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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疫情影响，不只是学生在家上网课，越来越多的工作人也开始选择在家办公。
在家办公，其实在疫情发生之前就已经十分常见。
而这次新型冠状病毒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在家办公的场景，更像是对未来自我隔离的预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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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个工作日早晨的8点45分，我把四岁的孩子送到幼儿园，与他相拥道别，再开车回家。大多数时候，这是我最后一次和他人共处一室，直到孩子和妻子下午5点15分返回家中。通常，这也是我一天中最后一次出门。
这并不是想说我的生活十分孤独。我也在Slack上与同事、通过短信与朋友和家人、以及在Twitter与陌生人进行了有趣且愉悦的互动。（好吧，并不是所有都很愉悦）
我使用Google Meet和Zoom召开会议。并且，我在特拉华州的一个大学城里完成以上所有事情，在这里，我和妻子能够支付起一间简单的房子，而这比我们过去在纽约市研究生一居室公寓所花的钱还少。
在大规模流行病散播期间，待在家里哪儿也不去着实有用。当我在大城市的网友们因地铁上有人打喷嚏而畏惧并以麦克白的热情清洗双手时，我漫步于家中，随心所欲，任凭洗手液在医药箱中落灰。有时我触摸自己的脸只是为了闹着玩。
面对目前仍未取得有效控制的冠状病毒爆发，我闭门不出的生活方式是几百万人在第一时间进行尝试的。科技公司正鼓励工作人员待在家中；中小学和大学正转变为网络授课; 会议正被接连取消；体育赛事正在空运动场中被举办。
在某种程度上，这感觉就像为即将到来的未来进行的一次彩排——即越来越多人自愿进行自我隔离，仅仅在屏幕后与外界互动。
这听起来或许很枯燥无味，却有着巨大的好处。想想如果大量社会人士停止开车到办公室并开始在家办公，对于通勤时间，房价，交通拥堵及温室气体排放带来的影响。想想这将如何增加那些因残疾而无法四处走动的人的自主权。
在某种程度上，这感觉就像为即将到来的未来进行的一次彩排。
但那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分享的未来。且在我们以不可撤销的方式重塑我们的社会前，值得问问自己，是否这是我们真正向往的社会。
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爆发很久以前，远程工作被人们誉为未来—并非出于公共卫生预防措施的考虑，而是出于人们自身的便利。一些研究指出远程办公在某些领域可从实际上提高个人工作效率，因为员工跳过通勤路程且避免了在工作场所遇到的使人分心的事。在2014年，Fast Company杂志就曾提出是否到2020年，会有一半人口将进行远程办公的疑问。
这种走向是真实发生的，只是转变没有十分迅速：据美国劳工统计局报道，2019年末，只有低于30%的美国工人有条件在家办公，且其中仅仅约1/4的人真正做到了。一份2017年盖洛普调查使该数字提高至43%。但与前者相同，远程办公的比例始终要比此数字低得多。
在经过五年的强烈反对之后，这一转变有所放缓。以雅虎前首席执行官玛丽莎·梅耶尔（MarissaMayer）2013年禁令为代表，禁止员工在家工作。Aetna、Best Buy和IBM也在随后的几年中减少了这种做法。他们的研究表明，远程劳动不利于协作。
然而，仅在过去的几年中，该平衡出现了变化。工作场所通讯软件，如Slack 和Zoom，使员工聊天处或会议室都变为线上。无论您在办公室或是其他国家，Asana和Jira，Salesforce和Netsuite ，以及G Suite和Office 365 等企业平台都可同样使用。公司虚拟专用网络（VPN）将公司防火墙拓展至远程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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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同事们多数情况下在Slack上互动，即使他们就坐在彼此身旁。
