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纷纷扰扰的十年，发现的竟是：只要有权力的试探，任何人都可以堕落。
个人面对着强悍的体制，像瘦小的大卫仰望巨人。只有在巨人倒下之后，大卫才赫然面对了自己和自己的伙伴们。
极权瓦解之后，压迫着个人的是无数个个人所结成的集体，“民意”。
所以我很怕谈“爱国”，因为我知道当群众对“爱国”认起真来而至狂热的时候，这个“国”就成为一顶大帽子，要压死许多不那么狂热的个人。要谈爱国，我宁可一个人上山捡垃圾。 我也怕听人说“学校荣誉”，因为我知道，为了这么一个抽象的框框，有多少“不听话”、“不受教”的学生要受到残酷的压制，多少特立独行的个人要被塞进框框里，呼吸不得，动弹不得。
我更不忍心听人宣扬五代同堂的美德。在那个和谐的表面之下，有多少半夜的叹息、破碎的梦想、解体的个人意志，一切都为了一个抽象的理想、一个原本造福个人而往往牺牲个人的制度。
法制、国家、社会、学校、家庭、荣誉、传统——每一个堂皇的名词后面都是一个极其庞大而权威性极强的规范与制度，严肃地要求个人去接受、遵循。
这三种反应都很情绪化。我们应该关切的是欧美一些价值观念或行为值不值得我们撷取。如果值得，那么不管西方不西方，都应该见贤思齐，努力地去“崇洋”。如果不值得，那么不管西方不西方，我们都不要受诱惑。但是我们若不能清除掉对西方的情绪作用——盲目地媚洋也好，义和团式的反洋也好——我们就永远不可能面对西方，就事论事，作客观而合理的判断。
这个上一代，把自己躺下来铺成砖块让我们这一代昂首阔步地踩过去，“衣食温暖的安定”是上一代咬紧牙根拼了命才达到的终点，对这一代，那却是个稀松平常的起点，感恩，当然应该。
这一代必须体谅上一代的经验，心存感谢；上一代也必须交棒，放手让这一代奔向一个不同的终点。这样才可能避免那水火不容的两极，也才可能回答更下一代的问题：“我应该相信谁？”
我们看到的这个台湾社会，最棘手的问题在，它大剌剌地宣告：要用自由意志选择封闭、粗浅、庸俗与自以为是。它自由自在地拒绝了所有比较精致、复杂、高贵的东西。它只要做自己，不想理会外面的世界在干嘛、要干嘛。
另一个我自己问自己的问题，谁在乎“血浓于水”？我不代表任何人，我只代表我自己，我会说，我不太在乎“血浓于水”这个东西。我在乎的是什么东西？如果说在刚才说的对于文明的刻度、那个价值观上有共通的语言，我们都说得通怎么对弱势、怎么对少数、怎么对意见不同的人，如果在这些价值的刻度上我们说得上话、能够沟通、有共识的话，那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座，那个基座的价值和作用十倍于、百倍于、千倍于所谓“血浓于水”这种古老的、落后的、过时的理论。
回想台湾自八〇年代走过的路，我觉得不是民主错了，而是知识分子，包括我自己，对于民主的认知理解太浪漫太简单，有一种期待错置。
----------------《野火集》
《野火集》（三十周年纪念版）不仅收录了龙应台从八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初的很多著作，还包括很多相关人物的评语，所以比较集中地表达了龙应台的价值观，也反映了八十年代的台湾现状和龙应台带动下民众的觉醒。其中很多的问题在今天的大陆依然非常适用，尤其是怎么面对西方的文化？什么价值观念是值得学习的？怎么面对国家、学校、家族与个人价值的冲突？龙应台代表了一种非常典型的自由主义的价值观，而且以她兼具东方的温情和西方的思辨的笔写了出来，在整个华人社会引起巨大的共鸣，在台湾二十多天里重印了二十次。
这个价值观我理解的核心是：人是在追求个人幸福的，人性是值得尊重的，任何违背人的意愿牺牲人的利益的行为都是应该得到批判的。也是孟子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在这个价值观下，她的很多观点可以推导出来，比如国家是会说谎的，所以国家仅仅是一个组织，不需要对它有浓烈的情感。但是人是可爱的，每个人追求幸福的权利，包括自由说话的权利，都是应该被尊重的。这是龙应台核心的价值观。
这个价值观相比现在的状态我认为是进步的，是一个社会免于谎言，人们免于恐慌的状态，人们能坦然、真实地生活。
当然这个自由主义的价值观也是有问题的。自由主义建立在“人”的基础上，但是这个“人”并不是经济学中的优美的“理性人”，而仅仅是“荷尔蒙、基因和脑神经元突触”罢了。人是愚蠢的，让每个人自己决定自己要做什么，他无法总是做出一个好的选择。毒品的蔓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人们很难拒绝毒品这样的肉体的巨大快乐，这个时候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心来用暴力抵制毒品的话人们就很容易陷入进去，自由主义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自由主义和集体主义并没有一个dominant的最优解，两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历史只不过是不断的重复这个问题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