受和习用。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后，它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我们老旧的文学批评模式，《新批评》的面世无疑功不可没。前几年您对此书再做修订，以《重访新批评》为书名，由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9 年再版。而您编选的《“新批评” 文集》也由中国社科 1988 年出版，2001 年再版。在您当年研究新批评派时，新批评在欧美已经盛极而衰，被视为过时的理论，却逐渐在中国获得了新的受众。它何以在中国能起死回生？
赵毅衡：各个国家在具体时期，理论界的需要不同。在社会式的批评过于长久统治之后，“忽然” 出现一个走向形式分析的小潮流。在中国当时，回到形式，被认为是一种激进姿态，“新鲜事物”。在当时中国，所谓保守指的是坚持社会性立场，实际上坚持社会性立场应该算激进，坚持文本分析的应该算保守；但在中国 80 年代特殊的语境之下，甚至在今天的语境下，文化政治立场都与西方相反。中国一直缺少认真做形式分析的传统，现在批评界注重形势分析的越来越多了，但毕竟还不是主流方法。因此，新批评在中国不仅 “起死回生”，它的命还很长，从 80 年代到现在已经过了 30 年了，很多人还感到新鲜有用，针对中国理论界至少有个补缺作用。
邓艮：新批评的影响实在深远，如今，大学里的文学研究生写论文，《“新批评” 文集》是必不可少的重要参考文献。您觉得在运用新批评理论时应注意什么？
赵毅衡：新批评的一些基本概念如反讽、张力、复义等，到现在还非常有意义的，但中国学生不一定很了解，甚至很多批评家还不一定理解什么叫张力？为什么文本需要张力？现在，这些概念都可以从符号学角度来加深理解。
邓艮：“三本书” 中的第二本，您说 “生不逢时未能出版”。这本书就是后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8 年出版的《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在 “自序” 中，您谈到此书并非您的博士论文，而是您在准备论文时做的读书与心得笔记，博士论文还没有动手，此书却成形了，时间是 1985 年的夏天。
赵毅衡：这书未能在 80 年代出版的原因我前面已经谈过了。笔记比我的博士论文更系统一点，因为论文不能梳理整个学科，梳理学科在西方不需要我来做。在中国叙述学还没开场的时候，还是很有必要的。中文版《苦恼的叙述者》是我博士论文的一部分，删去了中国历史跟中国小说的关系部分，那部分留在牛津大学版英文《The Uneasy Narrator》中。西方历史跟小说没有这么大的重叠关系，历史就是历史，小说就是小说，希罗多德的《历史》跟荷马的史诗不相关。中国远古没有小说叙述，靠历史叙述来代替史诗叙述，代替了英雄传说，这对中国民族的影响很大。《苦恼的叙述者》论辩集中于晚清中国小说的变化，中英文版都是各有针对地重写过的。
邓艮：说到叙述学了，您能否先简单说说叙述学与形式文论的关系？
赵毅衡：我把形式文论分成这么几个大的部分：符号学，属于这里最抽象的层次；叙述学是符号学运用于叙述，正如语言学是符号学运用于语言，但是语言学学科之独立庞大历史久远，远远超过叙述学和符号学，因此很难说语言学是符号学的运用。叙述学本身也太庞大，所以单独成为一个学科，符号学与叙述学现在就并列了。其它应当属于形式论范畴的，包括风格学、修辞学，它们都是由符号学总其成的形式论的一部分。
邓艮：在《当说者被说的时候》中，您提出 “叙述学第一公理”：“不仅叙述文本，是被叙述者叙述出来的，叙述者自己，也是被叙述出来的 —— 不是常识认为的作者创造叙述者，而是叙述者讲述自身。在叙述中，说者先要被说，然后才能说。” 这也是书名的由来，请您将这个叫人头晕的题目再解释一下好吗？
赵毅衡：我的确喜欢取有趣题目，幽默不仅仅是修辞，它是一种思想态度，是尊重读者的智商。这本书的责编，为此标题，在社里年终总结时挨了社长大会批评，真是抱歉：很难让一位社长有幽默感。这标题无非是说，叙述者不仅在文本之上，而且在文本之内：文本是叙述者创造的，叙述者也是文本创造的：叙述者是被叙述出来的，被自己叙述出来的。小说不同于新闻和历史，小说是虚构，是谎言，作者撒谎，就必须委托一个人格 “说实话”，这个人格就是叙述者。