结合大城市高昂的房价，这些工具使远程办公重返潮流。在2019年5月，基于旧金山网络付费的Stripe公司宣布将雇佣100名新工程师，成立第五个工程中心——却未给他们安置办公场所。公司解释道，这个新中心将实现完全远程工作。
这些天来，在我极少数访问公司总部的情况下，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我实际上错过了多少小型会谈。无论如何，我的同事们大部分还是通过Slack进行互动，即使他们就坐在彼此旁边。
目前，随着新型冠状病毒对办公室和其他人员聚集场所构成的威胁，远程办公，作为更广泛的社会隔离运动的一部分，将成为主流。在中国、日本、意大利和韩国，办公人员们已经待在家中办公。他们开始同美国主要城市做同样的事情，且随着病毒在全国范围内蔓延，较小的城市可能也会随之进行远程办公。
当然，不只是工作。老年人和病人被建议避免旅行和远离人群。高校要求学生在春假后不要返校。硅谷核心所在地，加利福尼亚州圣克拉拉市，已禁止所有超过1000人的聚集活动。
可能这将只是一次变故，一旦这场威胁结束后，一切都将回到正轨。但情况并非如此。一旦雇主和雇员意识到他们能够不必每天聚集在办公室就能够像平时一样办公，双方可能会想要尝试更多。
其他类型的虚拟聚会也是如此。分析师本·汤普森（BenThompson）在Stratechery 时事通讯中预测，至少有几家将今年的春季活动转移到线上的大型科技公司——苹果、谷歌、Facebook、微软—可能不会在线下举行。开始在线购买杂货和必需品并从Seamless和Doordash订购餐点的人们可能会将此视为默认。
理由如下：对于那些工作和收入可以维持生活的人来说，不外出在很多方面都更加简单。回到我自己的例子上，因这是我最了解的示例，我不必再住在昂贵的城市里。不仅每天节省了一个多小时的通勤时间，我的妻子和我也能共享一辆便宜的旧车，甚至我们不经常使用它，因为我们搬到了距离她工作地点步行即可达的位置。如果我们需要在家完成工作，安排时间十分容易，因为我一直在这里。
远程办公可能成为上班族的默认选择，无论出于惯性或是主动选择
至少在理论上，甚至一些明显的缺点也是可以克服的。我不再因通勤而每天走两英里，但我可以随时出门慢跑，且不必担心汗流浃背、不修边幅地回到工作中。（我的意思是，我通常不这样做，但是我可能会这样！）我不能自然地与同事共进午餐或喝咖啡，但是我可以和同样在家办公的妻子或街上邻居一起共进午餐或喝咖啡。我偶尔开始和也在家的同事一起“远程喝咖啡”；当我们进行20分钟左右的视频聊天时，我们每个人都煮上一杯咖啡。
如果我们习惯了以银幕为媒介的生活，那么有些人可能会认为自愿隔离的过渡太容易了。就像“Netflixand chill”可以取代外出约会一样；就像在亚马逊或Instacart上订购商品可以代替前往沃尔玛或西夫韦购物一样；就像在FaceTime上视频可以代替亲自探望祖父母一样；远程办公可能成为上班族的默认选择，无论出于惯性或是主动选择。正如《大西洋月刊》的伊恩·博格斯特（Ian Bogost）在一篇文章的标题上所说的那样，或许有些冒昧：“您已经在隔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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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领员工能够自我隔离仅因为按需交付订购的物品是他人的工作。
这份声明冒昧之处在于“您”这个用词。博格斯特的标题于我、于他、或于《纽约时报》的CharlieWarzel（在位于蒙大拿州的家里发送他关于科技和隐私的专栏报道）而言是准确的。但Warzel很快便指出了这一点（正如博格斯特在随后的文章中承认的那样），在家办公的生活方式在许多方面是一种特权，在现实生活中，在家办公对一部分人是切实可行的，而对于体力劳动者而言则不同。
白领员工能够自我隔离仅因为按需交付订购的物品是他人的工作。他们能够使用Zoom和Slack并流播，因为他人开采了白领职工笔记本电脑中的贵金属并将光缆铺设到建筑物上。新冠病毒以全新的方式揭露了这些鸿沟。
然而，零工经济合同工是最易感染冠状病毒的群体—他们通常缺乏病假或医疗保健津贴—但当我们讨论未来的远程办公时，他们并不是唯一被遗忘的群体。如今，大部分美国人受雇于如医疗保健、零售、接待和制造业等不适合虚拟化的行业（通常薪资也较低）。
有很多方式能够降低细菌传播的可能性，却无法从客厅的沙发上进行。而且这些预防措施往往让人感到不人道。食品派送公司提供将订单送至门口的选择，使派送员和接收人不进行任何互动。在韩国，“免下车”检测法正被身穿防护服的卫生人员执行。中国取消线下课程的学校正通过应用程序举办研讨会和管理家庭作业。一旦冠状病毒威胁被平息，这些措施似乎并非长久之计。
