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李毅中在去年10月25日的首届JIC投资论坛表态说，“德国近年来提出了工业4.0的战略。中国在精心谋划工业4.0的时候还必须着力打造工业3.0,甚至不得不去补2.0的欠账,包括资源、环境、质量等,这是中国的国情。所以在发展高端制造业的同时,必须要加快中低端制造业优化升级,加快淘汰落后产能。”随后在各种关于工业4.0的讨论中，是否需要补课就成为一个难免的话题。加之舆论中对德国制造的造神运动，也造成了一些人认为工业4.0对中国而言有些高不可攀的理解。
要说补课，的确有一定的依据。德国出台工业4.0的战略来自商业企业和智库的联合呼吁，在其白皮书中明确表示了两点因由：第一是人口老龄化导致的劳动力缺乏趋势，第二是在德国很，多中小企业在细分行业中是专业领先的“隐形冠军”。也就是说，德国虽然面临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有效劳动力缺乏的问题，但是保有的劳动力却普遍具有高度领先的专业性，也就是“少而精”。在这样的背景下，提高总体产值的手段就自然而然地落在如何高效利用资源的角度上。工业4.0提出的利用物理信息系统连接人与机器，就是期望利用更广泛的网络（Internet of Things and Services）优化社会资源配置。同时，白皮书中还几次提到所谓“双4.0战略”：一方面在德国国内以工业4.0模式改造产业，一方面对外输出工业4.0支撑技术和解决方案获得收益。
反观中国，劳动力供给尚充足，中小企业普遍为低水平重复。由于地区工业发展不平衡，机器人等工业3.0时代的技术都发育不良，造成整体而言实现工业4.0的支撑技术明显不足。那么，为了肥沃其土壤，各界舆论都希望必须引导社会向支撑技术的研发投资，民间资本也特别关注机器人、无人机等领域，不管是否口头宣称要补课，这实际行动分明是在补课了。
但是且慢，我们也许可以从另外的角度来思考一下。
首先，每一种发展范式的原创形成需要很长的时间来积累足够的社会和科技基础，但是思维框架的学习并不需要走同样的路程。打一个简单的比方，人类存在的几万年后在终于由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但是以学习这个定律并开始应用其解决问题也只需要一个高中生半天的时间。实际上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促成一个方法论的原创性发明很难，甚至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学习并应用其解决问题并不困难——否则又怎么叫方法论呢？所以，工业4.0的诞生也许一定是德国那种独特的产业历史和先进的发展现状，但是也许这一套方法论是普适的，并不排除中国呢？
其次，部分支撑技术来自工业3.0时代的继承和演化，国际市场上并不稀缺。中国缺少这样的技术产品的自我生产，但是难道中国不是已经身处国际贸易的大环境之内了么？也许我们难以实现德国对其自身规划的那种输出工业4.0技术的程度，但是至少利用输入的技术改造自身的产业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再次，对技术依赖性对于不同的行业是有很大的差别的。也许技术依赖性较少的领域，可以按照4.0的资源集成模式先行先试。毕竟，所谓工业4.0的精髓在于更加广泛的互联和协作，本质在于社会资源的高效组织而不是支撑技术本身。何况，如果不能对接发达国家的生产协作体系，又怎么维持我国的出口贸易水平呢？如果德国的思潮兑现，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今天，恐怕不管中国高兴不高兴，都必须给出面向这一趋势的接口。
最后，我们也许多少应该对同好“食猪”的德国理论界和产业界有一点信心：如果相对落后的经济体无法受益于工业4.0，那么德国的技术输出就会落空，又何谈双工业4.0战略呢？
我们每次面临新的产业变革的时候，都会特别强调核心技术、关键技术的投资。但是反观历史，造成我国产业落后的真是这个原因么？比如我们缺乏好的国产操作系统和应用软件，是因为中国没有Intel么？是因为我们缺乏用户群体么？都不是，而是我们没有足够的自信展望未来，也没有基于这种自信建立起恰当的产业发展机制。一些在产业技术架构中处于底层的技术的确是实际上并没有表面看上去那么可怕。或许是冷战思维的惯性，我们太过强调产业结构的完整性。这种对完整性的强调和精神依赖，实际上阻止了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成为下一个领域的巨人，因为我把注意力都放在如歌成为同样的另一个巨人，即与其他经济体的关系不是优先考虑协作和贸易，而是一比一的竞争和复制，结果就是我们不断在进行TD式的山寨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