邓艮：我在四川大学读博士时，记得川大图书馆只有 1 本《当说者被说的时候》可以流通借阅，而《苦恼的叙述者》一书，则更奇缺，川大图书馆都没有馆藏。书中，您详细探析了中国传统小说、晚清小说和 “五四” 以来新文学第一个十年小说三种不同的叙述者，并揭示它们与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的三种不同关系，而 “苦恼的叙述者” 对应的只是晚清小说，何以以它命名全书？
赵毅衡：中国古典小说的叙述者是 “说书的”，他不苦恼，他的立足点有文化传统的支持，有叙述模式的坚守；五四小说的叙述者更是个性张扬，像郁达夫小说，跟自我结合得很紧；夹在中间的晚清小说是一个转折，一个过渡，几乎每本书叙述者都无所适从。叙述者似乎不是一个有七情六欲的活人，但是转型期的叙述者比作者苦恼。
邓艮：此书是您实践自己 “形式文化论” 的优秀范本。在论及三个阶段的小说与传统文化的不同关系时，您指出它们分别对应三种文化范型，其中五四小说的自我表现范型，“形式鼓励歧解…… 因为作品的叙述方式拒绝提供一个与社会规范相呼应的解释”，最终使得 “文类价值让位给文本的个别价值，这就是五四文学迫使中国文化结构转型的机制”。这与我们习见的关于 “五四” 的文学史叙述似乎大异其趣，五四知识分子是社会上层，主流精英，怎么会反 “与主流社会规范对抗”？
赵毅衡：你如果身处于五四时期，就会明白传统的压力了，鲁迅称为 “铁屋子” 不是无病呻吟。反文化是社会主流中的一部分人提出的一种新的文化元语言，提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你说五四时代的这些社会精英是主流，那是你现在的感觉，是从后来的历史语境回顾。当时他们的声音是边缘，只不过后来成功太快，迅速地上升成为主流。
邓艮：是否可以说，也是从这本书开始，即从八十年代末开始，九十年代以来，您的研究重心明显偏重中国？或者说您将自己的 “形式文化论” 放诸中国的文学史和文化史的实践？
赵毅衡：我的研究重心一直在中国，我没有好好做外国文学，翻译过一本外国诗，译过一本《化身博士》，都是为了好玩：那时我母亲患癌症，我看书给她讲异国故事，让她最后年月过得有趣一些。在中国，中国文学跟外国文学隔行如隔山。我倒是挺感谢中国文学界的，没有拒绝我，现在中国文学界我很熟悉，反而对外国文学界我很陌生。我很喜欢翻译，喜欢胡涂乱抹写散文、小说、诗歌、剧本。人生不能跟着喜欢走，是很大的遗憾。
邓艮：“三本书” 中的第三本《文学符号学》，“在我国文学符号学研究领域，实有开创之功”。2004 年您编选的《符号学文学论文集》，也广受欢迎；而近年来，您更是将主要精力投入在符号学上，成立 “符号学 - 传媒学研究中心”，主持 “符号学论坛” 网站，编译 “当代符号学译丛”，主编《符号与传媒》半年刊，培养一批符号学硕士博士等等，在学术界掀起了符号学研究的热潮，有形成学派的趋势。
赵毅衡：《文学符号学》是中国最早的几本关于符号学的书籍之一吧。1926 年，赵元任独立于索绪尔，也独立于皮尔斯，提出《符号学大纲》。赵元任应该说是世界符号学的开创者之一。问题是没有接下去做，符号学在中国成了一个断线风筝。《管锥编》中留下了大量关于符号学的思想，但钱钟书治学有意片段零散。80 年代，有好些人尝试在中国重新开始符号学运动。1988 年，李幼蒸、我、张智庭等，在北京召开了 “京津地区符号学座谈会”，我在会上做了一个关于符号学发展情况的报告，但没有中国的内容。此后，我去了欧洲，张智庭去了法国，李幼蒸也出国了，符号学在中国开了几次头都没延续下去。幸亏，这二十年总算形成了潮流，发展壮大很快，看来可以延续下去了。现在各地有一批人在做符号学，四川大学可能至今做得最集中。
邓艮：2011 年，您 40 多万字的专著《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出版，备受学界关注，好评如潮。令人振奋的是，该书又以《符号学》为名在台湾出版。有台湾学者评价说：“《符号学》一书就证明了，中国学者的独立研究可以将西方的理论推至更高的维度…… 也代表着中国符号学界对西方的符号学先师和同辈们的回应和挑战”。
确实如此，该书意在建立一套相对完整的符号学理论体系，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符号学课题。此书既在理论上辨源析流、厘清分歧、另辟疆土，又在实践上纵横勾连中国当下文化现实。前面我说《苦恼的叙述者》是您形式文化论的优秀范本，那么《符号学》则是您形式论的一个多面晶体了，显示了一种从小形式到大形式的恢弘视野与智慧。您在 “后记” 中自陈书中某些问题是 “三十年来一直在思索”，我还是想问您如何将自己的学术研究与人生连结起来？我们时常好奇：您几乎每过两个星期都写出高质量的论文。