那么，也许问题的关键并非工作的未来，而是办公建筑的未来——被同一公司雇佣的员工在物理上彼此靠近的地点，把时间花在盯着屏幕上。办公楼的减少将会标志着一场重大的社会变革，且这将重塑商业区和交通方式。
但还不止这些。这种观点是，外出、与人握手和共享领空可能不再是生活的必要条件，而成为某些可以选择退出的人的不便。
尽管我们认识到，面对冠状病毒，拥有一个可以远程办公的工作是件幸事，但还是值得一问：在某种程度上，这也可能是个祸端吗？
关于在家办公是否有利的争论通常被理所应当地认为是个人的选择。对于那些因病毒被隔离的人，这当然不是个人选择。但即使隔离期结束后，选择、常态、期望和必要性之间的界限也可能模糊。
选择远程办公的人越多，来办公室的人就越少，公司需要维护的办公空间就越少。在已经拥有开放办公室计划的许多科技公司中，办公桌比员工少；依赖于一些人每天在待在家中办公。
一旦冠状病毒迫使公司和员工找到了如何在没有办公室的情况下工作，办公空间将开始看起来更像一种公司资产负债表上的奢侈项——一些拥有起来是不错的，但必要时可以被削减的事物。当企业意识到他们可以取消多少次商务旅行时，这也将使他们感兴趣于大幅度削减这些预算。
推特人力资源负责人对BuzzFeed新闻说，经历冠状病毒后，“我们可能会与以前不同”。“曾对远程工作持保留态度的人将发现他们确实如此发展。曾认为自己无法远程管理团队的经理将会有不同的观点。我的确认为我们不会回头了。”
在将办公空间视为默认的背景下，Stripe雇用100人的远程办公工程团队的决定似乎是大胆的，具有前瞻性的。但是，是从何时开始办公室成为了默认选择呢？何时招聘员工并不意味着要为他们提供工作场所呢？何时每个家庭都必须将一间卧室转换为办公室，以防万一住户的下一份工作没有家庭办公室呢？
部分分布式工作场所具有很大的优势。且规范化程度越高，在家工作就越容易。管理人员可以雇用最优秀的员工，而不考虑他们生活在哪里，这为更多元化的团队打开了大门，并且可以在经济为中心的时代帮助振兴小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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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办公的缺点更加模糊，但是仍然值得考虑。而且，这比在工作时间是否洗衣服的老生常谈的两难困境更加棘手。当企业可以从任何地方招聘时，他们与当地社区的联系将逐渐消失。
例如，摩根大通在特拉华州的威尔明顿（Wilmington）设有区域枢纽，并且是该地区的主要雇主。如果您住在威尔明顿附近，并且拥有适当的技能，那么您对于该职业会是很好的人选。但是，如果摩根大通决定优先考虑不需要坐班的远程雇员，那么突然之间，您可能会与世界上潜在的每一个银行业的申请人竞争。
或许，这对集团来说是很棒的。可对于工人来说就没那么棒了，对于他们来说，求职可能变得更像可怕的大学调查--高压、过度竞争和精疲力尽。对于已经陷入困境的威尔明顿来说，这似乎也不那么令人满意。摩根大通会继续赞助当地的展览中心或儿童博物馆吗？它还会参加针对有犯罪背景人士的二次招聘计划吗？
更多的人待在家里也可能会扩大社会分歧。许多城市的上班族不再会在地铁上或在步行到市中心的午餐地点时与不同背景的人打交道。他们是否还会为那些需要的人，对于资助交通基础设施或社会服务而投票？当越来越多的人订购货、跳过会议并在线开会时，对于所有这些零售、饭店和招待业而言，又会发生什么？
理想情况下，我们会共同考虑这些副作用，并制定计划来减轻这些副作用，然后再全神贯注地投入到这场被吹嘘的“工作的未来”中。但是，新型冠状病毒的威胁可能会缩短该过程。
市场逻辑表明，一旦办公空间不再是必需品，不久后它甚至不再是一种选择。在实现比触觉更真实的虚拟现实的道路上，我们将走得更远——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疏远不再是一种紧急措施，而是一种社会条件。
不可否认，在家办公正在重塑着我们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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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组：胡家瑞、王小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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