赵毅衡：像我这样的年龄，随时都面临事业中断的可能，不一定是人生终结，有各种可能做不下去。所以我有一种紧迫感，要在有生之年完成形式论的两个活的体系：符号学与叙述学。我心目中的叙述学是一个广义符号叙述学，涵盖一切叙述，这第二个任务还没完成呢。我在写符号学的时候就有点紧张，现在写叙述学依然紧张，尤其是各种各样杂事太多的时候，对浪费的时间非常心疼，怕来不及写下心里已经想好的意思。
邓艮：其实您的精神状态给人总是很饱满的。我试图以您的著作简要勾勒您三十年来 “形式 - 文化论” 的轨迹。大致说来，从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中后期，您遍历西方现代形式文论，初步形成自己的 “形式 - 文化学批评”；从 80 年代后期到 90 年代，乃将自己 “形式 - 文化论” 放诸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的实践；进入 21 世纪，则以符号学为重心，不仅思索中国的文学文化问题，更思考整个人类生活和人类文化不得不面对的符号危机。您觉得这样是否能概括您的 35 年学术生涯轨迹？
赵毅衡：谢谢你的总结。从 35 年前开始我的学术生涯，到现在基本上还围绕着这条路线在走。尽管当中有很多次确实被打岔了，不完全符合这条预设的路线。如果完全不被打岔，许多事情应当早就完成了。正是因为做得不够好，才有这样的紧迫感。正在写的《广义符号叙述学》试图囊括一切叙述方式，只要能够用来讲故事的都要进入，包括梦，包括幻想、表演、比赛、赌博、电子游戏等，凡描述了一个故事情节的符号文本全包括在内。因此不得不是一个高度抽象的东西：覆盖的东西越多，要达到的抽象程度就越高。我相信这是我一辈子做的抽象程度最高的一本书，要完成它还是有相当难度的。
邓艮：提起您，除了 “符号学、叙述学专家” 的身份外，人们更常视您为 “比较文学学者”。早在 1979 年，《外国文学研究》第 4 期就发表过您的相关论文《意象派与中国古典诗歌》。1985 年您的《远游的诗神》出版，成为新时期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开拓之作，影响研究的经典。
赵毅衡：应当说在我的学术生涯中被三本书打了岔，一本就是《远游的诗神》，当时我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就去做了，它花了我一年的时间；另一本是编译《美国现代诗选》花了半年；第三本是《建立一种现代禅剧》，又花了我两年时间。一个人兴趣太广不是好事，精力有限，一辈子必须集中做一些事，我缺乏拒绝走弯路的毅力，怪不得别人。
邓艮：可是三个 “岔” 都是好东西啊。两卷本《美国现代诗选》1985 年出版之后，深刻影响了中国当代诗歌界，现已成为诗歌界珍藏。您还有一本举重若轻的书不得不提，2003 年知识出版社出版的《对岸的诱惑》，2007 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增编版。对于中西文化交流这样宏大的话题，您却四两拨千，“别出心载”。
赵毅衡：掌故轶闻是我多年的兴趣，《对岸的诱惑》本身不是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没什么了不起的，有趣而已。但是人生总要做一些有趣好玩的事，所以我也不责怪自己。
邓艮：2010 年，您自愿放弃 16 年的英国国籍，重新成为中国公民，一时为业界热议。然而这一切对您来说，只是为了生活的方便。您曾说：“人生就是一场自我叙事。” 您把自己的一生投入到了符号学的事业中。从事学术研究 35 年，人生叙事已是相当漂亮了。
赵毅衡：人生没有完成任务呢，要等手里的事做完才算数，如果后面又有非完成不可的书，那么人生依然不许停止。有一种怪异的小说，叫 “自小说”，第三人称，主人公的名字就是作者自己的名字。有时我觉得自己一生在写一本 “自小说”，写了 35 章，后面可能还有几章，希望更精彩。小说主人公名字叫赵毅衡，他自以为是作者，其实只是个人物，把手中的小事当做大事的小人物。
邓艮，西安外国语大学副教授。
编辑于 2015-11-04 1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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